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男警員休班時去夜店消遺，碰巧是「Ladies' Night」（女士之夜），男士收費較高，女士收費較低。男警事後感到不滿，去平機會求助，說自己受到「感情損害」，平機會協助他提出控訴，結果打贏官司，事件引起社會很大的爭議。
事件主角休班警員去旺角一間樓上夜場，見到男士收入場費300元，女士只收120元。買票入場，但入場之後發現女性很少，因而感到不滿，遂利用平機會的機制索償。由於夜店沒有派代表出庭答辯，在沒有人申辯的情況下，最後法庭判了索償人勝訴。
一家夜店搞推廣，被判歧視，表面上看好像沒有什麼大不了。但是，事件觸發公眾的議論，質疑平機會是否應該花這麼多時間、公帑做出這樣瑣碎的檢控。很多中小企業亦大聲抱怨，如今生意已經難做，平機會又搞出這樣的官司，以後搞推廣會更加困難。他們問搞「女士之夜」涉嫌歧視男性。那麼，茶餐廳優惠學生八折，又有否歧視非學生的人群呢？海洋公園生日有優惠，生日遊客可以免費入場，又有否歧視不是在該月份生日的群眾呢？由此衍生出大量爭議。
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指出，《性別歧視條例》是維護人權的重要機制，但若無視常識和判斷力、浪費時間去提出如此瑣碎的訴訟，反會引起公眾對條例反感。
事件的關鍵其實是一個常識問題，設立平機會的原意是保障女性、少數族裔、殘疾人士等弱勢人群，不受歧視。夜店有「女士之夜」的安排，純粹是一種促銷手段，希望吸引多些女士入場。涉案夜店失敗的地方其實不是提供優惠，反而是優惠不足，吸引不到足夠多的女士光顧，才惹起不滿。
有法律界人士指出，涉案的行為有沒有構成歧視，應要按常理（common sense）去判斷。在這個「女士之夜」案例，女士得到優惠入場，不會覺得受到歧視；而男性雖然要支付更高的費用入場，他們覺得是否值回票價，其實是看場內女士夠不夠多，也與歧視無關。更關鍵的問題是，這只不過是一些不涉及重大問題的商業推廣，只是瑣碎小事，根本不值得勞師動眾去起訴。
新上任的平機會主席陳章明事後指案件是為男士伸冤，建議夜場同時推出「男士之夜」，拉勻就最好啦。他這樣說，在法律上肯定是錯的。因為如果「女士之夜」是歧視男性的話，搞「男士之夜」，同樣是歧視要付更多錢入場的女性。夜店聽了他的說話，真的同時去搞「男士之夜」和「女士之夜」兩個活動，結果會給平機會告兩次！而不是兩個歧視行為「拉勻」等如沒有歧視，這也是最基本的法律常識。
香港有很多這類維護公平正義的公營機構，它們對香港發展成一個文明社會，相當重要。但很多時候，機構產生之後，慢慢便會官僚化，慢慢忘掉了成立的初衷，只會機械式行事，認為告得多，入得多，機構就有更多政績，更受重視。最後即沒有集中精力去處理重大不平等事件，只是無端浪費公帑去處理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叫納稅人找數。
盧永雄
近年中國經濟不景氣，聽到很多聲音說是與打擊貪腐有關。
早前遇到一位廣東省退休幹部，提起打貪，他即大聲抱怨，說打貪已不單止是針對現職官員，連退了休的官員也會遭到調查。這位退休幹部怨聲載道，說這樣做會影響國家穩定，經濟也很難復甦，因為官員害怕惹禍上身，只好什麼都不做。
聽了他這番話，我即時的感覺是對他寄予無限同情。但回心一想，若為官不貪，退休之後，怕什麼給人調查呢？或許這位退休官員會這樣回應，過往做官，人人皆貪，如果不貪，「阻住地球轉」，必定會受到同事排擠，根本做不下去。這個講法，一定程度是對的，當年的香港也是這樣，整間差館都收黑錢，當警察的根本無法不收。但根本問題，是這樣做對不對，不對的話，便應該停止。
最近看到一則新聞，河北市委張越落網，他是前政治局常委周永集團成員，被稱為「河北王」，無法無天。張越被捕之後，大量有關他的犯罪材料披露，觸目驚心。他與一班政商友好，組成了一個私人俱樂部叫做「盤古會」。「盤古會」成員互相支援，利益當然互有輸送。其中一個事例是爭購民族證券事件，「盤古會」其中一個成員某富商，有意收購民族證券，張越答應鼎力支持。到了收購的關鍵時刻，民族證券的主要股份拿了出來競拍，當很多人都以為其中一個股東東方集團的張宏偉會出手競投的時候，張宏偉卻沒有出手，股份最後落入某富商的手中。
事後發現，原來在競投的關鍵四天，張越以張宏偉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為由，捉了張宏偉，並拘禁在河北承德的一家賓館之中。張越的手下對張宏偉百般恐嚇，甚至用刑逼供。既出手拉人，又不讓他出手競投，更順手勒索。最後張宏偉沒有出手競投爭奪民族證券，更「賠償」了1億多元與某富商。當然，某富商收了這1億多元後，分了其中大部份給張越。
看完這個故事，你會覺得中國早前的貪腐情況，已經去到一個無法無天的地步。官商勾結、官員濫用體制的權力，去幫助商人朋友打倒敵人，謀取經濟利益，然後坐地分肥。而遭到魚肉的另一方，在當時的情況下，唯一對抗的方法，就是找到更硬的後台，去保護自己。當然，找後台是靠錢，最後變成一個接一個的你行賄我也行賄的遊戲。
當大家見到前中辦主任令計劃貪污、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亦貪，無論是黨、政、軍的高層都有貪腐分子，你便會知道，這些貪腐之毒，已經爛到入骨髓之中。所以，不打貪，絕對會是一個亡黨亡國的結局。
打貪的過程會披露出貪腐的情況，自然會惹起一些議論，認為是中國體制專制，才會有這樣多的貪污，實行民主制度，便可以解決貪腐的情況。
由於我小小年紀便目到了香港貪腐的情況，對貪腐這個社會問題，很有興趣研究，三十多年前我還在讀大學的時候，便曾經嘗試做一篇論文，是關於貪污的體制根源，但由於西方比較好的研究並不是很多，最後未能完成論文。
不過，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發現了一個有趣現象：民主與廉潔沒有必然關係。很多能夠成功打貪的政體，反而是廉潔而專制的政體。以亞洲為例，菲律賓、泰國、印度很早便實行民主普選，但貪腐的情況卻非常嚴重。當時的亞洲區內比較廉潔的地區是新加坡及香港，香港當時還是殖民地，由港督麥里浩在70年代中決定成立廉政公署，全力打貪，結果成效顯著。新加坡國父李光耀於1965年獨立時，堅決要打擊政府的貪污行為，整個內閣穿上了白衫白褲去競選，亦令到新加坡成為非常廉潔的國家。香港及新加坡都沒有行民主制度，主要由壟斷了權力的專制領袖銳意打貪，最後取得成功。
當年的觀察，今天仍有效。至少，我不會認為引入民主制度是解決中國貪污的良方，反而認為專制而廉潔的領導，才是短期可以殺滅貪污的保證。打貪必須堅持，因為過程中一定會帶來副作用、反效果，官員會抵制，經濟也會放慢。搞改革，容易眾叛親離。中國不根除貪污，經濟不能走下去，最後就會變成一個官逼民反的局面了。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