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龍江「換心人」健康存活32年 刷新亞洲紀錄 「養心」秘訣散步耍太極

內地器官移植技術持續發展，作為最早開移植研究的醫院之一的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下稱「哈醫大二院」）4月23日的一個義診活動現場，更出現一位今年63歲、面色紅潤的移植器官「過來人」，成為全場焦點。他步履穩健、聲音洪亮，很難想像原來他有一顆已陪伴他32年的「他人之心」，他更是目前亞洲心臟移植術後存活時間最長的紀錄保持者。

63歲的于文峰是黑龍江省尚志市的教師，1994年接受心臟移植手術後至今存活32年，刷新亞洲紀錄。

于文峰是黑龍江省尚志市的退休教師，但他是哈醫大二院的「明星患者」。1994年初，正值壯年的于文峰被診斷為擴張型心肌病晚期，當時被視為「絕症」，其心臟體積比常人大了數倍，功能衰竭。當時他全身水腫，呼吸困難，生命進入倒計時。

那個年代，器官移植在中國仍處於探索階段，換心手術更被視為極罕有個案。但面對唯一的生存機會，于文峰和家人決定放手一搏，接受由哈醫大二院心外科專家夏求明教授團隊主刀的心臟移植手術。

1994年2月，夏求明教授帽兒山鎮中學優秀教師于文峰進行同種異體心臟移植手術，成功將一顆健康的供體心臟植入于文峰體內。不僅令心臟在于文峰胸腔內恢復跳動，更挽救了一個家庭，也讓這名教師重返教學前線，作育英才。

但術後的于文峰仍面臨著三大考驗，包括感染、排斥反應及長期服藥帶來的副作用。據哈醫大二院心血管病醫院院長于波憶述，于文峰在術後初期經歷了極其嚴格的隔離與監測。為防止感染，他必須生活在近乎無菌的環境中。而更具挑戰的是與排斥反應的「終身搏鬥」。為讓外來心臟與身體「和平共處」，于文峰需要終身服用免疫抑制劑。

在過去30多年來，于文峰為了「養心」，在生活上「極度自律」，他對藥物服用時間、劑量的精準控制近乎苛刻，從未有過一次遺漏或誤服。他堅持規律作息，科學運動，並在醫生的指導下不斷調整生活習慣，醫患之間亦高度信任，病人的極致配合，成為其長壽的關鍵因素。

每年的4月26日是哈醫大二院的「愛心日」，于文峰總會回到醫院。這不僅是他的「覆診日」，更是其「重生紀念日」。院方表示，于文峰的個案為中國乃至亞洲的器官移植研究提供了極其寶貴的臨床數據，證明了在規範的術後管理下，換心患者完全可以擁有與常人無異的生活品質和壽命。

于文峰表示，自己每天堅持散步，每天能走幾公里路，還能做家務，也有打太極拳，保證三餐規律和充足睡眠，最重要的是保持陽光心態，他多次接受媒體訪問表示：「這顆心臟給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要替供體好好活著，也要給更多病友看到希望。」截至2026年，于文峰已術後健康存活32年，刷新亞洲醫學界的紀錄。　

于波敎授指出，心臟移植和人工心臟是終末期心力衰竭患者最後的生命防線。目前該院已獲批包括心臟、肝臟、肺臟等所有大器官移植手術資質，並專門設立OPO器官捐獻辦公室。同時，醫院積極推進人工心臟置入手術，形成了多學科聯合救治模式，延長了終末期心衰患者的生存機會。

哈醫大二院心血管病醫院院長于波憶述，于文峰在術後初期經歷了極其嚴格的隔離與監測。

數據顯示，中國每年約有54.4萬人死於心因性猝死，相當於每天約有1500人被這一「沉默殺手」奪走生命，相當於每分鐘就有一個生命心因性病發死亡，心肌梗塞是最主要的「幕後推手」之一，約90%的心因性猝死都與急性心肌梗塞直接相關，當冠狀動脈突然堵塞導致心肌缺血性壞死，惡性心律不整便可能瞬間發作，讓患者在毫無預兆中陷入生命危機。
　
于波教授指，急性心肌梗塞的典型症狀為胸骨後或心前區壓榨性疼痛，像「胸口壓了塊石頭」，常有呼吸困難、大汗淋漓及瀕死感，疼痛持續超過20分鐘，且休息後都無法緩解。

此外，部分患者還可能出現牙痛、下顎緊繃或上腹痛等非典型症狀，容易被忽略。預防心肌梗基的關鍵在於控制危險因子：戒煙限酒，避免熬夜與過度勞累，維持規律作息；堅持低鹽低脂飲食，每周進行3次以上有氧運動；定期監測血壓、血脂及血糖，早發現早介入，一旦出現癥兆，務必立即就醫，不要延誤。

