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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是北部都會區的未來,更是香港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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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是北部都會區的未來,更是香港的未來

2022年05月18日 13:37 最後更新:13:42

作者:湯東憲,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副研究主任

《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公佈至今已有半年時間,雖然收穫社會普遍的正面反響,但當中有一個關鍵領域並未得到足夠的重視——這種情況令人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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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政府、議員以及不同社會人士在內的主流評論,主要關乎「北部都會區」可以增加土地房屋供應、新界大規模城鎮化帶來的就業機會、甚至保育層面,鮮有將焦點集中在最關鍵的創科產業規劃。

創科產業對破除香港深層次經濟矛盾的重要意義,而新界大片的土地資源和區位優勢正是香港建設「國際創科中心」的關鍵抓手。

韓正副總理在兩會期間會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特別提到香港需要在科技創新和經濟轉型方面長遠謀劃,切實有效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

過去,因為種種原因,新界大片土地沒有被大規模發展,造成香港存在嚴重的南北不平衡、職住不平衡。

自90年代起,香港出現經濟發展越來越依賴服務業增加值和資產性增長的現象,導致產業結構狹窄、經濟缺乏活力、社會向上流動性弱。

這些問題需要更多地走進香港的社會輿論,尤其是融入到特區政府對「北部都會區」的規劃發展之中。

細讀《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聆聽港府官員在立法會會議的政策解說,希望「北部都會區」能成為香港「國際創科中心」核心區的朋友們恐怕會對政府現有的規劃頗為失望。

以1月19日立法會就「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提出的口頭質詢為例,謝偉詮議員提出的三條質詢問題,分別是保育方案的研究基礎為何、政府會否重新檢視生態價值較低土地的發展潛力、以及政府會如何避免保育政策對發展規劃與速度構成衝突。

謝議員的三條提問用詞雖然都牽涉「保育」這一辭彙,但這些問題實際關心的是,政府在提出「積極保育」的政策原則下,對「北部都會區」(尤其深港邊境一帶土地)的發展有何具體規劃、以及保育對現有(或已規劃)發展有何影響。

2022年第一次專門關於「北部都會區」的立法會質詢環節,「保育政策」竟成為主角。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表示,「北部都會區」內有近2000公頃的濕地保育系統,而漁護署將今年內展開有關建立濕地保育公園的策略可行性研究。

發展局局長黃偉綸其後補充道,得悉香港住宅情況緊絀,但沿深圳河一帶土地只能作「適當規模」的發展,而對發展專案更會有「相當嚴謹的保育要求」。

港府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到「發展與保育並存」,但眾所周知香港土地供應稀少、珍貴土地區塊更是少之又少——「並存」要如何實現?

在「並存」的政策原則下,香港要如何以新界北為抓手建設真正意義上「國際創科中心」?

撇開現有的濕地保護區,政府建議新增或擴展的保育和生態公園就超過1600公頃,包括三寶樹、蠔殼圍、南生圍、流浮山等地。

而政府在《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提出所謂「大幅度」增加創科用地,則只有落馬洲管制站及附近90公頃土地以及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內已規劃作企業及科技園的60公頃土地。

加上在流浮山占地5公頃、規模要「媲美數碼港」的新創科地標,在占地300平方公里的「北部都會區」新拿出來做創科的土地只有155公頃,而新拿出來做保育的面積就超過1600公頃。

以「構建香港矽谷」為目標的「新田科技城」,1100公頃土地面積當中有超過一半為保育或綠化帶,真正創科用地的面積(姑且算上目前還是一片空地的河套港深創科園)不足240公頃。

「北部都會區」的核心政策目標到底是要加強保育還是要發展創科?

目前的規劃方向是否能有效作為「破除香港經濟深層次矛盾」的起步點?

在美國矽谷,僅僅是蘋果一家公司的總部已經占地超過70公頃,新田科技城可以容納多少科技企業?

