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省港大罷工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紀念省港大罷工100週年之一

今年是省港大罷工100週年。省港大罷工是中國工人階級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的一次偉大的反帝愛國運動，也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工人運動的重要歷史事件。1925年6月19日，為支援上海人民五卅反帝愛國運動，廣州和香港爆發了規模宏大的省港大罷工。此次罷工歷時16個月，有25萬人參與，其時間之長、規模之大、組織之嚴密，在中國工人運動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工人運動史上也屬罕見。省港大罷工的成功，充分展現了中國共產黨與工人階級的緊密聯繫和卓越領導能力，為中國的民族解放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中國共產黨對省港大罷工的領導是具體而全面的。從一開始，5月31日晚，為了聲援上海的工運和學運，中共廣東區委召開大會，決定組織「臨時委員會」，籌劃在省港兩地舉行大罷工。6月上旬，中共中央廣東臨時委員會指派鄧中夏、蘇兆征、楊殷、楊匏安、黃平五人組成「中共黨團」，前往香港組織罷工。中共的領導概括而言體現在政治、組織、宣傳、策略和後勤保障等多個關鍵層面。

在政治領導方面，中國共產黨為罷工指明了清晰的鬥爭方向，明確其反帝愛國的運動性質。中共提出了“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援助上海五卅慘案”等核心口號，這些口號超越了單純的經濟訴求，賦予罷工崇高的民族解放意義，極大地激發了各階層的愛國熱情，使罷工成為一場全民族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正義鬥爭。同時，中國共產黨牢牢掌控罷工委員會這一核心領導機構。罷工委員會雖名義上是統一戰線組織，但其實際運作由中共黨團主導。在罷工工人代表大會的代表中，共產黨員和積極分子佔多數，蘇兆征（共產黨員）擔任委員長，鄧中夏（共產黨員）擔任總顧問和黨團書記，李啟漢（共產黨員）擔任幹事局長，他們在關鍵崗位上確保了黨的意志在罷工決策和執行中的貫徹。此外，中共還根據形勢變化制定靈活有效的鬥爭策略，如“特許證”制度，集中打擊英帝國主義，分化了帝國主義陣營，保障了廣州的經濟運行；後期又主導制定有條件的復工策略和保障工人權益的“善後條例”，鞏固了罷工成果，保存了革命力量。

在組織領導上，中國共產黨構建了嚴密高效的指揮體系。一方面，直接領導和參與罷工委員會及其下屬眾多機構的組建和運作，包括武裝糾察隊、法制局、審計局、會審處、宣傳學校、醫院等。武裝糾察隊由共產黨員徐成章、陳賡等負責訓練和指揮，成為罷工的堅強支柱，在封鎖香港、維持秩序等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另一方面，共產黨員深入香港和廣州各行業工會，進行廣泛的宣傳鼓動，發展黨員和積極分子，將分散的工人力量有效組織起來，統一在罷工委員會的領導下，形成強大的鬥爭合力。同時，在罷工委員會、各工會、糾察隊等關鍵機構中普遍建立中共黨團，確保黨的決議能迅速傳達和貫徹執行，從組織架構上保障了罷工運動的有序開展。

宣傳鼓動與群眾動員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省港大罷工的重要著力點。中共通過掌握的報刊《工人之路》（鄧中夏任主編）以及大量傳單、標語，持續揭露帝國主義暴行，宣傳罷工的意義和進展，鼓舞工人鬥志，批駁謠言和妥協論調，掌控了輿論陣地，讓正確的思想和信息在工人中廣泛傳播。同時，頻繁組織大規模的群眾集會和示威遊行，每次集會和遊行都有數萬乃至十萬人參與，向國內外充分展示了工人階級的力量和決心，保持了罷工運動的高昂士氣。此外，積極推動和領導罷工委員會開展統戰工作，爭取商界、學界、農民以及國民黨左派的支持，組織“各界對外協會”，發起募捐活動，形成了廣泛的反帝聯合戰線，凝聚了社會各界的力量。

後勤保障與社會治理對於維持罷工的持久力至關重要，中國共產黨在此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罷工期間，數萬名返穗罷工工人的食宿問題得到妥善解決，中共組織安排建立宿舍飯堂，設立醫院提供醫療服務，為罷工工人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通過國內外募捐（特別是華僑捐款）和廣州國民政府的部分資助，籌集了巨額經費，並建立嚴格的審計和管理制度，確保經費合理有效用於罷工鬥爭和工人生活。糾察隊不僅承擔封鎖香港的任務，還在廣州及罷工工人聚居區維持治安、打擊工賊和破壞分子，保障了罷工區域的相對穩定，為罷工的長期堅持創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

省港大罷工的成功，在政治和經濟上沉重打擊了英帝國主義在華南的統治，有力地支援了廣東革命根據地的統一和鞏固，為北伐戰爭的順利開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同時，這次罷工極大地鍛煉了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和領導能力，培養了大批優秀的工人運動骨幹，使黨在工人階級中的威望大幅提升，為日後領導更大規模的革命運動積累了寶貴經驗。

