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者們」要認識美國的「國家利益」

昨天提到，有美國記者著書大爆黃之鋒曾尋求美國政治庇護失敗的經過，值得再詳細分析。

那本新書書名叫《勇者們 （Among The Braves）》，作者是《華盛頓郵報》記者希巴尼·瑪塔妮（Shibani Mahtani）及《大西洋周刊 （The Atlantic）》的專欄作家提摩西·麥勞夫林（Timothy McLaughlin）。這兩個美國記者詳細披露黃之鋒尋求庇護的細節。書中提到，在2020年6月30日，《港區國安法》生效前夕， 黃之鋒當時已因為其他案件，被警方沒收護照，於是想仿效中國盲人異見分子陳光誠進入領事館尋求庇護逃出中國的方法，於6月30日早上，走進中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對面的聖約翰大廈，那裡亦是美國駐港總領事館部分辦公地點，黃之鋒與兩個美國外交官員見面，在會面結束時，黃之鋒向兩人表示：「我不想離開，我想去美國領事館。」因為聖約翰大廈的辦公室與領事館不同，並不屬領事保護的範圍。結果黃之鋒被美領館官員拒絕，惟有離開。

書中指，黃之鋒的尋求庇護計劃，得到在美國的戰友、香港眾志前常委敖卓軒幫助，利用過去與美政府及議員的人脈進行溝通。敖卓軒曾透過中間人，向一位可直接與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進言的議員求助，但最終未有回音。到《國安法》生效後，敖卓軒再以黃之鋒的名義向時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求助，表示：「我正面對著實實在在的危險，將成為被捕的主要目標，我請求美國保護…包括能安排我到美國作庇護申請。」

書中引述蓬佩奧召集了多位高級官員，討論黃之鋒的情況。會上有人認為，美國當時快將以間諜的理由關閉中國駐美國休斯頓的領事館，與會人士擔心，一旦正式宣布關閉中國駐休斯頓領事館後，若黃之鋒此時藏身於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或會遭到北京報復，關閉香港的領事館，甚至隨時拘捕在港美國人，以換取美國交換黃之鋒。

此外，與會美國官員亦考慮到將黃之鋒偷偷送走的選項，由於唯一出走路線只有「水路」偷渡，經台灣海峽到菲律賓，但擔心會被中國海軍截獲，變成國際事件。故最後蓬佩奧及他的顧問決定，美國不能讓黃之鋒進入駐港領事館，亦無法協助他離港。書中最精警部分，是提到一名參與過程的美國官員向作者坦言：「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當前，你會試圖在兩者之間找到平衡。」

當然，美國政府「平衡」後的決定，是以美國國家利益為先。直到同年8月，敖卓軒再向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及參議員魯比奧求助，亦透過流亡英國的羅冠聰，與蓬佩奧見面時講述黃之鋒的困境，但事件仍無轉機。一個月後，2020年9月，黃之鋒被捕。

這本書講述黃之鋒乞求政治庇護被拒的完整過程，雖然書中充滿了美國的觀點，但亦暴露了殘酷的事實：

1.  黃之鋒並非大仁大勇，留港承擔責任，而是欲流亡美國，只不過是不得其門而入。

2. 美國基於本國實利考慮，視黃之鋒為「棄子」，書中引述美國官員那句，「美國在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找到平衡」，所謂的國家利益就美國利益，所謂個人利益就是黃之鋒的利益，而美國的平衡點很簡單，放棄黃之鋒的利益，保護美國的國家利益。

這本書的名字《勇者們》深具諷刺性。廣東人有個傳統講法，就是清朝的清兵「心口有個勇字」，既諷刺這些人「唔打得」，亦意味著這些人只有愚勇。

全世界各地希望當美國清兵的「勇者們」，都應先認清這個現實，白宮的決策是以美國的國家利益為優先，並不以「清兵們」的利益作為優先考慮。

盧永雄

在黎智英案開審前夕，美國議員恐嚇制裁香港法官，搞到事件沸沸揚揚。

「肥佬黎」弄到如斯田地，他當日為何不離開香港，一直是一個謎。《巴士的報》博客「小強」周日在博文爆料，表示有人最近遊台灣，見過「肥佬黎」的愛將葉一堅，堅哥講起當年往事，指黎智英親囗向他透露，當時仍是總統的特朗普曾向他作出承諾，如果他出事，美國必將出手打救。這就解釋了很多人心中的疑團，為何「肥佬黎」在《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仍然堅持在香港搞事。

最近《明報》引述美國記者出書爆料，披露黃之鋒曾於2020年6月30日早上，也就是《港區國安法》生效前夕，在美國駐港總領館對面的聖約翰大廈，與兩名美國外交官定期會面。黃之鋒在會面結尾時說，「我不想走……我想入美國領事館」。而按美國的法律規定，不能在美國本土外申請政治庇護，美國外交官當時未有答應，叫黃之鋒只可留在聖約翰大廈。顯然，美國也都不願意為黃之鋒提供政治庇護。

當世界各地的異見分子被美國鼓動起來，在不同的地方煽動叛亂，希望推翻當地他們視為不公義的政府，從而奪取政權，但政變失敗之後，美國很少為這些異見分子提供政治庇護。其實美國對此問題早有研究，早在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美國學者研究蘇聯的異見分子，看他們在本國或者流亡海外可以發揮政治影響力，結論是異見分子一離開本國，就正如魚離開水那樣，完全失去政治影響力，所以，蘇聯已經定出策略，將異見分子遣送離境。

當時最著名的例子是蘇聯著名的異見分子索忍尼辛，他移居美國之後，變成了一個滿腹牢騷的糟老頭。而中國異見分子移居美國後，境況淒涼的亦所在多有，比較典型的是魏京生。魏京生1978年起在北京西單民主牆發表大字報，自此成為中國的異見人士。在美國總統克林頓的年代，中國讓魏京生以「保外就醫」的名義，直接押送機場，任其流放美國。

美國初時高規格對待魏京生，由哥倫比亞大學提供辦公室、公寓等設備，讓其研究中國相關問題，魏京生也被推選為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主席。不過好景不常，哥倫比亞大學很快就認為魏京生沒有研究能力，在3年之後的2001年6月，終止對魏京生的聘任。

此後，魏京生在海外民運圈浮浮沉沉，與不同的民運人士有很多衝突。直到2020年7月23日，在特朗普主政的年代，國務卿蓬佩奧在尼克遜總統圖書館，發表所謂新冷戰宣言的演講，蓬佩奧需要找部分「臨記」站台，於是就找來了魏京生與王丹出席演講。

結論是美國在全世界各地支持異見分子，意圖推翻與美國不友好的政權，這些異見分子就如棋子一樣，會成為美國的「死士」。當政變失敗，他們的價值已經消耗殆盡，美國就會培訓新人，成為下一代的領袖，再進行下一次的叛亂嘗試。舊人棄如敝屣，自然不想為他們提供政治庇護，特別如果是美國駐外大使館接收了一些異議人士，他們困在使館內無法離境，更加成為使館的重要負累。

從索忍尼辛，到魏京生，再到黎智英，只是一個又一個為美國服務的異見分子之悲慘故事。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