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資料圖）
「四人幫」被押入秦城監獄的經過
歷史給林彪、江青一夥開了一個不小的「玩笑」。「四人幫」怎麼也沒有想到，他們擴建的這座用來迫害廣大幹部群眾的特級監獄，竟成了最終關押自己的地方。
關於江青被捕時的情況，人們有著各種不同的說法。
有人說負責執行任務的張耀祠是提著手槍衝進去的；有人說當時江青聽到宣佈後，就倒在地上打滾，不肯站起來；有的說江青想反抗，同時還指責去抓她的人。更有的書刊上將此事描寫得如同傳奇一般，說是江青聽完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張耀祠的宣讀後，「忽」地跳下床，手指辦公廳副主任，橫眉瞪眼罵道:“ 滾！你給我滾出去！警衛員！來人哪！快來人哪！”接著江青又指責這是在“搞陰謀，搞政變”，並反身抓起床頭的一隻瓷瓶，奮力朝辦公廳副主任張耀祠砸去。張耀祠閃身躲過，猛撲過去一把將她抱住……
據我參加對於「四人幫」審判前後所了解到的情況和看到的材料，實情是這樣的:
1976年10月6日晚上8時30分，負責抓捕江青的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張耀祠，首先去抓的不是江青，而是毛遠新。張耀祠穿便服，沒有帶手槍。行動小組的人員穿軍裝，但也都沒有帶任何武器。張耀祠來到毛遠新那裏，向他宣佈:根據中共中央決定，對他實行「保護審查」。
請注意，這裏用的不是「隔離審查」，因為當時在決定抓捕「四人幫」時，也同時決定必須抓捕毛遠新，但他與「四人幫」又有區別。張耀祠命令毛遠新交出手槍。毛遠新根本不聽，拒絕交槍，並大聲地吼著:“主席屍骨未寒……”
這時，張耀祠身後的行動小組人員上前，迅速收繳了毛遠新的手槍，並將他押走。1986年3月，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法庭判處毛遠新有期徒刑17年。
接著，張耀祠僅帶著行動小組3名人員，來到江青所住的萬字廊201號住處。
由於張耀祠多年來一直負責中南海的安全警衛工作，警衛人員一般都同他很熟，當他出現在江青的住處時，兩位警衛人員並沒有阻攔他。張耀祠就命令行動小組人員繳了兩名警衛員的槍。這突然的行動，使兩個警衛員不知發生了什麼，就笑著問:「張主任，這是怎麼回事呀？」
江青吃完晚飯後坐在沙發上，見張耀祠進來，只朝他點點頭。毛澤東主席生病期間，張耀祠是經常來這裏的，這次江青沒有想到的是，張耀祠站在她的面前，很嚴肅地向她說了一段令她吃驚的話。
張耀祠說:「江青，我接華國鋒總理電話指示，黨中央決定將你隔離審查，到另一個地方去，馬上執行！」
此時的江青並沒有大吵大鬧，也沒有向張耀祠扔瓷器，而是仍坐在沙發上，雙目怒視著張耀祠，然後才慢慢地站起來，板著一張臉，從腰上取下一串鑰匙，輕輕地扭開保險柜，從裏面取出一個牛皮信封，看了看，再找來一支鉛筆，在上面寫了「華國鋒同志親啟」幾個字。也將鑰匙放在信封裏面，才將信封用封條封好，交到張耀祠的手裏。
從這些行動似乎可以看得出來，江青對於這一天是有了一定準備的。
江青被押送到中南海一個秘密的地下室時，坐的仍然是自己過去的駕駛員開的那輛轎車。江青並沒有作任何的反抗，她顯得很平靜。震驚中外的抓捕江青的行動，就是這樣平談，這樣毫無一點驚心動魄之處。
運送「四人幫」到秦城監獄的秘密行動，是在1977年4月9日零點開始的。
自1976年10月6日晚8時「四人幫」被抓獲之後，他們一直被隔離在由8341部隊管轄的同一地下工程的不同區段。隨著案件的進展，大量證據說明，「四人幫」一夥是一個陰謀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反革命集團，決定移交國家司法機關嚴懲。在對其進行審訊前，由8341部隊交公安部秦城監獄關押。
為了做到萬無一失，部隊事先了解了地形，認為秦城附近大都是起伏的丘陵，少橋樑和涵洞，有利於夜間行車。從時間上計算，從中南海到秦城，汽車中速行駛，單程需1小時10分，這樣分兩天時間，來往4趟，到當天的天亮可以完成預定任務。
那天深夜，一切都在秘密中進行。
第一個被押送的是王洪文。
王洪文被銬上手銬，押上防彈車坐在司機後排的中間。左右坐著的霍際龍和吳興祿，就是粉碎「四人幫」的當晚抓他的兩個人，他們可說是“老相識” 了，二排坐著兩個手持衝鋒槍的隊員，押送組的組長李廣銀坐在司機旁邊。兩輛警車，將這輛防彈車夾在中間，上面坐著全副武裝處於臨戰狀態的行動隊員。
這次行車路線是:從中南海東門至德勝門，經沙河鎮拐彎，到9日1時10分到達秦城監獄。立即辦理各種手續，移交王洪文隨身所帶雜物，王洪文被帶至牢房，換上號衣。
第二個被押送的是張春橋。
送王洪文的車回到中南海時是9日凌晨3時，張春橋被銬上雙手押上車，同樣經過一小時左右到達秦城監獄。
第二天，也就是1977年4月10日凌晨零點，開始押送江青。
行動組長高雲江和隊員在上車之前，拿出手銬對她說:「今天要換個地方，戴上這個吧。」江青聽後沒有吭聲，然後緩緩地走進了洗手間，上完廁所以後，不慌不忙地站在鏡子前，慢慢地梳著她的頭髮。江青的頭髮，就是到了這個時候也還是油光烏黑的。行動隊員們耐心地等待著她辦完這些事情，等她出來的時候，便將手銬伸了過去。江青此刻也未作任何的反抗，順從地戴上了手銬，接著就被帶上了車。負責監管江青的女同志陳世冠坐在前車上，江青原來的護士馬曉先坐在二排副座上。到秦城監獄的時候，前面站了許多人。這些人有的是監獄的工作人員，也有的是專門來看熱鬧的，很多人都想在這裏看一看江青的“尊容”，看一看這個在文革中鬧得全國上下都不得安寧的「紅都女皇」的下場。
