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宣佈取消6名被通緝份子的特區護照，6名通緝犯中部分已擁有外國護照，聲稱沒有影響，但網台《升旗易得道》主持人霍嘉志表示，他的朋友、同被通緝的蔡明達，沒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英國政府應該給予他英國公民身份。說明蔡明達亦都擔心英國政府一旦不給予他英國護照，他就會成為無國藉國際人球。
流亡英國的學者鍾劍華表示，對護照持有人而言，擁有護照是重新回國的一個保證， 除非正式驅逐他出境，否則護照發出了就沒有理由取消。
鍾劍華雖然身在英國，但可能不太熟悉英國法律，因為英國早已做出取消護照的示範，其他地區覺得有效才會跟隨。可以說說英國的故事。
2015年2月17日，在倫敦蓋威克機場，3名少女阿巴塞、蘇丹娜和貝岡離家出走，出國投奔當時如日中天的伊斯蘭國(ISIS)。這三名15歲英國少女都是在倫敦東區土生土長，當她們搭上前往伊斯坦堡的飛機，前往敘利亞投奔伊斯蘭國，大大震驚了英國社會。結果她們真的加入了伊斯蘭國，成為了聖戰士的女人，但兩年之後就變了一個災難的結局。
2015年2月17日，3名英國少女——阿巴塞（Amira Abase，左）、蘇丹娜（Kadiza Sultana，中）與貝岡（Shamima Begun，右）——翹家離境，投奔如日中天的伊斯蘭國。
伊斯蘭國其後兵敗如山倒，其中一個英國少女阿巴塞死在伊斯蘭國的最後據點巴古斯。蘇丹娜就在拉卡死於聯軍的空襲， 而另一少女貝岡就滯留在敘利亞的難民營。
貝岡的故事十分悲慘，幾年間她失去了兩個孩子，懷上第3個孩子逃到難民營，當時她已經懷孕9個月，即將臨盆，她表示「很想回英國」，希望孩子可以在英國平安活下去。但結果事與願違，她不但要滯留在難民營， 英國內政部還在她表達回國意願一周後，馬上褫奪她的英國國籍，而她的孩子在出生後不到3周便因肺炎去世。貝岡成為無國藉的國際人球。
英國示範了一個國家如何對付恐怖分子。到2019年，英國政府估計約有900名英籍公民，曾前往敘利亞或伊拉克加入成為伊斯蘭國的外籍戰士，當時已經有4成回到英國。他們作為英國人，本來有權利可以回到自己的國家，但一旦他們回國，政府為了確保這些人不會製造威脅或煽動恐怖主義，就必須耗費大量資源，對他們進行嚴密監控和追蹤。
英國政府在2018年起訴了91名歸國戰士，雖然其中81人被定罪，但起訴難度不少，因為他們主要在外國活動，要搜集足夠證據證明他們「協助策動恐怖主義活動」或「散播恐怖主義」並不容易。英國政府早在2017年，就一次過取消了超過150名伊斯蘭極端分子的英國護照，英國的強硬行動有效阻止極端分子回國，這不單純是為了達到威嚇的效果。
香港根據《基本法》23條訂立《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時候，亦都表明是參考了外國的做法，加入可取消干犯國安罪行逃犯護照的條文。如今依法取消6名潛逃者的護照。建議好像鍾建華這類評論者，好好研究英國如何按照法律，取消恐怖分子的英國國籍，就知道香港為何依法取消違反國安法潛逃者的國籍。
國籍身份的確是公民的重要權利，但是如果你選擇背叛國家、投奔他國，損害本國的國家安全，煽動其他國家制裁或攻擊本國，進行顛覆本國政府的活動，為何不能取消這些叛國者的國籍身份呢？
英國的事例已經表明，容許這些人回國，還要花大量的資源和精力去監控他們，以防止他們再重新做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取消他們的護照，反而是最有效的方法。至於這些人成為國際人球，這都是他們自己的選擇。
英國少女貝岡在15歲未成年的時候，作出投奔伊斯蘭國的選擇，英國都沒有「原諒」她年少無知，直接取消了她的國藉。香港大量逃亡人士或出錢支持他們的人，已經是成年人，不是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嗎？
盧永雄
不同地區的發展都有不同的特色，中國經濟發展成功，就吸引越來越多人研究中國成功的模式。
最近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傳媒訪問時透露，特區政府將首次制定香港自身的五年規劃，對接國家的「十五五」規劃，他將會親自領導跨局、跨部門、全政府的專班去統籌。特區政府管治思維出現轉變，開始為香港發展作全面謀劃。但香港搞五年規劃，難免會惹起一些物議。
第一，這是計劃經濟嗎？
要解答這個問題，要先知道中國五年規劃的起源和後期發生的重大變化。
