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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江青在嫁給毛澤東之前的複雜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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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江青在嫁給毛澤東之前的複雜過去

2025年12月26日 17:39 最後更新:01月08日 00:45

江青年輕時的時尚照(資料圖)

江青1914年出生於山東諸城東關一個手工業者家庭,乳名李進孩,自上小學時,校長看她長得又高又瘦,雙腿細長,故給她取了學名「李雲鶴」。她父親李德文以木匠為業,在縣城開了個木匠鋪。娶了兩個妻子,李雲鶴為庶出。

1926年,李雲鶴的母親因不堪丈夫的粗暴打罵,帶著12歲的女兒離開了諸城,投奔親戚,又隨親戚從天津到了濟南。為了長久生計,李雲鶴在濟南報考了山東省實驗話劇院,並學習了話劇和古典音樂等。在這裏,她結識了當時頗具社會聲望的劇院院長兼青島大學教務長的趙太侔。一年多後,在北平演出受挫的江青不得已返回濟南,通過趙太侔的關係,進入青島大學圖書館當了一名管理員,同時在中文系旁聽。

就在這時,青島大學一個物理系的19歲的學生,深刻影響了江青的一生。他就是趙太侔的妻弟俞啟威。

趙太侔之妻俞珊,是當時中國話劇界的明星 「南國社」成員。學了一段話劇表演的江青對俞珊很羨慕,經常去看望、請教俞珊。在俞家邂逅了俞珊的弟弟俞啟威,並和他墜入了愛河。

當時俞家是名門望族,俞啟威是俞家老三,人稱三少爺,但他卻沒有什麼少爺架子,進入大學後,思想更加傾向進步。

1931年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各地掀起了反對日本侵略、反對蔣介石“不抵抗主義”的浪潮。俞啟威領導青島大學的學生參加罷課、去南京國民黨政府請願,成為青島學運的領袖人物,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俞啟威的行動直接影響了江青,她的思想也漸漸趨向激進,不久也加入了青島左翼演員同盟——“海鷗劇社”。這時,俞啟威和江青從熱戀轉而同居。

此後不久,俞啟威便擔任了青島大學中共地下支部的書記,後來又擔任了中共青島市委宣傳部長。1933年2月,經俞啟威介紹,江青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就在這年7月,由於叛徒告密,俞啟威被特務逮捕,江青被迫逃往上海。到上海後不久,江青便向與田漢相熟識的俞珊請求拜見田漢。著名的劇作家田漢,當時是上海左翼作家聯盟、戲劇家聯盟的創始人和領導,大名鼎鼎,江青想通過這個關係,投奔到田漢的門下。

在田漢家暫住了些日子,田漢派他的弟弟田沅照顧江青,田沅向哥哥田漢建議,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學團」去工作,江青同意了,於是才有了前面田沅陪同江青來「晨更」的一幕。俞啟威,也就是給江青信中落款的“小俞”,後來改名叫黃敬,新中國建立初期,他曾任天津市市長、中共天津市委書記。

雖說江青來「晨更」前,曾有過這樣一段不平常的經歷,但在「晨更」當教員的日子裡,她從未和徐明清談起過自己和小俞加入了共產黨,當然,徐明清也未告之她自己是中共黨員的身份。

那時,徐明清把「晨更工學團」教員中的共青團員組織起來,成立了共青團支部,團支部認為江青當時的表現還不錯,吸收她入了團。這樣,江青在失去了黨的組織關係之後,又重新入了團。

1933年冬天,一位穿棉袍的青年來到「晨更」找李老師,他就是剛從監獄被保釋出來的“小俞” 俞啟威。他來到上海,並從姐姐俞珊那裏得知江青的信息,便徑直來到「晨更」的駐地找江青。江青見到俞啟威後,激動不已,淚水止不住地順面頰流了下來。

徐明清見江青和俞啟威相親相愛,又無處安身,就想方設法給他們讓出了一個房間,讓他們暫時有個棲身處。後來,俞啟威找姐姐幫忙,在靜安寺附近租了一間小屋,他和江青一道搬了過去,但那時江青仍在「晨更」教課。

1934年初,徐明清等組織晨更工學團的教員學員參加了紀念「一·二八」抗日救亡的遊行示威,引起了警方注意,俞啟威很快意識到有再次被捕的危險,於是決定和江青一道迅速離開上海去北平暫避。徐明清由於身份暴露,也很快離開了「晨更」,去上海浦東辦女工夜校。

俞啟威和江青到北平後,曾在幾所大學當旁聽生。但沒過多久,因生活難以維持,江青就獨自返回上海來了。

江青回到上海時,徐明清已去了浦東的女工夜校工作,藉助基督教女青年會勞工部的介紹,江青被安排在該會在小沙度路辦的一個女工夜校里當教員。小沙度路,即今日的西康路,離靜安寺不太遠,江青在那裏教女工們唱歌、演戲、識字,同時還去徐明清那裏的浦東女工夜校和其他幾所夜校教女工們唱歌和排演話劇。這時,她用的化名是李雲古。

正是這次在上海期間,江青遭遇了她人生的第一次被捕。

據徐明清回憶,江青是在和「阿樂」接頭時被捕的。

有一天,江青走在大上海的馬路上,忽然看見一張熟悉的面孔,她驚呆了!那人也認出她來,喜出望外。在這偌大的上海,這小夥子和江青能在當街相遇,真是個巧合。

此人名叫樂於泓,平常大家都叫他「阿樂」,他是中共地下黨員,當年在青島和俞啟威、李雲鶴一起參加革命活動。在俞啟威突然遭捕時,是阿樂幫助李雲鶴逃出青島,送她上船的。

他鄉遇知音。影單形孤的江青流落上海,見到阿樂使她非常興奮。她即和阿樂找一僻靜處細談。原來此時阿樂擔任了共青團中央的交通員,公開身份是上海一家郵局的出納員。

從這以後,他們彼此間有了比較多的往來。阿樂擅長拉胡琴,於是,江青常邀他伴奏。她唱戲,阿樂拉琴。

1934年9月的一天,江青請阿樂為女工夜校的演出拉琴,兩人約好在在兆豐公園見面。這時,阿樂自己還不知道,他已被國民黨特工總部的特務跟蹤。因為當時中共中央上海局的交通員被捕已經叛變,此人負責聯絡團中央交通任務,他供出了阿樂這個聯絡人的情況,因此,國民黨特務一直在暗中跟蹤著阿樂。那天,當阿樂來到兆豐公園時,特務們早已在暗中監視他了。