江青下車後伸著兩隻戴著手銬的手，抬著頭，就直朝裏面走，腳步走得很快。兩個女獄警將她帶到牢房裏。這是秦城監獄裏一流的一間牢房，裏面房間較大，有抽水馬桶，其他衛生設施也很齊全，通風、採光都很好。接著，馬曉先、陳世冠向監獄長和女獄警介紹了江青近期的飲食、睡眠及各種情況，將江青的衣物進行了交接。女獄警很快就給江青換上了犯人穿的號衣。從此這位「紅都女皇」便在這裏開始了她的鐵窗生涯。
姚文元是最後一個被押送的，一路同樣順利。
到1977年4月10日5時，在8341部隊隔離監護達187天的「四人幫」，被全部準時地移交秦城監獄關押。
後來有很多熟人問我，「四人幫」被關在了秦城監獄，而陳伯達呢，此時為什麼不將他也關到秦城監獄？我說，陳伯達由於身體的原因，這時住在北京復興路的公安部醫院裡，本著人道主義的原則，得事先給他看好病。
1980年11月10日，特別法庭派書記員到秦城監獄將起訴書副本，分別送達被告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江騰蛟。並告知他們，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26條的規定，被告人有辯護權，還可以委託律師辯護。
我在隔壁的閉路電視上看到，當書記員叫江青在收到起訴書副本的送達證上簽字時，江青竟將日期寫成了「一十月」。當書記員給她指出時，她看了看後自己也覺得好笑，冷冷地笑了兩聲，然後用筆將寫錯的日期改成了“十一月”。
江青與秦桂貞在秦城監獄「見面」
但是，到了秦城監獄裏以後，江青看到自己的幻想落空，她再也不願「冷靜」下去了，她在監獄裏經常是喜怒無常，動輒罵人，隨心所欲，無所顧忌。她罵蔣介石、罵林彪、罵劉少奇、罵專案組的工作人員、罵站崗的哨兵，同時也罵當時的中央領導人。就連給她送飯的小戰士，江青也不放過，動輒就罵，開口就吵，弄得小戰士們都不太願意去給她送飯。
江青在監獄裏還進行過「絕食」，她認為監獄裏給她的伙食不好，對她是一種虐待，因此她要以這種形式來進行“鬥爭”。可是，她的這種「絕食」，每次最長未超過3天，她又開始吃飯，理由是要養好身體，好繼續“鬥爭”。
江青在獄中的生活是毫無規律的，每次預審都不肯交代自己的問題，下來以後她一會兒要看書，一會兒要作畫，一會兒又要寫日記，可是寫了以後又自己將這日記撕掉……
不難看出，她表面上裝著一副目空一切的樣子，但實際上心裏還是很煩躁的，這與她被捕時的冷靜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江青被關在秦城監獄裏時，還有這樣一件事情。
在上個世紀的30年代，江青在上海的時候，由於生活比較困難，常住在亭子間。當時有一個名叫秦桂貞的鄰居，是一個善良的女性，在同一座樓里給別人家幫工，經常給江青以各種生活上和照顧。江青離開上海時，秦還將自己搜集的有關江青劇照的一本影集送給江青做紀念。
誰知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這個沒有文化而又心地善良的女工，卻受到了江青的迫害，被誘騙到北京，然後就關入了秦城監獄，在這裏受盡了慮待，受到各種審訊，吃夠了苦頭。
令秦桂貞沒有想到的是，1980年她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從上海請到了秦城監獄。
秦桂貞上次來北京，是江青讓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派專機去「接」來的，然後被關入秦城監獄。這次同樣也是乘飛機來的，同樣也是進入這座昔日她被迫害時的監獄，但這兩次的心情對她來說卻完全不同。曾經以德報怨，被她稱為“妖怪精”的江青，已被關在了這裏。她們的位子相互倒了過來。
法庭這次將秦桂貞接來北京，主要是在預審時，對於對她的迫害，吳法憲法已經承認，並作了交代。而江青卻始終不肯承認，因為江青估計秦桂貞早已被她迫害死了，死無對證，因此江青在這件事情上不肯認罪。法官將一本舊相冊拿出來給她看，上面有江青當年在上海做明星時的劇照，這是當年秦桂貞搜集後送給江青的。同時還有一些散的照片，是吳法憲派人從秦桂貞家搜出的當年江青在上海演出時用藝名藍蘋所拍的劇照。
當女看守打開那扇沉重的大鐵門時，秦桂貞看見一個女人依著牆角坐著，她身上穿一件軍大衣，翻起海虎絨的衣領，透過外面射進來的陽光，正在那裏曬太陽。這個女人面色不錯，白裏透紅，鼻樑上架一副紫色秀郎架的眼鏡，但精神卻不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在太陽光下面養神。
仇人相見，分外眼紅。秦桂貞大喝一聲:「藍小姐，我是秦桂貞，你還認得我嗎？」
這聲音太熟悉了，江青嚇了一跳。江青急忙回過頭，然後站了起來，吃驚地望著，接著就叫一聲:「阿桂！」江青伸出手去，要同秦桂貞握手。
秦桂貞根本不願與江青握手，對著她冷冷地說:「藍小姐，你可把我害苦了，我在這裏被你無辜地關了兩年多，你待我真是太‘好’了！」接著，秦桂貞伸出手臂，將衣袖挽起來，對著江青說:“你看，這上面的手銬印還在哩！”
江青的臉色刷地一下變得慘白。
說完，秦桂貞頭也不回地走了。
事後，江青見人證物證俱在，只得承證了迫害秦桂貞的事實。
江青在獄中所寫「我的一點意見」及受審
