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省港大罷工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紀念省港大罷工100週年之一

今年是省港大罷工100週年。省港大罷工是中國工人階級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的一次偉大的反帝愛國運動，也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工人運動的重要歷史事件。1925年6月19日，為支援上海人民五卅反帝愛國運動，廣州和香港爆發了規模宏大的省港大罷工。此次罷工歷時16個月，有25萬人參與，其時間之長、規模之大、組織之嚴密，在中國工人運動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工人運動史上也屬罕見。省港大罷工的成功，充分展現了中國共產黨與工人階級的緊密聯繫和卓越領導能力，為中國的民族解放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中國共產黨對省港大罷工的領導是具體而全面的。從一開始，5月31日晚，為了聲援上海的工運和學運，中共廣東區委召開大會，決定組織「臨時委員會」，籌劃在省港兩地舉行大罷工。6月上旬，中共中央廣東臨時委員會指派鄧中夏、蘇兆征、楊殷、楊匏安、黃平五人組成「中共黨團」，前往香港組織罷工。中共的領導概括而言體現在政治、組織、宣傳、策略和後勤保障等多個關鍵層面。

在政治領導方面，中國共產黨為罷工指明了清晰的鬥爭方向，明確其反帝愛國的運動性質。中共提出了“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援助上海五卅慘案”等核心口號，這些口號超越了單純的經濟訴求，賦予罷工崇高的民族解放意義，極大地激發了各階層的愛國熱情，使罷工成為一場全民族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正義鬥爭。同時，中國共產黨牢牢掌控罷工委員會這一核心領導機構。罷工委員會雖名義上是統一戰線組織，但其實際運作由中共黨團主導。在罷工工人代表大會的代表中，共產黨員和積極分子佔多數，蘇兆征（共產黨員）擔任委員長，鄧中夏（共產黨員）擔任總顧問和黨團書記，李啟漢（共產黨員）擔任幹事局長，他們在關鍵崗位上確保了黨的意志在罷工決策和執行中的貫徹。此外，中共還根據形勢變化制定靈活有效的鬥爭策略，如“特許證”制度，集中打擊英帝國主義，分化了帝國主義陣營，保障了廣州的經濟運行；後期又主導制定有條件的復工策略和保障工人權益的“善後條例”，鞏固了罷工成果，保存了革命力量。

在組織領導上，中國共產黨構建了嚴密高效的指揮體系。一方面，直接領導和參與罷工委員會及其下屬眾多機構的組建和運作，包括武裝糾察隊、法制局、審計局、會審處、宣傳學校、醫院等。武裝糾察隊由共產黨員徐成章、陳賡等負責訓練和指揮，成為罷工的堅強支柱，在封鎖香港、維持秩序等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另一方面，共產黨員深入香港和廣州各行業工會，進行廣泛的宣傳鼓動，發展黨員和積極分子，將分散的工人力量有效組織起來，統一在罷工委員會的領導下，形成強大的鬥爭合力。同時，在罷工委員會、各工會、糾察隊等關鍵機構中普遍建立中共黨團，確保黨的決議能迅速傳達和貫徹執行，從組織架構上保障了罷工運動的有序開展。

宣傳鼓動與群眾動員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省港大罷工的重要著力點。中共通過掌握的報刊《工人之路》（鄧中夏任主編）以及大量傳單、標語，持續揭露帝國主義暴行，宣傳罷工的意義和進展，鼓舞工人鬥志，批駁謠言和妥協論調，掌控了輿論陣地，讓正確的思想和信息在工人中廣泛傳播。同時，頻繁組織大規模的群眾集會和示威遊行，每次集會和遊行都有數萬乃至十萬人參與，向國內外充分展示了工人階級的力量和決心，保持了罷工運動的高昂士氣。此外，積極推動和領導罷工委員會開展統戰工作，爭取商界、學界、農民以及國民黨左派的支持，組織“各界對外協會”，發起募捐活動，形成了廣泛的反帝聯合戰線，凝聚了社會各界的力量。

後勤保障與社會治理對於維持罷工的持久力至關重要，中國共產黨在此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罷工期間，數萬名返穗罷工工人的食宿問題得到妥善解決，中共組織安排建立宿舍飯堂，設立醫院提供醫療服務，為罷工工人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通過國內外募捐（特別是華僑捐款）和廣州國民政府的部分資助，籌集了巨額經費，並建立嚴格的審計和管理制度，確保經費合理有效用於罷工鬥爭和工人生活。糾察隊不僅承擔封鎖香港的任務，還在廣州及罷工工人聚居區維持治安、打擊工賊和破壞分子，保障了罷工區域的相對穩定，為罷工的長期堅持創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

省港大罷工的成功，在政治和經濟上沉重打擊了英帝國主義在華南的統治，有力地支援了廣東革命根據地的統一和鞏固，為北伐戰爭的順利開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同時，這次罷工極大地鍛煉了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和領導能力，培養了大批優秀的工人運動骨幹，使黨在工人階級中的威望大幅提升，為日後領導更大規模的革命運動積累了寶貴經驗。