再看看亞洲城市,日本築波科學城總面積近30,000公頃,真正用以「科學園區」的土地占地2,700公頃;韓國大德科學城占地7,000公頃,「教育及科研用地」超過1,000公頃、工業用地超過3,000公頃。

在國內,上海張江科學城9400公頃,深圳南山科技園1150公頃。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去年10月的文章提出,創新科技要佈局在「北部都會區」並成為新經濟增長引擎,並通過深港合作讓創科產業「聚集在與深圳毗鄰的北部地區」,打造創科生態圈、完善創科產業鏈。

按目前政府規劃、官員所展示的決心和願景來看:

目前的《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似乎希望把一切都包攬納入到規劃之內,諸如精簡土地程式、開拓建屋用地、跨境鐵路、帶動就業、重視生態保育等,偏偏缺少產業政策這個最關鍵的環節。

事實上,港府並不「習慣」於制定產業政策,過去也沒有像新加坡或內地政府一樣引導市場發展的經驗。

一直以來特區政府支持創科發展主要是通過增加科技應用和研發的資助力度,但客觀成效不大:2021年,本地研發總開支仍占GDP 1% 不到,相信現屆政府上臺之時定下2022年研發總開支占GDP 1.5%的目標(比2017年翻一倍)也難以達到。

我們不能否認疫情對本地創科發展帶來一定的衝擊,但發展創科並非近幾年才出現的「全新」事物;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特區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早在1998年已開始推動本地創科發展。

多年來,香港一直未能壯大自己的創科產業,其中一個關鍵因素是特區政府的創科政策思維並非奔著「吸引大型企業來港」的目標去做;而如果香港連數家規模較大的科技企業都沒有,那如何算得上有創科產業?

「南金融、北創科」的策略性意義深刻,符合香港內部發展需要、以及國家對香港的重大期望。

然而,在社會尚未探索清楚香港應如何建立起自身的創科產業之前,政府已提出要沿著深圳河一帶成立數個「濕地保育公園」。

如果完全按照當前規劃發展「北部都會區」,政府只能繼續按科學園模式孵化初創企業,科技企業如同大疆一般「出走深圳」的故事只會重複發生。

缺乏大型企業坐鎮、創科產業鏈生態圈也無從談起,香港真正成為「國際創科中心」的道路恐怕非常漫長。

倘若港府下定決心要做好香港的創科產業,為科技龍頭企業預留大片企業用地至關重要,而靠近深圳一側的大片新界土地最具地理優勢,這是希望香港發展創科的業界人士和專家的共識。

再者,政府需要提升「創科」作為政策範疇的優先順序別,加強政府在推動創科發展的領導和跨部門統籌能力,更好地向市民解說和強調創科產業對破解香港經濟深層次矛盾的重要意義。

與此同時,政府也需要尋覓「懂科技」的人負責創科政策,並為指定類別的人才制定針對性配套政策,例如快速簽證通道、稅務優惠、建造人才公寓等。

行政長官候選人李家超先生在介紹選舉政綱的時候指出,「香港沒有創科就沒有未來」,並提出設立專門負責北部都會區的發展統籌部門,為北部都會區訂立時間表和路線圖,同時提出會細化當中的空間規劃、創新產業規劃、交通規劃等,加強與內地的聯繫與互動,盡顯李先生及其團隊對壯大本地創科產業以及北部都會區規劃的重視。

希望新一屆政府能以「創科引領」思維發展北部都會區,以產業政策為核心積極進行謀劃,儘快落實「吸引內地及國際大型企業在港設立研發及高端生產基地」,貫徹李家超先生所說香港創科發展「不會等、不能等」的積極心態。

只要用好國家在科技方面的產業實力和發展速度,在土地政策、人才引入、教育宣傳方面作出相應配合,相信十年以內,香港將能夠自豪地向市民、國家和世界宣佈,我們已實現「南金融、北創科」的發展格局,成為真正的國際創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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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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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關三年,香港丟失了什麼?

 

作者: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董事

不知從何時開始,“講了當做了”的執政歪風日益盛行,尤其本屆政府,每年施政報告拋出一幅幅宏偉規劃,但如何執行、具體操作,均不見來者,香港經濟空轉了五年。

近日,因要回內地處理業務,與幾位朋友在深圳口岸偶遇,我是幸運的一次檢測順利過關,其他幾位因鼻咽檢測不到位,沒有新冠陽性卻連續三天都過不了口岸,大家對特區政府三年未能實現通關,無論對企業還是香港經濟的重創,有切膚之痛。

我們真切期望,新一任特首李家超的三大施政理念之一,“提升香港競爭力”可以做到言必出,行必果,尤其是當政者,如何提升除了有無比的意志,還要抓住關鍵要害。

封關三年,香港丟失了什麼?就是“香港的競爭力”!

