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軍隊於2月24日以「特別軍事活動」的名義攻入烏克蘭。早在2月14日危機爆發前夕，美國資深外交家，末任駐蘇聯大使馬特洛克（Jack Matlock）在美國美俄協議委員會(ACURA)公開撰文，分析此次危機此次危機的原委，以及俄羅斯出兵的緣由。
美國末任駐蘇聯大使馬特洛克。
馬特洛克文章全文如下：
今天，我們正面臨一場原可避免的危機。這是一場可被預測，也確曾被預測，卻又被蓄意促成的危機。這也是一場可以通過運用常識而輕易解決的危機。
我們每天都被告知，烏克蘭戰爭一觸即發。我們被告知，俄羅斯軍隊正在烏克蘭邊境集結，隨時可能入侵。美國公民被建議離開烏克蘭，美國大使館工作人員的家屬被疏散。與此同時，烏克蘭總統卻建議公民不要恐慌，並明確表示他不認為俄羅斯即將入侵。
俄羅斯總統普京否認他有任何入侵烏克蘭的意圖。他的要求是北約停止擴員，特別是向俄羅斯保證，烏克蘭和格魯吉亞永遠不會成為成員。拜登總統拒絕提供此類保證，但明確表示願意繼續討論歐洲戰略穩定等問題。
同時，烏克蘭政府已明確表示無意執行2015年與俄、法、德共同達成並受到美國認可的，將頓巴斯二州重新納入烏克蘭並享有高度地方自治權的協議。
也許我錯了，且錯得離譜，但我不能否認我們正目睹一場精心策劃的鬧劇，被美國輿論的知名人士嚴重放大，以服務於國內政治目的。面對不斷上升的通貨膨脹、奧密克戎的蹂躪、對從阿富汗撤軍的（很大程度上不應得的）指責，以及未能獲得本党對「重建更好」（Build Back Better）法案的全力支持，當拜登政府為今年的國會選舉做準備，他們的民意支持度卻持續低迷——既然在國內問題上取得明顯「勝利」的可能越來越低，那麼為何不佯裝一個「勝利」，譬如通過「對抗普京」阻止了其對烏克蘭的入侵？
實際上，普京總統的目標很可能正如他所說——如他自2007年在慕尼克發表演講以來一直所說——恕我簡單概括：「請至少對我們展現哪怕一絲尊重。為何一面強調你們所希望的安全，一面又拒絕我們想希望的安全？」
1991年蘇聯解體時，許多觀察家忽略了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迅速發展的事態，認為冷戰就此結束。他們錯了。冷戰至少在兩年前就結束了。它以談判結束，符合各方的利益。
美國末任駐蘇聯大使馬特洛克(左)和前蘇共總書記戈巴卓夫(右)。
老布殊總統（George H. W. Bush）希望戈巴卓夫（Mikhail Gorbachev）能設法將波羅的海三國以外的12個共和國大抵維持在一個自願的聯邦內。為此，他於1991年8月1日在烏克蘭議會發表講話，支持戈巴卓夫的自願聯邦計畫，並對「自殺式的民族主義」予以警示——後一句話正是因為格魯吉亞領導人加姆薩胡爾季阿（Zviad Gamsakurdia）對蘇維埃格魯吉亞境內少數民族的屠害。於此我不復贅言，但這些話今日也適用於烏克蘭。
今天，無論是美國及其盟國，又或是俄羅斯，人們都普遍認為美國支持乃至導致了蘇聯解體——但這並不屬實。雖然我們在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的整個獨立過程中都給予支持，但這也是當時蘇聯的態度，蘇聯議會的最後一項行動，其實就是將波羅的海三國的獨立要求合法化。而儘管普京經常營造恐懼情緒，但他也從未威脅要重新吞併波羅的海三國，從未索求他們的任何領土——儘管他批評了一些俄羅斯族人未被賦予全部公民權利的現象，而這本來也是歐盟要求強制落實的原則。
危機可以避免嗎？
既然普京總統的主要訴求是北約承諾不再接納新成員，特別是烏克蘭或格魯吉亞，那麼如果北約沒有在冷戰結束後擴大聯盟，又或是在擴大的過程中建立了一個接納俄羅斯的安全框架，那麼當前的危機顯然也就沒有爆發的基礎。
