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元帥過生日
純子
聶榮臻（1899年—1992年），字福駢，重慶江津人。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建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勛。
1979年12月29日這天，是聶榮臻元帥的80歲壽誕。家人和工作人員商量，要不要到外面找個飯店，熱熱鬧鬧辦一次生日壽宴？但是，聶榮臻還是依照慣例，特別交待：「關起門來自家過。」他定下的事，誰也不敢違背。那天，聶榮臻和家人以及身邊工作人員一起，高高興興，吃了頓便飯。
在家人的記憶中，80歲之前，聶榮臻過生日，無非是關起門來，由夫人張瑞華操持，在家裏吃一頓長壽麵。有時因為他外出，有時開會忙，也就免了。
改革開放之後，經濟條件越來越好，為何不到外面吃一頓「山珍海味」？可是，聶榮臻堅決反對，他痛恨鋪張浪費。在家裏吃頓便飯，既節省又實惠，他一輩子都沒到外面擺過生日宴席。
至於中央領導同志和老戰友、老部下來賀壽，也都是熱情道賀暢敘心懷，一杯清茶、幾盤水果而已。聶榮臻說，君子之交淡如水，用不著吃吃喝喝套近乎。
話到家裏祝賀，他不高興了，責問：「誰那麼嘴快，外面怎麼知道生日的事？」秘書說：「這還用我們宣傳嗎？您的回憶錄開篇就寫了您的出生日期，人家自然知道了。」聶榮臻聽後笑了起來，這倒是他沒想到的。
1989年12月29日，聶榮臻90歲壽誕。一些領導同志要來家裏當面向他賀壽，但他覺得大家都忙於國家大事，不應當為他個人的生日牽扯精力。所以這次90歲生日，提前好幾天，他就吩咐秘書轉達他「不做壽、不受禮、不請客」的「三不主張」。他是節儉慣了，不想因此造成浪費，別的不說，一個生日花籃得花多少錢？不頂吃不頂喝，過幾天花兒就謝了，錢就白白浪費了。
聶榮臻提出的「三不主張」起了作用。雖然依舊陸陸續續有人來家裏祝賀，但沒有興師動眾。讓他格外高興的是，鄧小平夫人卓琳帶著小孫子、小孫女來給他祝壽。一進客廳，卓琳就大聲說：「今天是聶爺爺九十大壽，快給聶爺爺磕個頭！」兩個小傢伙當即撲通一聲，跪在了老爺子面前，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聶榮臻笑得特別開心。卓琳對聶榮臻說：「小平同志讓我代表全家來祝賀你九十大壽，祝你健康長壽，超過一百歲！」卓琳的話又引起一片歡笑聲。
1991年7月1日，是建黨70周年紀念日。自己的生日聶榮臻總是忘記，黨的生日聶榮臻牢牢放在心上。紀念日到來之前，他就念叨，應該好好慶祝一下，黨走到今天，不容易啊！
怎麼慶祝？聶榮臻把身邊工作人員組織起來，以他的名義請大家吃了一頓家常便飯，大家唱唱歌，說說話，氣氛搞熱鬧一點就可以了。工作人員特意為黨的70歲生日訂了一個蛋糕，上面用奶油寫著幾個數字：「1921—1991」。家裏的人，還有全體工作人員都來了，大家唱完《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後，有人說：「請我黨最早的黨員之一聶榮臻元帥講話。」大家熱烈鼓掌。聶榮臻坐在輪椅上，沉默了好一會，只見他抬起顫抖的手臂，緊握著拳頭，用力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萬萬歲！」
他的聲音和表情震撼了在場的所有人，大家眼睛濕潤了。這是聶榮臻從心靈深處發出的吶喊。
半年多之後，聶榮臻去世。（純子）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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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和劉伯承（資料圖）
縱觀劉伯承與彭德懷長達幾十年的革命征程與職業軍人生涯,兩人之間其實存在鮮為人知的歷史誤會,但這種是非曲直並非出於彼此間的私心雜念或者個人利益,而主要是緣于軍事理念上的歧見。
第四次反「圍剿」的「土洋」之爭
歷史的暗角是1933年2月開始的紅軍第四次反「圍剿」。
毛澤東在寧都會議被解職後，劉伯承升任紅軍總參謀長，協助接替毛澤東任紅一方面軍政委的周恩來以及朱德，具體指揮紅軍實施第四次反「圍剿」戰役。
當時劉伯承發表了批評毛澤東、彭德懷等「游擊主義」戰術的文章，指斥他們在戰略上存在著不能打正規戰、大兵團集群戰的弱點。
林彪、彭德懷對劉伯承認識偏頗、脫離實際的軍事觀點頗為不滿。尤其是彭德懷十分惱怒，不滿地說：「按他劉伯承的說法，我們這幾畝田早賣光了。」“其他人不行，就他行。”林彪也說：“我們的游擊戰為什麼不好哇，打正規戰，拿么子打嗎？讓他劉伯承一個人去打就行了。”
此時，劉伯承剛從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歸來，是蘇區惟一一個喝過洋墨水的「軍事科班生」。由於資歷老，經歷豐富，指揮過南昌起義，因此擔任過中共長江局軍委書記的劉伯承在上層一直有“黨內的孫武”之稱。剛進蘇區，鑒於“立三路線”的教育，劉伯承努力想保持低調，不願出頭。但「洋派」的教條主義者在軍事上一竅不通，他們需要同樣從蘇俄歸來的劉伯承，並引為指揮紅軍的依靠，以圖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山溝里的馬列主義”相抗衡。