兆豐公園即今日的中山公園。那時,公園有兩個門,其中一個門一出去,便通往英租界。阿樂在跟江青見面時,發覺有人跟蹤,知道情況不妙,當即與江青分頭而走。阿樂熟悉那裏的環境,飛快地從那個通往英租界的大門出去,逃入租界,甩掉了特務,這樣,他當時沒有被捕。

江青見阿樂朝那個大門走,她便向另一個大門逃脫。但她沒有阿樂那麼幸運,被特務們截住,她被捕了,關押在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務們本來要抓的是阿樂,結果卻把江青逮住了,這只是特務們的意外收穫,他們並不知道江青的身份和真實情況。

在看守所里,江青遇到了一名她教過的小沙度路女工夜校的學生,此人在江青被捕後十多天即獲釋。江青便托她帶口信給基督教上海女青年勞工部總幹事鍾紹琴,鍾很快把消息傳給了徐明清。

江青被捕後,即無叛徒指證,也沒有任何證據,偽公安局將其關押了兩個月,經數次審訊後,認為從她身上得不到任何有價值的口供,遂允許保釋。

這時,「教聯」也正在積極想方設法保釋江青,「教聯」找到了著名交際家、晨更工學團的贊助人黃警頑先生,黃先生又委託律師李伯龍出面,到看守所了解情況,證實了江青確實被關在看守所里,案情不重。於是,就著手以基督教女青年會的名義,將江青保釋出來。

據後來江青本人說,一個月後,特務曾押著她到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找勞工部的幹事鍾紹琴,證明江青是該會所辦女工夜校的教員,後來她才得以被釋放的。其實,當時正式出面保釋江青的是上海公共租界華人教育處處長、中國著名教育家、語言學家陳鶴琴,以及公共租界公董局的何德奎。有了他們出面保釋,1934年入冬,江青才得以釋放。

江青被保釋出獄後不久,徐明清收到了一封俞啟威從上海寄出的信。原來他從北京又回到上海,住在他大媽媽家裏,江青也暫住那裏。小俞說,江青出獄後,心情一直很沉重,鬱鬱寡歡,希望徐明清能去看看她,並留下了他大媽媽家的地址。

徐明清向組織上徵求了意見,在得到組織的同意後,徐明清去了小俞的大媽媽家。她記得她家住在靜安寺路的一條弄堂里,房子頗豪華。在那裏,徐明清見到了俞啟威和剛出獄後的江青。當時江青無處落腳,無奈之下只得在這裏借住。

徐明清見到江青時,她的身體狀態非常不好,正在發低燒,臉色很難看,還有點神經質,說話聲音忽高忽低,時快時慢。顯然,她是在獄中受到了刺激,精神有點不大正常。因剛剛被保釋,她還得定期向公安局彙報自己的情況。

就在這時,徐明清接到了家中的電報。她得知母親病重,就向組織上告假,回鄉探望母親。組織上說,你把李鶴也帶上吧,避一避風頭。徐明清不知江青是否願意去山窩窩裏,就跟她說了,誰知,江青很樂意地表示願意去,因為當時江青在「大媽媽」家的日子十分難熬,正巴不得能換一個棲身之處。

江青本來就不受俞家歡迎,這次保釋出獄後,是俞啟威硬磨著才讓她住了下來,但不久俞家人就對江青下了逐客令。此時俞啟威也感覺束手無策,毫無辦法。江青爽快地答應和徐明清一起到浙江臨海,讓俞啟威也覺得是解決目前窘境的好辦法。

於是,徐明清買了兩張船票,帶江青離開上海。走的那天,俞啟威到十六鋪碼頭送她倆上船……

徐明清的家鄉,在浙江臨海縣的南坳村。那兒離縣城有幾十里地。小村子只有幾十戶人家,一幢幢平房散落在綠竹叢叢的山坳中,是個山清水秀的江南小山村。

小村子裡的人差不多都姓徐,南方農民見到了這位講一口標準「國語」的北方姑娘,都非常好奇,徐明清說江青是她的同學,村裏的鄉親都對她友好相待。

徐明清的父親是中醫,家中有幾畝薄地,幾間小屋。母親雖得了傷寒病,但精神尚好。在故鄉,徐明清和江青同住一間小屋。

江青從小生長在北方,對秀麗的江南山村風光很感興趣,加上這裏環境幽靜,無人來打擾她,心情逐漸好了起來。

江青初來時,每天仍發低燒,雙頰紅暈,不停地咳嗽,很長時間也沒有月經。徐明清就請父親為江青看病,經父親診斷,說她得了「肺癆」。

徐明清父親給江青開方用了一些中草藥後,江青的身體漸漸有了好轉。正巧,徐明清有一堂侄回家結婚,他是北平醫學院西醫專業的學生,徐明清也請他為江青看病,他說江青確實得了肺癆,要徐明清到縣城裏給江青買一些西藥。就這樣,經中西醫結合的精心治療,江青的低燒漸退,月經也恢復正常,身體很快康復了。

在南坳村那段日子,徐明清每天中午陪江青出去散散步,晒晒太陽。江青閑時就打打毛衣,聊聊在上海的人和事,江青還和徐明清談起了許多她小時侯的故事,也講她學戲演戲的辛苦和趣事,還講到了她和俞啟威如何認識和熱戀的,還有在上海的一些人和事,就在這樣散淡嫻靜的日子裡,江青的心情一天天開朗起來,身體也完全恢復了。

俞啟威不時給江青寄來書信,談他的想法和打算。從信中江青得知俞啟威已從上海去了北平,在北京大學旁聽數學。

一天,江青又接到了俞啟威的信,信中說,如果她身體精神比較好的話,希望她赴北平和他一起過年。江青看到這封信後顯然很愉悅,她找徐明清商量,說自己現在身體已經恢復了,想離開這裏去北平找俞啟威,還希望徐明清能和她一起先去上海。

