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阿拉巴馬州一名男子在自家前院開槍擊斃一頭重達820磅（約744斤）的大野豬。
網上圖片
某日韋德（Wade Seago）家中的史納莎犬突然瘋狂大叫起來，韋德和女兒走出屋子查看。眼前的一幕令他們難以置信，一頭15英尺（約4.6米）長的大野豬闖進了他家前院。韋德說：「野豬似乎被狗狗的咆哮聲吸引住，情況非常危險。」
網上圖片
由於他很擔心這頭野豬會殺死自己愛犬，於是拿起家裡放著的一把手槍，對準野豬開了3槍，野豬隨即倒地而亡。由於其體型非常巨大，他計劃把野豬的頭和肩膀做成標本，放在他的動物標本店裡展示。
網上圖片
據知阿拉巴馬州因有大量野豬出沒，對本地野生動物造成威脅，所以法律允許獵人在私人土地上獵殺野豬。
網上圖片
2020年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殺後引發的種族平權運動，曾為資金長期不足的黑人主導非牟利組織帶來新支援的希望。美國企業當時增加對歷史悠久的黑人大學和學院的捐款，主要氣候資助者承諾向少數族裔群體提供更多資金，大型捐助者亦尋求縮小種族貧富差距。
然而，周二發布的最新研究顯示，許多黑人主導非牟利組織的這些財政收益只是曇花一現，甚至根本沒有發生。根據非牟利研究服務機構Candid和黑人慈善團體ABFE的分析，部分大型黑人主導非牟利組織在2020年至2022年間僅錄得臨時性資金增長，而小型組織則未見顯著變化。
艾莎哈巴特勒，大恩格爾伍德居民協會的聯合創辦人，周一（2026年4月6日）在芝加哥其辦公室外拍照。(美聯社圖片/Nam Y. Huh) AP圖片
這種撤資模式令許多社區團體處於更不利的境地，尤其是在總統特朗普（President Donald Trump）的政策削減了多元、公平和包容（DEI）的資金後。由於政府威脅多項社會服務計劃、削減機構員工導致未來撥款不明朗，以及透過反DEI行政命令壓制種族平權資金，非牟利界別的困境進一步加劇。
黑人選民事務（Black Voters Matter）聯合創辦人克里夫艾爾布賴特（Cliff Albright）指出，這些社區非牟利組織正是目前負責協助越來越多低收入家庭應對醫療成本飆升和食品價格上漲的團體。
艾莎哈巴特勒，大恩格爾伍德居民協會的聯合創辦人，周一（2026年4月6日）在芝加哥其辦公室外拍照。(美聯社圖片/Nam Y. Huh) AP圖片
艾爾布賴特向美聯社坦言：「我們實際上被要求以更少的資源做更多的事情。」
小型黑人主導非牟利組織往往需要依賴新的而非持續的資助者，錯失了能維持其長期目標並在困難時期提供緩衝的轉型關係。報告顯示，這些年度開支為100萬美元或以下的組織，僅有略多於三分之一的資金來自持續支持者。
艾莎哈巴特勒，大恩格爾伍德居民協會的聯合創辦人，周一（2026年4月6日）在芝加哥其辦公室外拍照。(美聯社圖片/Nam Y. Huh) AP圖片
這種情況在芝加哥南區一個主要服務該市最貧困黑人社區的團體中得到印證。大恩格爾伍德居民協會（Resident Association of Greater Englewood）行政總裁艾莎哈巴特勒（Asiaha Butler）於逾15年前共同創辦該非牟利組織，旨在賦權其鄰里，以對抗其地區的負面敘事。
該使命曾有少數持續支持者。但2020年夏天，卻帶來了逾20個新資助者。
艾莎哈巴特勒，大恩格爾伍德居民協會的聯合創辦人，周一（2026年4月6日）在芝加哥其辦公室外拍照。(美聯社圖片/Nam Y. Huh) AP圖片
巴特勒憶述：「突然之間，我們變得受人資助。」她補充說，這股「熱潮」很快變成「詛咒」，因為資金的快速注入隨後逐漸減少。
她說：「我們開始看到這些收入，並認為我們正與資助者建立非常良好的關係。但實際上，這些優先事項很快就改變了。」
艾莎哈巴特勒，大恩格爾伍德居民協會的聯合創辦人，周一（2026年4月6日）在芝加哥其辦公室內望向窗外。(美聯社圖片/Nam Y. Huh) AP圖片
根據ABFE行政總裁蘇珊泰勒巴頓（Susan Taylor Batten）的說法，在2020年之前，基金會與任何規模的黑人組織都缺乏聯繫。
黑人慈善專業人士表示，當示威者要求企業和慈善機構解決系統性種族主義問題時，這種距離造成了一場混亂。
