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提到，有美國記者著書大爆黃之鋒曾尋求美國政治庇護失敗的經過，值得再詳細分析。
那本新書書名叫《勇者們 （Among The Braves）》，作者是《華盛頓郵報》記者希巴尼·瑪塔妮（Shibani Mahtani）及《大西洋周刊 （The Atlantic）》的專欄作家提摩西·麥勞夫林（Timothy McLaughlin）。這兩個美國記者詳細披露黃之鋒尋求庇護的細節。書中提到，在2020年6月30日，《港區國安法》生效前夕， 黃之鋒當時已因為其他案件，被警方沒收護照，於是想仿效中國盲人異見分子陳光誠進入領事館尋求庇護逃出中國的方法，於6月30日早上，走進中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對面的聖約翰大廈，那裡亦是美國駐港總領事館部分辦公地點，黃之鋒與兩個美國外交官員見面，在會面結束時，黃之鋒向兩人表示：「我不想離開，我想去美國領事館。」因為聖約翰大廈的辦公室與領事館不同，並不屬領事保護的範圍。結果黃之鋒被美領館官員拒絕，惟有離開。
書中指，黃之鋒的尋求庇護計劃，得到在美國的戰友、香港眾志前常委敖卓軒幫助，利用過去與美政府及議員的人脈進行溝通。敖卓軒曾透過中間人，向一位可直接與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進言的議員求助，但最終未有回音。到《國安法》生效後，敖卓軒再以黃之鋒的名義向時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求助，表示：「我正面對著實實在在的危險，將成為被捕的主要目標，我請求美國保護…包括能安排我到美國作庇護申請。」
書中引述蓬佩奧召集了多位高級官員，討論黃之鋒的情況。會上有人認為，美國當時快將以間諜的理由關閉中國駐美國休斯頓的領事館，與會人士擔心，一旦正式宣布關閉中國駐休斯頓領事館後，若黃之鋒此時藏身於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或會遭到北京報復，關閉香港的領事館，甚至隨時拘捕在港美國人，以換取美國交換黃之鋒。
此外，與會美國官員亦考慮到將黃之鋒偷偷送走的選項，由於唯一出走路線只有「水路」偷渡，經台灣海峽到菲律賓，但擔心會被中國海軍截獲，變成國際事件。故最後蓬佩奧及他的顧問決定，美國不能讓黃之鋒進入駐港領事館，亦無法協助他離港。書中最精警部分，是提到一名參與過程的美國官員向作者坦言：「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當前，你會試圖在兩者之間找到平衡。」
當然，美國政府「平衡」後的決定，是以美國國家利益為先。直到同年8月，敖卓軒再向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及參議員魯比奧求助，亦透過流亡英國的羅冠聰，與蓬佩奧見面時講述黃之鋒的困境，但事件仍無轉機。一個月後，2020年9月，黃之鋒被捕。
這本書講述黃之鋒乞求政治庇護被拒的完整過程，雖然書中充滿了美國的觀點，但亦暴露了殘酷的事實：
1. 黃之鋒並非大仁大勇，留港承擔責任，而是欲流亡美國，只不過是不得其門而入。
2. 美國基於本國實利考慮，視黃之鋒為「棄子」，書中引述美國官員那句，「美國在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找到平衡」，所謂的國家利益就美國利益，所謂個人利益就是黃之鋒的利益，而美國的平衡點很簡單，放棄黃之鋒的利益，保護美國的國家利益。
這本書的名字《勇者們》深具諷刺性。廣東人有個傳統講法，就是清朝的清兵「心口有個勇字」，既諷刺這些人「唔打得」，亦意味著這些人只有愚勇。
全世界各地希望當美國清兵的「勇者們」，都應先認清這個現實，白宮的決策是以美國的國家利益為優先，並不以「清兵們」的利益作為優先考慮。
盧永雄
過去幾年香港有很多人移民。一般移民朋友，如果要在當地找工作，十個有九都不能做回原來的工種，過程有些淒苦。最近看到一個研究，收集了客觀數據，證實了這個感覺。
