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政黨的墮落，是從其不再按常識處事開始。
英國執政工黨打算和中國改善關係，黨魁施紀賢計劃訪華。而中英關係的其中一個絆腳石，就是英國遲遲未批准中國在倫敦興建大型的新使館。中國買了英國皇家鑄幣廠舊址，計劃興建新使館，但引來各方反華勢力，以各種政治理由反對。
1月17日，反對分子又在倫敦搞大型的抗議，當日的集會可以說是「五獨俱全」，除了大量流亡海外的港獨份子參與之外，藏獨、疆獨等旗幟到處飄揚。執政工黨議員當然沒有出席，但保守黨的非裔黨魁栢丹娜就現身撐場，亦成為出席類似反對活動的最高級政治人物。
保守黨的非裔黨魁栢丹娜
流亡英國港人藉此大肆宣傳，說保守黨的黨魁都出席支持他們。我倒覺得這是保守黨沒落的跡象，一場這樣的反對中國的集會，試問哪一個有機會出任下屆英國首相的人，會沾上這淌渾水呢？
首先，反華也有尺度。一個反對中國建大使館的集會，怎會變成一個「五毒俱全」的園遊會。對一個國家有意見，和支持這個國家的獨立運動是兩碼事。一個重要的政治人物，出席一場充滿別國獨立運動宣傳的集會，本身已極為不妥，這是否等如保守黨支持港獨、藏獨? 你不要說這是言論自由，政客有不出席極端政治集會的自由。如果有中國的政治人物出席打著北愛獨立旗號的集會，英國政府會有什麼反應？
第二，保守黨無執政氣場。按我們的舊觀念，以為如今工黨的政府民望低落，下屆就會輪到保守黨上台執政，所以他們行事應該審慎，不應該走偏鋒。但現實告訴我們，保守黨已經淪為一個三流政黨，下屆如果工黨下台，恐怕保守黨都沒機會上台執政。
執政工黨近期民意低迷，和保守黨不相伯仲，據英國智庫 More in Common 在今年1月發布的民調顯示，保守黨的支持率是21%，而工黨的支持率是20%，兩黨叮噹碼頭，但極右派的改革黨支持率高達31%，遙遙領先保守黨和工黨。如果進行大選，改革黨將會出現橫掃式的勝利，所以栢丹娜左看右看都看不出她有做首相的架勢，反而似一個白左激進政客多一點。
第三，大國政黨要按常識處事。現在西方的政客很多都走政治正確的路線，認為選民喜歡甚麼就做甚麼，但這些政治正確的行為，很多時就違反常識，例如覺得選民反中，就專門做反中的事情，但反中究竟對自己國家有沒有利，就「闊佬懶理」了。
最近加拿大總理卡尼訪問中國，全面改善和中國的關係。去年加拿大才聲稱「認清中國是加拿大面臨的最大安全威脅」，如今加拿大已經180度轉向，認為相較於美國，「中國是一個更具可預測性、更可靠的合作夥伴」。加拿大大幅降低對中國的電動車進口關稅，由100%降至6.1%，中國亦放寬加拿大的油菜籽等農產品入口，加拿大並大力歡迎中國在電動車和清潔能源等領域到加拿大投資，中加經貿關係快速上升到非常緊密的水平。
變化的前提固然是加拿大深受美國壓逼，特朗普聲言要將加拿大變成第51個州，加拿大在壓力之下，尋求和中國改善關係，挽救加拿大的經濟。加拿大總理卡尼訪華後，德國總理默茲和英國首相施紀賢也排著隊訪問中國，都尋求和中國改善關係，現今紛亂的世界，在特朗普專欺凌盟友的環境之下，改善和中國關係，成為這些西方國家最佳的出路。西方政客只要有足夠的常識，就可以找到和中國改善關係的答案。
保守黨黨魁栢丹娜出席反華的集會，只能夠說左看右看，都看不出她有做英國首相的氣場，也都看不到她有帶領英國走出困境的能量。順帶一提，保守黨選出一個非裔黨魁，並不「保守」，反而有點激進，也難怪保守一點的英國人，都走去支持極右的改革黨了。
盧永雄
不同地區的發展都有不同的特色，中國經濟發展成功，就吸引越來越多人研究中國成功的模式。
最近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傳媒訪問時透露，特區政府將首次制定香港自身的五年規劃，對接國家的「十五五」規劃，他將會親自領導跨局、跨部門、全政府的專班去統籌。特區政府管治思維出現轉變，開始為香港發展作全面謀劃。但香港搞五年規劃，難免會惹起一些物議。
第一，這是計劃經濟嗎？
要解答這個問題，要先知道中國五年規劃的起源和後期發生的重大變化。