也許我們應該從更宏觀的角度看待這個問題：當外國軍事聯盟在國境周邊集結，其他國家又是如何應對的？既然我們在談論美國外交，也許我們應該關注美國面對這種情況時的反應。
還記得將半個地球劃入勢力範圍的「門羅主義」宣言嗎？當我們得知德意志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試圖拉攏墨西哥為盟友時，我們之後便將此當作了對德國宣戰的一大理由。在之後，在我有生之年，我們經歷了古巴導彈危機——當年我在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翻譯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和甘迺迪總統（John F. Kennedy）的書信，所以也記得尤為清楚。
按照國際法，當時的古巴是一個主權國家，有權從任何地方尋求支持，保障自身獨立。當時古巴受到了美國的安全威脅，甚至遭受了美國藉反對卡斯楚的古巴人發起的入侵。古巴為此請求蘇聯的支援。赫魯雪夫在得知美國於土耳其這個與蘇聯接壤的盟國部署核武器後，便決定在古巴部署核導彈——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美國有什麼道理好反對的呢？
無論喜歡與否，國際關係都不是通過辯論、解釋和應用「國際法」的細節來決定的——這與僅在一國之內實施的國內法律不同。為了消除威脅，甘迺迪不得不做出反應。美軍聯席會議參謀長建議轟炸摧毀導彈。幸運的是，甘迺迪沒有這樣做，而是採取了封鎖措施，並要求撤走導彈。
在來回傳遞資訊的那一周裡，我翻譯了赫魯雪夫最長的資訊，最終赫魯雪夫同意從古巴撤走核導彈。但沒有對外界宣佈的是：甘迺迪當時也同意從土耳其撤出美國導彈，但前提是這一承諾不得公開。
彼時，我們駐莫斯科大使館的美國外交官對結果當然感到高興。我們知道美國在加勒比地區的軍事優勢，倘若美國空軍轟炸了那些地點，我們也會為此歡呼。但我們未被告知有關土耳其導彈的撤離協議；我們也不知道我們曾無比臨近核戰爭。
在後來與蘇聯外交官和軍官的會面中，我們瞭解到，如果那些地點遭到轟炸，現場的軍官可能會在沒有莫斯科命令的情況下發射導彈，令我們失去邁阿密。我們也不知道，一艘蘇聯潛艇曾差點向阻止其上浮的美國驅逐艦發射核魚雷。
那無疑是千鈞一髮的危機。只需要一點常識就能知道，與擁有核武器的國家捲入軍事對抗，永遠是危險的。所以這誠然是可被預見的，但我們預測到了嗎？
1997年，我被傳喚到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就北約擴員的問題出席聽證。我發表了如下聲明：「我認為政府在這個時候擴員北約的建議是錯誤的。如果參議院批准，它很可能會成為冷戰結束以來最嚴重的戰略失誤。它不僅不能改善美國、盟國和希望加入北約的國家之安全，還可能導致美國面對一系列蘇聯解體以來最嚴重的安全威脅。」
我當時這麼說的原因，是俄羅斯當時的核武儲備與美國旗鼓相當，甚至超過美國。美俄任何一國的核武如果用於熱戰，都足夠毀滅文明乃至毀滅人類種族和大多其他生命。儘管在列根（Ronald Reagan）和老布殊（George H. W. Bush）政府時期美蘇達成了一系列軍備控制協定，但相關談判沒能持續，關於從歐洲撤走短程核武的討論，甚至從來就未曾開啟。
俄羅斯不能被排除在歐洲安全的框架外，不僅是因為以上原因。我在出席聽證時還曾解釋：「北約擴員的計畫未考慮冷戰結束後的國際形勢，而是遵循了冷戰思維。早在任何擴員的考量萌生之前，歐洲就已經不再分裂了。沒有人威脅重新分裂歐洲。因此，‘讓北約擴員以避免歐洲再次分裂’的看法是荒謬的；如果北約要成為統一歐洲大陸的主要工具，那麼從邏輯上講，它就需要包括所有歐洲國家。但這似乎不是政府的目標，即使是，實現的方法也不應該是逐個接納新成員」。
