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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等我死後,人家得把江青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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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等我死後,人家得把江青整死

2019年01月26日 17:46

江青和毛澤東在延安時的合影(資料圖)

本文摘自《中南海往事追蹤報告》,徐焰著,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文史頻道轉載本文只以信息傳播為目的,不代表認同其觀點和立場

在中南海豐澤園工作過的人多年後講起江青,幾乎無不在怒罵後又搖頭嘆息,這個女人當年四處橫行禍國殃民,把身邊的工作人員也幾乎盡數得罪,可是大家那時又對她無可奈何!

粉碎「四人幫」之後,揭露江青罪行的文件、書籍、文章已經是汗牛充棟,不過從更深的層次分析,江青這個禍國殃民的歷史罪人所以能夠出現在中國共產黨最高層的政治生活中,並造成那樣大的危害,既是中國長期封建社會餘毒影響的結果,也是她本人在舊社會黑暗腐朽的生活經歷和後來特權地位相結合所造成心態異化扭曲。

唯物主義的一個基本原理,便是存在決定意識。人們所處的社會環境,決定自身思想的形成。出生於山東諸城的江青自然也非生來就壞,不過她少年時代的家庭環境便充滿了舊封建家族的惡劣氣息,年輕時又進入當時便是藏污納垢的十里洋場,打下了很糟糕的人生最初烙印。

江青(1914~1991),原名李雲鶴,出生於一個封建地主家庭,由於其母是小老婆而在青少年時期受到周圍歧視,滋生了叛逆和虛榮的雙重性格。

成年以後,李雲鶴同一個名為章泯的男青年出走,後受到過進步思想影響,於1932年在青島又同當時的地下黨領導人俞啟威(即解放後的天津市委書記、中央委員黃敬)結婚,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應該承認,10幾歲時的江青(當時還名李雲鶴)曾對黑暗的社會不滿,這從她在山東青島結識和跟隨俞啟威參加過革命活動,並在30年代前期一度加入過共產黨組織也可以得到證明。

江青入黨不久,青島的黨組織遭到破壞,她在白色恐怖下又脫黨跑到上海,還辦過自首手續,並與國民黨「復興社」特務崔萬秋拉上了關係,是被崔萬秋等人捧出來的話劇和電影明星。崔萬秋是個慣搞兩面派的人物,因此也允許江青參加一點進步活動。江青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被國民黨“中統”特務機關一度逮捕。她的自首和出獄手續,是由趙玉珊負責辦的。

過這個藝名「藍蘋」的三流影星的一些生活醜行,恰恰是她惡劣品質的反映。

在上海演藝界中,江青也有落魄的時候,所住的亭子間夜間又經常有男人來往。一次有個男人毒打她,這位「藍蘋」小姐大喊救命,同樓的保姆秦桂貞趕去救護,還受了傷。遇到缺錢甚至沒飯吃的時候,秦桂貞也來幫助。江青離開上海之前曾感激地說:“以後我會報答你的!”

如何「報答」呢?全國解放後,江青生怕別人知道她過去的醜行,對秦桂貞雖記在心頭並時時注意,卻再不來往。後來,江青找到吳法憲,讓她把秦桂貞抓起來,一關許多年。如此恩將仇報,表現出心理扭曲到了何等程度!

在描寫宋代的小說《水滸傳》中,曾講到清風寨官員劉高的妻子被強人劫住準備當「押寨夫人」,幸虧遇宋江救下。結果這個劉夫人事後生怕一度被強人所劫之事外傳,發現宋江這個救星後不但不感謝,反而要丈夫把他抓起來,還想殺掉。這是因為,擔心自己名聲受損的精神壓力,遠比感恩的道義負擔重得多。江青與古代這種封建貴婦的心理,真是毫無二致!