1979年11月，江青眼看著自己出獄的希望越來越渺茫，於是每天就開始寫她的「交代材料」，她給這份「交代材料」取了一個標題，名叫《我的抗議與更正》。
1980年5月，江青終於完成了她的這篇「巨著」，總計34頁。主要內容是寫了“我同劉少奇的鬥爭”，“我同林彪的鬥爭”，“我同鄧小平的鬥爭”以及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光輝鬥爭歷程”。後來，江青將這份材料的標題進行了修改，定名為《我的一點意見》。她將這份材料帶到了法庭上，為自己的反革命罪行進行辯護。
1980年12月24日，特別法庭第一審判庭進行法庭辯論。特別法庭庭長江華出席，副庭長兼第一審判庭審判長曾漢周主持，我和其他17名特別法庭審判員出庭。
9時整，值庭法警拉響了開庭鈴。江青被法警帶了上來。
我看見這位「紅都女皇」在經過前6次的法庭調查後，今天依然同過去出庭一樣，戴一副紫色秀郎架眼鏡，穿一件黑色棉襖，外套一件黑背心，棉襖的領口上打了一塊補丁，一派旁若無人的樣子。
特別檢察庭檢察員江文在發言中指控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犯有篡黨篡國，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罪行，經過6次法庭調查，對被告人進行審問，出示和宣讀了證據、證言，聽取證人出庭作證，播放了江青的講話錄音，完全證實了特別檢察廳對江青反革命罪行的控告是完全確鑿無疑的。江青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犯，是‘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頭子。現在，經過調查可以確定她的主要罪行是:第一，她夥同康生、謝富治等人誣陷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製造了全國最大的冤案。第二，江青肆意點名誣陷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和群眾。第三，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江青勾結林彪進行了大量的反革命活動，大量的事實證明，在林彪反革命集團被粉碎後，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繼承了林彪的衣缽，繼續進行篡黨篡國、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反革命勾當……江青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92條、第98條、第144條，構成了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陰謀顛覆政府罪，反革命宣傳鼓動罪，非法拘禁罪，誣告陷害罪，刑訊逼供罪，非法搜索他人居所和人身罪。對國家和人民危害別嚴重，情節特別惡劣，應該根據刑法第103條從重判處。」
接著江文還強調:「在這裏還需特別指出的是，江青在法庭調查時拒不認罪，公然多次繼續誣衊國家領導人，攻擊誣衊法庭和法庭工作人員，肆意擾亂法庭秩序，已構成繼續犯罪行為，請法庭在量刑時從嚴判處。」
在江文發言完後，審判長曾漢周宣佈:「被告人江青，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18條規定，你有陳述和辯護的權利，你還有最後陳述的權利。」
我坐在審判台上，看見台下的江青在聽江文的發言時面部表情就像演戲一樣，時而蔑視，時而冷笑，時而怒氣沖沖，時而又歪著腦袋做出一副傲慢的樣子。這時只聽她對法庭上說道:「那就請你們按你們的那個根據去定罪吧，我聽候你們的審判。有本事你們把我弄到天安門廣場公審，槍斃！」
曾漢周:「是不是槍斃你，法庭將根據你的犯罪事實依照法律判決。」
江青:「你不要裝腔作勢演戲了。沒有我這個道具，你這場戲就演不成呵！你要有膽量就把你的後台導演請出來。我要和他當面對質。」
曾漢周:「我警告你！不許你謾罵法庭……」
在審判長的喝斥下，江青仍然一副我行我素的樣子。她將頭抬起來，衝著曾漢周說:「我不怕你呀！劉少奇、林彪我都沒怕過，我能怕你嗎？」
曾漢周:「法庭調查了大量事實，給了你充分的辯護時間，你反而利用進行反革命宣傳。……」
江青立刻回答一句:「你才是反革命哪！……」
曾漢周:「你侮辱法庭，這就構成了新的犯罪……」
江青不以為然地說:「我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大不了殺頭。我是孫悟空，我能變幾個腦袋，你多砍幾個，我多長几個……」
我坐在台上，看見江青如此的胡攪蠻纏，心中真是十分氣憤。可是，作為法官，還得耐著性子聽被告的「辯護」。
這時，只見曾漢周按響了警鈴，對江青提出了警告:「你再擾亂法庭，就取消你的辯護權！」
江青這時不再擾亂法庭了，她說:「對不起，我可以方便一下嗎？」
「方便一下」——一個在嚴肅的法庭上很少有人提出的問題，江青在與法庭較量的對峙時刻突然提了出來。
曾漢周對於江青提出的「要求」宣佈:“帶被告人退庭‘方便’。”
江青站了起來。可是她並沒有去「方便」，而是停了一會兒接著說:“算了，我不去了，我要念一念《我的一點看法》，你不反對吧？”