簡單來說，社會主義國家的五年計劃是從史太林年代的蘇聯開始，起源於1928年的蘇聯。史太林推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核心目標是農業集體化和加速工業化，希望在短期內建立一個能夠抵禦外部威脅的工業強國。當時的計劃經濟是一種高度集中的指令式計劃經濟，一方面展現出蘇聯的強大國家動員能力，但另一方面也慢慢暴露出，僵硬的指令式計劃不能切合經濟發展的實質需要。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快速實現工業化，初期也仿傚實行計劃經濟。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國在1953年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當時的核心是以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為重點，要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當時世界處於戰後的冷戰時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就是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比拼。
而中國的實踐計劃也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第一階段是「建國初期」，由1953年的「一五」計劃開始，至「五五」計劃，是一個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計劃性質是指令式計劃為主，政府直接調配各種資源，管理方式是由中央制定計劃和指標，層層分解下達。
時光流轉，中國在1978年開始搞改革開放，計劃也步向新階段，可以稱第二階段為「改革開放探索期」，由1980年的「六五」計劃開始至「十五」計劃。大背景是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計劃性質亦逐步從指令式計劃過渡向指導式計劃，管理方式是決策權開始下放，程序逐步規範化。
第三階段是「新時代發展期」，由2006年「十一五」規劃開始至現在。當年「十一五」開始將「計劃」改名為「規劃」，這個變化其實是一個質變，由指導性計劃過渡到變成一種宏觀性、戰略性和政策性的規劃。管理方式是將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結合，強化基層參與和科學評估。
所以中國如今已不再是計劃經濟，而是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現實上五年規劃就是會定出宏觀戰略性的發展目標，然後按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標，謀劃不同領域的政策。
簡單總結是，即使內地搞的也不是計劃經濟，只是作出發展規劃。香港特區政府的體量和職能比內地政府更少，能夠控制的資源和政府的能力相對有限，所以香港能夠做的規劃，可能是更宏觀和指導性的。
第二，務實的社會實驗。
以前西方講到中國的計劃，都會露出厭惡之色，認為是一些僵化的社會主義產物。但是隨著近年中國的經濟突飛猛進，表現出強勁的執行力和創新能力，外國對中國規劃的評價變得越來越正面。
例如美國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他在今年1月接受傳媒訪問談到對中國五年規劃的看法。赫克曼認為，中國基本上是進行龐大的社會實驗，以一種極其務實的方法推動發展：中國政府會提出意念，做出實驗，找出當中不能操作的部分，然後繼續推進。
赫克曼說他自己曾經走訪中國多個省份，看到中國地方政府按五年規劃嘗試不同的政策，實際上是做龐大的社會實驗，令他十分驚歎。而這些實驗的目的，主要是希望提升他們省份的人民福祉。他認為中國的官員不是在做公共展示，而是試行具體的政策，例如養老金政策或福利政策，然後審視數據，衡量這些政策是否可行，中國推動某些行業發展亦屬如此。赫克曼高度評價中國的規劃和以務實主義方式推動發展。
香港推動五年規劃，既要對接內地的發展方向，從中尋找可以協助國家發展的角色，同時為香港尋覓商機，以靈活務實的態度，不斷作出創新嘗試。
第三，西方亦有規劃。
很多人說香港是抄國家搞五年規劃，其實現在大家見到中國做得那麼成功，很多人都在抄中國功課。例如新加坡在2022年提出「經濟2030願景」，希望以一個宏大計劃推動新加坡經濟可持續增長；又例如美國特朗普政府去年發表《2026至2030財年機構戰略發展計劃書》，訂出美國再工業化與產業回流的大計。從全球發展的角度而言，搞計劃或者規劃，已經不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利。
香港搞五年規劃是新嘗試，應該抱著開放的思維，定出發展目標，透過規劃，對接國家發展方向，引領香港加速向前邁進。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