簡單來說，社會主義國家的五年計劃是從史太林年代的蘇聯開始，起源於1928年的蘇聯。史太林推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核心目標是農業集體化和加速工業化，希望在短期內建立一個能夠抵禦外部威脅的工業強國。當時的計劃經濟是一種高度集中的指令式計劃經濟，一方面展現出蘇聯的強大國家動員能力，但另一方面也慢慢暴露出，僵硬的指令式計劃不能切合經濟發展的實質需要。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快速實現工業化，初期也仿傚實行計劃經濟。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國在1953年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當時的核心是以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為重點，要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當時世界處於戰後的冷戰時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就是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比拼。
而中國的實踐計劃也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第一階段是「建國初期」，由1953年的「一五」計劃開始，至「五五」計劃，是一個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計劃性質是指令式計劃為主，政府直接調配各種資源，管理方式是由中央制定計劃和指標，層層分解下達。
時光流轉，中國在1978年開始搞改革開放，計劃也步向新階段，可以稱第二階段為「改革開放探索期」，由1980年的「六五」計劃開始至「十五」計劃。大背景是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計劃性質亦逐步從指令式計劃過渡向指導式計劃，管理方式是決策權開始下放，程序逐步規範化。
第三階段是「新時代發展期」，由2006年「十一五」規劃開始至現在。當年「十一五」開始將「計劃」改名為「規劃」，這個變化其實是一個質變，由指導性計劃過渡到變成一種宏觀性、戰略性和政策性的規劃。管理方式是將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結合，強化基層參與和科學評估。
所以中國如今已不再是計劃經濟，而是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現實上五年規劃就是會定出宏觀戰略性的發展目標，然後按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標，謀劃不同領域的政策。
簡單總結是，即使內地搞的也不是計劃經濟，只是作出發展規劃。香港特區政府的體量和職能比內地政府更少，能夠控制的資源和政府的能力相對有限，所以香港能夠做的規劃，可能是更宏觀和指導性的。
第二，務實的社會實驗。
以前西方講到中國的計劃，都會露出厭惡之色，認為是一些僵化的社會主義產物。但是隨著近年中國的經濟突飛猛進，表現出強勁的執行力和創新能力，外國對中國規劃的評價變得越來越正面。
例如美國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他在今年1月接受傳媒訪問談到對中國五年規劃的看法。赫克曼認為，中國基本上是進行龐大的社會實驗，以一種極其務實的方法推動發展：中國政府會提出意念，做出實驗，找出當中不能操作的部分，然後繼續推進。
赫克曼說他自己曾經走訪中國多個省份，看到中國地方政府按五年規劃嘗試不同的政策，實際上是做龐大的社會實驗，令他十分驚歎。而這些實驗的目的，主要是希望提升他們省份的人民福祉。他認為中國的官員不是在做公共展示，而是試行具體的政策，例如養老金政策或福利政策，然後審視數據，衡量這些政策是否可行，中國推動某些行業發展亦屬如此。赫克曼高度評價中國的規劃和以務實主義方式推動發展。
香港推動五年規劃，既要對接內地的發展方向，從中尋找可以協助國家發展的角色，同時為香港尋覓商機，以靈活務實的態度，不斷作出創新嘗試。
第三，西方亦有規劃。
很多人說香港是抄國家搞五年規劃，其實現在大家見到中國做得那麼成功，很多人都在抄中國功課。例如新加坡在2022年提出「經濟2030願景」，希望以一個宏大計劃推動新加坡經濟可持續增長；又例如美國特朗普政府去年發表《2026至2030財年機構戰略發展計劃書》，訂出美國再工業化與產業回流的大計。從全球發展的角度而言，搞計劃或者規劃，已經不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利。
香港搞五年規劃是新嘗試，應該抱著開放的思維，定出發展目標，透過規劃，對接國家發展方向，引領香港加速向前邁進。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