我還補充道，「北約擴員的所有口頭目標都值得稱讚：中東歐國家在文化上確為歐洲一部分，應該保證其在歐洲機構中的一席之地。該地區的民主發展和經濟穩定也確實與我們息息相關。但北約擴員並非實現這些目標的唯一方式，而在缺乏明確安全威脅的時候，這也不是最好的方式」。
事實上，北約逐步擴員逆轉了曾導致冷戰結束和東歐解放的美國政策。
老布殊總統曾宣佈「完整和自由的歐洲」之目標。戈巴卓夫也曾談到「我們共同的歐洲家園」，並曾歡迎東歐國家推翻共產主義領導人，大幅削減蘇聯軍隊，並解釋說，一個國家要想安全，就必須確保其他國家的共同安全。
老布殊還在1989年12月在馬爾他會晤期間向戈巴卓夫保證，如果蘇聯允許東歐國家通過民主進程選擇未來的方向，美國不會渾水摸魚、從中取利。第二年，雖然沒有得到書面保障，但美國政府也曾承諾戈巴卓夫，只要統一後的德國留在北約，北約就不會繼續東擴，哪怕是「一英寸」。
以上承諾都是美國在蘇聯解體之前向戈巴卓夫總統提出的。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人口不到蘇聯的一半，軍隊士氣低落，一片混亂。如果說連蘇聯都承認並尊重了東歐國家的獨立，令北約缺乏擴員的理由，那麼俄羅斯就更沒理由被視作威脅。
被任性所鑄就？
及至小布殊政府（2001-2009年），北約繼續向東擴員，但這並非引起俄羅斯反對的唯一原因。在同一時期，美國相繼退出軍控條約，這些條約一度緩和了一場非理性和危險的軍備競賽，是結束冷戰的根本性協議——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決定退出《反彈道導彈條約》（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 簡稱ABM協約）。
作為一系列條約的基石，該條約曾令核軍備競賽得以終結。在世貿中心和五角大樓遭到9·11恐怖襲擊後，普京是第一位致電小布殊總統並表示支持的外國領導人。他也言出必行，促成了對阿富汗窩藏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塔利班政權的襲擊。很明顯，當時的普京渴望與美國建立安全夥伴關係。俄羅斯和美國一樣面對著恐怖主義威脅——儘管如此，美國還是無視了俄羅斯，以及美俄的共同利益，乃至發起入侵伊拉克這種不僅受到俄羅斯反對，也受到法、德反對的決定。
隨著普京帶領俄羅斯從1990年代的破產境況中走出，穩定經濟，償還外債，減少有組織的犯罪活動，甚至開始建立金融儲備以抵禦潛在風險，俄羅斯卻一次又一次遭受尊嚴和安全的侮辱。
2007年，普京在慕尼克的一次演講中予以列舉。時任美國國防部長蓋茨（Robert Gates）回應說，我們不需要新冷戰。這當然是真誠的，但他、他的上級以及他的繼任者似乎都沒有認真對待普京的警告。隨後，時任參議員拜登在2008年競選總統期間承諾「與普京抗衡！」可是，普京到底對他或美國做了什麼需要美國抗衡的事呢？
儘管奧巴馬總統上任之初承諾改變政策，但實際上他在任期內繼續無視俄羅斯最關切的擔憂，並加倍美國早先的努力，使前蘇聯成員國擺脫俄羅斯的影響，乃至鼓動俄羅斯自身的「政權更迭」。俄羅斯總統和大多數俄羅斯人都將美國在敘利亞和烏克蘭的行動視作對俄羅斯的間接攻擊。
美國入侵伊拉克之後，恐怖主義蓬勃發展，並蔓延到敘利亞。美國對所謂的「民主反對派」的軍事援助很快就落入了恐怖分子手中。這對俄羅斯的威脅很大，因為許多聖戰分子都來自包括俄羅斯在內的前蘇聯地區。敘利亞總統阿薩德是一個「獨裁者」，卻也是對抗「伊斯蘭國」（ISIS）的唯一有效堡壘，敘利亞也是俄羅斯的近鄰。有人認為，美國企圖將敘利亞政府斬首，從而加強了美國和俄羅斯的敵人。
就烏克蘭而言，美國對其國內政治的干涉很深——甚至到了似乎直接挑選總理的地步。美國還支持了2014年的改變，那場政變的過程，很難說是符合法治或民主。仍在烏克蘭醞釀的暴力事件也是始於「親西方」的西部地區，而非東部的頓巴斯；頓巴斯地區的衝突，反而更多源自於烏克蘭族對俄羅斯族的施暴。