當時就要過年了,母親的病還未痊癒,因此徐明清想著,還是留下來照顧母親,並陪伴母親過完年再說。

這樣,江青只好單獨離開臨海,她沒有路費,俞啟威也沒有寄錢來,徐明清從家裏給她拿了一些路費和路上吃的乾糧,並一直把她送到了臨海汽車站。

對徐明清的照顧關切,江青很是感動,說了不少感激的話。她說:「要不是到你家,有你父親和親友的診治照顧,我的病哪能好呢?」 徐明清拍了拍江青的肩膀,囑咐她路上小心,她點了點頭,踏上了開往上海的汽車。

江青走後,從北平給徐明清來過信,告訴了她在北平的地址。

一個多月以後,徐明清見母親的身體已基本康復,便也離開故鄉前往上海。

如果說,徐明清和早年的江青確實有一段密切關係的話,是因為在徐明清眼裏,那時的江青,還是個熱情嚮往革命的進步青年,當她兩度遭遇挫折和磨難時,徐明清向她伸出了援手,幫她度過了難關,讓她得以休養生息,重振旗鼓,這是徐明清做人的品性,為人的品德。

其實,無論對江青,還是對夜校的女工,徐明清都盡己所能地幫助別人。而對於江青來說,徐明清可以說是有恩於她的人。對於這一點,在「文革」前徐明清從來沒有自己張揚過,而當江青後來自身的地位發生變化後,也很不願提起她在上海期間的往事,因而她們兩人的交往歷史長期不為人知。

1935年春節後,徐明清從家鄉回到上海,繼續主持浦東女工夜校的工作。當時,她是「教聯」的領導成員之一,不僅與小朋友書店、徐家角工學團、新安小學、無錫新犢橋小學保持著聯繫,還主要負責著浦東、兆豐路、楊樹浦三個女工夜校的工作。在夜校,她們不僅教女工識字,還利用組織午間讀書班,搞演講會、故事會、唱歌、排演戲劇等多種形式,向女工們介紹進步書刊,傳播進步思想,在徐明清的主持下,女工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

當時的上海,白色恐怖甚囂塵上,地下黨組織多次遭到破壞,革命者隨時會有被捕和生命危險。「教聯」就有多名成員先後被捕,有的同志已犧牲在了敵人屠刀下。

儘管黨組織考慮到徐明清的公開身份和對外工作方便,已盡量減少了她的秘密工作,與夜校女工們的良好關係,也對她起到了一定的掩護作用;但由於叛徒的告密,徐明清還是遭到了特務們跟蹤,並在1935年4月,突然被捕。

那是4月中旬的一個星期天,徐明清前去參加「教聯」常委會。「教聯」的負責人之一丁華告訴她,“老莫叛變了!” 徐明清這才想起在晨更工學團時,曾跟老莫有過工作聯繫,但他後來自動脫離了「教聯」,回浙江老家了。

為防萬一,警覺起來的徐明清很快採取了行動,她將女工夜校的工作,以及黨的關係做了移交,並把一些進步書籍轉送到夜校女工徐佩玲的家裏,準備隨後迅速轉移。

然而,就在徐明清轉移的前一天,老莫露面了。他親自帶著上海市公安局的人員來到徐明清的住處,他說「徐先生,跟我們到公安局走一趟。」就這樣,徐明清被這一伙人押走了。

在被押解的路上,徐明清心裏暗想,一定得設法把自己被捕的消息傳遞給組織。由於她平日裏和夜校的女工們打成一片,對這一帶的地形、環境也非常熟悉,當路過吳家弄59號的夜校女工學生何淑君家門口時,她佯裝肚子疼,要上廁所,趁機敲開了何家的門,她悄悄告訴何淑君,由於叛徒老莫告密,自己被特務逮捕,要她趕快轉告黨組織。

被押解到公安局後,面對老莫一口咬定她是中共黨員,徐明清矢口否認,並大罵老莫陷害好人。說到氣憤處,竟撲過去與老莫廝打,特務們一擁而上,將徐明清架走毒打了一頓。

從此徐明清被關進了拘留所,與一批妓女、吸毒犯同押一屋。囚室裏面蒼蠅、蚊蟲叮咬,馬桶惡臭,一關就是3個月,但敵人始終沒有查出徐明清與上海中共黨組織有什麼關係。在此之後,徐明清又被轉押到了杭州。

上海一別轉眼就一年了,徐明清發現江青的氣色好了一些。江青說她此次北上就是專為找她而來的。徐明清遂讓她先在幼稚園住下。

安頓好了行李,徐明清和江青細談起來。她問江青,怎麼會知道她在西安的地址的?因為一年多來,徐明清從未與江青聯絡過。

「是王洞若告訴我的。」江青把茶杯放在桌上,輕輕地嘆了一口氣,似乎有很多不如意的事和感慨要說。徐明清這才想起,派自己來西安的正是王洞若,她來後一直與王洞若保持著通信聯繫,好像王洞若曾在一封來信中提起過江青要來西安一事。

沒聊幾句,徐明清問起了唐納的情況,「一言難盡呀!」江青嘆了一口氣,接著說:“情況糟得很。我與唐納鬧翻了,他市儈氣十足,簡直令我無法忍受。”其實,那時江青在上海先後與唐納、章泯同居,桃色新聞紛傳,受到了不少社會輿論的議論指摘。

見江青不願意多說,徐明清也就不便再問,她又換了一個話題:「你現在還經常演電影嗎?」

「唉……」江青又嘆了一口氣。“七七事變爆發後,上海局勢動蕩不安,大家哪還有心思看電影啊!現在,電影市場一直很蕭條,我呆在上海也沒有什麼事可做啦!”