在依規隔離14天中,看了一些報表資料,不勝感慨,香港的黃金日子正在默默地漸行漸遠。在此僅舉一個例子。

香港是聞名遐邇的“購物天堂”,尤其以奢侈品為主要銷售地,無論是國外遊客還是內地代購,都喜歡到香港採購,一是低稅制價格合理,二是品質有保證,不會以假當真,三是到香港旅遊購物,兩全其美。

但這些年受政治激進分子的衝擊,加上三年疫情與內地的封關措施,使香港這個“購物天堂”空有其名,零售業凋零。

大量奢侈品的主場早已轉移到上海。

麥肯錫在針對中國奢侈品消費者的研究報告,開篇寫到:“得中國者得奢侈品天下。”

2018年,中國人在境內外的奢侈品消費額達到7700億元人民幣,占到全球奢侈品消費總額的三分之一,預計到2025年奢侈品消費總額有望增至1.2萬億元人民幣,占總額比例65%。

最值得香港政府重視的是,這種快速變化,上海已成為中國奢侈品市場的中心,沒有之一。

據2021年8月底,“新一線城市研究所”調取了全國337個城市中近5000個商圈數據,並統計了70多個奢侈品牌全國門店的落點,對商圈的高端品牌進駐情況進行了盤點,最終選出了全國76個最受奢侈品牌歡迎的商圈。

其中,上海(8個)和北京(6個)的奢侈品商圈數量分別位居前兩位。

上海奢侈品商圈版圖已經呈現出“多點分佈格局”,而這是高端商場逐漸從城市中心向外圈擴張的結果。

上海的奢侈品商圈內還集中了大量的外資高端與設計師品牌,許多頂尖品牌甚至在其中佈局了多家門店。

與此同時,上海也是外資品牌入華開設首店的首選城市,全球最高級別的旗艦店陸續開在了上海。

除了過去較集中於服飾鞋包、香水化妝品、珠寶以及葡萄酒等品牌外,其他腕表及豪車也在上海登場。

據數據顯示,2022年1月,瑞士腕表出口內地占全球出口額的13%,居全球第二,略低於美國市場的14.8%。

全球超豪華轎車第一品牌勞斯萊斯,在2021年取得了品牌創立117年以來的最佳年度業績表現,其中,大中華區和北美市場銷量均占全球銷量的30%,並列第一。

作為豪車界的中堅品牌保時捷,2021年在全球市場累計銷售同比增長11%,其中中國市場占比全球的31.7%。

上海對這些奢侈品銷售,均有顯著的貢獻度。

難怪,香港恒隆集團董事長陳啟宗近年撰寫的業績報告,他總是以其上海恒隆中心的業績屢創新高而驕傲,同時也愈加看好內地市場。

以上我僅是以零售業為例比較今天的香港,希望特區政府警醒,從上海超越了香港“購物天堂”之譽,要舉一反三,對未來的發展儘快拿出規劃和對策。

李家超以高票當選為下任特首,上臺後如何打破死局?

我認為儘快打破深港兩地因疫情三年不通關的障礙,把這項工作當作“卡脖子”工程,下大決心作出處理。

一要放棄香港是“兩制”的心態,主動將防疫措施對標內地準則。

同樣是感染過萬的上海,雖然在封控過程中,出現了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他們及時調整策略,克服各種困難,預計五月底將實現全社會面“動態清零”。

上海用兩個多月達至目標,而香港卻折騰了四個月,每天仍有200多例感染,與內地其他城市相比依然居高。

政府應該明白,感染多少不是數字概念,而是通關準則,必須抓住當前疫情向好的局面,下決心採取“清零”措施,實現早日通關。

二是設計兩地特殊通道,為無法線上辦公的企業提供服務。

現在許多企業或負責人主要在網上辦公,但有些必須線上下參與的市場活動,放棄了就可能導致企業倒閉,對他們給予政策比發放補助金更重要。

在過去兩年疫情期間,香港馬會依然可以將賽馬往返於廣州從化之間,使每週賭馬繼續舉辦,且沒有發生一例人群感染,就是因兩地政府高度信任,設計了專門的措施。

有了先例,就有慣例。政府可在這一基礎上總結經驗,為企業形成一套“外防輸入、內防擴散”的制度。

三是動員社會力量共同努力,在未來一個月實現“動態清零”。

李家超在政綱中有一大亮點,對政府部門要制定績效管理(KPI),這一做法最好先以“通關”作試點。

三年的封關時間太長,碼頭不見貨櫃船,鐵路不見直通車,商鋪門前不再熱鬧。此情此景,讓我們市民感慨唏噓。

我呼籲行政長官、政府官員、公職人員以及愛國建制政團,應全面動員起來,推動社會形成最大共識,實現“動態清零”,是為了人民的健康,為了香港的發展,不能苟且。

市民開出了第一道施政題,看新一屆政府如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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