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被裁定3項罪名成立，其中2項涉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在長達855頁的判詞中，法庭用了一個篇章來剖析黎智英與海外的聯繫(Foreign Connections)，其中「美國線」篇幅最長，今篇集中講講究竟被法庭形容為「神秘人」的助手Mark Simon，如何助黎在這個國際關係網中充當「耳目」，為他在美國政界穿針引線呢？
對於黎智英的「美國線」，判詞首先提到的是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黎指自己從未見過特朗普，但知道特朗普在一次競選集會上提到他的名字。
至於時任美國副總統彭斯，黎於2019年7月曾在美國華盛頓見過彭斯。2019年10月彭斯發表演說後，他也曾在酒店與彭斯短暫會面。黎辯稱2019年7月前往華盛頓的目的，原本是會見美國會議員，讓他們了解「香港社會運動的情況」，當時Mark Simon請美國國務院資深顧問惠頓（Christian Whiton）安排會面，但之後黎獲告知，彭斯想見他，但黎辯稱自己不敢向彭斯提出任何具體要求，也沒要求彭斯採取任何行動，只請求彭斯「為香港發聲，支持香港」。
而在與彭斯會面的行程中，黎亦見了國務卿蓬佩奧，當時在蓬佩奧的辦公室單獨會面，但黎也辯稱，沒要求蓬佩奧「做任何事」，只請他公開支持香港。
不過，黎智英在 2020年7月《香港國安法》生效後，曾千方百計想再訪美，並會見彭斯。
判詞提到，黎2020年2月19日為《華爾街日報》撰文，題為「中國的穩定假象」，之後黎從Mark Simon得知，彭斯及其高級幕僚也關注此文章。當時黎因一宗刑事恐嚇案而被法院限制出境，要依靠其孫女的出生證明來辦理相關離境手續，黎告知Mark Simon這是「很好的保障」，估計自己能在6月20日抵美，表達了想見「大老闆」的願望，惟黎否認「大老闆」指的是特朗普，而是說彭斯。
黎原定於2020年7月4日至11日期間會見彭斯在內的美國政府官員，但最終法庭並未批准黎的離境申請，6月13日Mark Simon告知黎，美國官員和記者朋友對他無法前往美國感失望。
法庭認為，黎完全了解《國安法》即將頒布，仍計劃在2020年7月再訪美，表明他堅定不移地進行國際游說，又在解除旅行限制的保釋申請中，故意隱瞞其計劃赴美。判詞指，黎在庭審期間更改了證詞，指他是故意隱瞞計劃中見美國官員，因此事政治太敏感，若向法庭披露會降低他申請獲批離境的可能性。
判詞指，黎閃爍其詞，前後矛盾，明知《國安法》即將生效仍安排赴美見官員，以期透過游說干預外交政策來阻止《國安法》實施，並故意欺騙和誤導法庭。
另一方面，黎與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John Bolton)亦關係密切，尤其是在涉及台灣事務上。
判詞提到，黎承認自己2018年在參加華盛頓一個智庫會議時結識博爾頓，之後黎每次訪美都見他，而博爾頓每次到台灣也會與黎見面。博爾頓在2018年和2019年經常訪台，但黎聲稱兩人只是閒聊。但事實上，黎於2017年1月與博爾頓會面時，曾討論美國在台灣的軍事存在，兩人更準備了一份「絕對機密」備忘錄，而博爾頓當時也曾撰文，題為《重新審視「一個中國政策」：加強美台軍事關係有助於對抗北京的挑釁》，內容與機密備忘錄相似。
判詞亦提到，時任國務卿蓬佩奧的助理Mary Kissel。黎供稱，他2009年起就認識Mary，是私人朋友，她離港後，曾擔任《華爾街日報》社論撰稿人，之後成為蓬佩奧的助理。2019年7月，黎與蓬佩奧會面前，Mark Simon曾提醒黎，Mary Kissel致電提出兩項請求，包括囑黎要按照禮儀，見面時除握手和禮貌問好外，不能有任何其他舉動，包括與她擁抱，因她希望保持專業，不要透露黎與她是好朋友。
其次，她建議黎盡可能具體地向蓬佩奧就香港問題具體提出，當中更提及「制裁鎮壓香港示威者的中共及香港領導人的子女」，另還提到「將香港和台灣提升到類似冷戰時期柏林的地位」，但在「保護香港示威者」以及維護美國及香港之間的獨特貿易關係的話題上，各方都覺得非常敏感。