「那你現在怎麼打算?」 徐明清又問。

江青這才道出了自己的真正來意:「一冰,說真的,我來西安是想請你幫個忙。」儘管那時徐明清的名字已由一冰改為徐明,但江青還是習慣地叫她的老名字“一冰”。

「幫什麼忙呢? 」 徐明清問。

「我想到延安學習,想請你幫我找個關係進去。」江青說道。

徐明清知道,當時有很多左翼文化工作人員和一批進步青年,紛紛衝破國民黨的封鎖線,千里迢迢,來到延安,尋找光明。可江青當時一心要奔赴延安,恐怕還另有原因,但還是把她當作一位心向光明和進步的青年來看待。

「你從上海帶介紹信來了嗎?」徐明清問道。她所問的介紹信,是指中共上海黨組織的介紹信。

可江青搖搖頭,說:「有你在,會有辦法的。」

「聽說小俞到過延安?」江青又問徐明清。

「是的。聽說他5月去延安開過會。」 徐明清說。

俞啟威這時已改名為黃敬。對於他的消息,江青仍十分關注。雖說江青在上海演藝界的生活,鬧得滿城風雨,眾說紛紜,但她的內心對黃敬依然懷有別樣的感情。

黃敬當時是中共北平市委的領導。1937年2月,當時任中共北平市委書記的李大釗之子李葆華調離北平,柯敬史(柯慶施)隨即宣佈,由黃敬、林鐵和陳伯達組成「北平三人委員會」,主持中共北平市委的日常工作。

不久,黃敬又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作為蘇區代表前往延安參加中共蘇區代表會議。會議定於1937年5月2日至14日。

黃敬從北平去延安,是和斯諾夫人尼姆·威尓斯(即海倫·斯諾)同行的。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黃敬就結識了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那時他和組織還沒有恢復聯繫,在北大讀書,但他是學生抗日救亡運動中的活躍人物,因此引起了斯諾的注意。他曾誇讚黃敬:「北大有個好青年俞大衛。」這個俞大衛,就是黃敬。

斯諾在1936年6月進入陝北採訪,住了4個月,寫出了著名的《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斯諾的陝北之行,是通過宋慶齡安排的,黃敬從中也出了力。斯諾夫人也希望訪問延安,以寫作《續西行漫記》。她的延安之行,就是由黃敬直接安排的。

黃敬對斯諾夫人說,中共中央要在延安召開一次會議,規模很大,屆時,中共的領導人都會到場出席。如果她能和他一道去延安,趕上這個機會,就能見到所有的領導人。而這些領導人平時都被封鎖線隔離,相距甚遠,能聚會在一起是非常難得的。

1937年4月21日,斯諾夫人便在黃敬和王福時(東北大學校長之子,擔任斯諾夫人的翻譯)的陪同下,從北平坐火車前往西安。

到達西安後,4月23日,斯諾夫人深夜跳窗逃出了西京招待所,躲開國民黨特務的日夜監視,和黃敬悄然離開西安。4月30日,他們抵達延安。5月2日,蘇區代表大會在延安隆重舉行。5月20日,黃敬離開延安回到北平。

徐明清本來猜想,江青要去延安可能會有什麼別的動因,想不到竟是黃敬的一次延安之行,給了她不小的影響。

由於江青拿不出組織證明,徐明清就對她說:「你還能找出什麼證明你身份的東西嗎?」

江青打開小皮箱,從中翻出了一本影集,說:「這本影集或許能證明我的身份。」

徐明清翻開她的影集,上面有一些她演的進步話劇、電影的劇照,如,《娜拉》、《王老五》等等。表明她確實是一個進步青年,要求到延安是可以理解的。

看罷,徐明清把江青的影集收了起來,囑咐她不要著急。她會把有關情況反映給上級部門,讓她靜候組織決定。

不久,徐明清把江青的情況和要求向八路軍辦事處的危拱之作了彙報。危拱之表示可以把江青帶到辦事處談談。於是徐明清和江青乘坐一輛黃包車,去了設在西安七賢庄的八路軍辦事處。

她倆到了辦事處後,徐明清看到鄧穎超大姐正在這裏辦公,便把江青介紹給鄧大姐。江青恭恭敬敬地遞上了她的「影集」,鄧穎超一面翻看影集,一面打量江青,說:“你就是上海電影界的明星藍蘋啊!”

接著鄧穎超說:「這事由博古(秦邦憲)同志管,他今天正好不在,你們先把影集留下,過兩天再來吧。」

過了兩天,江青單獨去了一趟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傍晚回來時,她告訴徐明清說:「博古同志跟我進行了一次長談,我把自己的情況向他仔細彙報了。我提到了小俞(黃敬),他便答應了。」

不久,江青就搬到了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去住了。

7月下旬的一天,江青坐著黃包車來到幼稚園,她欣喜地對徐明清說:「一冰,博古同志通知我,明天就去延安!」

據江青自己後來說,她是搭乘一輛運米的卡車從西安出發的,途中遇大雨,道路不通,等了好幾天, 無法通車,只得改為騎馬,十分艱難地到達了距延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趕巧的是,她到時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那裏開會。

據毛澤東的秘書葉子龍後來回憶,江青到洛川的那晚,正好中央洛川會議結束,經八路軍留守兵團司令員肖勁光和夫人朱仲芷的介紹,江青認識了葉子龍,後來江青見毛澤東也是朱仲芷介紹的。葉子龍還回憶說,中央和軍委的領導同志分別乘車回延安時,江青就是搭乘毛澤東坐的那輛卡車進入了延安。不過毛澤東坐在駕駛室,江青是坐在後面的車廂里。

到延安後,江青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三招待所暫住,登記時,她不再寫「藍蘋」,而是經過深思熟慮後為自己起的一個新名字“江青”。有人分析其含義有二,一為“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二為出自唐代古詩:“江上數峰青”。

到延安後的第二天,朱仲芷帶著江青來到毛澤東的住處,毛澤東在院子裏同她們談了話。這次是江青和毛澤東第一次正式見面。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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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舞會現場(資料圖)

中南海舞會現場(資料圖)

每星期六下午,家在豐澤園附近已經讀書的孩子們,陸續從育英、育才、師大女附中或師大二附中回來。晚飯後,夜幕降臨,呆在家中的他們,就會聽到一陣陣富於節奏感的旋律,從不遠處飄來。胡喬木的女兒胡勝利說:「在我們家不用出門,就能聽到春耦齋的音樂。」