當前，香港工會聯合會提出的“新時代，新工運”工作綱領，與省港大罷工時期工運理念和實踐有著一脈相承之處。首先，兩者都以愛國主義為精神內核，工聯會堅定繼承反帝血性擔當，敢於、善於與一切反中亂港勢力作鬥爭。其次，在新時代背景下，“新工運”同樣強調維護工人權益，解決工人面臨的實際問題，如“救失業、保就業”，加強職業培訓和崗位介紹，這與省港大罷工時期黨關注工人生活、保障工人權益的做法一致。其三，積極推動香港參與大灣區建設，拓展就業渠道，也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為工人創造更好的發展機會，團結工人力量，推動社會進步，與省港大罷工所體現的工人階級團結奮鬥、爭取自身解放的精神相契合。

省港大罷工是中國共產黨早期成功領導大規模群眾運動的光輝典範，它充分證明了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在新時代，我們應當銘記省港大罷工這段波瀾壯闊的歷史，繼續發揚工人階級團結奮鬥、不畏強權的愛國主義精神，堅決與美西方帝國主義作鬥爭，堅定不移地跟隨黨的領導，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奮鬥。

作者：吴秋北/工聯會會長

來論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日前，香港舉辦香港國安法公布實施五周年論壇，中央港澳辦主任、國務院港澳辦夏寶龍主任在開幕典禮主旨致辭。夏主任在致辭中深刻闡明國安法作爲香港由亂到治“分水嶺”的偉大意義，其“一法安香江”的全域性、變革性、根本性影響，有力捍衛了“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築牢了香港繁榮穩定的法治根基。香港中國企業協會法律專委會對此表示高度認同並將以實際行動貫徹落實。

一、國安法終結混亂陰霾，法治秩序重煥生機
回首2019年“修例風波”，“黑暴攬炒”的陰雲籠罩香江。中資企業對此記憶猶新、心有餘悸，正常經營遭受嚴重衝擊，合法權益被肆意踐踏，員工人身安全面臨直接威脅，成爲暴力破壞的特定目標。在“黑暴”與疫情的雙重夾擊下，香港經濟陷入深度衰退，企業掙扎求存，中資處境尤爲艱難。香港國安法的雷霆實施，徹底終結了國家安全“不設防”的危局，有力維護了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香港憲制秩序，實現了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的有機統一。夏主任强調國安法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好法律”，是保持香港繁榮穩定、保障市民福祉和投資者利益的“好法律”，法律專委會深表贊同。這五年的實踐雄辯證明，國安法如同定海神針，迅速平息亂局，讓香港社會重回法治安寧的正軌，爲企業經營發展掃清了障礙，提供了最根本的安全保障。

二、事實粉碎污名詆毀，安全穩定鑄就卓越競爭力
針對個別西方媒體和人士對香港營商環境的持續抹黑，事實是最有力的回擊，數據是最客觀的證言。最新的《2025年世界競爭力年報》清晰顯示，香港排名躍升兩級，高居全球第三！這標志着在香港國安法有效實施和基本法第23條本地立法完成後，香港的競爭力與吸引力不僅未受“損害”，反而顯著提升。這與其在“修例風波”後一度跌出全球金融中心前五的困境形成鮮明對比。我們認為，安全與法治，是繁榮的基石，更是吸引全球企業與資本的核心優勢。國安法帶來的穩定環境，是香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愈加鞏固的根本前提。

三、香港是中資“出海”的全球跳板 法治是企業安全的專業護航者
面對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全球供應鏈深度重構的挑戰，中資企業展現出强大的韌性與全球化决心。相關數據顯示，2024年我國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同比增長11.3%，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增長11.7%。越來越多的中資企業將“出海”作爲價值增長的新引擎。在此進程中，香港憑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成熟穩健的普通法體系，以及國際一流的金融和專業服務生態，無可替代地成爲中國企業走向全球的“最佳跳板”。

目前，香港已進入由治及興、開創新局的關鍵期。社會各方要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爲指引，搶抓機遇、擔當作爲。作為香港中資法務工作者，我們要在以下幾個方面持續發力：

一是築牢國安與合規防綫。 持續深化會員企業對國安法精神的理解與遵守，推動構建覆蓋國際規則、地緣政治風險、數據安全、反制裁合規等領域的風控體系，爲企業全球化發展守牢安全底綫。

二是搭建跨境專業橋梁。强化與香港法律服務機構的合作，充分發揮香港作為亞太區主要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專業資源優勢，爲企業“出海”進程中面臨的法律挑戰，提供精准、高效的支持方案。

三是强化風險防範能力建設。密切追踪全球安全與法律政策動態，及時研討預判。開展國際投資保護、跨境合規實務等前沿領域專項培訓，打造具備國際視野與底綫思維的高素質法務團隊。

四是有力發出法治聲音。積極運用專業力量，以事實和數據駁斥對香港法治與營商環境的不實指控，在國際社會講好香港法治故事，堅定維護香港作爲國際法律及爭議解决服務中心的良好聲譽。

四、携手同心擔使命 共繪興港新藍圖
五年前國安法的頒布，驅散了“黑暴”陰霾，挽救了香港前途，更守護了包括中資企業在內的所有市場主體的發展根基。夏寶龍主任的講話爲我們指明了方向。國家安全是香港繁榮穩定的生命綫，更是中資企業在港深耕、揚帆遠航的“壓艙石”。我們將充分發揮專業樞紐作用，助力香港中資企業把握香港由治及興的歷史性機遇，善用香港的超級連絡人和全球跳板功能，在築牢安全根基中實現高質量發展，爲鞏固提升香港國際樞紐地位、開創“一國兩制”事業新局面貢獻中資法律人的專業力量！”

李銘銳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法律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