可見，Mary Kissel有就黎智英如何游說美國官員，及制裁中央及特區方面提供過意見。但黎卻辯稱自己從未與Mary Kissel直接溝通，僅透過Mark Simon與之聯繫。
至於美國國務院資深顧問惠頓（Christian Whiton），判詞指黎於2019年透過Mark Simon認識惠頓，還聘請惠頓任顧問，負責介紹黎認識美國參議員、眾議員和美國政府官員，黎支付了「諮詢費」。惠頓曾在白宮任高級幕僚多年，黎指他人脈廣。惠頓於2019年7月以及隨後的幾次行程中，多次介紹黎認識美參眾議員，但黎供稱，他於2019年7月和10月前往華盛頓時，惠頓並未在白宮任職。
判詞也提到美台商業協會主席韓儒伯(Rupert Hammond-Chambers）。黎曾辯稱不記得此人名字，但證據顯示，黎的電郵中曾出現此人名字，其後黎亦提到一個叫「魯伯特」的人，此人曾與前美國陸軍上將基恩（Jack Keane）及前美國國防部副部長伍夫維茲（Paul Wolfowitz）一起在台灣諮詢公司工作，因他是「台灣事務專家」，黎曾付款給他。
另判詞亦提到黎的兩位前美國軍方要員「朋友」，包括基恩，指他曾任美國陸軍副參謀長、國家安全分析師和戰爭研究所主席，特朗普當選總統後，曾向基恩提供國防部長或陸軍部長的職位，但基恩拒絕了，但黎知道基恩與白宮關係密切，故向他支付費用，以獲取美國政府對台灣的立場及建議。
2013年和2014年期間，黎曾聘請伍夫維茲擔任其在緬甸的顧問，當時黎稱自己正尋找投資機會。黎也曾向伍夫維茲支付台灣諮詢費，因黎知道他在處理亞洲政策方面經驗豐富，黎曾分別於2016年、2017年1月和2017年5月在華盛頓與他會面，之後又於2017年在巴黎和2017年12月在台北與他會面。
除以上兩位前美軍要員，黎智英亦曾引薦前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郭明瀚（James Cunningham）給蔡英文認識。三人曾於2018年3月見面，郭明瀚向蔡力陳自己可在華盛頓做什麼，黎智英支付了郭明瀚赴台的旅費。
此外，判詞亦提到，黎智英如何透過郭明瀚協助泛民到美國游說，當中包括前政務司司司陳方安生2019年3月訪美、及李柱銘等泛民於同年5月訪美，郭明瀚都自願協助，但黎有向郭明瀚付款。
黎於2019年3月透過WhatsApp向其手下、《蘋果》高層張劍虹和陳沛敏發送陳方安生和彭斯會面的照片，指示《蘋果》高層要做大相關新聞。至於李柱銘等訪美，2019年3月26日，黎向李柱銘發送WhatsApp訊息，告知他希望郭明瀚參與，協助泛民到美國進行游說，因美國國會由民主黨控制，而郭明瀚是民主黨人，但黎否認泛民主派5月訪美的目的之一涉及制裁香港政府和官員。
但2019年3月27日，黎告知Mark Simon，鑑於未來兩年香港與中國的關係可能動盪不安，應在華盛頓保留郭明瀚，負責關於香港的游說工作，黎更建議郭明瀚在美參議院或眾議院提出反修例法案。惟判詞指，黎否認曾付款予郭明瀚，但法庭認定黎指示Mark Simon支付郭明瀚，更向李柱銘撒謊，以便郭明瀚能協助李柱銘，影響美國對華的外交政策。
另判詞亦提到，《壹傳媒》獨立非執董、直播訪談節目「Live Chat」共同主持人祈福德（Mark Clifford）、以色列前副總理Natan Sharansky、美國漢學家Perry Link及「美國在台協會」前任主席薄瑞光（Raymond Burghardt），都是黎的「美國線」聯繫一份子。
其中，黎認識祈福德約20至30年，指他曾長期擔任美媒在香港的資深記者，一度擔任《南華早報》總編輯；至於以色列前副總理Natan Sharansky，黎稱早在2014年「佔中」前就認識，之後黎曾在耶路撒冷見過對方，直至2020年在網上直播節目再見他；另也做過黎直播節目嘉賓的Perry Link，黎指已認識約30年，他是一名著名學者，也是他兒子的教父。
至於「美國在台協會」前主席薄瑞光，黎指是其擔任美國駐台灣總領事期間認識他，是創辦《蘋果》幾年後認識的，黎指他熟悉台灣、越南和中國情況，年輕時也曾在北京領事館工作。