曾經隨父母進過舞場的孩子,聽到這樂曲,就知道是舞會開始了。

多數男孩子對舞會並無興趣,在舞場出現,純粹是因為實在沒有什麼好玩的去處,找個熱鬧而輕鬆的地方起起鬨、搗搗亂。這時,他們就會帶著追隨他們的小一點的孩子,循聲摸索,繞過曲徑迴廊,找到春耦齋。

女孩子們和男孩子不同,音樂和舞蹈對她們總是有誘惑的,家長們也常領著她們到舞場。一來她們比男孩子更依戀家長,二來除此之外再沒什麼娛樂項目,就讓孩子在音樂和舞蹈中感受快樂吧。

中共領導機關內組織舞會,可以追溯到延安時期。當時是戰爭環境,中共領袖們工作也緊張,根據地文化生活也單調,就靠跳舞來調劑一下生活。這種方式,在西柏坡時依然保持著。

新中國初創時,緊張工作的情況並沒有立即出現多少改變,或者說是更有甚之。所以,中共領袖和中央辦公廳機關搬進中南海,在緊張的新政協會議籌備,新政府的構建之餘,仍舊以插空安排場舞會的方式,使領袖們鬆弛一下,運動一下,恢復疲勞。

開始是每周一次,也許是考慮到中央領導同志的活動太少,一次舞會的運動量明顯不夠,一段時期以後,就改成了每周安排兩場,周三和周末。

這是一項比較經常的活動,讓領袖們到外面的場所參加舞會,從安全的角度顯然是不可取的,應該安排在中共領袖們居住得比較集中,來去也比較方便的地方。

1949年9 月以後,中共的最高領袖都搬入了中南海,中共中央的部分直屬機關,也在中南海內辦公,把舞場選在中南海內是比較合適的。當時,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居住的寓所,都在豐澤園一帶。豐澤園西北的春耦齋,東面的勤政殿前、瀛台橋北的空曠之地,成為中南海內最早的舞場。

最主要的舞場在春耦齋,宮苑書齋式建築的春耦齋,顯得素雅渾厚,單檐四角攢尖頂,灰牆灰筒瓦,地鋪紫綠石。整個建築面闊5間,進深3間。室內雖然雕梁紅柱,彩繪飾頂,但因年久失修,漆彩斑駁,已經褪去了當初的富麗。

民國肇始,春耦齋常常充當統治者擘劃政務的場所。民國第一任正式總統袁世凱、1913年的代理國務總理段祺瑞,都在此召集過財政會議。1918年10月,與段祺瑞抗衡的代總統馮國璋下台,被安福國會舉為民國總統的徐世昌,將其總統辦公處,設在了春耦齋。

春耦齋用作舞場後,偶爾也被用來開一些中小型的會議。廳內擺設了一些櫥櫃、屏風、桌子以及沙發和軟椅。這樣一來,供跳舞的地方,僅餘六七十平方米了。當時的地面,還是紫綠方石鋪的,雖不夠平滑,但比起延安、西柏坡的舞場,已經「豪華」多了。

經歷過延安和西柏坡生活的孩子們,在春耦齋里看見的,有許多是認識的面孔,中共領袖,秘書和警衛,中直機關的老人。連起初擔任伴奏的,都還是在延安、西柏坡時就愛在業餘時間鼓搗樂器的機關幹部。一段時間以後,他們才被更專業的演員們取代。

伴奏者是老的,樂曲也多是老的,有傳統的民族音樂,有根據根據地的老歌改編的樂曲。例如《雨打芭蕉》、《步步高》、《旱天雷》、《採茶撲蝶》、《花好月圓》、《茉莉花》;還有《瀏陽河》、《南泥灣》、《綉金匾》等等。

偶爾,也穿插一兩首外國樂曲,如《送我一枝玫瑰花》、《義大利花園》等。由專業演員取代業餘演奏者以後,這類世界著名舞曲,似乎比以前多了一些。

業餘演奏者很投入,專業演員水平高,吸引得有些人也來到舞場,卻並不是為了跳舞,而就是要欣賞欣賞音樂。如是者最典型的,就是胡喬木。

胡喬木夫婦對跳舞都沒有興趣,在春耦齋舞場上,是很難見胡喬木夫婦蹤影的。但他們也不是絕對的不去,有時為了換換腦筋、鬆弛一下,在靜谷曲徑漫步時,受悠揚的舞曲吸引,踅進春耦齋,聽聽舞曲。後來又增加了一些文藝節目表演,他們也會看一會兒。

春耦齋的舞會,參加者最初幾乎都是在中南海里工作的機關幹部,大多數孩子的父母,不論跳得好醜,都在這個舞場裏亮過相。開始去時,各單位都對參加者打過招呼,不要透露自己的單位和身份。

舞場上的焦點,是幾位最高領袖和他們的妻子們。所以一追溯春耦齋的舞會,孩子們就會記憶起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如何如何。

每次舞會都準時到場,又準時離去的,是朱德朱老總夫婦。他們總是在8點15分左右,舞會開始了一會兒後,悄然走進春耦齋。

舞場上的朱老總,常穿一套淺灰色的中山裝,腳上則習慣穿黑色軟底布鞋。夫人康克清通常穿一件藍色便服。他們兩人一進舞場,就隨著樂曲起舞,跳得很默契。走著舞步的朱老總總是含著微笑,人們形容說和他標準像上的笑容一樣。

一曲終了,朱老總才會找一張沙發坐下。在春耦齋內南牆中門右側,排放著四五個寬大的單人沙發,是供來跳舞的領袖休息的。沙發中間有茶几相隔,上面擺著茶杯、煙灰缸,還有一盤小毛巾。

已經是60多歲的朱老總,跳幾支曲子就要休息一下。間歇的時候,他會邀舞伴坐在他休息的沙發旁,輕鬆地聊一會兒。他的記憶力相當好,同他聊過的人,下次再碰見,他還能叫得出名字,記得起聊過的事情。有時,他會被閑談的趣事逗樂,此刻的笑容,就比標準像上的生動多了。

康克清在休息時,總是安詳地坐在和朱老總隔幾個位子的椅子上,而不是坐沙發。春耦齋舞場內的椅子,什麼樣子的都有,高高低低,有軟有硬,像是從不同的單位搜羅來的,也沒有統一的布罩。可見在那個時期,領袖的娛樂場所也沒什麼講究。坐在椅子上的康克清,或者和熟人打打招呼,聊聊天;或者笑眯眯地看著朱老總「昂首闊步」。

