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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鄧小平3次力薦誰進入中央決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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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鄧小平3次力薦誰進入中央決策層?

2019年02月14日 17:13

1992年,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鄧小平同志同劉華清同志親切握手。(資料圖)

2011年1月14日,原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上將逝世,享年95歲。晚年的鄧小平在事關民族振興大計的關鍵時刻,曾三次力薦劉華清,使其進入黨和國家的最高決策層,為中國軍隊現代化建設、為中華民族的國際權益作出了歷史性貢獻。請看《黨史博覽》刊吳殿卿的文章。

鄧小平指著劉華清對大家說:「調他來,就是抓現代化,抓裝備」

1987年11月18日上午,海軍司令員劉華清剛上班即接到軍委通知:到景山后街鄧小平同志居處開會。

半個多月前,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十三屆一中全會。在這次會議前,鄧小平提出了辭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等職務的請求。全會經過慎重討論和研究,同意了他的辭呈,但仍然選舉他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今天開什麼會,通知沒有說。劉華清猜想,或許是軍委班子變動後,要各大單位領導彙報一下情況、部署一下工作吧。

這是一次小型會議。幾乎同時到來的還有軍委常務副主席楊尚昆、總後勤部部長洪學智等人。

大家落座後,鄧小平指著劉華清和洪學智問:「他們兩個人的命令下了沒有?」楊尚昆答:“下了,都已經簽了。”“老帥們看了沒有?”“正在幾位老帥那裏傳閱。”鄧小平轉而對劉華清和洪學智說:“軍委決定,調你們兩個來,擔任軍委副秘書長。”

是年,劉華清已滿71歲。隨著近年來黨政軍都在強調領導幹部年輕化,他已做好了退休的思想準備,猛然聽到這個消息,大感意外。鄧小平似乎察覺了什麼,轉而指著劉華清對大家說:「調他來,就是抓現代化,抓裝備。」聽了鄧小平的講話,劉華清很激動。在晚年的回憶錄中,他這樣寫道:“我是第一次參加這種高層會議,簡短、務實,加之小平同志那種高屋建瓴、舉重若輕的領導風采,給我留下極深印象。坦率講,我是七十齣頭的人,歷閱過人間萬象,也指揮過千軍萬馬,但每次見到小平同志,都會從心底產生一種難以言喻的敬畏之感。我在做好退休準備的時候,卻突然被委以重任,不由得百感交集。我很清楚,在一個平穩發展的國家裏,像我們這種年紀的人,不應該繼續佔據高位。但中國情況特殊,改革開放不久,社會變化急劇,經濟和政治體制都需要在摸索中不斷調整,社會也需要穩定。在這種情況下,老同志的威望和經驗能起到其他人無法替代的作用。我同樣清楚的是,小平同志對人民軍隊充滿無限厚愛。他在考慮軍隊的接班人和長遠建設。今後的工作方向已經明確,我別無選擇,唯有埋頭苦幹,鞠躬盡瘁。”

11月21日,中共中央關於軍委人事調整的決定正式發出:軍委常務副主席楊尚昆兼任軍委秘書長;洪學智、劉華清任軍委副秘書長。同日,軍委主席鄧小平簽署命令:任命濟南軍區政委遲浩田為總參謀長,任命北京軍區政委楊白冰為總政治部主任,任命總後勤部副部長兼副政委趙南起為總後勤部部長。

劉華清「古稀之年又換上了綠軍裝」。由於海軍司令員人選一時沒確定,他依然負責海軍的全面工作,直至翌年1月14日副司令員張連忠任海軍司令員的命令下達後,才離開海軍正式到軍委上班。

調整後的軍委班子,工作格局較過去有了較大改變。軍委日常工作由楊尚昆、洪學智和劉華清三個人研究處理,對各總部、各軍兵種起領導作用。兩位副秘書長也可以主持開會,研究工作,聽取各方面的意見,起協調三總部的作用。