曾漢周:「你可以念。」
這是江青早已準備好了的一份「宣言」。
自從江青不願要辯護律師後，她自己曾看過一些相關的法律書籍，同時又向監獄當局要過《文天祥集》和《辭海》，後來又要了屈原的《楚辭》，苦苦地在牢房裏折騰了幾天，才寫成了這份「留存青史」的「宣言」，她妄想像屈原、文天祥一樣地“留取丹心照汗青”。江青拿出一沓紙來，站在那裏念道:“《我的一點看法》。”
江青滔滔不絕，在法庭上作她此生此世的最後一次演講:「一張起訴報告，滿紙胡說八道；要為真理鬥爭，我的聲明如下。你們藉助國家名義，拼湊了一個什麼特別法庭，給我羅織了一大堆罪名，這些罪名一條也不能成立。我過去的一切都是根據中央的指示做的，我的工作中有錯誤，有偏差，但絕不是犯罪。……古代有‘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你們搞的就是這個伎倆。現在你們逮捕我、審判我，就是要醜化毛澤東主席，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中的紅衛兵和紅小兵壓得抬不起頭來，就是要為劉少奇翻案。我是執行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關於這個問題（劉少奇一案），我的意見已經說過多次了，你們愛怎麼定（罪）就怎麼定吧，這個我也沒什麼。你們現在翻劉少奇的案，翻彭真的案，你們承認不承認九大和十大的路線？這都是反對周總理，反對康老，都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文化大革命。全國人民能答應你們嗎？……」
江青在「一點看法」中說起了自己跟隨毛澤東主席轉戰陝北，同時質問法庭:“戰爭的時候，唯一留在前方追隨毛澤東主席的女同志只有我一個，你們躲在哪裏去了？”
江青此話一出，本來很安靜的法庭頓時響起了一片譏笑之聲。
江青根本不管，接著念道:「我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要向毛主席負責。現在整的是毛主席。我的家鄉有句老百姓的話:‘打狗看主面’。就是說打狗還要看主人的面子。現在就是打主人。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為了毛主席，我不怕你們打。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盤上，雖然我不過是一個卒子，不過，我是一個過了河的卒子。我認為我是‘造反有理’，‘革命無罪’。過去我經常說:革命要有‘五不怕’:一不怕殺頭；二不怕坐牢；三不怕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四不怕開除黨籍；五不怕老婆離婚。這第五條我不成問題了，二、三、四條已經3年多了，我經受了，第一條殺頭，我久候了！……」
江青念她的「一點看法」，念了近兩個小時。
江青在這兩個多小時的辯護髮言中，對法庭指控她點名誣陷和批准逮捕的幹部群眾，造成大量冤案，致使許多幹部群眾慘遭迫害，其中有些致傷致殘，家破人亡的犯罪事實，竟然說是法庭拿「這點小事醜化我」，而對她的犯罪事實卻避而不談。例如她勾結葉群、吳法憲等人查抄上海文藝界人士鄭君里等人的家，江青竟胡說鄭君里被抓起來後死了，是在法庭上才聽說的。江青還抵賴誣陷鄧小平是“大漢奸”的罪行，狡辯說“我沒有聽說他做過漢奸，怎麼說我說他做了漢奸呢？我何時說過這句話呢？沒有，我從來就沒有說過，這是造謠嘛！”對於誣陷時傳祥，江青則說自己“不認識時傳祥”這個人，在法庭上推卸迫害時傳祥的責任。
江青在辯護中還用了大量的是時間東拉西扯，大談所謂20世紀30年代「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這兩個口號之爭的問題，以及什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問題，不按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進行辯護。
最後，江青以她的「詩」作為結束:“清君之側，目的在‘君’。羅織陷害，血口噴人。利用專政，搞法西斯。精神虐待，一言難盡。破壞政策，兇悍殘忍。造反有理，革命無罪。殺我滅口，光榮之甚。這就是我的回答。”江青念完之後，曾漢周:“被告人江青講完了嗎？”
江青:「講完了。」
曾漢周:「現在把你的原文交給法庭。」
江青:「可以。」
江青將手中的《我的一點看法》原稿交給了值庭的法警。
曾漢周反覆問江青:「你還有什麼要說的嗎？」
江青:「已經很累了，到此為止。」
曾漢周宣佈:「將被告人江青帶下去，現在休庭。」
我看了看手錶，此時已是11時38分。
1981年1月25日上午9時，北京正義路1號特別法庭1200多個座位座無虛席。人們都等待著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10名主犯的最後宣判。
10名主犯被從秦城監獄帶到了正義路的法庭候審室。
這裏一共有10間候審室，10名主犯各居一間。這些屋子放的都是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一張木床，同時還有單獨的廁所。江青開始進去時提出要在她的床頭掛一幅毛主席像，要在她的桌子上放一套《毛澤東選集》，前者遭到了拒絕，後者法庭滿足了她的要求。
