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有野心」，這是毛主席給她下的結論。無數事實也證明了，她的的確確是個野心勃勃的危險人物。
江青的《我的一封公開信》
黨的「九大」前的一天晚上，江青正在吃晚飯，打鈴喚我到她的餐廳。我進去以後，她頭也不抬，一邊吃飯 ，一邊對我說：“你給徐業夫同志（毛主席的秘書）打個電話，叫他把《我的一封公開信》給我送來。”我不解地問：“誰的公開信？”她此時才抬起頭來，氣得把一雙筷子往飯桌上狠狠一摔，並大聲說：“我的！我的！連這個你也聽不懂？”當時我還以為她說的是罵她是野心家的一封公開信呢，所以我才問是誰的公開信。她自己有什麼「公開信」，我既沒有看見過，也沒有聽說過。既然她說是她的「公開信」，我就不能再問什麼了，我說：“好，我馬上給徐秘書打電話。”說完我就走。她又把我叫住，“你等一等，你告訴他，就說是我說的，這封信很寶貴，千萬千萬不能搞丟了，安全、快點給我送來，我現在等著他。”
我按照江青的囑咐立即給徐秘書打了電話，大約等了一個多小時，徐秘書就把江青要的東西送來了。
第二天早晨，江青起床後到辦公室看文件，打鈴叫我。我昨天由於沒有聽懂她講的是一封什麼「公開信」，挨了訓斥，所以今天見到她精神依然緊張，我就輕足慢步地走進她的辦公室，並低聲問：“江青同志叫我有什麼事？”江青聽出我說話的聲音有些緊張，就說：“別緊張，我又不是老虎，吃不掉你，你一緊張，我也就緊張了。”說完，她拿起一個大信封，說：“你看看裏面的材料，這就是《 我的一封公開信》，叫你見見世面，長長見識。你在我這裏工作，一點也不了解我，怎麼為我服務好呢？”
我輕輕地從信封里抽出那份材料，材料的第一頁的前面附有用鉛筆寫的給毛主席和林彪的一封信，看字跡，是陳伯達代筆寫的。信的第二頁的落款處，中央文革碰頭會所有成員都簽了字（江青除外）。中央文革碰頭會給毛主席、林彪的信大意是：附上最近發現的江青（署名藍蘋）於1937年在上海某雜誌上發表的《我的一封公開信》，「從這封《公開信》看，江青早在30年代就已不愧是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以下是署名者表示如何如何向江青學習、致敬的批語。我記得姚文元的批語是：江青同志有一種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和浩然正氣。林彪的批示是：“向無產階級革命家江青同志致敬！”毛主席也有批示。
我正在看著看著，江青嫌我在她的辦公室站得時間長了，影響她辦公，就說：「拿到你的辦公室去看，看完了，立即交給我，一定不能丟了，你看，那上面有毛主席、林副主席的重要批示，這可是一字值千金啊！不對，它是無價之寶。」我回到我的辦公室，把信從頭到尾地仔細看了一遍。那是30年代在上海出版的一本雜誌，其中刊登著一篇題為《我的一封公開信》，署名藍蘋。文章大意是：上海的一位電影女明星阮玲玉，因受不了社會上的風言風語而自殺了，現在這股風又向我藍蘋刮來。人們造出謠言，說我藍蘋如此如此。這股風迫使我發表一封《公開信》，進行回擊。我在濟南的丈夫，對我不忠誠，不是我拋棄他，而是他拋棄我。我恨我的丈夫，恨這個環境，使我不得安靜的一切。
我回憶的上述《我的一封公開信》的內容，不一定都是原話，但基本內容是不會錯的。
在「文革」期間，江青指使他人或者她親自燒毀她30年代的照片、信件和登載有她的事情的報刊，惟獨把登有她的《我的一封公開信》的雜誌完整地保存下來，並以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推薦給毛主席和林彪看，她這樣做，既想表白她的歷史是潔白無瑕的，又可借最高權威的影響力，據此而給她自己戴上30年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等桂冠，並以《公開信》作資本，攀上最高樓閣中的一節階梯。