此時,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已近十年。軍隊改革工作雖取得了明顯的成績,但由於歷史積累問題較多,加之受各方面條件的制約,面臨的困難和問題仍不少。談到恢復軍銜制,重新評授軍銜時,鄧小平曾這樣說:「這是個得罪人的事情。我來得罪吧,不把這個矛盾交給新的軍委主席。」“我們不解決這個問題,是交不了賬的。這就是說,我們這些在部隊生活了幾十年的人,對部隊是不好交代的。這是第一件大事。”其實何止軍銜問題,體制編製調整、幹部工作和人事制度改革等許多問題,處理起來都非常棘手。

劉華清了解部隊實際,理解鄧小平的想法。到軍委工作甫始,他便做了大量調查研究工作,在掌握全面情況的基礎上,與洪學智一起,組織各大單位對軍委《關於加快和深化軍隊改革的工作綱要》草案進行論證、調整,為部隊深化改革、加快現代化建設步伐作出部署。繼而,在鄧小平等軍委首長的領導下,抓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職幹部暫行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關於授予軍隊離休幹部中國人民解放軍功勛榮譽章的規定》、《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軍銜條例(草案)》等一系列法規文件的貫徹落實,使軍隊幹部管理工作開始走上規範化、制度化的軌道。

鄧小平對江澤民等政治局常委說:選劉華清當軍委副主席,恐怕比只看資格好

1989年11月6日,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劉華清以中顧委委員的身份列席了會議。

會議開幕的當天,印發了軍委主席鄧小平9月4日與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澤民、李鵬、喬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環以及楊尚昆、萬里等同志的談話要點。中心內容是:鄧小平主動提出辭去中央軍委主席職務;提名江澤民任軍委主席,楊尚昆兼任副主席,劉華清任副主席,楊白冰任軍委秘書長。

要點稿基本上是記錄整理的鄧小平的原話。鄧小平說:「黨要管軍隊,因為軍隊始終是黨的。」“軍隊是黨的軍隊,當然也是國家的軍隊。”“我們軍隊要成為一個聽黨的話的軍隊。我們的傳統是軍隊不能搞集團,不能搞小圈子,不能權力集中在幾個人身上,軍隊任何時候都要聽中央的話,聽黨的話,選人也是要選聽黨的話的人。軍隊不能打自己的旗幟,所以,既然變動軍委主席,也要考慮軍委組成人員和工作機構問題,連同我的問題一同解決比較好。我提議江澤民當軍委主席。江澤民同志過去與軍隊聯繫少一些,但也不是沒有聯繫,他當主席比較順。”

關於軍委以後的工作,鄧小平說:「主席要有助手,就是副主席、秘書長。有兩三個助手,他這個主席就好當了。有事可以找人辦,否則什麼事情都要主席出面那受不了。軍隊工作也是很多的呀!尚昆這屆不退,現在一下變動太多不好,穩定軍隊是很重要的。劉華清當副主席,楊白冰當秘書長。劉華清身體好,知識面比較寬,解放後一直搞國防工業,搞科技裝備,在蘇聯還學了幾年。他懂科學,搞衛星、導彈都參加過,是榮臻同志的主要助手。選這麼個人當軍委副主席,恐怕比只看資格好。我們軍隊中老幹部四方面軍的佔大多數,這個副主席要是四方面軍的。劉華清是四方面軍的,某種程度上說是比較年輕力壯一點的,身體好,是能聽黨的話的。當然,聽黨的話的人多得很,但是他幾個條件都具備,我比較傾向這次加一個副主席,搞一個新秘書長,作為澤民同志的主要助手。」

看了談話要點,劉華清很是吃驚。如果說當初任軍委副秘書長他沒有想到的話,這次更沒有思想準備了。談話稿已下發、傳達,親自去向鄧小平說明自己的想法已來不及了。他立即給鄧小平辦公室的同志打電話:請向鄧主席報告,我難以勝任,還是選別人好。