後來參加審判江青的人曾總結此人的一生品質,那就是:她要討好一個人、拉攏一個人、想利用一個人,可以處心積慮、費盡心機,施展各種手段,以各種假相來達到目的。一旦爬到了一定地位,她就要役使別人,折磨別人,顯示她是掌握了對別人生殺予奪大權的人物。

1937年江青到了革命聖地延安,組織上未作認真審查,由當時負責保衛工作的社會部長、同鄉康生代她隱瞞了這段歷史和她在上海的腐朽生活作風。因為歷史上的原因和這次的包庇,所以她跟康生的關係也格外密切。

江青很快通過演戲、提問題求教,混到剛剛妻子出走的毛澤東身邊,並取得了好感。

像這樣一個雖表面有過追求進步表現,卻存在著極其惡劣的潛意識的人物,能進入毛澤東身邊並於1938年秋成為夫人,實在是歷史的悲劇。

江青是演員出身,結婚後的幾年間在文娛活動方面對毛澤東確實提供了一些樂趣。張聞天的夫人劉英記載,她1940年從蘇聯回到延安,去看毛澤東時,發現這個新婚夫人對主席照顧得很周到,與個性很強的賀子珍不同,於是還稱讚了幾句。毛澤東聽後非常高興地拍了大腿說:「劉英同志,你真是了解我的人,你要替我多宣傳啊!」

毛澤東這時講的「多宣傳」,是針對延安的諸多新老同志對此事議論紛紛,希望劉英能做些解釋。據衛士李銀橋回憶,在艱苦惡劣的戰爭環境中,江青確實曾以她的文藝特長給毛澤東和身邊的一些普通戰士在精神上以休息和放鬆。1947年轉戰陝北時,大家疲憊不堪或蹲或站或拉條小板凳依牆而坐,聽一段京劇清唱或是猜幾個謎語,真是莫大的享受。

在陝北時期,毛澤東常常由於緊張過度、用腦過度而痛苦地以手加額用力地揉搓,閉目嘆長氣。這時江青便打開她從上海帶來的那架手搖留聲機,為毛澤東放幾盤京劇唱片。在那些艱苦的歲月中,幾張唱片翻來覆去聽,每次聽過之後,毛澤東都顯出一種精神獲得調節之後的安寧和愉快。他有時還愜意地點頭說:「好,很好,再放一遍吧。」

不過當時一直在毛澤東身邊的李銀橋回憶說:「江青在表現出她的種種優長之處的同時,也不斷地暴露出她品質和性格上的缺點和弱點。這些缺點和弱點彷彿是與生俱來,根深蒂固,再也改不了,並且不斷發展,終於造成與毛澤東感情生活上的裂痕。」“江青來自上海,受現代文明熏陶,未必不是好事。她也有深入工農群眾,和工農兵打成一片的願望。但是她的驕傲,她的愛出風頭,她的頑強表現自我,總想高居人上的慾望,她從來不會替別人想一想的極端個人主義,使她始終不曾與任何一名普通群眾‘打成一片’,她甚至始終未能與她的丈夫毛澤東感情融洽,心心相印。”

當時從一些很小的事情上,就可以表現出江青品格上極端狹隘自私的一面,而且條件一好便追求享受,並想居於他人之上。例如,她在毛澤東忙於工作時常常無事可做,便找警衛員打撲克。那時革命隊伍中講究人人平等,沒有人有意讓她贏。當她打輸了時,便稱別人偷看了自己的牌,竟為這點事向毛澤東提出要把贏了的警衛員從工作崗位上趕走。對阿姨做針線活一類小事不滿意,也是當面訓斥甚至發出羞辱性的挖苦,搞得人家哭鼻子。

中央機關的生活條件一改善,江青又要耍威風。從陝北到西柏坡後,房間裏裝了電鈴,她也越來越習慣按電鈴叫衛士,不管大事小事、自己能幹不能幹的事,都叫衛士代勞,似乎使喚人是一種享受,是一種身份和新生活的證明。

有一次江青按電鈴。衛士張天義匆匆趕進屋,只聽她懶懶地指著他說:「把暖水袋給我拿來。」其實江青手指的暖水袋就在她床上,只須欠欠身就可以拿到手。但她寧願按電鈴下命令,也不願意欠欠身。張天義為此事很傷感,回來對李銀橋反映了此人“越來越習慣於指手畫腳”。