當我將《公開信》交還給她的的時候，她洋洋得意地問：「我的那封《公開信》你看懂了嗎？」我回答 ：“基本看懂了。”她生氣地說：“看懂了就是懂了，不懂就是不懂，怎麼說基本懂了，這是什麼話。”我說：“我不了解那個時候的歷史背景，對你的信基本內容我是看懂了，但個別詞句沒有完全弄明白。”江青聽了之後比較滿意地說：“你這樣解釋還比較客觀。我那個時候才20出頭，就頂著來自各個方面的壓力，領導上海的文藝革命，不容易呀！我和魯迅一起受圍攻啊！雖然說我和魯迅受圍攻的形式不盡相同，但受圍攻的程度是一樣的。魯迅的骨頭很硬，頂得住壓力，我的骨頭也是很硬的，我們都頂住了。”
江青竟敢和中國的文化巨匠相提並論，真是恬不知恥。江青擦了擦額頭上的汗，繼續說：“30年代我領導上海的文藝，60年代我又領導‘文化大革命’。當然，現在的擔子比那時候就更重了，那時候只是領導一個上海市，現在是領導全中國。現在是領導‘文化大革命’，將來可能會讓我挑更重的擔子，我的路就是這樣一步一步走過來的。現在，你們的主要任務是如何為我服好務。你要懂得，為我服務就是為黨服務。我的身體健康受到影響，黨的事業就會受到損失。
江青在我面前的吹噓表白，赤裸裸地暴露了她政治野心家的醜惡嘴臉。
擠入政治局
目空一切，狂妄自大，自以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江青，在黨的「九大」開幕以後的幾天裏，不那麼張牙舞爪了。有一天，她無精打采地對我說：“我太累了，開過‘九大’以後，我就休息了。”
江青在精神上突然起了這樣大的變化是怎麼回事呢？有一天，江東興同志到江青住地，找江青談工作。他們談完以後，江到小會客廳跟我談如何做好工作人員的思想工作。我順便問他，江青同志近期精神不好，情緒低落，有時還唉聲嘆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注意些什麼？汪東興同志聽了以後，笑著說：「一段時間以來，主席對江青同志不滿意，說江青經常干擾他的工作，有時還壞他的大事。‘九大’開幕以後，主席幾次提出不准江青進入政治局。江青對毛主席不准她進政治局也有些想法。她現在的情緒不好和你們沒有關係，但是，你們要小心謹慎，以防止她把氣兒往你們頭上撒，她這個人好來這一套。」
江青經過幾天的悶悶不樂之後，有一天對我說：「主席很謙虛，也是為了避嫌，不准家裏的人進入中央委員會，他在中央委員候選人名單上一下子就把李訥和遠新的名字給劃掉了，這是主席的偉大之處。大多數同志提議我進政治局，當然啰，按我的條件，進入政治局問題不大，但為了維護主席指示的威信，我還是不進的好。我的身體不好，也不想進。」
江青說的「不想進」是假，想進是真，而且是迫不及待，不擇手段。有一天，江青把葉群請到10號樓，看樣子葉群的精神也不好。她們進入會客廳以後談話的內容我不知道。但是，她們從客廳走出來的時候，兩個人的眼睛裏都含著激動的淚水。她們倆臂挽著臂慢慢地走著。江青低聲說：“還是請葉群同志在時間適當的時候替我說說。”葉群允諾：“請江青同志保重身體，不要著急，這個忙我一定幫，患難之交最可貴。”
她們兩人的對話，雖然很簡短，但是，我已經聽懂了其中的意思，因為，汪東興同志跟我說過主席對江青不滿意，不叫她進政治局。江青請葉群幫助的話也必定是這個問題，請葉群在方便的時候，在主席和林彪面前為她說說好話，進行政治交易。
大概又過了兩天，葉群打電話給我，叫我報告江青，說她想馬上見見江青。當我報告江青時，她的精神馬上就抖擻起來了。「快快請她來。」江青急不可耐地說。
