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國鋒、葉劍英與胡耀邦在北京出席五屆全國人大會議
1977年12月15日清晨，京城中心西單北大街中共中央組織部的灰色大樓里，忽然來了一個人。由於這個人的到來，樓內樓外全都熱鬧起來。幹部們聚集在一起，全都笑臉相迎。接著，鞭炮噼噼啪啪響成一片，揚起陣陣硝煙。那個人走進大樓的時候還回過頭去看了一眼大門。門外邊早就站著一群人，衣衫不整，疲憊不堪，一副副全是外鄉人的樣子。這是那個時候北京街頭常見的景象，一望而知是上訪者。現在，這一群人望著門裏的場面，不免交頭接耳：
「就是他嗎?」
「是，就是那個小個子。」
「他就是可以給我們平反的人啦?」
「咳，總比那姓郭的強吧!」
這個叫那麼多人又是笑臉相迎又是交頭接耳的「小個子」，名叫胡耀邦。他在那個時候的名聲並不大，當他在這一天來接替郭玉峰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時候，很多人還不認識他呢。不過，要不了多久，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了。他在12個月以後成為中央政治局的委員，自此也就開始了他的一段最為輝煌也最為悲壯的政治生涯。
關於胡耀邦的這一段仕途，甚至在他下台之前即已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安子文就在他的女兒面前不客氣地把自己和胡耀邦作過一番比較：「我當了二十多年中央組織部部長，結果進了監獄；胡耀邦才當了一年中央組織部部長，卻進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安子文這話說得一點也不錯，他與中央組織部的淵源，遠比胡耀邦為深，從20世紀40年代到50年代當了十多年的副部長，又從50年代到60年代當了十年部長。可是「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他就被關進了秦城監獄。說起來，人的命運真是不同。好人命苦、有情無福的事情在我們國家比比皆是。安子文的遭遇也是其中一例。不過，有一件事他可沒有想到：胡耀邦在部長任內一年所做的事情，比他十年副部長和十年部長加在一起做的事情還要多。
如果說所謂政治家與政客的區別就在於政治家具有自己的堅定信念，而且能夠為自己的信念百折不撓，那麼這位新的組織部長的確可以算一個。說到仕途，他從這時起的確開始飛黃騰達了。如安子文所說，胡耀邦升得夠快的。事實上他得到的還要更多些。他在14個月之後，也即1980年2月，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又14個月後，也即1981年6月，在中央政治局的排名躍居第一。他取代了華國鋒，成為中共中央主席。但是，多年以後，無論高官還是百姓都將他看做「人生楷模」的時候，顯然不是指他的這些地位和榮耀，而是指由於他的存在，有多少人從地獄回到了人間，又有多少人從「天堂」回到了地下。關於他的一生，人們曾經給予了熱烈的讚揚和尖銳的批評，直到多年以後，他已不在世間，這些爭論還能引起人們普遍的激動。比如，1998年春天我們國家紀念真理標準討論20周年的時候，就曾為了如何確定他在這場討論中的作用發生不小的分歧。
1977年3月3日這一天，對於胡耀邦來說，挺有意思。黨中央主席華國鋒、副主席汪東興，還有組織部長郭玉峰一同找他談話，要他擔任中共中央黨校的副校長，以籌備黨校的恢復。胡耀邦自從在五個月前直言不諱地表達了不能贊成繼續「批鄧」的意見之後，就再也沒有「顯山露水」了。但是，這個人的政治傾向，應該說早已暴露無遺。他在「文化大革命」當中就被革命群眾確定為「三反分子」。20世紀70年代中期鄧小平被毛澤東起用，搞了一套名為整頓、實為翻案的事情，胡耀邦也是其中得力的「黑幹將」。他在中科院一個勁兒地為知識分子鳴不平，還說要為科學家解決房子、車子、妻子、爐子和票子，是為「五子登科」。