對這些,毛澤東當時一再生氣地批評她說:「你就是改不了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在一些事情上江青還拿出當年在上海十里洋場養成的作風,會撒潑要挾。

據當時在毛澤東、周恩來身邊的警衛副官龍飛虎回憶,1947年3月國民黨軍進逼延安時,毛澤東堅持到最後才肯走。江青便跑去鬧,要求馬上離開。毛澤東開始和顏悅色反覆說不要緊,而江青卻大哭起來說什麼:

「你當然不著急,到了緊急關頭,有人會抬著你跑!誰管我們啊!」

毛澤東氣得吼起來,把桌上的缸子都摔到地上,怒斥說:「滾!給我馬上滾!」

李銀橋等警衛人員都說,江青每逢被毛澤東訓斥,往往都是披衣衝出窯洞,哭哭啼啼,直奔周恩來的窯洞。她每次同毛澤東鬧了矛盾,都要找周恩來訴苦。周恩來是解決矛盾的能手,往往能調和關係,當時這樣做的目的也是不影響毛澤東的工作。其實周恩來對江青一向並無什麼好的看法,只是他組織紀律性強,從不背後議論,不像延安其他一些領導人那樣經常對這個「三流演員」發些不敬之詞。

更糟糕的是,江青從這時起便顯示出在人際關係上願意撥弄是非,經常添油加醋地在毛澤東面前講一些人的壞話。此刻她還不能涉入高層政治生活,攻擊的還是些身邊的小人物,以致於秘書和警衛人員都被她得罪遍了。

看到這些情況,毛澤東對找個江青這麼個老婆也有些後悔,不過他已經是最高領袖身份,感到也不便再輕易離婚。對此,李銀橋回憶說,在陝北時就有過這麼一件事:

「下午,我服侍毛澤東起床。他坐在床上抽煙,一支接一支。他向我訴苦。講了很長時間,聲音沉重,很有些傷感。大致意思是:你是我的黨小組長,我心裏有不痛快的事,要跟你說說。江青是我的老婆,要是我的公務員早就把她趕走了。當初結婚沒搞好,草率了。現在怎麼辦?我現在的身份,我的具體情況,離婚也不好。江青沒大錯沒大過,現在離婚同志們會有看法,日後會有各種說法。不離婚呢,就背了個政治包袱。唉,沒辦法,跟她湊合著過吧。」

對於江青撥弄是非說別人壞話,毛澤東有兩次聽了嘀咕,都是望著江青說:「你這個人哪,跟誰也合不來!」“你跟什麼人也搞不到一起,你這個人就是到處樹敵!”

在陝北時,毛澤東便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講過一句話,使這些人幾十年後都有深刻印象,這話是:

「江青是刀子嘴,是非窩,盡傷人。等我死後,人家得把她整死。」

由此看來,毛澤東對江青的下場還是很有預見的。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華國鋒與葉劍英 資料圖

本文摘自:人民網,

在堅決打擊政治謠言的運動如火如荼地推行的時候,擁鄧的聯盟也組成了。葉劍英顯然已對華國鋒失望。當華將他的意見棄置一旁的時候,他就意識到他身邊的那些同事已經不能依靠,必須尋找其他的辦法。他在玉泉山設立了新的大本營。玉泉山位居京城西北,出城上山,還要走上幾十公里。山上高牆環繞,草深林密。密林深處的座座小樓,一向為軍隊高級將領所擁有。實際上這裏是中央軍委辦公的地方,就算在「文化大革命」當中,文官們不可一世的時候,他們也很難涉足此山。1977年早春時節,當鄧小平再一次成為矛盾中心的時候,葉劍英把他從三〇一醫院接到玉泉山上,住進了25號樓。對當時中國的政治時局來說,這個行動的意義非同小可。因為,就從這時起,擁護鄧小平的人不停地來到玉泉山。毫無疑問,報紙上所說的「緊密團結在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全是說給老百姓聽的。京城西郊高山密林中出現了一個新的政治中心,與城中心的中南海遙遙相對。比如1977年2月18日這一天,春節,鄧小平的25號樓就分外熱鬧。葉劍英、李先念、王震、胡耀邦、萬里,他們都來了。鄧小平笑著說,老帥也都來了。老帥卻說,鄧小平是老帥的領班。鄧小平此時儘管還沒有任何權力,但他心情舒暢,知道有了這些人的支持,他重返政治舞台大幹一番的日子不會遠了。

