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國鋒與葉劍英 資料圖
本文摘自：人民網，
在堅決打擊政治謠言的運動如火如荼地推行的時候，擁鄧的聯盟也組成了。葉劍英顯然已對華國鋒失望。當華將他的意見棄置一旁的時候，他就意識到他身邊的那些同事已經不能依靠，必須尋找其他的辦法。他在玉泉山設立了新的大本營。玉泉山位居京城西北，出城上山，還要走上幾十公里。山上高牆環繞，草深林密。密林深處的座座小樓，一向為軍隊高級將領所擁有。實際上這裏是中央軍委辦公的地方，就算在「文化大革命」當中，文官們不可一世的時候，他們也很難涉足此山。1977年早春時節，當鄧小平再一次成為矛盾中心的時候，葉劍英把他從三〇一醫院接到玉泉山上，住進了25號樓。對當時中國的政治時局來說，這個行動的意義非同小可。因為，就從這時起，擁護鄧小平的人不停地來到玉泉山。毫無疑問，報紙上所說的「緊密團結在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全是說給老百姓聽的。京城西郊高山密林中出現了一個新的政治中心，與城中心的中南海遙遙相對。比如1977年2月18日這一天，春節，鄧小平的25號樓就分外熱鬧。葉劍英、李先念、王震、胡耀邦、萬里，他們都來了。鄧小平笑著說，老帥也都來了。老帥卻說，鄧小平是老帥的領班。鄧小平此時儘管還沒有任何權力，但他心情舒暢，知道有了這些人的支持，他重返政治舞台大幹一番的日子不會遠了。
城裏城外兩個陣營遙遙相對的日子沒有持續多久，三個星期以後，大家就坐在一起了。1977年3月中旬，華國鋒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爭執不可避免地涌到表面。擁護鄧小平的聯盟蓄勢已久，準備發起新的攻擊。開始的時候，大家互相都不願意撕破臉皮。葉劍英的話說得也挺委婉。他要求華國鋒在報告裏面把對鄧小平的說法改寫一下，說得稍微好一些，以便能夠更快地讓鄧小平出來工作，而世人也不至於在心理上感到突然。他還說，「兩個凡是」不行，「天安門事件」是個冤案，應當予以平反。後來人們在談論這一段歷史的時候，多把鄧小平作為反對「兩個凡是」的第一人，現在看來，情況並非如此簡單，鄧是反對「兩個凡是」的，這不假，但是，從現有的記錄來看，公開表明不能同意「兩個凡是」的，以葉劍英此次講話為最早，他比鄧小平在5月份直接說出「‘兩個凡是’不行」的話，要早大約兩個月。
然而問題在於，黨的主席華國鋒不能同意葉的看法，他表面對葉點頭稱是，可是卻不肯按照葉的意見修正報告。他不肯直接地論辯鄧小平的是非，但卻採用聲東擊西的策略，把「李冬民反革命案件」的材料印發給與會者。「現已查明，有那麼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華聳人聽聞地說，「他們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著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的旗號，迫使中央表態，然後攻擊我們違背毛主席的遺志，從而煽動推翻黨中央，保王洪文上台，為‘四人幫’翻案。所以如果我們急急忙忙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就可能上階級敵人的當。」汪東興副主席則拿出毛澤東的話來對付現在的對手：「有人提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搞錯了，要把鄧小平請出來，還要讓他當總理，說他如何如何能幹。鄧小平這個人我是熟悉的，講能力他是有一點，但錯誤更多。1975年，毛主席是想讓他當總理，可試了試，不行，他那兩下子比我們華主席差遠了，所以，最後毛主席才選定華國鋒同志做接班人。」
第一個回合就這樣結束了。但是「擁鄧聯盟」早已成竹在胸，不肯退卻。至於華國鋒所說「上階級敵人的當」，在這些政治老手看來，簡直就是騙騙小孩子的把戲。小組會討論華的報告的時候，輪到大家來說話了。3月17日，陳雲說：「我認為當時絕大多數群眾到天安門去是為悼念周恩來總理。鄧小平與‘天安門事件’是無關的。讓鄧小平重新參加中央領導工作是完全正確的、必要的。」王震舉出毛主席的一些話來對抗汪東興，話也說得更加難聽了：「鄧小平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這是毛主席講的，周總理傳達的。他是同‘四人幫’作鬥爭的先鋒。‘天安門事件’是廣大人民群眾反對‘四人幫’的強大抗議運動，是我們民族的驕傲。誰不承認‘天安門事件’的本質和主流是革命的，實際上就是替‘四人幫’辯護。」胡耀邦原本準備一個長篇發言，事到臨頭卻沒有說。他也許覺得自己的地位和資歷都還不能和陳雲這些人並論，又是鄧小平的「錯誤道路」上的人，眼下還需靜觀時變，等待時機。