後來鄧小平再次垮台，他也跟著倒霉。他的垮台、崛起、再一次垮台又再一次崛起的經歷，簡直同鄧小平的起落如出一轍。而且，他似乎從來沒有認為自己有錯誤，這一點又與鄧小平的「死不改悔」頗為一樣。然而最要緊的是，他是年輕人的一面旗幟。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是著名的團派「三胡」(胡耀邦、胡克實、胡啟立)之首。甚至在倒霉的時候，他在青年當中也還有著巨大的號召力。
在1976年春節期間北京召開的「萬人批胡大會」上，他剛剛站起身來就引得全場的人為他鼓掌，倒好像他不是壞蛋而是英雄似的。這樣一個人的政治傾向，華國鋒和汪東興不會不知。他們當然不會想到面前的這個小個子會在日後把他們的陣線沖得七零八落，進而取代他們，但是，他們也絕不會期待這個人真的會同他們坐在同一條船上。既然如此，為什麼他們會如此鄭重其事地把這樣一個異己分子安排在這樣一個重要的崗位上?今天我們回顧這一段歷史，只能大致地檢討其中緣由。胡耀邦與華國鋒的淵源可以延伸到1962年，那時胡耀邦作為團中央第一書記，曾經下放到湖南擔任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此時華國鋒恰巧也是這裏的書記。也許是這一段交往給華留下了極深的印象，令他覺得胡是可以信任的人。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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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和毛澤東在延安時的合影（資料圖）
本文摘自《中南海往事追蹤報告》，徐焰著，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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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南海豐澤園工作過的人多年後講起江青，幾乎無不在怒罵後又搖頭嘆息，這個女人當年四處橫行禍國殃民，把身邊的工作人員也幾乎盡數得罪，可是大家那時又對她無可奈何！
粉碎「四人幫」之後，揭露江青罪行的文件、書籍、文章已經是汗牛充棟，不過從更深的層次分析，江青這個禍國殃民的歷史罪人所以能夠出現在中國共產黨最高層的政治生活中，並造成那樣大的危害，既是中國長期封建社會餘毒影響的結果，也是她本人在舊社會黑暗腐朽的生活經歷和後來特權地位相結合所造成心態異化扭曲。
唯物主義的一個基本原理，便是存在決定意識。人們所處的社會環境，決定自身思想的形成。出生於山東諸城的江青自然也非生來就壞，不過她少年時代的家庭環境便充滿了舊封建家族的惡劣氣息，年輕時又進入當時便是藏污納垢的十里洋場，打下了很糟糕的人生最初烙印。
江青(1914～1991)，原名李雲鶴，出生於一個封建地主家庭，由於其母是小老婆而在青少年時期受到周圍歧視，滋生了叛逆和虛榮的雙重性格。
成年以後，李雲鶴同一個名為章泯的男青年出走，後受到過進步思想影響，於1932年在青島又同當時的地下黨領導人俞啟威(即解放後的天津市委書記、中央委員黃敬)結婚，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應該承認，10幾歲時的江青(當時還名李雲鶴)曾對黑暗的社會不滿，這從她在山東青島結識和跟隨俞啟威參加過革命活動，並在30年代前期一度加入過共產黨組織也可以得到證明。