中大亞太研究所研究員潘樂輝及中大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助理所長潘學智指導學生，做了一個移英港人的研究，他們在《明報》撰文，講述研究結果。研究在去年7月至12月進行，以網上問卷加當地實體推廣方式形式進行，得到1237名移英港人回應，主要有幾方面的結果。
第一，收入下降。這些移英港人離港前的家庭每月平均收入達到4.65萬港元，較香港收入中位數3萬港元高出不少，但移英之後每月平均收入下跌至3.3萬港元，驟跌29%，英國全國月入中位數約為2.67萬港元，雖然他們的平均仍較英國人平均收入為高，但仍然是由高收入類別，跌至中等收入水平。
研究指收入劇減有各種原因，例如在當地不能聘請外傭，夫婦其中一人要放棄工作，留守家中，或者只是做一些兼職工作，工作種類和行業劇變。考慮到英國的高稅收和外出消費物價亦高的情況，移英港人生活變得刻苦。
第二，職業錯配，白領變藍領。長年研究社會流動的Harry Ganzeboom等學者，建立了「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ISEI)，量化評估各個工種的專業性以作比較，將不同行業變成0至100的指數分析，例如專業性較高的經理為65分，專業性較低的勞動工人為24分。根據上述問卷數據，移英港人由原來在港時的「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得分41.2，赴英之後下跌至24.2。
這種由高轉低代表多重意義，首先，移英港人由過去主要從事文職或專業工作，變成勞動工人，反映職業錯配問題，其專業技能在英國無法覓得相關工作。其次，每個工種有其社會身份和價值觀，由專業工作轉做勞動工人，轉職者要接受自己「半途出家」的感覺，家人亦要調整收入和生活開支的變化，個人難以適應，嚴重者可能會產生抑鬱情緒。
這個職業降級的情況，我直接或間接都有接觸到很多例子。其中一個朋友在香港是一間中型廣告公司的負責人，移居外地之後「馬死落地行」，要去傳媒的廣告部做最低級的送稿員。亦都有朋友的朋友，本來兩夫婦在香港是中產，移英之後一個變成倉務員，要早上四點上班，因為這些「豬頭骨」的上班時間，當地人不願做，他才能找到這工作，而伴侶就揸Uber，這亦是在英國最容易找到的其中一種工作，但收入當然不很理想。
文章作者潘樂輝亦提到一位與他一同攻讀博士的學友，移英之後放棄講師的工作，在當地超市擔任倉務員。這其實和上世紀70年代大量大陸新移民湧到香港的情況相類似，他們在內地可能是大學教授、醫生、工程師，但到香港後學歷不被承認，只能做看更或地盤工人。我都認識過一些內地朋友，初來港時感覺良好，因為香港物質條件豐富，但之後就為柴米油鹽奔波，嗟嘆生活艱難。
第三，移英的原因。中大的學者未有提到受訪者移居的原因。就經驗所得，移英者主要分成兩大類。第一，比較多的是政治原因而移居；第二是因為英國有「5+1」的居英權移居計劃，移民變得很容易，少部分人是抱著「唔好執輸」的心態，亦都覺得子女可以在當地受更好的教育，過去送子女赴英讀書，一年都要花50萬元，如今移居當地，子女在英國讀書交本地學費好著數。
政治原因各個人感受不同，但如果只為子女教育，移英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看看今年DSE中學文憑試放榜，符合大學入學最低要求的學生有1.7萬人，聯招學額有1.3萬個，平均1.4人爭一個學位，入大學比率極高，而符合入大學基本要求亦不困難，即使個別因為中文科不合格，但如果其他成績標青，大學都會破格收錄。所以除非你是到英國可以讀到牛津、劍橋等名牌大學，否則只在普通大學讀一個普通學系，留在香港升學，其實機會挺多。
中大學者的調查亦顯示，移居者留英的意向。在調查中，有53%的受訪者堅持認為不會回港，24.9%不確定回不回港，21.1%打算回港。這亦顯示有相當數量的移英港人有回流的打算。
移民是個人選擇，但是移居外地就要準備身份降級，由白領變藍領。記得許冠傑有一首歌《同舟共濟》其中一句歌詞相當深入民心：「移民外國做遞菜斟茶」，由此可見移居外地，的確不容易。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