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戲，但有時人生比戲劇，更出人意表。查良鏞這位文壇泰斗，創作小說劇情豐富，但他的從政往事，更具戲劇性，引起最大風波的，莫過於他在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內提出的所謂「查良鏞方案」。當時這方案被視為保守方案，惹起一場大風波。我當時做記者緊密追蹤此事，與很多當事人私底下談過，如今事過境遷，可以爆爆內幕。
話說1988年11月，草委會政制小組在廣州白天鵝賓館開會。在開會的前一日下午入住酒店之後，我連忙找已經到埗的草委「索料」。當時政制小組討論香港未來政制方案已到「埋牙」階段，我相信快有勁料登場。果然不出所料，一名草委透露，查良鏞提交了他的政制方案，建議立法會去到第三屆有半數直選，然後在第三屆公投，決定第四屆(即回歸12年後)是否普選。當時的民情是認為最快要12年之後才全面普選，頗為保守。我深知這是一單大新聞，正為得到獨家新聞而高興的同時，亦分析查良鏞提出這個方案的含意。由於當時的工商界和民主派就政改方案的協調爭持不下，到底這是查良鏞個人提出的方案，還是中方借他提出的「協調方案」呢？
我心念一轉，馬上下樓，到大堂一角，靜候內地官員的抵達， 最後被我等到港澳辦副主任李後，我追問李後怎樣看查良鏞的方案，他表現得對方案有保留，反而叫我問問香港的民主派草委的意見。從李後的反應，我覺得並不是中方叫查良鏞提出的協調方案，應該是查良鏞的個人建議。翌日新聞出街，政制小組開會，引起軒然大波，兩名民主派草委司徒華和李柱銘離場抗議。但比較保守的港方草委查濟民在「查良鏞方案」上疊加建議，認為應該推遲一屆才普選，形成所謂的「雙查方案」。
查良鏞因為此事件深受責難，記協發聲明、民主派反對、學聯燒《明報》。我當時與查良鏞私底下聊天，他顯得非常憤怒，認為外界誤解了他，但至於外界誤解了什麼，他卻不肯透露，事件成了一件懸案。我幾經追查後得悉，原來在那次會議之前，查良鏞在深圳見過當時的新華社社長（等同現時的中聯辦主任）許家屯。許家屯當時說對查良鏞說，香港最快也要回歸20年之後，才能夠有普選。
查良鏞聽了許家屯這個講法，以為是中央的意見，便自度了一條「絕世好橋」，在許家屯和民主派的意見中間落墨，提出他的「查良鏞方案」。他當時是想在會議上讓民主派草委反對一下，最後可能達成一個比他的方案更快普選的方案，中方或許可以勉強接受。誰知現實與預先編寫的劇本不同，兩名民主派草委意外地退場，沒有形成拉扯力量，反而被更保守的查濟民，把方案拉到更遠的地方，令到查良鏞成為罪人。
我當時在《信報》工作，《信報》老闆林行止曾經在查良鏞的《明報晚報》打工，和查良鏞的關係不大好，林行止在《信報》寫了一篇社論評論事件，題為「機關算盡太聰明」，我如今是再借了林先生的妙題。
有趣的是，時至今日，回歸已超過二十年，經過很多預想不到的風雨，立法會仍未全面普選。李柱銘近日回憶當年事，說查良鏞很有智慧，他可能知道共產黨會接受什麼東西，所以提出方案。李柱銘又話如果當時接受了查良鏞的方案，如今已經有全面普選了。
其實泛民在歷史上不斷犯上這種過份理想化的錯誤，沒有接受查良鏞的方案、2003年沒有接受比較溫和23條立法草案、2015年沒有接受先經提名委員會提名然後普選特首方案。往後的發展，都會告訴大家，他們錯過了當時最好的方案。查良鏞雖然挨了罵名，然而，歷史告訴大家，他當時已盡了力去當一名中間人，務實地推動政制前進。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