這天，江青是10名主犯中起得最早的一個，據說她一夜未曾很好地入睡。起床後，她照例是梳洗一番，不安地等待著對她命運的最後的判決。
開庭之後，由庭長江華宣讀判決書。判決書長達1．6萬多字，江華讀完「集團罪」部分後，由副庭長伍修權宣讀「個人罪」部分，接著再由江華宣讀到最後結束。
這次再不像開庭時那樣將江青放在最後了，而是根據罪行將其列在第一位。我朝台下看去，這時的江青不再鬧了，而是戴上耳機，側著腦袋，很仔細地聽著宣讀關於她的「個人罪」部分。
庭長江華以極其嚴肅而洪亮的聲音對江青等宣佈判決:「本庭根據江青等10名被告人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和對於社會的危害程度，分別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90條、第92條、第93條、第98條、第101條、第102條、第103條、第138條和第20條、第43條、第52條、第53條、第64條，判決如下——」
這時，我看見江青一下子側過耳朵，伸長了脖子，屏住呼吸，鏡片後面的一雙眼睛緊緊地盯著台上的江華。整個會場寂然無聲。江華提高了嗓音，放慢了速度，一字一句地念道:「判處被告人江青死刑……」
念到這裏的時候，江華略微停了一下，江青這時突然歇斯底里地大叫起來。因為宣判前罪犯都沒有戴手銬，江青就跳起來喊:「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這時的江青已沒有了昔日的“風采”，頭髮早已散亂。伍修權一見，立刻命令:“把死刑犯江青押下去！”
兩名女法警走了過來要給江青戴手銬，江青拚命掙扎，兩位女法警無法按住，這時，從後面上來兩個高大的男法警，在後面壓住江青的手臂，女法警亮出手銬，「咔」的一聲給江青戴上，然後拉了下去。
到了外面的候審室里，法警一鬆手，江青一下子倒在地上，不停地打滾，同時仍大叫:「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接著又大哭，大吵，大鬧。她以為馬上就要將她拉出去執行死刑。
這時，一位女法警向她猛喝一聲:「江青，你聽清楚了沒有，判處你死刑，緩期2年執行！」
江青一聽，立刻不再哭鬧，從地上乖乖地爬了起來。
宣判結束。我看見法警在給張春橋戴手銬時，張春橋掙扎了幾下，可是當被法警戴上手銬後，他又將戴著手銬的手舉了起來，被法警壓了下去。接著整個法庭的旁聽者都顧不得法庭的規則和規定，立刻響起了一片掌聲。
宣判結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10名主犯被再次關入秦城監獄。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在秦城監獄的命運
1983年1月，江青、張春橋緩刑兩年已滿，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46條規定:「死刑緩刑期間……沒有以極瑞的方式抗拒勞動改造……可改刑為無期徒刑。」江青、張春橋於1月25日被改刑為無期徒刑。
張春橋對此仍不說話。江青對此不但不感激，反而在聽完宣佈後聲嘶力竭地叫喊著那句曾經大鬧特別法庭時的老話:「你們殺了我吧！你們為什麼不殺我？」
江青是被單獨關押的，她住的牢房面積20多平方米，有衛生間，窗戶上的玻璃可以透光。但這玻璃外面可以看到裏面，而裏面卻不能看到外面。
江青的伙食同其他9名主犯一樣，每天是35元，但在當時卻遠遠地高於北京市民的生活水平。其他的罪犯對此很少有異義，只有江青不時提出伙食不好，要求監獄方面提高伙食，不時還要鬧一點「絕食鬥爭」。
視可以到電視室去看。但是，一旦有審判或者提審與他們有關的人員和案件，就要停掉他們的報紙和廣播，因為怕他們了解情況後給審訊帶來麻煩。
（網）的圍牆，圍牆外邊還是監獄的樓房，犯人的窗子是看不見外邊的。……我能參加勞動的時間不多了，身體衰老了，兩三年來我總是說:一年之計在於春，既然是1981年的春天，請發還我改造世界觀的權力（利）！”
曾經將無數無辜的人投入監獄的江青，終於自己嘗到了鐵窗生涯的滋味。
由於年齡的關係，監獄裏沒的安排江青參加勞動，只是給她提供了織毛衣的工具和毛線，讓她自己在一針一針的編織中度過時光。江青過去一直都很喜歡織毛衣，延安與毛澤東結婚時，她也曾為毛澤東織過毛衣，現在整天無事，在毛衣的編織中她也得到了一時的清靜，不再去想別的事情。
除了織毛衣，江青還喜歡看書。她自己擁有1萬多冊藏書，在獲得監獄方面的允許之後，有的書被送到了牢房裏，她就將自己沉浸在那些喜愛的書籍里。她在這裏先後讀了《楚辭》、《魯迅書簡》、《容齋詩話》、《重訂老子正話》、《李白與杜甫》、《史記》等。可是，一旦她不想織毛衣和看書了，情緒就極不穩定，一會兒要求出去，一會兒又亂罵人，一會兒又要寫自傳。
1992年8月5日，10名主犯中的王洪文因患肝炎，在他58歲的時候病死於秦城監獄。
1983年3月，林彪反革命集團主犯黃永勝因患肝癌，死於保外就醫的青島。
1987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團主犯邱會作在秦城監獄刑滿釋放。
1988年3月前後，林彪反革命集團主犯江騰蛟、吳法憲、李作鵬和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陳伯達均因身體原因，被保外就醫。