毛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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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法國國民議會通過文物歸還法案，將簡化法國在殖民時期掠奪所得文物的歸還程序，適用範圍明確限定為1815年11月至1972年4月間，覆蓋中國圓明園流失文物、敦煌藏經洞流失文書及非洲多國文物等。

這項法案生效後，對中國流失文物回歸是「實質性突破」，還是「象徵性進展」？將為中國流失海外文物（尤其是法國）的追索與返還帶來哪些積極意義？上海大學中國海外文物研究中心主任、國際博物館協會研究與交流中心管委會副主席段勇在接受內地澎湃新聞採訪時表示，該法案確實可以說是顯著簡化了索回流失文物的相關程序，降低了文物返還難度。

段勇表示，1860年英法聯軍以戰利品名義從圓明園劫掠的大量珍貴文物，當時就遭到雨果等人文主義者的譴責，該法案明確規定非軍事用途的「軍事繳獲物」屬於返還範圍，「1900年八國聯軍侵略北京時的非法流失文物更是屬於應該返還的範圍，民國時期若干石窟、寺廟被盜鑿走私出境的佛像、壁畫等也屬於非法流失文物，均屬追索返還對象。當然我們的追索範圍不僅限於此。」

根據法國媒體報道，法國國民議會以170票贊成，全票通過《關於歸還因非法佔有而被剝奪的國家文化財產的法案》。適用範圍為法國在1815年至1972年間獲取的文物，其中相關條款要求法國政府每年公布涉嫌非法獲取的文物清單，以便文物追索國更好地掌握信息。法案同時要求相關國家需承諾，按照國際標準保管歸還文物，並確保對公眾開放。不過，該法案仍需經過國民議會與參議院達成一致後，方可最終生效。

楓丹白露宮中國館內收藏有大量中國文物

段勇表示，該法案的主要意義在於，通過修訂法國現行的《遺產法典》和《公共財產法典》，把核心原則「公共財產不得轉讓」做了可變通處理。非法流失文物返還的最大障礙由原來只能通過立法程序來解決，變成通過行政法令直接審批，可以說是顯著簡化了相關程序，降低了文物返還難度。

原藏於法國吉美博物館的大堡子山流失金器

在歐美列強中，法國對於返還非法流失文物是比較積極和配合，有多批次文物成功返還案例，比如圓明園十二生肖鼠首、兔首銅像的回歸，以及2015年國家文物局從法國追回甘肅大堡子秦公墓地被盜掘金飾片文物等。這些文物返還案例中，法國表現出來的態度都是比較實事求是和積極配合。

根據段勇多年研究，迄今海外公私收藏的中國背景文物總數約有1500萬件，其中絕大多數屬於正當交流、交易的藝術品、商品、紀念品等，但是也有大約10%，即150萬件為非法流失文物，主要源於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初期的文物流失高潮。

一百多年前，敦煌莫高窟328窟彩塑供養菩薩像與當地村民

楓丹白露宮「中國館」裝飾天花板的緙絲佛畫像

根據澎湃新聞梳理，中國文物在近代（尤其晚清至民國）通過戰爭劫掠、非法買賣、走私等途徑流入法國公共收藏體系的主要集中在幾次重大歷史事件中，包括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與圓明園劫掠，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等。1860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焚毀圓明園，掠奪宮廷文物，這是中國文物流入法國最集中、爭議最大的來源，包括圓明園十二生肖獸首（部分）、清宮陳設器物如景泰藍、玉器、漆器、御用擺件，宮廷織繡、屏風、家具等大量宮廷文物流入法國，這部分文物主要收藏於楓丹白露宮中國館。

楓丹白露宮「中國館」青銅鎏金佛塔

楓丹白露宮「中國館」鎏金編鐘

除了戰爭時期的非法掠奪，另一個高峰是通過探險與「學術採集」等名義流失出去的文物。代表性的如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於20世紀初進入敦煌莫高窟，從藏經洞獲取的大量敦煌文獻，這些文獻現在主要收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吉美博物館等。還有一類則是在晚清社會動盪，通過古董商人、文物販子盜賣進入市場流通的文物。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唐代敦煌遺書殘片《寺院入破曆》

法案生效後，對於中國流失文物回歸既是具有重要意義的「象徵性進展」，也能夠成為流失文物回歸的「實質性突破」，能夠對中國流失海外文物（尤其是法國）的追索與返還帶來積極意義。

近代以來，中國有海量文物流失在海外，收藏於海外知名博物館，其中經戰爭掠奪和盜賣等渠道非法流失文物記錄著一個多世紀來中華民族遭遇的掠奪和創傷。可以說，對中國而言，該法案為追索圓明園流失文物、敦煌遺書等大量流失在法國的文物提供了新的法律契機，有望推動國寶從「個案追索」走向「制度化追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