此外，黎亦與美國會議員有來往，當中包括經李柱銘介紹認識的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黎指兩人是多年好友。2019年10月，三人曾會面。
另黎亦曾於2019年9月和10月期間，與美國多位參議員會面。其中Rick Scott和Ted Cruz，黎稱他於2019年7月在華盛頓時，由惠頓安排他們會面，而2019年9月和10月兩人來港時，亦再次會面，他們當時來港「視察」反修例示威。
至於Bill McGurn，黎稱多年前在香港曾見面，是其摯友，同日天主教徒，黎皈依天主教時，對方他的教父，而McGurn亦是《華爾街日報》的撰稿人。
值得注意的是，判詞亦提到，黎承認向美國智庫捐款，每年介乎2萬至5萬美元，因他認同智庫的理念，但強調捐款沒附加條件，也無意影響美國對中央或特區的政策。
此外，判詞中形容為「神秘人」的黎智英助手Mark Simon，在黎的「美國線」擔當了重要角色。雖然Mark Simon在《壹傳媒》沒正式職位，卻深為黎信任，黎把旗下多間公司和資金都交託Mark Simon全權負責，雖然黎聲稱很少和Mark Simon談論政治，也認為他和美國政府沒任何聯繫，惟法官認為黎的證供不可信，因法庭相信，Mark Simon與美國政府和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都關係密切 ，只是黎故意迴避，最重要是Mark Simon似乎積極參與了關於將香港官員作為制裁目標的討論。
判詞提到，2020年4月24日，黎智英、惠頓、基恩等和Mark Simon 就關於「馬格尼茨基法案」進行了電郵討論，期間Mark Simon 回應伍夫維茲的提問，涉及對中國官員和企業實施制裁。其後基恩在同一天暗示WhatsApp通訊可能被入侵，建議使用Signal。
此外，判詞又提到Mark Simon向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提供了一份擬制裁的香港官員名單。而Mark Simon於2020年4月18日離港，距離《國安法》生效僅約2個月。2020年5月4日，Mark Simon告知黎指當時的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hew Potting）要求《蘋果》轉載他直接抨擊中國的演講。
法庭認為，黎與Mark Simon之間的通訊表明，黎知道Mark Simon與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和美國政府有明確聯繫，兩人之間顯然存在「職責分工」，Mark Simon負責在美國進行游說，而黎則繼續其在香港的工作。
2020年5月29日Mark Simon創建了一個名為「DC Dems」的WhatsApp群組，包括黎、他本人、郭明瀚和伍夫維茲，該群組內的通訊維持至2020年6月6日。其中，2020年5月30日，Mark Simon指自己剛與「國會山莊」小組通電，並向小組通報了對處理香港事務的高級官員的制裁情況。法庭認為，顯示黎同意美國政府對中國的「懲罰」行動。
判詞又認為，Mark Simon與NSC人員接觸和溝通時，是代黎行事，表明Mark Simon充當「中間人」角色，將他在美國的人脈關係傳遞給黎，認定Mark Simon在促成黎與外部勢力合作方面發揮核心作用，而此合作最早可追溯至2017年台灣諮詢公司成立時，並持續到《國安法》頒布後。
法庭根據所有證據，確信即使在《國安法》生效後，黎透過與海外關係人的溝通和合作，持續尋求國際支持，倡導制裁，實施技術禁運、取消香港特殊地位等。自2019年3月起，黎為阻止《逃犯條例》修訂，與海外關係密切，意圖游說美國反對，並動員國際社會反對中國及香港特區政府，利用《蘋果》作為平台，動員香港民眾走上街頭，抗議修例。
法庭認為，黎以爭取自由和民主為幌子，與其外國關係網合作，並多次要求外國，特別是美國，對中央或特區實施制裁、封鎖或進行其他敵對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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