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懸賞通緝8名涉嫌觸犯《港區國安法》的逃犯，並表示要向他們終身追責。
警方發布8個通緝犯黑白相。
有人問為什麼發布8個通緝犯是黑白相，知情人士話，這就是警方通緝疑犯的慣常做法，這些人就是通緝犯，無需特別優待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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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指「香港最高領導人表示，8名逃亡海外的異見人士將被終身追捕」。
據說，警方擁有這些被通緝人士的相片，很多是彩色相，但通緝時慣例轉成黑白相。
高人話，這些人真實的身份是被通緝的逃犯，不應美化他們的形象，把他們說成什麼異見人士甚至政治犯。在現今網絡世界，這也是一種認知作戰。
《紐約時報》的相關報道。
經高人一提，Ariel查一查美國媒體的報道，發現確實如此。例如《紐約時報》的相關報道，就稱這8名被通緝人士為「逃亡海外異見人士」、「在海外的活動人士」，甚至指「香港最高領導人表示，8名逃亡海外的異見人士將被終身追捕」。
《紐約時報》指「香港最高領導人表示，8名逃亡海外的異見人士將被終身追捕」。
其實香港的「最高領導人」、特首李家超並不是像《紐約時報》所講稱這8人為「逃亡海外的異見人士」 ，特首是叫他們為「危害國安罪犯」、「被通緝人士」。《紐約時報》引述「香港最高領導人」的說法是並不準確。
特首李家超。
高人話，外媒叫這些人為「逃亡海外的異見人士」，就有這些人受到香港政治逼害的含意，這就是一種認知作戰。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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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