此時，10名主犯，被關在秦城監獄裏的只有「四人幫」中的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了。
江青在秦城監獄裏的時候，她的女兒李訥和女婿王景清還時常乘公共汽車到這裏來看她。由於這裏離城太遠，女兒女婿來去就得要一天時間，但他們還是經常來看自己的母親。見到女兒，江青還是高興的，由於腿有點不方便，她便站起來，用手扶著牆，一步一步地走到女兒的面前。她有時情緒不好，對去看她的女兒發火。
1984年，秦城監獄的高牆外春暖花開。江青感到嗓子有些腫痛，開始時以為是感冒，並未在意。可是不久日見嚴重。不但疼痛，而且進食皆有困難，經醫生檢查，發現患了喉癌。
本著人道主義的原則，經公安部批准，江青搬出原有的牢房，住進了緊靠監獄的一幢樓房——這就是她在日記中所寫到的「圍牆外面還是監獄的樓房」的地方，生活環境和伙食都得到了改善。
江青自知身體不行，將不久於人世。於是她利用一切機會，向有關方面提出要搬回中南海去住，要有關方面歸還她在中南海里的那套被稱著「201」的房子，她說那是毛澤東主席生前用自己的稿費為她修建的。她還幾次給中共中央寫信，要求為自己平反。
1991年月5月14日凌晨，江青在被判刑關入秦城監獄10年之後，再也看不到希望了，於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她悄悄地為自己梳洗了一番，然後穿上一身乾淨的衣服，將自己的床單撕碎成布條，繫於床欄上，軀體橫卧著，就這樣在床上自縊身亡。
5月15日，江青的遺體被化名為「李梓」，送往解放軍總醫院太平間停放，冰柜上貼了封條，安排了武裝人員看守。消息開始是封鎖的，但社會上很快就有人傳說這件事情了。
5月24日，六名公安人員奉命取走江青遺體，運往八寶山火化。
6月4日，新華社公佈了江青的死訊:
「本社記者獲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江青，在保外就醫期間於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四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殺身亡。江青在一九八一年一月被最高人民法院判處死刑，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保外就醫。」
被判有期徒刑20年的姚文元2001年到期釋放，回到上海與妻子共同生活，2002年12月23日去世。2005年4月21日，張春橋也在秦城監獄病逝。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10名主犯，都已經不在這座神秘的監獄裏了。
（本文摘自《文史精華》）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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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華國鋒（資料圖）
三次受到毛澤東讚揚
周小舟被撤銷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之後，由張平化擔任這一職務。
華國鋒作為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也成為湖南舉足輕重的人物。
職務越高，政治風浪也就越大。好在毛澤東看重華國鋒，每一回到湖南，總要接見華國鋒。華國鋒呢，也一直把堅決貫徹毛澤東的指示作為自己的政治信條。雖然華國鋒已是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但是他仍關注著毛澤東故鄉湘潭。自1961年起，華國鋒兼任中共湘潭地委書記。
那篇以中國共產黨湖南省委員會名義發表的《華國鋒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卓越繼承者》一文，記述了華國鋒擔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之後，跟當時擔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的陶鑄之間的「鬥爭」：
1962年，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派中南局主要負責人（引者註：指陶鑄），到湖南推銷「產量責任制」即「包產到戶」的黑經驗，要華國鋒同志執行。在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上，華國鋒同志毫不含糊，寸步不讓，用大量的事實，說明這種搞法實際上就是單幹，當面頂了回去。當時兼任湘潭地委書記的華國鋒同志，不僅自己到湘潭、湘陰等縣調查，而且派人去了解所謂「產量責任制」黑樣板，用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育幹部和群眾，組織他們開展大辯論，使大家認識到，單幹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死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救中國”。
