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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日本是世界上欠中國的賬最多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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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日本是世界上欠中國的賬最多的國家

2022年01月08日 18:07

1992年2月,鄧小平同志視察上海時,觀看浦東開發區模型

香港文匯報將《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至一九九七》中有關對中日關係的論述進行歸納整理後指出,在中日關係立場上,鄧公曾直言:日本是世界上欠中國的賬最多的國家;並告誡:中日關係要看遠一點,短視是有害的。

1975年4月16日上午,鄧小平會見池田大作為團長的日本創價學會第三次訪華團,着重就準備簽訂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寫上「反霸權主義」條款的問題發表意見。鄧小平指出:中日兩國之間只是貿易和人員來往還不夠,還要有政治基礎,反霸條款是政治基礎,所以我們很重視這個問題。希望日本政府拿出勇氣,做出決斷。

反霸條款可改變日形象

1975年10月3日上午,鄧小平會見日本前外相小阪善太郎和夫人。在客人提出能否設想在霸權主義這個詞的含義上加些解釋時指出:不能從聯合聲明後退,任何解釋實際上都是後退。

1977年12月18日接待巴基斯坦軍法管制行政總裁、政府首腦齊亞.哈克,在談到中日關係時,鄧小平指出: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寫入反霸條款對日本是有利的,可以改變日本的形象。

應為中國發展做更多事

1987年4月6日上午,鄧小平會見瑞典首相、瑞典社會民主黨主席英瓦爾.卡爾松。在談到中日關係時鄧小平說:干對不起中國人民的事情,第一個要數日本。抗日戰爭時期日本侵略中國,十分蠻橫、殘酷。由於有過這段經歷,所以我們對日本有鬥爭,但鬥爭非常克制。經過這些鬥爭,中日兩國人民理解更深了,從而使中日關係更加成熟。

1987年6月4日上午,鄧小平會見矢野絢也率領的日本公明黨代表團。在回答對日本關係有何見解和忠告時,鄧小平告誡:總的前提是兩國沒有任何理由不友好下去。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日本應該為中國發展做更多的事情。坦率地說,日本是世界上欠中國的賬最多的國家。戰後日本一部分人中一直存在着復活日本軍國主義的傾向,這些人為數不多,能量不小。他們始終沒有忘記從另外的角度解釋日本戰後憲法,沒有忘記製造中日之間的隔閡,這是很不幸的事情。

1987年6月28日上午,鄧小平會見出席第五次中日政府成員會議雙方正式成員。在談到目前中日關係的狀況時鄧小平指出:日本可以而且應該做更多的事情。有些不愉快的事情,需要妥善處理,這對兩國和兩國人民都有好處。中日關係歷史上的糾葛,坦率地說中國方面沒有責任。對歷史的認識,對歷史的評價,要強調以新的向前看的態度,不要找麻煩,不要引起不必要的新的糾葛。現在這些糾葛沒有一件是中國引起的。對這些問題中國採取了最大的剋制態度,包括說服人民。

中日關係應看遠一點

1987年9月11日上午,鄧小平會見冢本三郎率領的日本民社黨第八次訪華團。在談到中日關係時鄧小平說:中日兩國的政治家,應該把中日關係看遠一點,短視是有害的,是不可取的。在「光華寮」問題上,我們的看法不大一致。你們看作是法律問題,我們認為是政治問題,分歧就在這裏。在處理國家關係時,任何國家的法律都不能離開政治原則。

1988年4月19日上午,鄧小平會見日本首相特使、日本自民黨總務會長伊東正義。鄧小平強調:我們兩國的關係一般來說還是正常的。但最近這三四年,從教科書問題開始,總是不斷發生一些麻煩。值得指出的是,你們稱為右翼勢力的極少數人,他們的活動應當引起警惕。如果對這些活動處理得過分軟弱,就會助長他們的氣焰。他們的目的就是破壞中日友好。這些事情一件一件孤立起來看並不大,但積累起來就代表了一種傾向,一種破壞中日友好的力量。這種破壞力量的所作所為勢必要引起中國人民,特別是青年的反應。

釣魚島可留下一代解決

1978年8月10日下午,鄧小平會見前來參加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字儀式的日本外務大臣園田直。在談到即將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時指出:中日兩國建交是稍微晚了一點,現在需要把時間趕回來。中日之間並不是沒有任何問題,比如釣魚島問題、大陸架問題。這樣的問題,現在不要牽進去,可以擺在一邊,以後從容地討論,慢慢地商量一個雙方都可以接受的辦法。我們這一代找不到辦法,下一代、再下一代會找到辦法的。

1978年10月25日上午,鄧小平同福田赳夫舉行第二次會談。鄧公在回答有關釣魚島問題時指出:在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和這次談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時候,我們雙方都約定不涉及這一問題。倒是有些人想在這個問題上挑些刺,來障礙中日關係的發展。

我認為兩國政府把這個問題避開是比較明智的。這樣的問題放一下不要緊,放十年也沒有關係。我們這代人智慧不夠,這個問題談不攏,我們下一代人總比我們聰明,總會找到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

