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總統普京連任之後，選了中國作為他首次外訪的國家，顯示中俄兩國有極其緊密的外交關係。這種外交關係雖然不是軍事同盟，但已將兩國各方面合作推到極高境界。
習近平主席和普京進行了大範圍和小範圍的會談，會後共同會見記者，更加公布「兩國建交75周年之際關於深化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這份聲明超過1萬2千字，共分10個部分，涉及兩國的政治、經貿、人文交流等雙邊關係，內文至少13處直接點批評美國，指明中俄兩個反對美國霸權。
美國資深中國問題專家、傳統基金會研究員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話，美國總統拜登的內閣推動了俄羅斯和中國結成戰略夥伴關係，犯了重大的政策錯誤。白邦瑞接受霍士新聞訪問時說，過去75年大部分時間裏面，中國和蘇聯發生不少衝突，所以看到中俄兩國像這樣走在一起，「對我來說真是令人震驚，這是我一生見到最大的錯誤之一」。他認為將俄羅斯和中國兩個核大國拉在一起，這確是一個「最高級別的錯誤」。
白邦瑞極其資深，早在1970年代已經協助華盛頓制定對華政策，曾在美國國防部擔任多個職務。他說華盛頓長期以來一直以將中俄分開作為政策目標，這個政策直到2020年開始生效，當時總統特朗普試圖利用關稅來逼使中國與美國合作。
由於白邦瑞深度參與美國對華政策的制定，即使不同意他的觀點，也可以透過他去了解美國的思維，明白分化中俄是美國的長期策略。在軍事上，由於俄羅斯的核力量和美國是全球兩強，所以拉攏中國、孤立俄羅斯，是維護美國安全的重要策略。但白邦瑞認為，拜登政府一手將這個策略毀掉。
拜登政府的態度促成中俄深度合作。中俄的12000字聲明，涉及很多重要領域，其中能源和農糧業的合作最受關注。
第一，能源合作。俄羅斯副總理諾瓦克表示，莫斯科和北京很快就會簽署建設西伯利亞力量2號巨型管道的合同，將更加大量的天然氣輸往中國。俄羅斯現在透過西伯利亞力量1號管道向中國供應天然氣，該管道在2019年開通，現在計劃中的西伯利亞力量2號管道，可以從俄羅斯北部的亞馬爾地區經蒙古向中國輸送多達每年500億立方米的天然氣。
不過，俄羅斯副總理諾瓦克表示，中俄的能源談判並不局限於西伯利亞力量2號管道。早前傳出消息指中俄計劃構建第3條輸送天然氣的管道，這條管道在俄羅斯南方經哈薩克進入中國，若然成事，顯示中俄兩國的能源合作將會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境界，這等如俄羅斯重大戰略轉移。過去俄羅斯主要向歐洲供應天然氣，在俄烏戰爭之後，美國發動歐盟對俄羅斯實施能源制裁，俄羅斯急欲尋找替代客戶，中國就是最佳選擇。如果第三條天然氣管道拍板，就意味著俄羅斯的能源政策全面倒向東方。
第二，農業合作。過去中俄兩國合作範疇較少觸及農業，兩國聲明提到，要釋放農業領域合作巨大潛力，擴大兩國農產品相互市場准入，提高大豆及其加工品、豬肉、水產品、谷物、油脂、果蔬及堅果等的貿易。深化農業投資合作，繼續研究在俄羅斯遠東及其他地區，建立中俄農業合作試驗示範區。
中俄農業合作最值得關注的是，會成為中國輸入美國農產品的替代品。美國禁制向中國輸出高科技產品，高端芯片等價值高昂的美國貨不能輸向中國，變成美國對華輸出的商品的比例更加嚴重向大豆谷物等農產品傾斜，而俄羅斯一向並非中國入口大豆的主要來源地，今次兩國聯合聲明提到大豆等農業合作，隱隱然發出一個警告，中國可以從俄羅斯輸入大豆等，大面積替代美國的農產品。
另外，俄羅斯一直輕視遠東地區的發展，俄國遠東地區地域廣大，但發展極其落後，如果中俄兩國真的可以全面開發農業合作，讓中國大力在俄羅斯遠東地區投資搞農業的話，前景將會十分亮麗，替代西方農產品進口的可能性亦會很大。
簡而言之，美國由於戰略選擇或是戰略失誤，要鎖定中國為主要的競爭對手，但同時在俄烏戰爭中又與俄羅斯為敵，變成兩條戰線開火，逼使中俄合作去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境界。中俄的深度合作，無論在軍事上或經濟上，對美國都會是一個重大挑戰。
盧永雄
過去幾年香港有很多人移民。一般移民朋友，如果要在當地找工作，十個有九都不能做回原來的工種，過程有些淒苦。最近看到一個研究，收集了客觀數據，證實了這個感覺。