華國鋒身為中共湖南省委領導，卻很少坐機關，他一次次下鄉蹲點。
1962年3月21日，華國鋒前往湘潭縣姜畬公社清聯大隊蹲點，住在谷沙塘生產隊貧農老大娘談滿家中。他在那裏發現有的生產隊搞「包產到戶」，便堅決予以制止。華國鋒寫了《辦好生產隊的幾個問題的報告》，批判了「包產到戶」。
不久，華國鋒得知湘北嶽陽縣毛田公社曾大搞「三自一包」（“三自”即自留地、自負盈虧、集市貿易，集市貿易又稱自由市場；“一包”指包產到戶），後來，那裏“批判資本主義、修正主義”，集體經濟得到發展。於是，在1962年冬，華國鋒來到毛田蹲點，把毛田樹為湖南“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樣板。
1963年春，當毛澤東來到湖南，華國鋒兩次向毛澤東彙報了毛田的情況。當時毛澤東正在號召全國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他很欣賞華國鋒樹立的這塊「社會主義道路」樣板。
毛澤東曾問華國鋒，從岳陽到毛田怎麼走。華國鋒回答說，將近有100公里，其中有幾十公里不通汽車。毛澤東笑道：「給我弄輛牛車，我坐牛車去也行啊！」
毛澤東如此看重毛田，於是，華國鋒又去毛田，組織寫了總結文章，逐字逐句加以修改，而且把題目改成《可貴的革命幹勁》。這篇文章在中共中央理論刊物《紅旗》雜誌上發表了。
華國鋒自己還寫了《貴在鼓勁》一文，發表在1963年4月2日的《新湖南報》上。
緊接著，在1963年10月，華國鋒帶湖南幹部到廣東參觀學習，寫了《關於參觀廣東農業生產情況的報告》。毛澤東看了，又十分讚賞，為之寫了批示，號召全黨克服驕傲自滿、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錯誤思想。毛澤東指出，虛心學習外省、外市、外區優良經驗的態度和辦法，是發展我國經濟、政治、思想、文化、軍事、黨務的重要方法之一。毛澤東強調，這個問題是一個大問題，要全黨注意研究，定為制度，不但可以而且應當這樣辦。
這樣，華國鋒接連兩次受到毛澤東的讚賞。
在1963年，華國鋒還帶領工作隊前往毛澤東家鄉韶山區永義公社蹲點，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964年，華國鋒患病住院。他「每天下午堅持學習，形成制度，不僅自己認真學習，還把一同住院的幾位負責同志組織起來，學習《毛澤東選集》四卷」。
1964年7月1日，華國鋒親自為韶山毛澤東陳列館奠基，他調動全省一切力量來支援這項工程建設。10月1日，韶山毛澤東陳列館落成開館。從動工到落成，只用了100天。韶山毛澤東陳列館開館之後，收集到了毛澤東弟弟毛澤覃、堂妹毛澤建的珍貴照片。華國鋒當即把照片送到北京，請毛澤東過目。
毛澤東經過仔細地辨認，確定這是毛澤覃和毛澤建的照片。毛澤東非常欣喜，詢問華國鋒是怎樣發現這些老照片的。毛澤東在照片的背面批了兩句話：「原件退還，洗一套送我。」毛澤東還指示華國鋒，給周恩來總理看一看。
華國鋒回到湖南後，對韶山毛澤東陳列館館長馬玉卿說：「這是無價之寶。你們趕快將照片洗出來，送一套給毛主席。」不久，華國鋒帶著精心印製的毛澤覃和毛澤建照片再上北京，把照片親自交到毛澤東手中。
從1965年起，華國鋒擔任總指揮兼政委，主持修建韶山灌區工程。這一工程是引漣水入韶山，改善沿途湘潭、湘鄉、寧鄉、雙峰的農田水利。主幹渠全長240多公里，引漣水灌溉100多萬畝農田。華國鋒幾乎走遍了乾渠。為了這一工程，華國鋒召集工程人員、民工、老農開了150多次「諸葛亮會」。
這一工程在1965年7月1日正式動工。華國鋒為《韶山灌區報》第1期寫下這樣的題詞：「做出一個符合總路線精神的引水工程的好樣板來。」華國鋒還為巨大的渡槽題寫了“雲湖天河”四個大字。
這一工程，在10萬民工的努力下，經10個月完成。這10個月裏，華國鋒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工地上。華國鋒曾為《湖南文學》雜誌1966年第1期「韶山灌區工程特輯」親筆抄錄了這樣一首民歌：
高山頂上修條河，河水嘩嘩笑山坡。
昔日在你腳下走，今日從你頭上過。
華國鋒領導建設韶山灌區工程，又一次得到了毛澤東的稱讚。
在「文革」動亂中仍穩步上升
正當華國鋒在湖南忙於「農業學大寨」、大興水利之時，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毛澤東親自改定的著名的《五一六通知》。從此，“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中國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文革」使中國處於大亂之中，中國各地大大小小的幹部都受到了衝擊。
華國鋒在「文革」中只受到過兩次小衝擊：
一次是受到湖南的紅衛兵組織「省無聯」的一陣子“炮轟”，但是很快就過去了。
另一次則是「造反派」要打倒中共湖南省委另一個負責人，而華國鋒表示反對。因為華國鋒知道毛澤東表示過反對打倒這位負責人，所以他很堅決地說：“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我們不能舉手。”為了這件事，華國鋒也受到「造反派」的圍攻。當然，這種圍攻也很快就過去了。