城裏城外兩個陣營遙遙相對的日子沒有持續多久,三個星期以後,大家就坐在一起了。1977年3月中旬,華國鋒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爭執不可避免地涌到表面。擁護鄧小平的聯盟蓄勢已久,準備發起新的攻擊。開始的時候,大家互相都不願意撕破臉皮。葉劍英的話說得也挺委婉。他要求華國鋒在報告裏面把對鄧小平的說法改寫一下,說得稍微好一些,以便能夠更快地讓鄧小平出來工作,而世人也不至於在心理上感到突然。他還說,「兩個凡是」不行,「天安門事件」是個冤案,應當予以平反。後來人們在談論這一段歷史的時候,多把鄧小平作為反對「兩個凡是」的第一人,現在看來,情況並非如此簡單,鄧是反對「兩個凡是」的,這不假,但是,從現有的記錄來看,公開表明不能同意「兩個凡是」的,以葉劍英此次講話為最早,他比鄧小平在5月份直接說出「‘兩個凡是’不行」的話,要早大約兩個月。

然而問題在於,黨的主席華國鋒不能同意葉的看法,他表面對葉點頭稱是,可是卻不肯按照葉的意見修正報告。他不肯直接地論辯鄧小平的是非,但卻採用聲東擊西的策略,把「李冬民反革命案件」的材料印發給與會者。「現已查明,有那麼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華聳人聽聞地說,「他們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著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的旗號,迫使中央表態,然後攻擊我們違背毛主席的遺志,從而煽動推翻黨中央,保王洪文上台,為‘四人幫’翻案。所以如果我們急急忙忙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就可能上階級敵人的當。」汪東興副主席則拿出毛澤東的話來對付現在的對手:「有人提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搞錯了,要把鄧小平請出來,還要讓他當總理,說他如何如何能幹。鄧小平這個人我是熟悉的,講能力他是有一點,但錯誤更多。1975年,毛主席是想讓他當總理,可試了試,不行,他那兩下子比我們華主席差遠了,所以,最後毛主席才選定華國鋒同志做接班人。」

第一個回合就這樣結束了。但是「擁鄧聯盟」早已成竹在胸,不肯退卻。至於華國鋒所說「上階級敵人的當」,在這些政治老手看來,簡直就是騙騙小孩子的把戲。小組會討論華的報告的時候,輪到大家來說話了。3月17日,陳雲說:「我認為當時絕大多數群眾到天安門去是為悼念周恩來總理。鄧小平與‘天安門事件’是無關的。讓鄧小平重新參加中央領導工作是完全正確的、必要的。」王震舉出毛主席的一些話來對抗汪東興,話也說得更加難聽了:「鄧小平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這是毛主席講的,周總理傳達的。他是同‘四人幫’作鬥爭的先鋒。‘天安門事件’是廣大人民群眾反對‘四人幫’的強大抗議運動,是我們民族的驕傲。誰不承認‘天安門事件’的本質和主流是革命的,實際上就是替‘四人幫’辯護。」胡耀邦原本準備一個長篇發言,事到臨頭卻沒有說。他也許覺得自己的地位和資歷都還不能和陳雲這些人並論,又是鄧小平的「錯誤道路」上的人,眼下還需靜觀時變,等待時機。

葉劍英的意見未被採納。陳雲和王震雖然說了,但他們的發言卻被華國鋒擱在一邊,連會議的簡報也未予刊登。胡耀邦想說的話還沒有說出口。華批評這些人一味在「天安門事件」上糾纏不休,讓大家不要再爭論這些問題。不過,「擁鄧聯盟」的行動還是產生了巨大的壓力。在鄧小平的問題上,有了明顯的迴旋餘地。華國鋒許諾,適當的時候可以考慮讓他出來工作,但要「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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