中大亞太研究所研究員潘樂輝及中大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助理所長潘學智指導學生，做了一個移英港人的研究，他們在《明報》撰文，講述研究結果。研究在去年7月至12月進行，以網上問卷加當地實體推廣方式形式進行，得到1237名移英港人回應，主要有幾方面的結果。
第一，收入下降。這些移英港人離港前的家庭每月平均收入達到4.65萬港元，較香港收入中位數3萬港元高出不少，但移英之後每月平均收入下跌至3.3萬港元，驟跌29%，英國全國月入中位數約為2.67萬港元，雖然他們的平均仍較英國人平均收入為高，但仍然是由高收入類別，跌至中等收入水平。
研究指收入劇減有各種原因，例如在當地不能聘請外傭，夫婦其中一人要放棄工作，留守家中，或者只是做一些兼職工作，工作種類和行業劇變。考慮到英國的高稅收和外出消費物價亦高的情況，移英港人生活變得刻苦。
第二，職業錯配，白領變藍領。長年研究社會流動的Harry Ganzeboom等學者，建立了「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ISEI)，量化評估各個工種的專業性以作比較，將不同行業變成0至100的指數分析，例如專業性較高的經理為65分，專業性較低的勞動工人為24分。根據上述問卷數據，移英港人由原來在港時的「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得分41.2，赴英之後下跌至24.2。
這種由高轉低代表多重意義，首先，移英港人由過去主要從事文職或專業工作，變成勞動工人，反映職業錯配問題，其專業技能在英國無法覓得相關工作。其次，每個工種有其社會身份和價值觀，由專業工作轉做勞動工人，轉職者要接受自己「半途出家」的感覺，家人亦要調整收入和生活開支的變化，個人難以適應，嚴重者可能會產生抑鬱情緒。
這個職業降級的情況，我直接或間接都有接觸到很多例子。其中一個朋友在香港是一間中型廣告公司的負責人，移居外地之後「馬死落地行」，要去傳媒的廣告部做最低級的送稿員。亦都有朋友的朋友，本來兩夫婦在香港是中產，移英之後一個變成倉務員，要早上四點上班，因為這些「豬頭骨」的上班時間，當地人不願做，他才能找到這工作，而伴侶就揸Uber，這亦是在英國最容易找到的其中一種工作，但收入當然不很理想。
文章作者潘樂輝亦提到一位與他一同攻讀博士的學友，移英之後放棄講師的工作，在當地超市擔任倉務員。這其實和上世紀70年代大量大陸新移民湧到香港的情況相類似，他們在內地可能是大學教授、醫生、工程師，但到香港後學歷不被承認，只能做看更或地盤工人。我都認識過一些內地朋友，初來港時感覺良好，因為香港物質條件豐富，但之後就為柴米油鹽奔波，嗟嘆生活艱難。
第三，移英的原因。中大的學者未有提到受訪者移居的原因。就經驗所得，移英者主要分成兩大類。第一，比較多的是政治原因而移居；第二是因為英國有「5+1」的居英權移居計劃，移民變得很容易，少部分人是抱著「唔好執輸」的心態，亦都覺得子女可以在當地受更好的教育，過去送子女赴英讀書，一年都要花50萬元，如今移居當地，子女在英國讀書交本地學費好著數。
政治原因各個人感受不同，但如果只為子女教育，移英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看看今年DSE中學文憑試放榜，符合大學入學最低要求的學生有1.7萬人，聯招學額有1.3萬個，平均1.4人爭一個學位，入大學比率極高，而符合入大學基本要求亦不困難，即使個別因為中文科不合格，但如果其他成績標青，大學都會破格收錄。所以除非你是到英國可以讀到牛津、劍橋等名牌大學，否則只在普通大學讀一個普通學系，留在香港升學，其實機會挺多。
中大學者的調查亦顯示，移居者留英的意向。在調查中，有53%的受訪者堅持認為不會回港，24.9%不確定回不回港，21.1%打算回港。這亦顯示有相當數量的移英港人有回流的打算。
移民是個人選擇，但是移居外地就要準備身份降級，由白領變藍領。記得許冠傑有一首歌《同舟共濟》其中一句歌詞相當深入民心：「移民外國做遞菜斟茶」，由此可見移居外地，的確不容易。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