在奧巴馬總統的第二任期，他的言論變得更加個人化，和美英媒體詆毀普京的「大合唱」融為一體。奧巴馬將美國對俄羅斯人的經濟制裁稱作對普京在烏克蘭「不當行為」的「代價」，選擇性地忽視了普京該行動在俄羅斯大受歡迎的事實。
奧巴馬的相關指控，之後又上升到針對俄羅斯整個國家的高度：諸如「俄羅斯製造無人想要」等指控，選擇性地忽視了一個事實，即當時我們可以讓美國宇航員進入國際空間站的唯一方法，就是使用俄羅斯火箭，而奧巴馬政府當時的一大工作也正是努力阻止伊朗和土耳其購買俄羅斯的防空導彈。
列根和戈巴卓夫。
我相信有些人會說，「這有何大不了？列根曾將蘇聯喚作‘邪惡帝國’，但隨後不也一樣以談判結束了冷戰」。沒錯！列根譴責了過去的蘇聯帝國，並隨後稱讚了戈巴卓夫改變蘇聯帝國的行動，但列根從未公開譴責蘇聯領導人。他以個人的尊重和平等的態度對待他們，甚至宴請蘇聯外長葛羅米柯（Andrei Gromyko）參加通常只為國家元首保留的正式晚宴。在私人會議上，列根的第一句話通常是這樣的：「我們將世界的和平掌握在手中。我們必須採取負責任的行動，這樣世界才能和平相處。」
在特朗普任職的四年裡，情況變得更糟。或許是因為他本人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被指控「通俄騙子」（Russian dupe），特朗普任內雖然奉承普京是一位偉大的領導人，卻也積極通過了所有反俄措施。美俄從奧巴馬政府末期開始相互驅逐外交官的情況持續發生乃至惡化，最終導致使領館人手嚴重不足，以至於有長達數月的時間，美國駐俄使領館都沒有足夠工作人員簽發訪美簽證。
與最近許多其他事態發展一樣，美國外交正逆道而行，與俄羅斯相互扼殺外交使團的做法，違背了美國外交自冷戰後期以來最引以為豪的成就——當時我們成功打開了蘇聯封閉的社會，推倒了隔閡「東」「西」的鐵幕。我們成功了，而這離不開我們與一位蘇聯領導人的合作，他明白他的國家迫切地需要加入世界。
是以，我依然堅信，今天的危機乃由任性所鑄就（willfully precipitated）。不過，既然如此，我為什麼說，這個危機可以藉常識輕鬆解決？
用常識便可輕鬆解決？
簡短的回答是「因為它可以」。普京總統的要求是非常合理的，也即終止北約東擴，並在歐洲建立一個確保俄羅斯和其他國家安全的安全結構。他沒有要求任何北約成員退出，也沒有威脅任何人。促進和平而不是衝突，按照任何務實的常識標準，這都符合美國的利益。
那些鼓動「顏色革命」的人的公開目標，也即試圖使烏克蘭擺脫俄羅斯的影響，是蠢人的言論，也極端危險。我們這麼快就忘記了古巴導彈危機的教訓嗎？
當下，允准普京的要求雖然符合美國客觀利益，卻依舊很難做到。民主黨和共和黨的領導人都推崇一種「俄羅斯恐懼症」，以至於需要高超的政治技巧才能駕馭從危險的政治爭奪中取得理性結果。
拜登總統明確表示，如果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美軍將不會干預。那麼，為什麼又要將它們派駐到東歐？難道只是為了向國會裡的鷹派擺出強硬姿態？駐軍又是為了什麼？除了來自敘利亞、阿富汗及非洲的難民以外，沒有人「威脅」波蘭或保加利亞。那麼第82空降師的任務究竟是什麼呢？
或許，正如我之前建議的那樣，也許這只是一個昂貴的鬧劇。也許拜登和普京政府隨後的談判會找到解決俄羅斯憂慮的辦法。如果是這樣，也許這個鬧劇就能達到它的目的，也許那時我們的國會議員們也將開始處理我們在家中日益嚴重的問題，而不是讓它們變得更糟。
人們總是可以有夢想的，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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