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佈公佈完善地區治理改革方案，來屆區議會將由4成委任、4成間選、2成直選產生，未來由民政專員出任區議會主席，突出行政主導，開啟了地方行政撥亂反正的新一頁。
特首李家超形容以前「行錯路」，出現港版顏色革命，有區議員曾經提議大家攬住香港跳崖，他不容許區議員破壞香港整體利益，攬住任何一名市民跳崖。
討論區議會改革，我覺得有兩個重要問題：
1. 地方行政是工具還是目標？在香港回歸之前的殖民統治時期的百多年，港英政府從來沒有給予香港民主選舉，到了1979年，當英國人知道中國在1997年會收回香港之後，就急急腳在1982年推出區議會選舉，在1985年開始舉行立法局選舉，在香港埋下「民主抗共」的根苗。在英國人眼中，區議會選舉只是工具。
全國人大在1990年制定《基本法》，將區議會的發展撥亂反，在《基本法》第九十七條列明香港可以設立非政權性的地區組織，就地區事務諮詢，以及提供文化康樂、環境衛生等服務。《基本法》的條文中，連「區議會」這三個字也沒有，更突出是「非政權性組織」。而在國家的憲制安排中，搞地區行政本身就是目標，要有諮詢和服務兩大功能，當中沒有什麼重大政治職能，更不能發展為民主抗共的踏腳石。
今次特區政府推出的區議會改革，強化地區治理，明顯是回歸《基本法》的初心。區議會不能政治化，不能成為培養出一大批顛覆政府份子的基地。
特區政府設定區議會直選議員的比例只有2成，採取雙議席單票制，在議員資格上加入審核機制，就等如加入制度性的安全閥，以維護國家安全為首要任務。
2. 不斷搞政改還是聚焦民生？坊間討論區議會的組成，其中一個觀點是若認為直選成份不足夠，未來還可以再增加。表面看，這個意見溫和折衷，但卻引來要不斷地檢討的期望。我認為無論是2021年的完善政制，以及2023年區議會改革，都不應該視為很快要檢討的權宜之計，這裡涉及幾個問題：
a. 政改本身就是動亂之源。香港已回歸26年，期間的幾場政改，都觸發動亂。2014年的佔中，明顯就是針對2015年的政改，反對派提出了所謂「真普選」的要求；2019年的黑暴運動，雖然是由反對修訂《逃犯條例》觸發，而參與者當時提出的所謂「五大訴求」，最後一項就是「真普選」。
過去每次做政制檢討都觸發動亂，特別是有人刻意利用街頭示威來逼政府進行激進改革，大家不得不承認，政改本身就是動亂之源。
b. 自由民主不是社會的唯一目標。以激進手法爭取普選者，全盤接受了美西方所灌輸的價值，以民主自由作為社會的唯一目標，更不惜犧牲其他所有的事情來去爭取。例如在社會上製造動亂脅逼政府，或者在議會上用拉布的方式去癱瘓政府。其實，除了民主自由之外，穩定發展也是社會重要的，甚至更為重要的價值。
香港與新加坡從來都有「雙城競爭」，香港的每年人均產值去到4萬多美元就停滯不前，2022年，香港人均產值4.9萬美元，而新加坡8.3萬美元，新加坡已遠遠超越了香港。香港之所以大落後於新加坡，主要因為本地政治卡著了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在香港完善政制之前，街頭有暴力示威，議會內有拉布，每年有過千億工程撥款批不出來，整個社會在不知不覺之間，付出重大代價，穩定和發展無從說起。
如今世界適逢大變，美國要阻止中國挑戰其全球霸權，壓制中國發展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所有涉及香港、台灣或者新疆的議題，無論是真議題還是假議題，都可以被美西方利用為攻擊中國的工具。香港的地方行政，就不要繞著美西方的民主論去轉，區議會不再成為激進政治的溫床，搞好地區服務，已經是邀天之幸了。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