1984年9月8日上午,鄧小平會見義大利參議院議長弗朗切斯科.科西加。鄧公指出:中國有香港問題、台灣問題,與日本有釣魚島問題,與東南亞一些國家有南沙群島問題。世界地圖上,南沙群島歷來被劃為中國領土。解決這些問題,一種辦法是中國按照歷史,收回這些領土。是不是還有別的辦法?是否可以避開主權,採取與南沙群島有關的國家搞共同開發的辦法?中國是一個大國,要解決這些問題總要有點新的辦法。

斥日篡改侵華史

1982年7月29日上午,鄧小平同胡喬木、廖承志、姬鵬飛、黃華、鄧力群談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書篡改侵華歷史問題。鄧小平強調:這個問題要抓。要針對他們所說的修改教科書、篡改侵華歷史是什麼「內政」,別國不得干涉,圍繞這一點進行批駁。所謂「內政」的說法,其目的就是把過去的活動說成不是侵略。要把他們的這個觀點駁倒。

1982年10月24日上午,鄧小平會見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在談到日本修改教科書問題時鄧小平說:在日本的教科書中,實際上是用軍國主義的精神教育後代,這樣,怎麼談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呢?所謂世世代代,不只是我們這一代,也不只是下一代,還有好多好多代嘛!

1985年10月11日上午,鄧小平會見日本外務大臣安倍晉太郎。鄧小平強調:這些年我們沒有給日本出過難題,而日本的教科書問題、參拜靖國神社問題,還有蔣介石遺德顯彰會問題,是給我們出了很大的難題。因為這些問題一出現,人民就聯繫到歷史。

1986年8月5日下午,鄧小平會見日本自民黨最高顧問二階堂進。在談到中日關係時,鄧小平指出:我們注意到日本政界有些人很強調日本人的感情,請他們注意不要忘記還有個中國人民的感情。正確對待歷史也是對日本人民進行教育的一種形式。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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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的木箱

 

周恩來使用過的木箱

西柏坡紀念館保存著一個周恩來使用過的箱子,木質,白茬,扣蓋,兩端有鐵制半圓形把手,長60厘米、寬45厘米、高45厘米,重7.66千克,西柏坡時期用來存放周恩來、鄧穎超夫婦的衣物和資料等物品。說起這個木箱,還有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

2003年1月13日上午,筆者在北京徵集革命文物時,採訪了曾擔任周恩來衛士的姜貴春。姜貴春,1953年至1964年在周恩來身邊工作。其間,鄧穎超送給他一個木箱。得知我們正在徵集文物,他便將這個珍藏多年的木箱捐贈給西柏坡紀念館,但他並不清楚木箱的來歷。於是,我們請西柏坡時期擔任周恩來衛士長的成元功幫忙鑒定。

成元功,1940年參加革命,1945年至1968年被組織上安排在周恩來、鄧穎超身邊做警衛工作。他見證了周恩來在西柏坡的工作和生活。在成元功家裏,他向我們詳細講述了這個木箱的來歷。

01

那是在1947年3月中旬,蔣介石命胡宗南糾集20餘萬兵力進攻中共中央機關駐地延安,形勢危急。中共中央一方面召開群眾動員大會,號召同志們堅壁清野,保衛延安;另一方面通知各單位做好或撤或守的兩手準備。同志們為此緊張地忙碌著。當時,中央首長的部分重要文件資料和日用品都交到了中央書記處特別會計科(以下簡稱「特會科」)。為了便於轉移這些物品,特會科新做了一批木箱。姜貴春捐贈的這個木箱就是其中之一,用來裝周恩來的物品。

02

這批箱子先於中央領導同志渡過黃河,隨特會科轉移至中央後方委員會所在地山西臨縣。1948年3月初,根據中共中央的戰略部署,中央前敵委員會、中央後方委員會機關開始向中央工作委員會所在地河北省建屏縣(今平山縣)西柏坡村轉移。這次轉移,行程數千華里,要經過敵人的封鎖線,一路危險重重。他們經過近一個半月緊張艱苦的行軍,穿越山西、河北多地,於4月下旬到達西柏坡。四五月間,中央領導同志陸續來到西柏坡,這些箱子分別回到主人身邊。

03

西柏坡時期,周恩來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代總參謀長,大家都親切地稱呼他「周副主席」。在大決戰的日子裡,為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武裝奪取政權,創建社會主義新中國,周恩來常常通宵達旦工作,十分繁忙。那時,中央領導同志的工作、生活條件非常艱苦,周恩來、鄧穎超一直用這個木箱裝衣物等日用品,有時也用來裝資料。由於房屋緊張,這個木箱就放在成元功居住的偏房裏,隨用隨取。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機關離開西柏坡遷往北平。周恩來將這個木箱一起帶到中南海西花廳。周恩來、鄧穎超一向節儉,捨不得將這些東西換掉。為了便於搬動,成元功給箱子安裝了兩個把手和一個吊鎖。1964年,姜貴春要離開西花廳時,鄧穎超就將這個木箱送給他作為紀念。

西柏坡紀念館供圖

來源:中國檔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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