鄧辦的同志回答:鄧主席已經定了,不會改變。

11月9日下午,全會通過了《關於同意鄧小平同志辭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的決定》,通過了中央政治局根據鄧小平提議議定的中央軍委人事安排:主席:江澤民;副主席:楊尚昆、劉華清;委員:楊白冰、秦基偉、遲浩田、趙南起。

中央軍委成員7人中,江澤民是中共中央總書記,楊尚昆是國家主席,楊白冰、秦基偉、遲浩田、趙南起分別兼任總政治部主任、國防部長、總參謀長、總後勤部部長,只有劉華清是專職做軍委工作。軍委新班子組成後,江澤民在首次會議上做了明確分工。他說,軍隊的事情要講效率,不能延誤時機,重大問題要提交中央常委會討論,軍委常務會議由劉華清主持。劉華清深深感到了責任的重大。他當即表示:要盡職盡責、努力工作,做好江主席的助手。有問題時,先向楊副主席請示,重大問題及時報告江主席。

劉華清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後,受命承擔了多項重大任務的領導工作。長期做裝備科研工作的實踐,使劉華清對世界軍事科學發展形勢和中國軍隊武器裝備存在的問題、差距了如指掌。他曾說:「在軍委工作期間,軍隊的裝備發展,一直是懸在我心裏的重大問題。」

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後,劉華清始終把發展高新技術,用最先進、最現代化的武器裝備武裝軍隊,作為軍隊裝備建設的指導方針。他始終高度重視軍事科研隊伍建設,不失時機地部署軍事裝備的科研任務和目標,同時十分注意學習、借鑒發達國家先進的科學技術。為了開展與蘇聯的軍事合作,劉華清於1990年5月31日至6月14日率軍事代表團訪問了蘇聯,並與蘇聯政府簽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關於軍事技術合作的協定》、《中蘇政府間軍事技術合作混合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紀要》等文件,為新形勢下軍事技術引進奠定了基礎。1991年12月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繼承了蘇聯的大部分遺產,也承擔了一切條約、債務方面的全部責任。中蘇原先議定的合作項目俄羅斯不僅依約履行,還逐步擴大了合作項目。實踐證明,與俄羅斯的軍事技術合作,對中國軍隊的武器裝備更新和軍事技術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1991年前後,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給中國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衝擊,軍隊官兵中也有不小的反應。劉華清按照中央的戰略部署和江澤民主席總的要求,從抓黨的建設入手,加強官兵思想政治工作,使全軍部隊始終保持思想穩定和高昂的戰鬥精神。鄧小平對劉華清在這期間的工作給予充分肯定,認為他幾個方面的工作,措施方法得力、對頭,是成功、有效的。

中共十四大召開前,鄧小平就軍委人事安排問題給政治局寫了一封信

鄧小平從軍委主席職務上退下來後,仍然密切關注著國家改革開放的方向,關注著國家政治、經濟的發展,關注著中國的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他異常重視軍隊上層人事調整,重視部隊建設。為此,中共十四大召開之前的1992年10月6日,鄧小平給中央政治局寫了一封信,集中談了自己對中央軍委工作的想法和關於人事安排的建議。

在信中,鄧小平首先講了對新一屆軍委領導班子的設想:建議劉華清以軍委副主席身份進政治局,並增加張震為軍委副主席。他說:「今後主要由劉華清、張震兩位同志在江澤民同志領導下主管軍委的日常工作。據我了解,劉華清、張震同志最熟悉軍隊。將來挑選接班人的工作,需要熟悉軍隊的人來承擔責任。」“要在全軍範圍內選拔一批40歲到50歲的人,

放到一定的崗位上進行培養。”「軍隊要保持團結一致,保持老紅軍的本色,這點十分重要。」

中央政治局完全同意鄧小平的意見。10月19日,十四屆一中全會選出了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劉華清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從此,劉華清進入了黨的最高決策層。