可以說，劉伯承當時是身不由己地捲入了「土洋」之爭，並作為「洋派」軍事上的“旗幟”被推到了「土洋」之爭的前台。
可是，「洋派」在第四次反「圍剿」的戰略指導思想上卻犯了不顧客觀實際的兵家大忌。
1933年2月4日，蘇區中央局作出了「書生決議」，命令紅軍實施先發制人、主動出擊的戰略，實行進攻作戰擊潰敵人，並命令紅一方面軍首先圍攻蘇區大川邊的橋頭堡南豐。
南豐城東臨撫河，位於南北狹長的贛東南平原地帶，地勢開闊，既便於集結部隊，又便於實施集群作戰，因此國民黨軍將此作為進攻中央蘇區的重要據點。紅一方面軍領導人朱德、周恩來不願強攻南豐，但蘇區中央局的作戰命令已下，他們只得執行。
擔任主攻南豐任務的是紅三軍團第三師；守衛南豐的則是國民黨軍毛炳文第八師6個團。雖然攻守雙方都是以師的建制相對，但家底不大的第三師滿打滿算不過兩千人馬，而國民黨軍則有近萬人。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接到命令後大為不滿，他在電話里沖朱德、周恩來抱怨：「這是哪個的鬼主意，蠢嘛！南豐易守難攻，敵我力量懸殊，又佔據了有利地形，這樣硬攻下去對我們是不利的，真是亂彈琴！」
朱德有苦難言，只得勸道：「老彭，中央的命令都下達了，還是進攻吧！」
果然如彭德懷所料，進攻南豐並不順利。2月12日黃昏，第三師向南豐發起猛攻。激戰一晝夜，僅奪取城西南、西北的外圍工事。清點戰場，紅軍殲敵不足一個營，卻自損三百餘人。敵軍據城固守待援，構築了強大火力網，封鎖了城外那片開闊地，紅軍根本無法接近城牆。
彭德懷接報急忙趕到前線，見此情景，不禁火冒三丈：「這樣打下去連我們三軍團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規戰？主動出擊？全是劉伯承在瞎參謀。他這樣弄下去，打得贏個鬼！」
彭德懷並不知道，實際上，劉伯承從一開始就不贊成強攻南豐。如今看到南豐不易攻取，敵軍又固守待援，經過反覆思量，劉伯承果斷提出佯攻南豐，圍城打援。遺憾的是，由於戰事緊張，兼之個性殊異，他和彭德懷沒能就此坐下來心平氣和地溝通一下，尋求共識……
歷史的機緣就此錯過。彭德懷固執地將中央局包括南豐攻城在內的一系列軍事戰略計劃與實施的過失，都記在了劉伯承的賬上。
因「百團大戰」而起的糾葛
全面抗戰爆發後，彭德懷出任八路軍副總司令，劉伯承擔任了下屬的一二九師師長，二人在角色上同紅軍時期相比，恰好進行了一次置換：劉伯承領兵在外，彭德懷作為主帥統全局於內。期間，彭德懷多次到一二九師和晉冀魯豫根據地檢查指導工作，傳達部署黨中央、八路軍總部的指示、方針和對敵軍事戰略。1940年3月至9月，彭德懷領導發起「百團大戰」，一舉殲敵4.3萬餘人，拔除敵偽據點千餘個，期間擔任主要作戰任務的部隊便是一二九師。這一時期，兩人的配合還算是默契的，沒有傳出什麼不和諧之音。
次年4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上作了《學習和時局》的報告，開始按地區和軍隊系統召開座談會，總結歷史經驗，檢討工作，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4月30日，在晉冀魯豫區和相關軍隊系統的座談會上，劉伯承作了《晉冀魯豫抗日民主根據地現狀的報告》，全面系統地總結了晉冀魯豫地區抗戰7年來的工作。
這個報告猶為敏感的是，它無可避免地提到了至今仍在爭論不休的「百團大戰」問題。報告既肯定了成績，也毫不諱言地指出了缺點。劉伯承認為百團大戰前後，由於對“從內戰轉到抗日游擊戰之舵掌握不緊，過分強調正規軍，犯了編並與放任地方武裝的錯誤”，一度影響了根據地的建設。同時他還指出，百團大戰總的來講是一場打了勝仗的大戰役，但也存在著不少戰略戰術上的錯誤，如敵眾我寡之下，沒有以弱示敵，過早暴露了我軍的真實實力；沒有充分發揚正規戰與游擊戰相結合的傳統優勢，有些倉促上陣的意味，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響甚至矯枉過正。
劉伯承提出的這些問題，並不是針對彭德懷，他只是對自己執掌的一二九師和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評。
然而，他的報告一出，便引起延安主要領導的共鳴。毛澤東一直憂慮的一點，就是過早地暴露實力會引來國民黨蔣介石的忌憚。此外，他對彭德懷在百團大戰上的臨機專斷是有不同看法的。隨即，毛澤東在整風運動中，把劉伯承的那份報告交與大家討論，這就有了百團大戰以後糾纏不清的爭論。
打了勝仗的彭德懷對此當然想不通，也完全沒有思想準備。後來，他還是就百團大戰的戰略戰術作了一些檢討和認識，中央對此也未再有什麼異議。然而，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這卻成了清算彭德懷一貫反對毛主席軍事路線的一大罪狀。
事關百團大戰的問題原本是一個普通的工作總結，可在兩位老帥中間經此風波，卻有了「剪不斷、理還亂」的東西摻雜其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