江青入黨不久，青島的黨組織遭到破壞，她在白色恐怖下又脫黨跑到上海，還辦過自首手續，並與國民黨「復興社」特務崔萬秋拉上了關係，是被崔萬秋等人捧出來的話劇和電影明星。崔萬秋是個慣搞兩面派的人物，因此也允許江青參加一點進步活動。江青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被國民黨“中統”特務機關一度逮捕。她的自首和出獄手續，是由趙玉珊負責辦的。
過這個藝名「藍蘋」的三流影星的一些生活醜行，恰恰是她惡劣品質的反映。
在上海演藝界中，江青也有落魄的時候，所住的亭子間夜間又經常有男人來往。一次有個男人毒打她，這位「藍蘋」小姐大喊救命，同樓的保姆秦桂貞趕去救護，還受了傷。遇到缺錢甚至沒飯吃的時候，秦桂貞也來幫助。江青離開上海之前曾感激地說：“以後我會報答你的！”
如何「報答」呢？全國解放後，江青生怕別人知道她過去的醜行，對秦桂貞雖記在心頭並時時注意，卻再不來往。後來，江青找到吳法憲，讓她把秦桂貞抓起來，一關許多年。如此恩將仇報，表現出心理扭曲到了何等程度！
在描寫宋代的小說《水滸傳》中，曾講到清風寨官員劉高的妻子被強人劫住準備當「押寨夫人」，幸虧遇宋江救下。結果這個劉夫人事後生怕一度被強人所劫之事外傳，發現宋江這個救星後不但不感謝，反而要丈夫把他抓起來，還想殺掉。這是因為，擔心自己名聲受損的精神壓力，遠比感恩的道義負擔重得多。江青與古代這種封建貴婦的心理，真是毫無二致！
後來參加審判江青的人曾總結此人的一生品質，那就是：她要討好一個人、拉攏一個人、想利用一個人，可以處心積慮、費盡心機，施展各種手段，以各種假相來達到目的。一旦爬到了一定地位，她就要役使別人，折磨別人，顯示她是掌握了對別人生殺予奪大權的人物。
1937年江青到了革命聖地延安，組織上未作認真審查，由當時負責保衛工作的社會部長、同鄉康生代她隱瞞了這段歷史和她在上海的腐朽生活作風。因為歷史上的原因和這次的包庇，所以她跟康生的關係也格外密切。
江青很快通過演戲、提問題求教，混到剛剛妻子出走的毛澤東身邊，並取得了好感。
像這樣一個雖表面有過追求進步表現，卻存在著極其惡劣的潛意識的人物，能進入毛澤東身邊並於1938年秋成為夫人，實在是歷史的悲劇。
江青是演員出身，結婚後的幾年間在文娛活動方面對毛澤東確實提供了一些樂趣。張聞天的夫人劉英記載，她1940年從蘇聯回到延安，去看毛澤東時，發現這個新婚夫人對主席照顧得很周到，與個性很強的賀子珍不同，於是還稱讚了幾句。毛澤東聽後非常高興地拍了大腿說：「劉英同志，你真是了解我的人，你要替我多宣傳啊！」
毛澤東這時講的「多宣傳」，是針對延安的諸多新老同志對此事議論紛紛，希望劉英能做些解釋。據衛士李銀橋回憶，在艱苦惡劣的戰爭環境中，江青確實曾以她的文藝特長給毛澤東和身邊的一些普通戰士在精神上以休息和放鬆。1947年轉戰陝北時，大家疲憊不堪或蹲或站或拉條小板凳依牆而坐，聽一段京劇清唱或是猜幾個謎語，真是莫大的享受。
在陝北時期，毛澤東常常由於緊張過度、用腦過度而痛苦地以手加額用力地揉搓，閉目嘆長氣。這時江青便打開她從上海帶來的那架手搖留聲機，為毛澤東放幾盤京劇唱片。在那些艱苦的歲月中，幾張唱片翻來覆去聽，每次聽過之後，毛澤東都顯出一種精神獲得調節之後的安寧和愉快。他有時還愜意地點頭說：「好，很好，再放一遍吧。」
不過當時一直在毛澤東身邊的李銀橋回憶說：「江青在表現出她的種種優長之處的同時，也不斷地暴露出她品質和性格上的缺點和弱點。這些缺點和弱點彷彿是與生俱來，根深蒂固，再也改不了，並且不斷發展，終於造成與毛澤東感情生活上的裂痕。」“江青來自上海，受現代文明熏陶，未必不是好事。她也有深入工農群眾，和工農兵打成一片的願望。但是她的驕傲，她的愛出風頭，她的頑強表現自我，總想高居人上的慾望，她從來不會替別人想一想的極端個人主義，使她始終不曾與任何一名普通群眾‘打成一片’，她甚至始終未能與她的丈夫毛澤東感情融洽，心心相印。”
