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就是天性

雖然在位者壟斷權力和資源，有能力按一黨或一人的意願推行屬意的政策，但是，真正易做的永遠都是在野政黨。在野的政客美其名是監察政府的反對派，實則上就是千方百計阻撓在位者施政，透過輿論戰削弱對手的聲望，然後把握時機取而代之。

除非相關政策或方案是得到足夠民意支持，否則在位者往往需要出盡九牛二虎之力才可鼓動民眾和議會支持，繼而推動通過政策。在推銷政策的過程中，少不免受到媒體和在野人士的挑戰，令在位者滿身傷痕，輕則不能全身而退使民望下滑，重則方案被否決而被逼下台。

相反，在野人士大喊反對的口號是輕而易舉之事，畢竟，世上沒有完美的政策，總有缺點流弊可以被無限放大。只要反對派刻意挑骨頭，繼而站在道德高地猛烈抨擊，任何政策和決定便會引起爭議，使在位者陷於被動。反對行為本身對在野人士而言是接近不用成本，卻有巨大的潛在政治利益。在衡量得失後，在野人士自然有著凡事反對的「天性」。

以台灣為例，馬英九執政期間，民進黨連結民間團體反對核能發電，不斷散播核災難的潛在風險和影響。可是，到了蔡英文上台，民進黨即時改變立場，以降低電費為由重啟核電站。這個例子說明，在野黨提出反對並不一定代表該政黨在某一議題上的真實看法，反對只是基於在野的天性，易地而處後同樣會做上任在位者會做的事。

當反對的天性超過理性的約束，就會成為極端反對派，即是純粹出於政治計算，而不顧現實情況和社會利益的反對。這種情況，對社會而言是極為危險的，因為不分錯對的盲目反對，只會妨礙有益民生的政策落實，令全體人民受害。

正如現時香港房屋供應緊張，政府打算發展郊野公園興建房屋，總有反對派人士以環保為名牽頭反對，甚至將港人日增的住屋需求歸咎在新移民身上。他們的取態，當然不可能是全部出於保護環境的苦心(何況政府承諾在不減少整體郊野公園面積的前提下發展邊陲地帶)，而是反對的天性植根太深，以致他們寧願大部分市民承受高樓價的痛苦，也要反對政府興建房屋。

政府不能解決住屋需要，青年人無以成家立室，租戶飽受高租金和被逼遷之困，劏房戶居住質素每況愈下，便會成為積聚民怨的溫床。民怨加深，市民反對政府的聲音便會此起彼落，有增無減，利害關係正好與反對派連成一線，變相助長反對派的勢力。

覓地建屋已經是全港市民的共識，甚至是絕大部分市民認為首要解決的問題。在高度民意支持下，政府不應受制於反對派，正中他們的下懷。以果斷和務實的態度處理房屋問題，才是對整體社會有利的做法。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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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選舉中，有兩個絕對的真理。一，「選舉就是感覺」，所謂選民理性分析和比較政綱、理念只是理論上的情況，大部分選民都是基於感覺支持候選人。二，就是鐘擺效應，能夠與現任領袖缺失造成對比的政治家，很多時就是選舉的贏家。

近日兩場值得關注的總統選舉，即法國和南韓大選，勝出者都是針對現任領袖的問題順勢而上的。縱然兩位都是高票當選，但不代表他們取得實在的擁護，民眾對馬克龍和文在寅寄予厚望，當中或多或少是借支持二人來表達對現屆政府的不滿。

法國總統奧朗德在位以來民望低迷，推行經濟改革不但未能帶領法國經濟再次起飛，更加錄得尷尬的負增長。加上性格火爆衝動，不時失言，樹敵眾多，私生活又不檢點，令民眾對他及社會黨十分失望，希望有一位富有魅力和幹勁的總統，改善奧朗德年代的種種問題。

出身中產家庭的馬克龍，正是奧朗德的相反。雖然他擁有俊朗的外表，但他對年紀比自己大24歲的妻子一往情深，反而成為其人格魅力的所在。而出身高等學府和從事金融行業的成功經歷，與及提出超越黨派之爭的政治理念，使他的才能得到大眾的認可，認為他有力改變法國的弊端，成為馬克龍的致勝原因之一。

至於勝出韓國大選的文在寅，與前總統朴槿惠亦有鮮明的對比。後者來自政治世家，自小養尊處優；反之前者出身基層，憑艱苦奮鬥，先後成為優秀的士兵和出色的人權律師。後者因為貪腐問題而下台，前者卻強調清廉，刻意與富商保持距離，避免官商勾結。後者在北韓問題上緊貼美國意願，甚至不惜與中國翻臉也要支持美國部署薩德系統，前者就提出「陽光政策」，對北韓較為友善，重視兩地溝通。韓國人民唾棄朴槿惠，自然支持與朴槿惠形象和理念相反的文在寅。

事實上，除非現任領袖取得驚人的成績和高企的民望，否則民心思變是必然出現的結果。正如近代美國總統選舉，高喊「改變」口號的奧巴馬能夠當選，與因循守舊的喬治布殊管治不善有關；特朗普強調美國優先和重新強大起來，亦是對應奧巴馬外交軟弱的缺失。

「鐘擺效應」同樣適用於香港特首選舉。董健華被批評軟弱無能，就換上行政經驗豐富的曾蔭權；曾蔭權在任時政策過份傾斜商界利益，使較關心基層市民的梁振英上台；梁振英在溝通方面為人垢病，則由能夠團結建制陣營的林鄭月娥登上特首寶座。以上例子，再次證明「鐘擺效應」確是選舉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