有時,朱老總的鞋帶鬆開了,康克清馬上會注意到。曲子一間歇,她就走到朱老總身旁蹲下,邊為他系鞋帶邊說:「老總呀,你的鞋帶兒跳散啦。」系好後,她依舊回到椅子上,笑眯眯地看著朱老總跳舞。

9點15分左右,康克清會提醒朱老總,回去休息的時間到了。「好,再跳最後一個。」碰上朱德興緻特別高的時候,他會提一點小小的請求。有時,朱老總的最後一個舞不一定跳到曲子終了,便和康克清走向衣帽架,取下衣帽,像來時一樣悄然退場。

劉少奇到春耦齋跳舞的時間好像沒個準兒,有時舞會還沒開始,他就和夫人王光美來了;有時則到朱德夫婦走了,他們兩口子才來。後來他們的孩子稍大些以後,有時他們一家同時到場,有時王光美和孩子們來得早些。

到場早時,他們總是面帶微笑,向認識的人點頭致意,和熟人握手寒暄。當樂隊奏起了舞曲,劉少奇都是和夫人王光美共舞第一支曲子。

這一曲舞過之後,王光美就招呼舞場上的其他女同志邀劉少奇跳舞。她自己則到旁觀的人群中,找熟人攀談。多數人對王光美的印象是落落大方,待人親切隨和,所以許多人都和她談得來,也願意主動和她打招呼。

跳幾支曲子後,劉少奇也會找個沙發一靠,吸顆煙,稍事小憩。和他跳舞的幾個女同志就會圍過來為他點煙、倒茶,等著過一會兒再邀他跳舞。王光美見有那麼多女同志等著和劉少奇跳,自己就另覓舞伴跳舞。

有一次,劉少奇夫婦來跳舞時,楊尚昆夫婦也在場。當一曲悅耳的探戈舞曲奏響,楊尚昆夫人李伯釗,邀劉少奇跳舞。她是位老文藝工作者,早在瑞金時期,她就和錢壯飛、胡底編寫了話劇《為誰犧牲,為誰打仗》,還擔任過中央蘇區高爾基戲劇學校的校長。抗戰期間,她主辦過晉東南魯迅藝術學校。

他們兩人的舞步與樂曲的節奏非常協調,舞姿也很優美,吸引得不少人停下來觀看。當他們跳完這一曲時,在場的人都為他們的優美舞姿鼓起掌來。一向較嚴肅的劉少奇,露出微笑向大家招了招手;李伯釗則以她戲劇藝術家的風度,向大家鞠了90度的大躬,給舞會平添了幾分歡快。

在舞場的劉少奇也常常是一臉嚴肅,對此連孩子們也發現了。跟著叔叔阿姨們學會跳舞,聽到春耦齋的音樂,就忍不住要去湊熱鬧的周秉德,和毛澤東、朱德、劉少奇都跳過舞。她說劉少奇,“舞姿很優雅,舞步準確輕快,但是他彷彿不太會笑,話也不太多,臉上總是嚴肅的慈祥,讓人有點距離感。”

劉少奇和王光美的退場,有一個明顯的標誌,就是再共同舞一曲:

“約10點半鐘……這時,王光美又請少奇同志跳舞了,有人告訴我說:少奇同志快要退場了,因為王光美同志總是和少奇同志跳第一場和最後一場,然後就走。我注意看看王光美同志與毛主席和周總理打招呼,他們都微笑著點頭示意。一曲終了,果然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一起走到門口,穿好衣服走開了。”

毛澤東一般也是在開場以後才到,但有時他到得很晚,要10點鐘左右才來。

如果樂隊得到毛澤東就要進舞場的通知,音樂就會戛然而止,場內的燈光也會全部亮起來。到舞會次數多的人,遇到音樂突然停,燈突然全部亮起來,就知道是毛澤東要進來了。

此刻,人們通常是閃在舞池周邊,等待毛澤東到來後重新起舞。但毛澤東有時並不是來了就跳舞,而是和先到的其他領導人打個招呼,在沙發上坐一會兒。服務人員會立即為他點煙、泡茶,一些女同志會簇擁在沙發旁,等待和他跳舞。

毛澤東的到來,往往能使舞場的氣氛為之一變。這種變化並不表現為外在的場面的熱烈,而是人們內心的、精神的變化。正如一位舞會參加者描述的那樣:“舞場的氣氛也更活躍、更莊重,滿場的人都興高采烈,都在微笑,但卻聽不到任何嘈雜、喧嘩。”

心情最為激動的,是那些第一次看到這種情景的人,讓我們聽聽另一位親歷者的追憶:“我也一眼就認出,這是我一直盼望見到的領袖毛主席……這時我的心在亂跳,嘴在嚅動,嗓子也要喊出聲來,幸虧全場格外的寂靜,我才控制住自己,沒有喊出‘毛主席萬歲’來。”

樂隊為毛澤東奏起的第一支曲子,通常是《瀏陽河》。樂曲響起來,毛主席就帶著擠在最靠近他身邊的女同志,步入舞池,四周的人也紛紛隨之下場,舞會漸漸進入高潮。

一位多次和毛澤東跳過舞的人回憶說:“毛澤東喜歡民族音樂。每當聽到他喜歡的《瀏陽河》,他的目光立刻變得柔和了,情思悠悠,彷彿走進了一個夢裏。舞曲換成了《步步高》,他越來越神采飛揚,雙眸熠熠生輝,舞姿更加瀟洒。”

關於毛澤東的舞姿,我們還是聽聽專業人士和做過毛澤東舞伴的人們的評價吧:

“毛澤東的舞跳得極其有‘份兒’的,他把陝北大秧歌和類似迪斯科中的動作融進了交際舞中。這在50年代的交際舞中,是很少見的,純粹是毛澤東特色。文工隊的舞蹈演員們也曾模仿過毛澤東的動作,卻沒有他來的那麼從容、帥氣。”