葉群接到回話，很快就到了10號樓，她們還沒有等工作人員離開，江青就著急地問：「你說的怎麼樣？」葉群無奈地說：“不行啊，一組（指毛主席）還沒有鬆口，他批評我是‘八級泥水匠’。我現在可無能為力了，實在不行，我再跟林彪同志說說，關鍵的時候，請他出來說說話，也許會起點作用。有的醫生不是說過嘛，有百分之一的希望，要做百分之百的努力嘛。”江青聽了以後，像泄了氣的皮球，用極其低微的聲音對葉群說:“謝謝你了。”
葉群和江青在此時此刻對此事是「心有靈犀一點通」的。特別是葉群積極替江青遊說，一是為了討好江青，二是為了她自己，她知道，江青如果進不了政治局，她自己就更不在話下了，這是心照不宣的事情。
就在江青和葉群焦急不安的關鍵時刻，她們時來運轉。幾天以後，毛主席決定成立醞釀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候選人名單工作領導班子，這個班子共有三人組成，他們是：周恩來、康生、黃永勝。領導班子的成立，給江青能夠進入政治局帶來了機會和希望。江青認為請三位領導人中的那一位能夠打開希望大門呢？江青對周總理的正派作風，堅持原則的精神和執行主席意見的堅定性，懼怕三分，不敢貿然去找總理。江青對黃永勝又看不起，求助於他覺得掉價，再說，黃永勝說話的分量也不夠。只有求助於釣魚台的喉舌，江青的恩師康生了。那個時候，江青多次主動往8號樓跑（康生的住地），康生也多次到10號樓找江青密談。
看來康生的話在毛主席那裏還是有份量的。通過康生、江青、葉群等人的積極活動，到處說情，他們的如意算盤終於實現了。一天下午，即九屆一中全會正式選舉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的前一天，主席召開工作班子的最後會議，商定中央領導班子提出的候選名單。在這個名單中，江青的名字也在其中了。會議結束以後，康生還沒有回他的8號樓，就直接奔至10號樓。康生一見到江青，也不迴避工作人員，滿臉笑容 ，操著濃重的山東語音：「行啦，行啦！通過啦。」江青聽到如此的好消息以後，高興得無法形容 ，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她那種興奮的表情，張開雙臂要擁抱康生，江青發現工作人員還在身邊，盡量控制了感情，雙手緊緊握住康生的手說：“非常感謝康老在政治上的又一次幫助，多少次風風雨雨的考驗證明，康老是我最好的老師。”康生說：“這一次，你的意願的實現，是你努力的結果，你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貢獻是巨大的，進入政治局，是當之無愧的，我的幫助是微不足道的。實踐證明，你是我最好的學生。”
江青明白，在毛主席參加的會議上通過的決定，在一般情況下就不會再改變了，中央領導班子大局已定，江青得意忘形地說：「這樣決定問題就對了嘛，不然擺不平，如果我進不了政治局，葉群往那兒擱。」江青的意思是，感謝康生說情有功，康生的活動既救了江青，又幫了葉群的忙。
康生的努力受到江青的表揚，他很高興，過了兩天，康生親筆給江青寫了「風華正茂」四個大字的條幅，又親自送到10號樓，以表示祝賀。江青向康生回敬了貴重物品貂皮圍脖，表示感謝。
經過他們的秘謀、策劃和頻繁活動，在黨的九屆一中全會上，江青、葉群都進入了中央政治局。
一中全會一閉幕，江青和葉群，一同回到10號樓，兩個人喜笑顏開，彈冠相慶，並表示今後要互相學習，互相幫助，互相支持。
第二天，江青那種興奮的心情還沒有平靜下來，她滿面春風地對我說：「小楊，你在報紙上看到一中全會通過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名單了嗎？」