是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走過了65年的光輝歲月。久經戰爭烽火的開國將領們大都先後退出了軍事舞台,劉華清與張震是全軍官兵中僅有的兩位紅軍時期入伍的在役軍人。鄧小平在會見新一屆軍委領導時,諄諄叮囑他們:「一定協助江澤民同志,用三年左右的時間把我軍各級領導班子調整好、建設好,保證各級領導班子要掌握在忠於黨的路線的同志手中。」“這幾年的任務,主要就是做這件事,選擇接班人。”“選拔幹部、選拔人才,只要選得好,我們的事業就大有希望。”劉華清明白,這是鄧小平最關心的問題,也是他作為黨的第二代領導核心最後的政治囑託。劉華清記在心裏,也貫徹在工作實踐中。在晚年的回憶錄中,他說:“回想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這幾年,我花精力最多、下工夫最大的還是幹部工作、軍事鬥爭準備和發展裝備三個方面。”

1992年12月9日,劉華清外出視察部隊回到北京後,看到了江澤民於3日晚寫給他和張震的一封信。信中,江澤民談了對國際形勢的看法,要求劉華清、張震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注意觀察研究,充分估計國際鬥爭的複雜性,對軍隊武器裝備發展,提出要有符合實際的「撒手鐧」。隨信,附了鄧小平談話的要點。

鄧小平的談話不長,中心思想是抓住機遇,發展武器裝備。這是劉華清考慮已久的問題。他曾多次在會議上強調:「要使我們的國防力量強大起來,就必須依靠發展高新技術,用最先進、最現代化的武器裝備武裝軍隊。」此後幾年裏,他不僅按照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決定,承擔了“要在本世紀末或下世紀初把中國的載人飛船送上天”的任務,而且不時深入科研部門直至相關工廠,與科研、工程人員共商現代化武器裝備發展大計,指導新型飛機、戰艦等裝備的研製和生產。在不長的時間裡,多種高科技含量的武器裝備先後投入使用,使軍隊實際戰鬥能力得到有效提高。

高新技術的迅猛發展,使武器裝備、戰爭樣式發生了根本改變。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形成的兩極格局完全被打破,國際政治形勢也更加複雜。基於這一現實,劉華清遵照江澤民關於要研究新形勢下如何貫徹「積極防禦」戰略方針,做好軍事鬥爭準備的指示精神,對如何應付突發局面,打贏現代化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進行了深入研究。

在1993年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上,劉華清通過對國際政治形勢和現代戰爭特點的分析,提出了軍隊工作中需要把握的六項原則:一、注重質量建設;二、突出重點;三、加強綜合配套;四、積極穩妥地進行調整改革;五、堅持長期建設、分步實施;六、實行軍民兼容、平戰結合。他提出:「在戰備建設方面,應該加強對情況的掌握和研究,制定完善的作戰預案,有重點地發展先進武器裝備,改革軍事訓練,提高後勤應急綜合保障能力,深化軍事科學研究,在這幾個方面落實,以求新的突破。」在這種理念的指導下,各總部密切協同,強化部隊的軍事訓練,先後組織陸、海、空三軍在東南沿海方向成功地進行了多次軍事演習。這些演習不僅提高了部隊現代化作戰能力,同時有力地打擊了“台獨”勢力的囂張氣焰,震懾了敵對勢力的侵略陰謀,維護了國家主權和海洋權益。

1997年2月19日,為中華民族獨立、中國人民解放和新中國繁榮事業貢獻了一生的一代偉人鄧小平在北京逝世。9月,中共十五大召開,選出了新一屆中央委員和中央領導機構。至此,劉華清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軍人,即紅軍老戰士代表,完成了繼往開來的歷史使命,光榮地退出軍委領導崗位。

是年,劉華清已近81歲高齡,在軍委領導崗位上整整工作了10年。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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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外裔人士曾任政協委員?