“主席的四步舞跳得非常嫻熟輕盈,步調活潑多樣。他帶著舞伴時左時右,時進時退,輕鬆靈活,從不走錯步踩對方腳。有時他走大步,步伐矯健有力,右手還在舞伴的腰背上打拍子;有時跳快四步,他挽著舞伴轉了一圈又一圈,舞姿瀟洒合韻,全不像個年過花甲的老人;有時他擺動雙肩或身軀,看得出是故意加大活動量,以達鍛煉之目的,而舞步又都符合樂曲的旋律。”

這些追述的文字,多少讓人感到含著幾許崇敬色彩的修飾;相形之下,孩子們的回憶,則在平鋪直敘中透著率真。

領袖,在孩子們幼稚的心靈還是個太抽象的辭彙。一個稱職的、傑出的領袖,對一個黨、一個國家以及民眾自身的利益意味著什麼,其間複雜的邏輯和殘酷的現實,還有待爾後的教育和灌輸。當真的經歷了如是鋪墊,他們再和領袖見面時的心態,果然就有了變化。

此刻,他們對舞場上的毛澤東的印象更深的是他身材的高大,幾乎所有的舞伴,都比他低大半個頭甚至一個頭;另一個就是毛澤東的長腿大步。

汪東興的長女汪延群說:“我幾次去春耦齋,都是和小學的同班同學濤濤在一起。我們坐在一起觀看幾位領袖的舞蹈,分辨曲子是快三、慢三,還是快四、慢四。一次,濤濤問我:‘你看毛主席跳的是幾步舞?’我想也沒想就脫口而出:‘一步!’我覺得,不論樂曲怎樣變換,也不論是向前、向後或旋轉,毛澤東都是均勻地一大步,一大步地邁,所以我認為是一步。而且他的一步特別大,女舞伴得兩三步才跟得上他。”

周秉德的感覺是:“記得我與毛澤東伯伯跳舞,別管是三步四步的舞曲,總是被身材高大的他攬在懷中來回晃呀晃,像乘上大船,在音樂中隨波蕩漾。”

舞場上能較和諧地與毛澤東搭檔的,是楊尚昆的夫人李伯釗,她舞姿熟練輕盈,能和毛澤東配合得很好。他們一面跳,一面有說有笑,李伯釗文藝宣傳生涯的起始,就是奉毛澤東之命,到寧都起義的趙博生、董振堂部隊進行慰問演出。她參與創作的第一部話劇,也是受毛澤東一再叮嚀的啟示。因此他們見面,總像老朋友一樣親切。

江青在春耦齋舞場留給人的印象,也是相當深的。她的氣質中,好像含有一種與眾不同的氤氳,能讓人很快就有感覺。

在孩子們的記憶里,在中南海春耦齋舞場,江青和毛澤東,幾乎沒有像朱德和康克清、劉少奇和王光美那樣,相偕而來過。多數情況下,她來得要早一些,但有時也會到得晚一點。

如果她和毛澤東同時出現在舞場上,毛澤東會和她共舞一曲。江青在當年的女性中,應該說是屬於高個子了,所以和毛澤東跳舞是滿般配的,她跳得也好。但她和毛澤東跳得很少。有人說這是因為江青喜歡跳那種舞蹈性強的,像倫巴、探戈一類的舞。跟毛澤東,就難以施展她的舞技。

喜歡跳舞的江青,有時為了盡興或營造氣氛,還會親自參與舞會的張羅,由她出面邀請總政文工團的樂隊來為舞會伴奏。當這些專業的樂隊一來,氣氛確實不太一樣。

最初,江青在舞會上是比較活躍的,特別是對在一個單位工作的人。但是到了後來,她就不像初進中南海時那麼活躍了,幾位後來在舞場見到江青的長輩,追憶的情形就有了變異:

“走進一個身材瘦長,板著黃面孔戴著金絲眼鏡的女人,她身穿暗黃色的連衣長裙,外披灰色大衣,頭髮梳得高高的,腳下穿著高跟鞋,更顯得身材的比例失調。她氣度不凡地站在門口,等隨從人員幫她脫下大衣,便傲然走向少奇同志,互相致意後,就坐在剛才朱老總坐過的沙發上。這時,我身邊的同志……說那個高傲的女人,就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是毛主席的秘書……

江青的舞跳得自然不錯,還能跳各種花樣,樂隊還專為她演奏‘華爾茲’、‘倫巴’、‘探戈’之類的舞曲,只有她身邊的少數人陪他跳,她舞姿流暢,樂感強,不愧為電影演員出身。但因她個太高,神態太冷峻,別人很少有人敢請她跳舞,常陪她跳舞的幾個人,又都比她矮,跳起舞來伸展不開,我看她自己也不會覺得舒服。”

“江青的舞姿高貴,風範高雅。她每次在舞會上亮相,都經過精心打扮,穿著講究的裙服,在一片藍色的列寧裝的夫人們中間,宛如驕傲的孔雀,向人們顯示她苗條的身材,白皙的皮膚和主席夫人的地位。”

“這時,我們看到,江青出現在東頭的小門外,她身披大衣,站在門外的過道里。只見她雙手一抬,身後的工作人員接過她的大衣,現出她一身很合體的黑色的蘇式連衣裙。另一位工作人員搬過來一把椅子。這把椅子與舞場上的不一樣,是為她準備的。她坐下,就在她坐下的時候,一位護士在她背後墊進一個充氣枕頭。她筆挺地坐在那裏,面部沒有任何錶情,只是有時用手指托一下眼鏡架。少奇同志和王光美跳舞跳到她面前時,王光美很有禮貌地向她點頭示意,她只是把脖頸挺了挺,咧了咧嘴,似乎表示並不恭維他倆的舞姿。江青出現後,音樂也改變了,大多是慢三步和探戈,節奏舒展、流暢。她從不主動找人跳舞,只等著人家找她。我們看到,很長時間沒人去找她。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向我們走來,細聲說:‘你們可以去找江青跳舞。’可是我們仍坐在那裏。過了不久,又有一位工作人員來對我們說:‘你們是來跳舞的還是來看的,如果是來看的就出去。’說話生硬,態度也不好。後來我們才知道,曾經有過通知,各單位派去參加中南海舞會的,都必須跳舞,不跳的不要派……