「看到了。」我回答。
「這個名單是經過艱苦鬥爭的結果。」江青似笑非笑地說。
江青這樣說，我不太明白，她是和誰進行鬥爭呢？她不是說是毛主席不讓她進入政治局嗎？難道她是和毛主席鬥爭的結果嗎？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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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人們印象中的「日本鬼子」，想必少不了這樣一幅場景：
（圖為喜劇電影《舉起手來》片段）
這是文學藝術作品刻意「黑」日軍嗎？還真不是，歷史上真實的侵華日軍，的確就是對中國老百姓家的雞和雞蛋“情有獨鍾”。
（圖為把兩隻雞掛在脖子上的侵華日軍，他們見啥搶啥，但搶雞是其「最愛」）
而且，這個現象並非1940年百團大戰後，日軍對根據地實施「三光政策」之後才有，而是貫穿抗日戰爭始終。
那麼，除了日軍野蠻成性、見啥搶啥的因素外，這裏面還有其他必然原因嗎？
庫叔告訴你：
還真有！
1
「王小二過年」的日軍
儘管侵華日軍從一開始就在佔領區推行「以戰養戰」政策，瘋狂地對中國進行無情的經濟掠奪，並且對本國人民出進行變本加厲的榨取，但仍遠遠彌補不了戰場上的巨大消耗。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日本被迫追加實施第二次軍需動員計劃，並採取了諸如利用代用品、回收廢品，乃至降低產品規格的措施，希望用降低質量的辦法來滿足對數量的需求。儘管如此，日本在軍需物資的供應上仍捉襟見肘。1938年6月，日軍甚至將本國中學裏的教練步槍都收回加以利用。
而日軍從中國掠奪軍需供應的方式，也在變得愈加困難。
因為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敵後抗日軍民亦採取了一系列經濟鬥爭方式，在沒有硝煙的戰場上，粉碎侵華日軍「經濟開發」、「以戰養戰」的戰略企圖。
在敵後抗日根據地內，我軍民實行統制貿易，設置關卡，杜絕物資外流資敵；發行貨幣，禁止敵鈔流入。
在敵戰區，中共發動群眾破壞敵人的交通線和控制的工廠、礦山，抵制日貨，使敵人對中國經濟侵略的計劃破產，同時使它越來越多的財力、物力消耗在中國戰場。
正如毛澤東主席在《論持久戰》中指出的那樣：
日本國度比較小，其國力、軍力、財力、物力均感缺乏，經不起長期的戰爭，日本統治者想從戰爭中解決這個問題……結果將因戰爭而增加困難，戰爭將使它原有的東西也消耗掉。
日本軍事經濟衰竭、戰爭財政拮据，這在侵華日軍的身上有著明顯反映，主要表現為後勤供給狀況惡化，日軍士兵生活待遇直線下降。
侵華日軍士兵的月薪（日元）
從該表看，侵華日軍士兵的工資，從1937年7月至1944年6月的7年中，名義上有著兩倍以上的增長。但是，這個數據卻是具有欺騙性的。
侵華日軍內部實行強迫儲蓄制度，即「貯金」制。每次發薪水時，規定的貯金先被扣下，戰時不得支取。
侵華日軍士兵歷年貯金（日元）
簡單算一算就不難發現，僅扣除貯金這一項，就使侵華日軍士兵的薪水額仍停留在戰爭初期的水平上，所謂的「增長」不過是一種假象。
此外，物價不斷上張、貨幣不斷貶值，也直接影響了士兵的實際收入。而日本士兵的伙食費，是直接從到手的薪金里抽取，交給在聯隊裏保管倉庫和負責出納的士官，或交給負責烹飪的炊事士官和炊事兵，統一採買主副食。剩下的錢才能由士兵個人支配。
