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到預算案公布的一天，又係大家評論預算案派糖派得多還派得少的日子，不知從何年何月何日開始，預算案變成派糖的政策文件。
我做新聞工作者做了廿多年，做預算案新聞也做了廿多年，可以話有很豐富睇預算案的經歷，每年到了預算案公布的日子，當財政司司長宣讀預算案的日子，政府就會安排一個房間俾記者，閱覽預算案。在預算案還是有驚喜的日子，大家都睇得好開心，政府會派官員在現場駐場解畫，當年我就最喜愛發掘一些不太起眼，但又重要的政策，私底下叫官員解讀有關政策，之後隔幾日再出獨家新聞。
當年的財爺亦好有台型，由我仲未入行時候的財政司夏鼎基，到太古大班轉入政府做的彭勵治，都係非常傑出人物。當年的預算案亦係重要的政策文件，大家翘首以待，因為預算案經常點出重大的產業轉移方向，顯示未來經濟發展的契機，所以當時股市「炒預算案」的說法，即係話預算案點出某些行業，隨後相關行業的股份就會大炒特炒。
近年預算案都無什麼可炒，一定程度都顯示咗失去當年的政策前瞻性。不過，千萬唔好覺得我好懷念港英的年代，我覺得財政預算案有這樣的變化，主要有兩大唔同。
第一係體制唔同，當年香港係殖民地，英國政府直接管治香港，英國的外交和聯邦事務部透過港府政治顧問辦公室，直接向香港政府發出政策指令，遇到香港有重大經濟問題的時候，英倫銀行亦係港府的智囊，就好似1993年香港出現港元風暴，港元匯價由事發前的1美元兌5港元，急跌到起超過9港元，最後財政司彭勵治在英倫銀行的協助下，定出1美元兌7.8港元的聯繫匯率。英國係西方主要國家，當年香港財政就等於由英國直接操盤，所以敏銳地反應當時的世界潮流。
第二係政策開放的影響，我記得末代港督彭定康來香港後，我就學咗四個字：「大灑金錢」。彭定康年代的英國，仲係好窮，英國的政客周身無「蚊」(錢)，當他來到香港，見到香港有咁多「尷尬的盈餘」的時候，笑到合不攏嘴，話既然有咁多錢派，香港政府仲擔心什麼民望呢。結果就指示當時的財政司每個預算案都大派福利，大灑金錢。當然他這樣的行為主要是為港英政府在香港的最後統治歲月，營造高民望，留下美好的回憶。不過，隨著回歸之後，政制的開放，所有財政司司長都要講究民望，除非係經濟好差，赤字連年的時候，否則有錢都係諗吓點去派。
鏡頭移到今天，當預算案蛻變成為一個派錢的政策文件的時候，大家只會用放大鏡去睇吓哪些地方派得唔夠，例如今年派了三百多億，仍然會有人質疑點解公屋租戶一個月租金寬免取消咗，只係涉及十億，既然派得咁多，點解唔派埋去，從派錢的角度，確係可以質疑政府點解差少少都唔派。
到今天做財爺都唔容易，先不論個人是否想更上一層樓，問鼎做特首，即使以宏觀政策而論，現在國家正在大搞一帶一路政策，講幾多次一帶一路都成為一個政治問題，如果想在國家的政策中多尋找商機，自然要提多些，但提得多又被認為向中央擦鞋。所以當社會急速政治化的時候，有番比較有前瞻性的預算案，可能只係緣木求魚啦。
盧永雄
旺角暴動發生之後，本地激進運動的發展，叫人憂慮，特別是大專界的情況。港大學生會的新任會長孫曉嵐，公然表示「港獨」可行，說會支持港獨。另外，中大學生會出現兩個內閣競逐，結果是支持本土運動的內閣，以60%的高票當選。
過往，泛民主派經常說，香港的抗爭運動縱然激烈，但基本上會堅持非暴動力原則，但旺角暴動卻超越了這條底線；另外，也有很多人說本土派的抗爭，並非港獨，但自港大學生會會長公然表態支持港獨後，進一步將兩件事情劃上「等號」。香港的學生運動及社會運動，可以說已漸行漸遠，從行動的暴力化傾向，到意識形態上的出格，均超越了泛民過往所講的底線。