找江青跳舞的大多是機關中和她比較熟悉的人和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她的舞姿是很優美的,跳起探戈風度翩翩,節奏準確,步伐自信,很是瀟洒。但是表情過於嚴肅、冷峻,有點令人望而生畏,難於靠近,也不敢靠近。”

自從周恩來搬到政務院辦公區域後,他就幾乎不到南海這邊來跳舞了。因為政務院辦公區域內,也開闢了一個跳舞的場所,就在紫光閣。

政務院的舞會就在紫光閣大廳舉行。據張元女兒簫遠音記憶: 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都來紫光閣跳過舞。但他們來時,跳舞是小範圍的,總共也就十來對人在那兒跳。

一般毛澤東來時,周恩來都會到場。在紫光閣舞廳邊上,也有一間小休息室。每逢毛澤東來跳舞,周恩來總會見縫插針地和毛澤東到小休息室里交談一陣工作,然後再跳舞。

因為這種舞會的範圍小,女舞伴不很多,周恩來每次都特別注意,和所有的女舞伴跳舞。他並不是一個人一支曲子地跳,而是在退場前,發現還沒有和哪幾位女舞伴跳過,便在最後一支舞曲里,和每個沒跳過的人跳幾圈。只要他在一支舞曲中和幾個舞伴舞蹈,就表明他將退場了。

紫光閣這種小範圍的舞會,通常時間並不很長。李先念的女兒李紫陽說:“常常是在舞會結束之後,我爸爸和其他幾位副總理,就又到總理那裏開會去了。”

除了小範圍的舞會之外,紫光閣還有大範圍的舞會。來跳舞的,是在中南海里辦公的政務院幾個辦公室的幹部,不在中南海里辦公的各個部委的部長、副部長,主任、副主任們。總理、副總理有時也會來湊趣同樂。

每逢這種時候,還會邀請一些演藝界的客人。有些既到過春耦齋,又在紫光閣跳過舞的人,在敘述兩邊的感受說:“所不同的是,紫光閣舞會上來的都是客人,有華服盛裝的影劇明星,也有首都文藝工作者;而春耦齋舞會則是純家庭式的,全是自家人。”

在陳毅的兒子陳曉魯,女兒陳珊珊的記憶中,他們的爸爸走到哪裏,哪裏就熱鬧。在舞場也是如此,和相識的人打招呼,擺擺“龍門陣”。他們的媽媽張茜,是部隊文工團演員出身,能歌能舞,父母在一起,舞跳得很和諧。

李紫陽回憶:“跳舞是爸爸比較喜歡的一項娛樂活動。我媽媽雖然會跳舞,但對跳舞好像興趣不是很大,不是每次都陪著爸爸去。記得原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夫人水靜阿姨,曾提到過我媽媽和毛主席跳過舞,那大概是陪我爸爸去江西開廬山會議的時候吧?”

當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這幾位最高層領袖不在場,也沒有年事過高的領導人時,紫光閣的舞會氣氛就更活躍,顯得比春耦齋要喧鬧一些。

有些到紫光閣跳舞的部長,軍隊的高級幹部,比如像鐵道部副部長呂正操,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等,其中好多人有留學國外的經歷。他們舞到興緻高時,節奏也快了,舞蹈的幅度也大了,還會把地板跺得嘭嘭響。這種場面,在春耦齋是絕對不可能出現的,這也是紫光閣舞場比春耦齋喧鬧的原因之一。

為了舞會能辦得熱烈活躍一些,而且好的舞伴能使領導人跳得更盡興些,達到多運動的目的,中南海內舞會的組織者,想到了從部隊的文工團抽調人員,參加中南海內的舞會。

於是,總政文工團、空軍文工團等單位,經過挑選的演員們,都常在舞會舉辦時,被請進中南海。這裏說的挑選,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審核,而且從部隊文藝團體邀人,本身就是從政治可靠這點出發的。

因為是專業的演員,他們除了做舞伴之外,還能表演一些小節目。在舞蹈的間歇時,他們常常應領導人的要求,各展特長。這又啟發了舞會的主辦者們,特意安排演員們在跳舞中間穿插一些小節目,這既避免了間歇時場面的冷落,又能讓領導人稍事休息。

久而久之,組織者又考慮到各個領袖們的欣賞口味,考慮到節目的豐富和多樣性。毛澤東喜歡聽京劇,而且有較高的欣賞水準,進城後曾安排他到劇院去看過戲。但這樣的安排比較繁瑣,驚動的方方面面比較多,警衛的壓力也大,毛澤東本人也要受到許多限制。

而在中南海里的舞會中間,加幾個京劇的段子,就方便多了。於是京劇演員們被陸續請進中南海。李和增的《逍遙津》、《四郎探母》,李慧芳的《掩耳盜鈴》,張君秋的《潭記兒》,杜近芳的《女起解》,李世濟的《春秋配》,都在春耦齋里演出過。

在京劇的各色行當中,毛澤東比較喜歡老生戲,對李和增唱的《空城計》等片段尤其欣賞。因為戲劇演員就在跟前,他還同李和增等探討過唱段和唱腔的修改問題。有時,李和增不能到場演出,舞場的服務員知道毛澤東愛聽李和增的唱段,就放放他的唱片。

毛澤東聽京戲十分認真,常常隨著唱腔的節拍拍打沙發的扶手,晃著頭,嘴裏輕哼著唱詞。一次舞會間歇演出的清唱,是京劇《群英會》中的段子,演員唱時,毛澤東也跟著輕聲相和,口型與演員一致,一板一眼皆與唱腔合拍。

如果上演的是不熟悉的段子,毛澤東就會事先讓演員把唱詞寫給他,演員表演時,他就一邊看著唱詞一邊聽。因為和演員靠得很近,每個節目演完,毛澤東都要和演員握手致謝。

相聲是適應面更廣、老少咸愛的藝術形式,經常一露幽默的毛澤東也很喜歡聽相聲。侯寶林、郭啟儒、劉寶瑞、郭全寶,後來的馬季等著名的相聲演員,多次被邀到春耦齋來演出。侯寶林回憶說,自己給毛澤東說過150多個相聲段子,其中傳統的段子100個左右,新創作的50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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