 

沙博理

馬海德

愛潑斯坦

李莎

漢斯·米勒

陳必娣

理查德·傅萊

葉華

魏璐詩

2014年10月18日,美國裔全國政協委員沙博理辭世,享年99歲。沙博理是全國政協第六屆至第十二屆委員。他也是我國任期最長、年齡最大的現任外裔全國政協委員。

全國政協再無「洋委員」

自1978年開始,全國政協吸納了十多位中國國籍的國際友人加入,其中最早一位是馬海德醫生。

沙博理的辭世也意味著,全國政協委員會中再無「洋委員」。

沙博理於1947年來到中國,並投身於中國革命 。1963年,由周恩來總理批准,沙博理成為第一批加入中國國籍的外國人之一。在擔任全國政協委員期間,沙博理關注中國改革,積極參政議政。

在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教授周淑真看來,外裔政協委員本身的專業特長,使其能夠成為中外文化、科學、語言等交流的橋樑。

「所以一些外裔政協委員是外界觀察中國的窗口,他們說話的分量也很重。」周淑真表示。

他們被中國官方視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和“國際主義戰士”。不過在建國初期和“文革 ”時期,他們並沒有享受“老朋友”的待遇。比如,愛潑斯坦在1968年5月被投進監獄;李立三的蘇裔夫人李莎和蕭三的德裔夫人葉華也都經歷了長達8年的囚徒生活;在上世紀50年代末,來自奧地利的醫生傅萊為保護三個孩子被迫與夫人協議離婚,他還被康生視為“希特拉派遣的小集團”嫌疑犯……

美律師來華「投身革命」

1915年12月,沙博理生於美國紐約,聖約翰大學法律系畢業。1947年4月,沙博理來到中國,逐漸認識了中國社會並由同情轉而投身中國革命。他曾掩護革命青年躲避國民黨反動派的追殺。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沙博理和妻子鳳子應邀在北京天安門城樓東側的觀禮台上親歷了開國大典的莊嚴時刻。1963年,由周恩來總理批准,沙博理加入中國國籍。他們也是當時第一批加入中國國籍的外國人。

自1983年成為全國政協委員後,在連續六屆任期中,沙博理一直積极參与提案和建議工作。

1984年,沙博理獲得了一次在人民大會堂進行大會發言的機會。發言稿是他和愛潑斯坦、奧地利裔的魏璐詩 、加拿大裔的陳必娣共同起草的。由於沙博理普通話講得最好,因而被推選宣讀這份批評中國編輯的外文圖書期刊在國外銷售不力的發言。沙博理說,「它證明我們國外來的政協委員,也能夠真正參與,而且有用。」

以前幾屆兩會上,因為中文水平高,沙博理在小組討論中時常替陳必娣等委員念發言稿;但到2008年,他連念自己的講稿都很吃力,坐在他身邊的原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李東東主動擔任了沙老的「代言人」。

2012年,由於身體原因,沙博理請假缺席政協會議。閉幕的前一天,出版界別多名委員前往美裔中國籍政協委員沙博理位於什剎海的家中慰問。

在家裏接受媒體採訪時,沙博理依然關注中國的體制改革。他說,體制改革會取得成就,「我希望能在活著的時候看到成果」。

外裔政協委員何時出現?

國際友人進政協,源自馬海德向胡耀邦提出的建議。馬海德出生於1910年,是阿拉伯裔美國人。

馬海德早年就投身於中國革命 ,在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新中國成立後,他協助組建中央皮膚性病研究所,致力於性病和麻風病的防治和研究。他曾任衛生部顧問,全國第五屆政協委員,第六屆和第七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

據介紹,直到國際國內形勢劇變,馬海德才於1978年進入第五屆政協,他也是最早成為政協委員的外裔人士。任政協委員後,馬海德曾藉著一次向時任總書記胡耀邦彙報的機會,提出:可否讓一些外裔人士加入政協?

隨後,1983年的六屆政協新增了十多名外國血統的委員,馬海德和愛潑斯坦當選了政協常委。而沙博理、漢斯·米勒、陳必娣等都是在那一年成為政協委員。

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教授周淑真對記者介紹,1957年開始,「反右」運動使得民主黨派參政、議政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而改革開放後,從第五屆政協開始,我國恢復統一戰線的思想和路線,在政協中也得到了具體的體現。也就是那時,一些對我國民主革命及建設時期做出貢獻的外裔人士被推薦進入政協。

哪些外裔人士曾任政協委員?

