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鄭月娥上任以來，香港的對立情緒稍稍緩和，加上施政報告內容獲得多數市民好評，社會難得享受一陣風平浪靜。蠢蠢欲動的傳媒朋友沒有什麼好題材大書特書，就要善用林鄭的「八十萬公營房屋足夠應付基層需要」言論，將之演譯成「八十萬間公屋是上限」的「封頂論」。如此斷章取義，穿鑿附會，還真是辛苦記者們。
要評論有關觀點，應該由林鄭參選以來的政綱和理念開始，了解其房屋政策的整體理念。記得在特首辯論中，曾俊華提出應該大幅增加公屋供應，而林鄭的看法是增加居屋和綠置居。上任後，林鄭除了兌現當日競選承諾，甚至推出「首置上車盤」，為未能負擔私人樓宇的中產人士提供一個置業機會。顯而易見，林鄭的方向，就是認為租屋並不是理想的房屋理念，置業主導令市民擁有安樂窩、收窄貧富資產差距，以至根據收入能力居住於不同類型的房屋，才是合理運用公共資源及符合社會長期利益的做法。
不少坊間的評論，都是引用公屋輪候宗數接近28萬，以反駁八十萬公屋數目難以滿足基層人士需求。然而，仔細發現，當中有4成申請為非長者的一人申請者，而部分更是高學歷的年輕人。他們申請公屋，只是作為一個備胎，抱著「申請無壞」的態度，不是真正需要公屋資源的群體，亦不是公屋政策應該服務的對象。隨著他們的工作收入增加，獲編配公屋的機會甚低。
換言之，真正需要公屋的家庭，大約不多於20萬。現時公屋數目大約76萬，增建4萬個公屋單位後，仍需十多萬個單位才可滿足輪候家庭。而提供如此龐大數量公屋的方法，就只有兩個，一是大量增加公屋、二是提供誘因讓部分收入能力較高的住戶放棄公屋。
眾所周知，方法一是理想但不可行。主要原因是，香港人本身對公屋有保留。公屋向來被標籤是基層家庭的集中地，不少市民，特別是中產以上的一群，都偏見地認為公屋居民的環境、衛生、公民意識較差，擔心影響居住質素和樓價。縱然政府有心興建公屋，也定必受到阻撓和反對。
因此，方法二是唯一而且較可取的做法。對於部分經濟能力較高的公屋住戶而言，購買綠置居的確有一定吸引力，因為公屋只是租借政府單位，而綠置居是自己擁有的物業，可以轉讓和買賣，加上居住限制較少，例如沒有扣分制、兩年一次資產審查等等，整體居住質素也較佳，對夾心一族而言是向上流動的機會。對於政府而言，興建綠置居的阻力也會較少，有助加快滿足港人，特別是年輕人的住屋需求。
當綠置居以及私人市場成功吸納部分公屋住戶，自然可以釋放一定數量的公屋單位，讓公屋輪候人士可以安居。這種根據收入水平而定的置業階梯，總比大部分港人居住公屋，難以流轉來得更加公平和合理。
當然，公屋數量不一定在八十萬，只要社會多數市民接受，單位數量愈多就愈好。而公眾的焦點，應該放在林鄭置業主導的房屋方針，使香港有分明的置業途徑。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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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紀末期，英國已經成為高度工業化國家，急需龐大的市場消化國內大量由工業生產的貨物。英國人看中素來經濟發達、人口眾多的中國市場，派出使節拜會如日中天的乾隆皇帝，希望中國廣開港口，方便通商。
以當時國力而言，英國的確在滿清之上，畢竟前者工商業發達，又有船堅炮利，而後者經濟以農業為主、武器使用刀槍劍棍，兩國實力已見倒轉；但對外部世界所知甚少的滿清政府，仍以天朝大國自居，認為單靠國內自給自足，已是繁華盛世，沒必要與外國或蠻夷通商貿易，因而對英國使節的要求並未加以重視。