基亞克魯姆（Kia Croom）的籌款公司與黑人社區的非牟利組織合作，她表示其客戶從企業獲得的資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有些組織為應對需求而增聘了發展人員，但當資金消失後，隨即進行了裁員。
她形容：「這充其量只是一次交易性的捐贈。」
正面成果中心（Positive Results Center）行政總裁坎迪劉易斯（Kandee Lewis）負責洛杉磯一個協助家庭暴力及其他傷害倖存者的非牟利組織。她說，收到新支持者的支票固然很好，但很多時候，這些支持只是一次性捐款，而非建立關係的開始。
劉易斯認為，這些資金的到來僅僅是因為她的團體由黑人主導，而非資助者理解其工作。
她說：「他們忙於弄清楚誰是誰，以致沒有真正花時間去了解人們。」
賈莉莎霍爾（Jaleesa Hall）深知慈善事業是一場關係遊戲。
她領導的扶助鄉村基金會（Raising A Village Foundation）旨在透過補習計劃促進教育公平。逾六年前她在華盛頓特區創辦該非牟利組織時，其網絡中並沒有太多高淨值人士。
她表示，這個圈子讓她難以引起基金會的注意，因為基金會「尚未真正掌握」如何在現有聯繫網絡之外尋找潛在受助者。
霍爾指出：「小型黑人主導非牟利組織根本就沒有機會進入那些場合。」
報告顯示，他們的大部分基金會撥款來自首次資助者。
Candid研究副總裁凱瑟琳克勒金（Cathleen Clerkin）表示，每年為確保長期投資而必須進行的「歌舞表演」，令這些非牟利組織的工作更具挑戰性。
她說：「他們只是不斷地與新資助者進行首次約會，希望有人會投資並理解他們。」
小型非牟利組織的領導人過於專注於日常維護和財務可行性，以致沒有時間參加交流活動，也沒有資金飛往全國性會議。
城市研究所非牟利組織與慈善中心（Urban Institute's Center on Nonprofits and Philanthropy）的非常駐研究員蒂普林韋斯特布魯克（T’Pring Westbrook）共同創辦了一家與小型非牟利組織合作的諮詢公司。她說，問題不在於基金會不想支持邊緣化社區，而在於他們透過「趨勢資助」來實現這一點。
她說：「也許在黑人歷史月會有一個資助活動。但活動的重點是活動本身，它無法建立可持續性。」
小型非牟利組織表示，無論種族如何，他們都面臨額外障礙，包括撥款資格要求。有限的人手可能阻礙合資格組織跟上基金會要求每周或每月提交的項目進度報告。
霍爾解釋：「這最終感覺像是一種負擔。付出與收穫不成正比。」
慈善界已出現全行業轉向信任型模式的趨勢，提供一般營運支持和多年期撥款，承認非牟利組織在如何最好地履行其使命方面的專業知識。但ABFE領導人巴頓表示，黑人主導非牟利組織通常未能從這些最佳實踐中受益。
報告顯示，黑人主導非牟利組織的持續資助者明顯少於非黑人同類組織。只有三分之一獲得一般營運支持，而其他非牟利組織則有略多於一半。
巴頓指出：「在投資黑人社區方面，我們仍然看到不良做法的殘餘。如果我們不發展這個行業，基金會根本無法在這個國家為社區實現其使命，更不用說黑人非牟利組織實現其使命了。」
芝加哥社區協會領袖巴特勒現在從那些在2020年種族平權運動高峰期提供支持的人那裡聽到藉口：「優先事項已經改變了」，他們告訴她，或者有「新的戰略目標」。
她說：「這些小小的流行語只是說，也許這個非牟利組織——基層、黑人主導、非常專注於黑人人口——可能不在人們繼續支持的考慮範圍內。」
這次低迷延遲了一個近700萬美元的資本項目，該項目是在喬治弗洛伊德事件後的公民動亂後，在其經濟平權工作基礎上建立的。一個約817平方米的建築將包括一間堂食餐廳和另一家黑人擁有的企業。其中一個租戶將提供勞動力發展培訓。她的目標是透過一個蓬勃發展的黑人商業區，加強恩格爾伍德的經濟和社會結構。
到2023年，她獲得了100萬美元的撥款——這是她非牟利組織最大的一筆——以啟動該項目。但她將尋求額外資金的過程比作「拔牙」。過去的慈善合作夥伴拒絕提供支持。他們的前景並不樂觀。
她正轉向公共資金。芝加哥市提供了250萬美元的撥款，巴特勒表示，另一筆150萬美元的州政府獎勵正在審批中。
她說：「情況變了，所以我們不想啟動資本籌款活動。時機不對。」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