記者梳理髮現,外裔政協委員大都經歷了中國的民主革命階段,並且在某一領域頗有建樹。

如1937年1月,馬海德醫生就被毛澤東任命為革命軍事委員會的衛生顧問。新中國成立後,他曾協助組建中央皮膚性病研究所,並致力於性病和麻風病的防治和研究。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統戰理論教研部主任李金河對記者介紹,政協委員一方面是政黨政治精英,另外就是社會各界的代表人士即社會精英。

在他看來 ,外裔人士被推選為政協委員與改革開放的大背景是不可分割的。

「外裔人士進入政協是一種政治安排。這就是要反映不同的訴求,促進科學執政。」李金河說。

在周淑真教授看來,外裔政協委員本身的專業特長,使其能夠成為中外文化、科學、語言等交流的橋樑。

儘管加入政協時普遍年事已高,這批「洋委員」們依然對參政議政表現出極大熱情。一個例證是:2001年初,剛病癒出院的傅萊堅持參加當年政協會議,因為“要討論‘十五計劃’,很重要”。

中國外文局副局長黃友義對沙博理 2002年提出的一項提案印象深刻。當時,這項提案被媒體稱為「兩會上最極端的意見」。它的標題是:尼古丁是對人民極其有害的致命毒品,因此種植、生產和銷售捲煙都必須予以禁止。

這項禁煙提案顯得過於超前。黃友義認為,這跟沙博理與國外保持密切聯繫有關。

「洋委員」們提出的提案,大多跟他們的工作生活息息相關,例如馬海德提出加強麻風病防治宣傳,還建議允許麻風病治癒者結婚,李莎則提出改革中國俄語教學現狀,這些提案都得到了相關部委的回應。

外裔委員去世後是否會增補?

1988年,馬海德的去世意味著外裔政協委員進入了一個告別時代。近日沙博理的離世則意味著我國現任政協委員中再無外裔人士。

周淑真教授分析,很多外裔政協委員都是民主革命時期中過來的。「在當時的國際背景之下,一些國際上的青年人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很執著。他們來到中國,幫助中國,後來就逐漸成為我們的一員。他們首先有了政治認同,再有了身份認同。」

而對於以後我國是否會再出現外裔委員,周淑真教授認為,政協委員要求有一定的社會地位或影響力;要有一定的代表性並做出一定的成就。

她認為,加入中國國籍之後,外裔人士要被推選為政協委員還需要經過一定的時間和努力。

文圖均據《新京報》歷屆外裔政協委員(部分)

馬海德

馬海德1910年生於美國紐約州。1933年來到中國。曾任衛生部顧問、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常委等職務。1988年去世。

愛潑斯坦

1915年生在波蘭,兩歲移居中國,1957年加入中國國籍。1983年起歷任全國政協第六、七、八、九、十屆全國委員會常委。2005年去世。

李莎

原名伊麗莎白·基什金娜,著名俄語教育家。1914年出生於俄羅斯薩拉托夫州,已故無產階級革命家李立三的夫人。1983年起,李莎連續四屆任全國政協委員。

漢斯·米勒

內科專家。生於德國。1939年7月來中國。1950年加入中國國籍。1983年任全國政協委員。1994年12月去世。

陳必娣

1915年生在加拿大,1936年到中國。1983年被推選為全國政協委員,歷任第六、七、八、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2006年去世。

理查德·傅萊

1920年生於奧地利。1939年1月到中國上海。1983年被推選為全國政協委員,歷任第六、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2004年11月去世。

葉華

1911年生於德國,1934年在蘇聯與中國著名翻譯家蕭三相遇,次年結婚。1983年被推選為全國政協委員,歷任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2001年去世。

魏璐詩

1918年生在奧地利,1955年加入中國國籍,著名德語專家。全國政協第六屆、第七屆委員。2006年3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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