葉劍英的意見未被採納。陳雲和王震雖然說了，但他們的發言卻被華國鋒擱在一邊，連會議的簡報也未予刊登。胡耀邦想說的話還沒有說出口。華批評這些人一味在「天安門事件」上糾纏不休，讓大家不要再爭論這些問題。不過，「擁鄧聯盟」的行動還是產生了巨大的壓力。在鄧小平的問題上，有了明顯的迴旋餘地。華國鋒許諾，適當的時候可以考慮讓他出來工作，但要「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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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羅斯福、丘吉爾在雅爾塔會議上
1945年2月，美國因為要蘇聯參戰，提早結束對日戰爭，羅斯福總統與斯大林訂了《雅爾塔協定》。我們當時為著要打退壓境的強敵——日本，只好委曲求全，根據《雅爾塔協定》，和蘇聯政府談判，簽訂了中蘇條約。
1945年，美國還沒有把《雅爾塔協定》公佈以前，我們政府已經派員到莫斯科去進行中蘇談判，我也參加。這次的交涉，是由當時的行政院長宋子文先生領導的。
我們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見面。起初他的態度非常客氣，但是到了正式談判開始的時候，他猙獰的面目就顯露出來了。我記得非常清楚，當時斯大林拿一張紙向宋院長面前一擲，態度傲慢，舉止下流，隨後說：「你看過這個東西沒有？」宋院長一看，知道是《雅爾塔協定》，回答說：「我只知道大概的內容。」斯大林又強調說：「你談問題，是可以的，但只能拿這個東西做根據，這是羅斯福簽過字的。」我們既然來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著和他們談判了。談判中間，有兩點雙方爭執非常劇烈：第一、根據《雅爾塔協定》有所謂「租借」兩個字眼。父親（指蔣介石）給我們指示：「不能用這兩個字。這兩個字是帝國主義侵略他人的一貫用語。」第二、我們認為，所有問題都可以逐步討論，但是必須顧及到我們國家主權和領土的完整。後來，斯大林同意不用「租借」兩字，對於中東鐵路、旅順、大連這些問題，也肯讓步；但關於外蒙古的獨立問題──實際就是蘇聯吞併外蒙古的問題，他堅持決不退讓。這就是談判中的癥結所在。談判既沒有結果，而當時我們內外的環境又非常險惡。這時，父親打電報給我們，不要我們正式同斯大林談判，要我以私人資格去看斯大林，轉告他為什麼我們不能讓外蒙古獨立的道理。
當見到斯大林時，他問我：「你們對外蒙古為什麼堅持不讓它‘獨立’？」我說：「你應當諒解，我們中國幾年抗戰，就是為了要把失土收復回來。今天日本還沒趕走，東北、台灣還沒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敵人手中，反而把這樣大的一塊土地割讓出去，豈不失卻了抗戰的本意？我們的國民一定不會原諒我們，會說我們‘出賣了國土’。在這樣情形之下，國民一定會起來反對政府，那我們就無法堅持抗戰，所以，我們不能同意外蒙古歸併給俄國。」我說完了之後，斯大林就接著說：「你這段話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過，你要曉得，今天並不是我要你來幫忙，而是你要我來幫忙。倘使你本國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今天，你沒有這個力量，還要講這些話，就等於廢話！」