日軍侵華初期，各部隊中隊以上均設有「酒保」。所謂「酒保」，就是專賣生活日用品的隨軍小賣部，為日軍官兵服務。其物價較市場價便宜，煙、酒、糖等物品均大量供應，士兵有閑錢就可隨意購買。但從1940年開始，由於日用品供應不足，大隊以下的「酒保」均被取消。到1944年，隨著敵後抗日根據地開始局部反攻，日軍實際控制區域不斷縮小，交通線受襲擾的頻率越來越高，導致日軍「酒保」供應品的售價像斷了線的風箏般扶搖直上。其中，麵包價格較1943年上漲了3倍多，紙煙的價格上漲了10多倍，白糖價格更是上漲了100多倍。
（圖為正在吃飯的日軍，戰爭前期，他們面對伙食還能笑得出來，越往後越笑不出來了）
具體的伙食，我們來看這麼一則資料。
1931年，日本陸軍頒佈了修改後的《戰時給與規則》，首度將甜食列入軍人口糧當中。根據該規則，戰時陸軍每人每天的伙食定量如下：
主食：精米640克、精麥200克；代用品為精米855克，或麵包1020克，或餅乾675克。
肉類：罐頭肉150克。代用品為帶骨鮮肉或鹹肉200克，或無骨鹹肉、帶骨幹肉150克，或雞蛋150克，或無骨幹肉120克。
蔬菜類：干蔬菜110克，或新鮮蔬菜500克。
漬物類：梅干40克或福神漬40克；代用品為糠漬醬菜或鹽漬醬菜60克（所謂「糠漬」，是用米糠中所含的乳酸菌來發酵腌漬蔬菜的方式）。
調味料：濃縮醬油20克、食鹽12克、味噌粉40克、砂糖15克；代用品為醬油0.1升或味噌75克。
飲料：茶葉3克。
加給品：每人每天清酒0.4升或燒酒0.1升，甜食120克，紙捲煙20支。
看起來似乎還相當豐富，各種營養物質門類齊全，是吧？
然而，全面抗戰爆發後，這項規定其實就沒怎麼真正落實過。
（圖為日軍野戰伙食，飯盒裏除了米飯，就只有幾塊梅干佐餐）
前侵華日軍東史郎在其日記中多次提到，日軍的戰場後勤保障能力很差。在部隊出發的前幾天，還可以就士兵自帶的口糧過日子，然後就開始節食減肥。1天吃不到1合（1合約0.18升）大米，菜就是鹹菜什麼的，一點奶糖都是十分珍貴的，基本上看不到什麼動物食品。只有在部隊到後方休整時，才有可能吃能按軍部標準發放的基本伙食，或是部隊「就地徵發」——實際就是搶劫。
根據日軍戰史資料及倖存士兵戰後回憶，侵華戰爭初期，日軍官兵的主食中大米佔70%，後來遞減為50%（1940年6月後，日軍部隊普遍以麵條、饅頭為主食），主食中摻雜了大豆、小米與雜糧。供應量也由原來的每天6合減為5合（約700克）。每餐僅一小碗。在副食品的供應上，剛開始為豬、牛肉及雞、蛋等，後來逐步為生魚、腌魚、海帶等代替。至1943年後又代之以醬、蔬菜、南瓜、蘿蔔等。
士兵連飯也吃不飽。
2
軍官吃香喝辣，士兵飢腸轆轆
戰爭期間，供應緊張是常事，交戰各方往往都要面對相似的困難局面。但「缺糧」的問題在日軍身上表現得尤為激烈，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日軍中等級劃分森嚴，官兵在伙食方面極不平等。
原駐膠東的日軍獨立混成第5旅團第19大隊上等兵小林清，於1939年秋末在與八路軍作戰中被俘，經過教育後轉變思想，成了一名堅定的反法西斯主義者、著名的「日本八路」，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了貢獻。
他對39年駐山東日軍的伙食情況有非常形象的回憶：
「在生活方面按規定每人每頓糧二合（約半斤），煮成飯只有一大碗，平常就不太夠吃，如有演習或者長宮們舞弊，把糧食私自賣給日本僑民時，那麼士兵們就更加遭殃了。老兵還能想點辦法而新兵們卻餓得夠嗆，往往偷老兵們的殘羹剩飯。尤其是晚上站崗的時候，肚子餓得特別難受，一般都是兩人站崗，肚子餓時一個站崗，一個人到外面街上去找東西吃。」
（圖為日軍軍官用餐，日軍等級森嚴，軍官的伙食不是士兵們能比的）