對於港大學生會會長的「港獨言論」，有政治觀察家指出，中央見到這類激化行為，如果不作出反應，香港可能逐步變成台灣，港獨思維全面泛濫，但過度反應的話，香港的「一個兩制」將不復存在。香港這些激進行動，對中央是兩難題，勢將挑起中央強烈的反感。
香港社運的激化，已經演變成為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這個理論由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莫頓（Robert K. Merton）提出，指出人為的先入為主的概念，無論這些概念正確或者不正確，都會影響自身行為，而這些行為最終會促成其事先判定的結果的出現。換句話說，預言本身會促使預言成真。
1968年，Dr. Rosenthal 做了一個很經典的實驗，他先給一所中學的所有學生做IQ測試，完事後告訴老師，當中有些學生的智商(IQ)非常之高，讓老師相信這些學生在未來幾年的學習成績，將有驚人表現。但事實上這些所謂「高智商」學生，只不過是隨機抽樣而來，他們的智商並不比其他的學生高。
實驗卻出現驚人的結果：那些老師認為是「高智商」的學生，學習成績後來果然突飛猛進。之所以出現這樣「弄假成真」的結果，可能是因為由於老師認定了某些學生的智商比較高，不知不覺間會花更大心思來培養這些學生，而且會增加他們的學習資料以及學習的難度，從而「谷」高了這些學生的水平。
大家見到香港的政治環境，正出現自我實現預言。香港在1967年以後便沒有出現暴動，年初一旺角卻忽然爆發，磚頭與木棒橫飛。暴動發生以後，基本法內地委員饒戈平在北京開記者會，指暴動是有人以暴力方式妨礙執法人員執法，又指自2003年開始，廿三條立法遭到污名化及妖魔化，即使沒有今次的暴動，港府也有責任立法，而旺角暴動更加顯示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另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亦表示，旺角暴動是由「個別本土激進分離組織」策動的暴力事件，首次把香港的激進運動與「分離組織」掛鈎。
當泛民中人還在質疑外交部發言人為什麼將本土激進人士貼上「分離組織」的標籤的時候，港大學生會會長公然支持港獨，便馬上令到這種爭論變得毫無意義，因為「港獨」的旗幟已經公然打出。
整件事的發展由激進本土組織聲言要抗拒中央對香港的影響，以激烈行動回應，甚至提出支持香港獨立的言論。然而，激烈的思想和行動，倒過頭來又逼使中央不得不以更嚴厲的手法去對待香港，已經沒有人可以說中央擔心香港出現港獨是過慮了，事情已經出現。
社會上較年長的人，其實大多數都不支持暴力的抗爭運動，也不認為港獨可行，過去他們扮演「花生友」，旁觀激進的本土組織與中央的口水戰。但當口水戰慢慢變成實戰，到中央要作出行動回應的時候，勢必影響全香港的人，將旁觀者捲入其中。
《基本法》廿三條規定香港人自行立法，禁止的五種行為，包括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以及竊取國家機密，其中的分裂國家行為，在香港的現行法律中，沒有這個概念，而其餘的四種罪行，則散見於各種法律之中。當香港激進團體將港獨宣之於口，甚至付諸行動去努力實現時，中央要求香港盡快就廿三條立法，便變得現實而逼切，其他不喜歡廿三條立法的市民，便在「你激我更激」的過程中，給犧牲掉。
所以，除了感到無奈之餘，大家還應該做的，就是要公開反對那些不能接受的激進思想及行為。不要再將自己當成「花生友」，因為當大家以為可以置身事外的時候，情況將愈搞愈差，最終將所有香港人都拖落水，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