他當時態度非常倨傲，我也就開門見山地問他說：「你為什麼一定要堅持外蒙古‘獨立’？外蒙古地方雖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沒有什麼出產。」他乾脆地說：「老實告訴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軍事的戰略觀點而要這塊地方的。」他並把地圖拿出來，指著說：「倘使有一個軍事力量，從外蒙古向蘇聯進攻，西伯利亞鐵路一被切斷，俄國就完了。」我又對他說：「現在你用不著再在軍事上有所憂慮，你如果參加對日作戰，日本打敗之後，他不會再起來，他再也不會有力量佔領外蒙古，作為侵略蘇聯的根據地。你所顧慮從外蒙古進攻蘇聯的，日本以外，只有一個中國，但中國和你訂立‘友好條約’，你說25年，我們再加5年，則30年內，中國也不會打你們。即使中國要想攻擊你們，也還沒有這個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斯大林立刻批評我的話說：「你這話說得不對。第一，你說日本打敗後，就不會再來佔領外蒙古打俄國，一時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敗了，日本這個民族還是要起來的。」我就追問他說：“為什麼呢？”他答道：“天下什麼力量都可以消滅，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會消滅的，尤其是像日本這個民族，更不會消滅。”我又問他：“德國投降了，你佔領了一部分，是不是德國還會起來？”他說：“當然也要起來的。”我又接著說：“日本即使會起來，也不會這樣快，這幾年的時間你可以不必防備日本。”他說：“快也好，慢也好，終究還是會起來的，倘使將日本交由美國人管理，5年以後就會起來。”我說：“給美國人管，5年就會起來，倘使給你來管，又怎樣的呢？”他說：“我來管，最多也不過多管5年。”後來他不耐煩了，直接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過來不可。”
談話一直繼續下去，斯大林又很正經地向我說：「我不把你當做一個外交人員來談話，我可以告訴你：條約是靠不住的。再則，你還有一個錯誤，你說，中國沒有力量侵略俄國，今天可以講這話，但是只要你們中國能夠統一，比任何國家的進步都要快。」這的確是斯大林的“肺腑之言”，他所以要侵略我們，還是害怕我們強大起來，因此，只顧目的，不擇手段，千方百計來壓迫、分化和離間我們。
接下去，他又說：「你說，日本和中國都沒有力量佔領外蒙古來打俄國，但是，不能說就沒有‘第三個力量’出來這樣做。」
這個力量是誰？他先故意不說。我就反問他：「是不是美國？」他回答說：“當然！”我心裏暗想，美國人訂下了《雅爾塔協定》，給他這許多便宜和好處，而在斯大林眼中，還忘不了美國是他的敵人！
最後，經過許多次的談判，《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終於簽訂了。不過，父親當時對於簽訂這個條約，有個原則上的指示：「外蒙古允許‘獨立’，但一定要註明，必要經過公民投票，並且要根據三民主義的原則來投票。」這原則，斯大林總算是同意了。
我還記得，在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時，蘇方代表又節外生枝。他的外交部遠東司的主管同我商量，要求在條約上附一張地圖，並在旅順港沿海一帶區域，畫了一條黑線，大概離港口有20海里的距離，在這線內，要歸旅順港管轄。照國際法的觀點，公海範圍是有一定的規定，就是離開陸地有一定的距離，俄方此一要求，顯然是不合理的。為了這一問題，爭執了半天，從下午四點半到晚上兩點鐘，還沒有解決。我很不耐煩地說：「你要畫線，你畫你的，我是不能畫的。」他說：“不畫這個線，條約就訂不成！”我說：“訂不成，我不能負責，因為我沒有這個權力。”他說：“我是有根據的。”我說：“你有什麼根據？”他拿出一張地圖，就是沙皇時代俄國租借旅順的舊圖，在這張地圖的上面是畫了一條黑線的，並且指著說：“根據這張圖，所以我要畫這一條線。”
我覺得非常滑稽，因此譏諷他們說：「這是你們沙皇時代的東西，你們不是早已宣佈，把沙皇時代所有一切條約都廢止了嗎？一切權利都全部放棄了嗎？你現在還要拿出這個古董來，不是等於還承認為你們所打倒的沙皇政府嗎？」他有點著急說：“你不能侮辱我們的蘇聯政府！”我說：“你為什麼要根據這個東西來談判呢？不是等於告訴全世界說：你們還是同沙皇政府一樣嗎？”他說：“你不要吵鬧，你的火氣太大。”我說：“你要訂約可以，但無論如何這一條線是不能畫下的！”
經過一番力爭之後，這一張地圖，雖附上去了，可是那一條線始終沒有畫出。由這件事看來，我們完全了解，斯大林原來就是沙皇的再世。
本文摘自《蔣經國自述》，蔣經國著，團結出版社出版
本文系蔣經國對1945年夏隨宋子文赴蘇聯談判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