「規定雖然是每頓二合糧，但是中隊長往往借口說：‘打仗時，吃不飽肚子怎麼辦？為了做到在吃不飽肚子的情況下也能打仗，平常就應該經常多練習練習餓肚。’為了練習餓肚子，中隊長便下命令把該發的糧食減去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這就叫做實行‘減食’訓練。另外，由於戰爭的延長我們的給養也越來越困難。過去吃的全部是大米，而現在因國內大米缺少，便給我們吃小米、豆子、山芋等，一半細糧一半雜糧。即使打仗時，也不過吃白面、小米、高梁和土豆之類的東西，而美其名曰‘代用食’。」
（圖為搗鳥蛋的日軍，到戰爭中後期，這種頑童乾的事，日軍也不顧體面地幹上了。為啥？餓呀）
「過去發的罐頭，裏面裝的是豬肉，牛肉以及魚肉和雞肉，而現在發的罐頭裏面裝的卻是豆類，要不就是那些既無營養又無滋味的‘昆布’（海帶）。長官們平常都要吃好幾樣菜，不是日本的肴饌，就是中國的特產，甚至有的日本名菜，都是用軍用飛機從日本運來的。與長官們相反，士兵們下飯的菜卻是水多菜少的南瓜湯、茄子湯、白菜湯。」
（圖為日軍打獵，為了填飽肚子，侵華日軍也經常干這獵人的活）
「此外，長官們還經常會餐，做‘私物料理’（私下做菜）。會餐用的也是士兵的伙食費，這樣我們的伙食就更壞了。」
「在營房駐守的時候，一星期只有兩次大米飯和兩次白面，其餘全部是‘代用食’。而且若是吃大米飯和麵條時，一人只有一大碗，吃饅頭時，一人兩個，根本就吃不飽。」
而前面提到的「酒保」，供應的物品中，物美價廉的優先供應給軍官，質次價高的都由軍官下令強制士兵購買。
瞧瞧，這就是侵華日軍的伙食狀況，長官的大手大腳更加劇了士兵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哪怕是上峰沒有下達「三光」的命名，這幫子餓紅了眼的豺狼還不得見啥搶啥？
當年中國窮，雞是作為一種主要靠散養、可從自然界自行獲取食物、不太消耗寶貴糧食的家禽，自然成了農民養殖的首選。這些放養的雞可是地地道道的土雞，那滋味豈是養雞場裏被飼料催出來的速生雞所能比的？
而在當時的日本國內，因為品種及產量的原因，雞肉一直是奢侈品。按1921年的物價，一碗拉麵售價0.1日元，一條鯛魚售價0.15日元，而一隻雞卻賣到3.6日元。大部分日本人即便是逢年過節也未必能吃到一口雞肉。
下鄉掃蕩見到土雞，焉有不搶之理？
3
飢餓的日軍：槍炮換糧食、給中國人打工、認人當「爹」。。。。。。
不過，搶雞的日子並沒能真正扭轉日軍的飢餓危機。
搶著搶著，到1944年及以後，日軍漸漸搶不動了。
這一方面是因為淪陷區百姓的物資給糟蹋得差不離了，另一方面侵華日軍不僅戰鬥力下降明顯，而且戰鬥意志也大不如前，加上長年半飢半飽，體力也跟不上，動手搶掠已經不像戰爭初期那樣信手拈來，十拿九穩。
那咋辦呢？肚皮餓著咕咕叫，總得想點辦法吧。於是在敵後戰場上的侵華日軍中，啥光怪陸離的事兒都發生了。
日本和平學研會曾採訪過200多侵華日軍倖存老兵，他們回憶，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部隊伙食就已經很糟糕了。
為增加份量，吃搶來的麥子時經常不去麩殼，下地挖野菜、捉蛇捕蛙、上樹掏鳥窩的事屢見不見。青黃不接時，甚至連地里的青苗也不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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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糧食給養上，敵人就更加狼狽了。據抓去的民夫談敵人每日三餐均吃雜米飯（即少許大米拌上高粱），而且每人只限吃一碗，當然吃不飽是事實，於是便只好出來搶劫。敵人曾經為了搶一個老太婆的窩窩頭和大豆而打起架來，而菜蔬則以搶來的老百姓的南瓜和山藥充之。老兵4人一小碟，新兵6人一小碟，每人吃不到三口便光了，至於肉，除了搶老百姓的羊牛雞外，一個月不見葷是常事。
