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想必這首王翰所寫的涼州詞大家從小就耳熟能詳。然而，大家有想過酒筵上那甘醇的葡萄美酒到底是甚麼時候從西域傳入中國的嗎？今天我們就一起探索一下葡萄酒在唐初的普及情況吧！
雖然中原王朝與西域各國的通商並不始於隋唐，但隋唐時期卻是古代帝國對外交流最為活躍的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國不僅只與西域各國進行通商貿易，而是以中原王朝為中心，形成了一個包括了今天日本列島、朝鮮半島等國家的「漢文化圈」。就在這樣頻繁的往來中，更多帶着域外色彩的貨物開始出現在中國的市場中。可是，葡萄和葡萄酒並不是在隋唐傳入中國中。關於葡萄與葡萄酒的最早記載，可以見於司馬遷的《史記．大宛列傳》，當中有言：「（大）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學術界一般認為上文中的「漢使」就是張騫，呼應的正是漢武帝時期張騫通西域一事。正是在張騫出使西域後，葡萄及葡萄酒才見於史書間。
古人暢飲美酒（網上圖片）
不過其實葡萄及葡萄酒在漢朝的消費僅局限在居漢的西域胡人群體，對於中原腹地的人士而言，葡萄酒只是個概念性飲饌。在出土的怯盧文書中就有這樣一件趣事，「一切均如汝所預料，請收下余之酒。現己第三年，汝尚未把酒送來。余之……允許每人在此地有一匹馬，請將彼處之酒取來，務必交百戶長蘇耆陀送來？」可知，葡萄酒在漢人群體中並沒有很普及。
那是甚麼因素阻礙了葡萄酒的推廣呢？除了是因為中原的飲食文化與胡人有所差異外，另一個原因是因為葡萄酒所費不菲。葡萄釀酒的工藝是由埃及人發明並掌握，所以本來在中原銷售的葡萄酒本來就數量有限。加上，以葡萄釀酒就必先要肥沃的土地上大量種植葡萄。撇除漢武帝可以在「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外，想必沒幾個家庭可以把穀糧棄之於不種，而跑去培育葡萄樹了吧！這也難怪面對「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的胡人們，中原市井小民都稱之為「奢侈」。那麼「釀以為酒，甘於麹米，善醉而易醒」的葡萄酒在漢朝的具體價錢是多少呢？在《三輔決錄》中，就這樣寫道：「扶風孟他以葡萄酒一斛遺張讓，即以為涼州刺史？」就是說，一斛葡萄美酒就可換取涼州刺史這一州官職位，那麼葡萄酒的價值自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嚴格來說，葡萄酒也不是在漢人群體中不普及，而是他的流通僅局限於宮廷貴族間。
畫葡萄藤（網上圖片）
葡萄栽培開始脫離宮廷小範圍栽種恐怕要追溯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只是在中原所種的葡萄其實有別於西域的原生葡萄。我國原生葡萄稱為為「櫱萸」，與西域傳來的歐亞類群葡萄不屬同一種類。唐人顏師古就曾以「橘」和「枳」的關係來類比嬰萸與葡萄，但不論如何，都不可否認魏晉之人已經開始對葡萄有了更加深層次的認知。雖然葡萄的栽種技術在此時已經得以完善，但這並不等同於葡萄在中原大規模普及了，就連皇家園林的華林園也只有七十八株葡萄樹。雖說葡萄酒在魏晉已經換不來一個刺史之位，但一盤葡萄據《北齊書．李元忠》所言是值百匹絹那麼多。因此直到初唐，葡萄依然是極為稀缺的水果。那時高祖朝一名三品高官的母親哪怕想吃葡萄，也只能在皇家宴會上得到御賜，才能一飽口腹。葡萄尚且稀缺，就更不必說葡萄酒了。畢竟酒的產生必須建立在農產品大量剩餘的基礎之上，若是連基本的需求都無法滿足，那麼就不可能有剩餘物來進行釀酒。加上，中原人只會加工葡萄，卻不懂釀造葡萄酒，所以《冊府元龜》在談及唐代葡萄酒時稱「前代或有貢獻，人皆不識」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大多唐人只聞葡萄酒之名，卻未曾嘗其味的情況在唐太宗大破高昌後有所改變。史稱：「及破高昌，收馬乳蒲桃實於苑中種之，並得其酒法，帝自損益，造酒成。凡八色，芳辛酷烈，味兼緹盎。既頒群臣，京師始識其味。」可以說，西域諸國對於葡萄酒釀造技術的壟斷局面終於被打破，而貞觀年間亦正是葡萄酒向東傳播的分水嶺，也是葡萄酒正式登上中國飲食舞台之時。
縱觀整個唐代，葡萄的培育基地主要在現今的山西地區，而直至今日，山西省太原市清徐縣仍舊是國內著名的葡萄產地之一，而其所產的葡萄也極適於釀製葡萄美酒。這點在白居易《寄獻北都留守裴令公》一詩中可以看出：「羌管吹楊柳，燕姬酌蒲萄」，後自注：「蒲萄酒出太原」。因此，自中原人掌握了葡萄酒釀造技術後，葡萄酒就再也不是甚麼稀罕之物了。起碼令狐楚收到來自遠方的時令鮮果後，也只是作詩一首以表謝意。
總而言之，葡萄在西漢時並沒有流行於中原地區，而是到了唐代才被中原民眾所接納。雖然有楊貴妃「持琉璃七寶杯，酌西涼葡萄酒」，也常有胡人「歲獻葡萄酒」，但有南方地區，一般民眾還是喜歡飲用傳統的糧食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