當時從一些很小的事情上，就可以表現出江青品格上極端狹隘自私的一面，而且條件一好便追求享受，並想居於他人之上。例如，她在毛澤東忙於工作時常常無事可做，便找警衛員打撲克。那時革命隊伍中講究人人平等，沒有人有意讓她贏。當她打輸了時，便稱別人偷看了自己的牌，竟為這點事向毛澤東提出要把贏了的警衛員從工作崗位上趕走。對阿姨做針線活一類小事不滿意，也是當面訓斥甚至發出羞辱性的挖苦，搞得人家哭鼻子。
中央機關的生活條件一改善，江青又要耍威風。從陝北到西柏坡後，房間裏裝了電鈴，她也越來越習慣按電鈴叫衛士，不管大事小事、自己能幹不能幹的事，都叫衛士代勞，似乎使喚人是一種享受，是一種身份和新生活的證明。
有一次江青按電鈴。衛士張天義匆匆趕進屋，只聽她懶懶地指著他說：「把暖水袋給我拿來。」其實江青手指的暖水袋就在她床上，只須欠欠身就可以拿到手。但她寧願按電鈴下命令，也不願意欠欠身。張天義為此事很傷感，回來對李銀橋反映了此人“越來越習慣於指手畫腳”。
對這些，毛澤東當時一再生氣地批評她說：「你就是改不了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在一些事情上江青還拿出當年在上海十里洋場養成的作風，會撒潑要挾。
據當時在毛澤東、周恩來身邊的警衛副官龍飛虎回憶，1947年3月國民黨軍進逼延安時，毛澤東堅持到最後才肯走。江青便跑去鬧，要求馬上離開。毛澤東開始和顏悅色反覆說不要緊，而江青卻大哭起來說什麼：
「你當然不著急，到了緊急關頭，有人會抬著你跑！誰管我們啊！」
毛澤東氣得吼起來，把桌上的缸子都摔到地上，怒斥說：「滾！給我馬上滾！」
李銀橋等警衛人員都說，江青每逢被毛澤東訓斥，往往都是披衣衝出窯洞，哭哭啼啼，直奔周恩來的窯洞。她每次同毛澤東鬧了矛盾，都要找周恩來訴苦。周恩來是解決矛盾的能手，往往能調和關係，當時這樣做的目的也是不影響毛澤東的工作。其實周恩來對江青一向並無什麼好的看法，只是他組織紀律性強，從不背後議論，不像延安其他一些領導人那樣經常對這個「三流演員」發些不敬之詞。
更糟糕的是，江青從這時起便顯示出在人際關係上願意撥弄是非，經常添油加醋地在毛澤東面前講一些人的壞話。此刻她還不能涉入高層政治生活，攻擊的還是些身邊的小人物，以致於秘書和警衛人員都被她得罪遍了。
看到這些情況，毛澤東對找個江青這麼個老婆也有些後悔，不過他已經是最高領袖身份，感到也不便再輕易離婚。對此，李銀橋回憶說，在陝北時就有過這麼一件事：
「下午，我服侍毛澤東起床。他坐在床上抽煙，一支接一支。他向我訴苦。講了很長時間，聲音沉重，很有些傷感。大致意思是：你是我的黨小組長，我心裏有不痛快的事，要跟你說說。江青是我的老婆，要是我的公務員早就把她趕走了。當初結婚沒搞好，草率了。現在怎麼辦？我現在的身份，我的具體情況，離婚也不好。江青沒大錯沒大過，現在離婚同志們會有看法，日後會有各種說法。不離婚呢，就背了個政治包袱。唉，沒辦法，跟她湊合著過吧。」
對於江青撥弄是非說別人壞話，毛澤東有兩次聽了嘀咕，都是望著江青說：「你這個人哪，跟誰也合不來！」“你跟什麼人也搞不到一起，你這個人就是到處樹敵！”
在陝北時，毛澤東便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講過一句話，使這些人幾十年後都有深刻印象，這話是：
「江青是刀子嘴，是非窩，盡傷人。等我死後，人家得把她整死。」
由此看來，毛澤東對江青的下場還是很有預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