結果，這場沒有實質進展的外交會面，成為日後英國決心攻打中國、強逼清政府向英國打開通商大門的一大因素，間接促成19世紀中葉的鴉片戰爭，以至往後列強入侵的局面。由那時開始，原本以為實力冠絕世界的中國，陷入超過一世紀的衰退期。在這段災難歲月，中國屢遭外國欺侮，國內政治形勢亦變得不穩，權鬥內訌之時不時發生，數以千萬計的國民輕則流離失所，重則失去性命。一直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隨著鄧小平指導改革開放，中國才可以穩步發展，在各國重要領域逐漸追趕甚至超過西方多數強國。
這個慘痛的經歷給我們後人的教訓，就是形勢會隨著時間流逝而此消彼長，如何適應和追趕時代的步伐，使自身保持優勢，不會因落後於人而蒙受損失，是所有社會必須思考和實踐的課題。不論過去成就如何輝煌，只要不思進取，形勢便會逆轉，由處於領先地位變成落後。而落後的問題，引用前蘇聯領導人史大林的說法，就是「落後就要挨打」。
上星期，筆者有幸與一位年輕的立法會議員和一位曾到內地大學任教的教授共晉午餐。席間，兩位熟悉國情的人物都對當今中港形勢十分感嘆。二、三十年前，香港仍然領先大陸主要城市；二、三十年後，國內就已經拋離香港了。當香港人還在使用八達通付款，內地已經普及手機支付模式，使交易更為方便快捷；當香港不少年輕人抱著「返工等放工」的心態對待工作，內地多數年輕人對工作較為投入，願意在事業起步時刻苦耐勞，留待中年收成享受；當香港人仍然追逐日、韓流行文化，內地不少大學生都放眼英、美、德等先進國家，希望吸收這些國家的長處，或是深入認識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為未來發展打下基礎。就連香港學生曾經引以為傲的英文，隨著內地主要城市教育水平改善，加上部分大學生有能力出國留學，香港學生的英文水平已經沒有優勢。
兩位的說法令筆者感到十分無奈，仔細一想，不單在人才上，香港漸比下去，連整體城市實力亦見不及。近年香港大力鼓吹創新科技，但其實已經遠遠落後早就決心打造成為科技產業龍頭的深圳；政府積極推動創意產業，卻又無法在市場、資源、人才上與廣州、北京等地比較；傳統支柱金融業，面對上海的競爭，香港優勢未見突出。假如內地完善法制和增加資金流動性，上海全面超越香港只是時間問題。香港各個重點行業都處於下風，難怪兩位表示最近就大灣區合作事宜拜訪廣東多個城市的官員時，他們的嘴臉並不好看。
回歸以來，香港政府已經著力加強與內地融合，希望提升香港的競爭力，增加港人發展的機會，例如董建華年代簽訂CEPA、曾蔭權年代興建高鐵、梁振英年代鼓勵港人把握一帶一路機遇等等，但由於反對派小人之心、煽風點火，使部分年輕人十分抗拒，甚至以激進抗爭阻止中港融合這個必然大勢。結果，香港白白錯失多次寶貴機會，經濟長期欠缺突破，而這班逢中必反的年輕人又將責任歸咎於香港政府，使政治鬥爭愈見激烈。當注意力集中在政治而不是經濟發展，香港的形勢就更見落後，融合的主導權便愈見減少，而年輕人就更加抗拒融合。如是者，就出現一個惡性循環。
筆者並非存心打擊香港，但現實的情況，的確與清朝乾隆晚期十分相似。明明處於落後位置，卻以為家底豐厚，繼而固步自封，原地踏步，不願適應外在環境的變化，結果形勢更差。中國作為一個超級大國，具備大量資源、智慧、人才，都需要超過一百年的時間才可重拾昔日的光輝，試問彈丸之地香港，一旦嚴重落後，又要多少時間才可谷底反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