當前，香港工會聯合會提出的“新時代，新工運”工作綱領，與省港大罷工時期工運理念和實踐有著一脈相承之處。首先，兩者都以愛國主義為精神內核，工聯會堅定繼承反帝血性擔當，敢於、善於與一切反中亂港勢力作鬥爭。其次，在新時代背景下，“新工運”同樣強調維護工人權益，解決工人面臨的實際問題，如“救失業、保就業”，加強職業培訓和崗位介紹，這與省港大罷工時期黨關注工人生活、保障工人權益的做法一致。其三，積極推動香港參與大灣區建設，拓展就業渠道，也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為工人創造更好的發展機會，團結工人力量，推動社會進步，與省港大罷工所體現的工人階級團結奮鬥、爭取自身解放的精神相契合。

省港大罷工是中國共產黨早期成功領導大規模群眾運動的光輝典範，它充分證明了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在新時代，我們應當銘記省港大罷工這段波瀾壯闊的歷史，繼續發揚工人階級團結奮鬥、不畏強權的愛國主義精神，堅決與美西方帝國主義作鬥爭，堅定不移地跟隨黨的領導，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奮鬥。

作者：吴秋北/工聯會會長

來論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麥俊豪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1月13日，某海外媒體在評論黎智英案時又提到香港特區終審法院前非常任法官岑耀信此前發表的一篇文章。筆者看過那篇文章，一直有話想說，在此一吐為快。

近兩年，岑耀信無視法官應保持中立、克制的傳統，頻頻對正在審理中的司法案件發表政治立場極強的評論。此次關於黎智英案的評論更是公然將政治凌駕於法律之上，預設立場、先入為主，歪曲歷史、顛倒黑白，完全違背法律人的基本操守。

無視大量確鑿證據

岑耀信坦言，「黎智英承認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前曾竭力爭取外國制裁」，卻又稱黎智英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要求制裁的證據「薄弱」。然而，香港高等法院判決中關於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黎智英仍請求外部制裁的事實結論就長達10頁、相關證據論述更長達300余頁，涵蓋《蘋果日報》社論、論壇以及黎智英個人文章、推特貼文和Live Chat節目等各類證據，裁決中也清清楚楚引用了黎智英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的原話「應當制裁中國，阻止它鎮壓香港」「我覺得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是對的」。對此，岑耀信都視而不見了。

充滿傲慢與偏見

我們不禁要問，岑耀信作為英國和香港兩個司法管轄區內最高級別法院的法官、作為英國御用大律師，號稱擁有敏銳的洞察力和深厚的法學功底，怎麼在黎智英案上一下子就破了功呢？答案在於，岑耀信的觀點並非基於法理與事實，而是出於一個傲慢且虛假的前提：英國的做法都是對的，與之不同的就是錯的。支持這一前提的就是岑耀信所謂的“英國的法律價值觀”。

那麼，「英國的法律價值觀」究竟意味著什麼？難道是對黎智英這樣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放縱寬恕嗎？岑耀信顯然不會這樣承認，英國的法律也絕非如此。英國2023年出台的《國家安全法》授權警察無需逮捕令，即可逮捕嫌疑人並羈押48小時；授權警察根據需要，無需申請，可直接強制搜查、沒收嫌疑人有關文件材料；對嫌疑人可直接採取定點隔離、出行禁令、限制使用手機電腦、限制交易及金融服務等措施；多個罪名的最高刑期均為終身監禁。

由此可見，在“英國的法律價值觀”下，英國制定了森嚴的法律體系以維護國家安全。事實上，這種對國家安全的重視保護是世界各國和地區的普遍做法，是通行的法律原則。但在香港、在黎智英案中，這種正當維護國家安全的司法實踐就成了不遵循英國人的“價值觀”了。如果真如此，那麼，不遵循才是正確的。

沒資格裝「人權衛道士」

更可笑的是，岑耀信還為香港的法律體系“不再遵循英國的法律價值觀”而悵然。那我們就一起看一看，在“英國的法律價值觀”大行其道時，香港到底如何。

世人皆知，港英政府在殖民統治時期先後制定《煽動性刊物條例》《刊物管制綜合條例》《煽動條例》等，設立新聞審查辦公室、報紙檢查處，每日對報紙進行強制預先審查，以報道不利於殖民統治為由對多個報紙提起檢控、逼迫停刊，許多出版商和編輯被定罪。岑耀信對此只字不提，卻“歸責”香港回歸時沒有將其中的一個條款廢除，可真是顛倒黑白、欲加之罪。

需要指出的是，回歸後香港的法律體系是「一國兩制」框架下普通法傳統與中國法治實踐和理念的融合。在此之下，香港居民的權利保障不斷得到加強。基本法專章規定了香港居民享有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等各項的基本權利，非中國籍的香港特區永久性居民也依法享有廣泛的政治權利，與此同時，香港的經濟持續穩定發展，民生不斷改善，市民福祉大幅增進。如果這是“不再遵循英國的法律價值觀”的結果，那不再遵循可真是值得拍手稱快、奔走相告了！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回歸後的香港早已不是外部勢力可以為所欲為的香港，儘管仍有岑耀信之流沈浸於殖民舊夢，妄圖「教師爺」般頤指氣使的說教，那就隨他「嗡嗡叫」吧，香港自會大步向前、書寫自己的繁榮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