（圖為正在做飯糰的日軍，但光見飯糰，沒見下飯菜）
抗戰末期，山西清徐居然誕生了一條新的歇後語：日本人吃茭子----沒辦法了！
所謂茭子就是高粱。當地日軍孤立的據點由於補給不暢，只能吃到高粱米，加上不會做麵食，結果小鬼子吃得面黃肌瘦，沒幾天就投降了。這一景象就成為了一句新的歇後語，用於形容窮途末路。
1944年，駐蘇南地區日軍每月發了肥皂牙粉，到點心鋪交換點心；
還有日軍拿軍大衣換地瓜吃；
山東諸城的日軍吃野菜糰子的照片，登上了日偽的報紙；
北平郊區有日軍向農民討要蔬菜果腹，狀如乞丐；
戰爭末期，侵華日軍里多了不少上了年紀的手藝人，這些人為解決吃飯問題，開小店，做買賣，修農具，出租軍馬換糧食，生意做得是風聲水起。
這些行為可能稍顯滑稽，但還算相對本分。有些膽兒肥的日軍行為更加令人瞠目結舌。
1944年冬天，為籌集過冬的柴火和糧食，河北邢台的廣宗件只、核桃園，南宮高家寨、南便村、蘇村等地的日軍甚至不惜「通敵」，拿出部分槍械彈藥來和自衛團、青抗先（青年抗日先鋒隊）做交易。
不僅小地方的日軍，就連北平日軍也這麼干過。清華園附近的1個早點攤實際上是個交易所。雙方談判代表身著便衣同桌吃早點，吃著吃著就把交易談妥了。上到輕重機槍、擲彈筒，下至步槍、子彈，換多少多斤米面均可議價。交易雙方都只收實物，不要現金。
1945年農曆春節過後，駐河北冀縣的日軍集中了2個小隊外帶1挺重機槍，想打劫（偽政權）地方維持會長，「吃大戶，打牙祭」。這股日軍年齡段主要集中在14至16歲，以及45歲至50歲之間，是標準的老幼殘兵。加之長年營養不良，體力很差，結果幾十號人反被維持會長手下堵在院子裏，用棍子好一頓胖揍。最後雙方經過“友好協商”，達成了用1挺重機槍換1頓豬肉水餃的協議。
交易完成，兩撥人各自歡天喜回家。
有強搶不成的，也有巧取成功的。
有些「腦筋活絡」的日軍官兵，整天為了當上中國地主、富農的“乾兒子”而努力奮鬥，說穿了就為了蹭飯吃。而一些中國地主、富農為了自家少受襲擾，也樂於這麼做。
其實，日本文化是極為鄙視「上門女婿」的。在日本，上門女婿必須改姓女方家的姓，公開聲明效忠女方家，與自己家斷絕關係。如有違反，全社會就會把這人當作不守信用之人，這在日本比死還難熬，絕對沒他的好。可河南商丘1個日軍中隊長不但自己倒插門，還派手下幾個鬼子到老泰山家當長工。老泰山吃飯管飽，還發些零用錢，結果沒被派上活的鬼子那個羨慕嫉妒恨，就甭提了。
不光是中國地主們開始僱傭日本士兵，1944年，淪陷區的中國工廠里出現了大量日本「工人」，其實都是來打工餬口的鬼子兵。
敵後戰場上曾經不可一視、四處劫掠如家常便飯的侵華日軍，最後混成了這副光景。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期間，在軍事、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與之進行了不屈不撓的、艱苦卓絕的鬥爭，不斷觸發侵華日軍內部矛盾的激化與擴大，加速了其由強轉弱的衰敗進程。
現在有很多人十分關注戰場上與日軍的交戰情況，卻忽視了其他戰線上對日軍的打擊。無論是與侵略者浴血奮戰的國共戰士，還是在敵後戰場中共及其領導的抗日軍民，千千萬萬的英烈為了民族解放事業前赴後繼，付出了難以想像的犧牲，其豐功偉績自當永遠被後人銘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