由於華國鋒在「文革」中沒有受到多少衝擊，所以在1967年7月21日，他作為“中央文革小組”點名人員，前往北京，參加由“中央文革小組”組織的湖南兩派的談判。1967年8月上旬，“中央文革小組”作出了解決湖南問題的決定。經周恩來提名，華國鋒擔任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的領導成員。這樣，華國鋒成了湖南第一個被“結合”的省級幹部。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約翰·加德納所著的《毛澤東與他的繼承者》一書中，曾這樣寫道：
華國鋒在「文化大革命」的動亂中幾乎沒有受到過衝擊，反而能從動亂中穩步上升，威信不斷提高，其原因之一可能是他受到毛澤東本人的保護。有理由相信他曾特意向毛澤東表白過自己的忠誠。毛澤東畢竟出生於韶山，正好處於華國鋒工作過多年的湘潭地區。
不過，由於湖南省的「造反派」們紛爭不已，湖南省的「革命委員會」籌備很久，未能及早成立。在全國，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算是成立很晚的——在29個省市之中排在第19名。
1968年4月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聯合發出《關於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的批示》。毛澤東在這一文件上批了“照辦”兩字，表明他是贊同的。
文件指示，要「充分揭露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深入批判“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王延春等”。文件說，“中央批准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組成名單”。
兩天之後，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宣告成立：黎原為主任，龍書金、華國鋒、章柏森為副主任。
這樣，華國鋒成了湖南的「第三把手」，主管農業。
擴建韶山革命紀念地
華國鋒出任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之後，花費很大的精力抓「農業學大寨」。
在1968年冬到1969年初，華國鋒組織了湖南各地4萬多農村幹部前往山西大寨參觀學習。華國鋒在湖南樹立了新田縣和安鄉縣作為「農業學大寨」的樣板。毛澤東得知後說，你們南有新田，北有安鄉，很好嘛！
從1970年7月起，華國鋒擔任湖南「歐陽海灌區」工程的總指揮長兼黨委書記。這是與韶山灌區同樣浩大的水利工程。華國鋒踏踏實實、不辭勞苦地忙於這一大工程。當毛澤東來湖南視察時，毛澤東對華國鋒說起了舂陵河的典故。舂陵河是湘江的支流，在「歐陽海灌區」之中。
毛澤東說：「在古代有一位叫舂陵的人，做過一些好事，人們為了紀念他，就把這條河取名為舂陵河。可見，做好事的人，是受人們尊敬的。」毛澤東說這些話，透露了他對華國鋒的實幹精神的讚賞。
華國鋒在湖南還抓了一件「大事」：主持韶山革命紀念地的擴建工作。
在韶山，從1950年就開始修繕毛澤東的故居（在「文革」中改稱“舊居”）。人們到韶山來，主要就是參觀毛澤東故居。1961年3月，毛澤東故居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由於前往毛澤東故鄉參觀的人越來越多，漸漸覺得光是參觀毛澤東故居還不夠，於是在中共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建議下，在韶山修建「毛澤東同志革命實踐活動陳列館」（後來改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這個陳列館，選在離毛澤東故居一華里的引鳳山下。
在「文革」中，成千上萬虔誠的紅衛兵以及參觀者湧向韶山。1967年12月26日——毛澤東74歲壽辰，從長沙到韶山的鐵路開通。韶山火車站樹起了高達米的毛澤東塑像。不言而喻，這米，象徵著毛澤東的生日12月26日。於是，光是有毛澤東舊居、毛澤東革命實踐活動陳列館又嫌不夠了，在1969年由華國鋒主持了“韶山革命紀念地擴建工程”。
是這樣寫的：
1969年，韶山革命紀念地開始擴建，首先遇到的就是保持韶山沖內特別是毛主席舊居附近原貌的問題。在研究建築方案的時候，華國鋒同志及時教育我們：韶山是革命紀念地，陳列館絕不能搞高、大、洋，搞高樓大廈、富麗堂皇。建設韶山革命紀念地，必須認真學習、深刻領會毛主席光輝詩篇《七律?到韶山》中的「喜看稻菽千重浪」的精神，保護韶山革命原貌，建設好社會主義新農村，同時注意節約的原則。為了最後確定擴建方案，1969年春，華國鋒同志親自來到韶山。他不顧旅途疲勞，一下車就找韶山有關方面的負責同志，聽取他們的彙報。隨後，徒步登上陳列館後面的山頭勘察地形。當時，有人提出，這個窩面積小，擴建可能有困難。華國鋒同志先用腳一步一步大體計算了山窩的面積，接著又親自用皮尺仔細作了丈量，終於用事實說服大家，說明擴建的施工面積完全夠用。臨走時，他還再三強調，韶山的一草一木，都要注意保護，並指著山上的樹林叮囑說：這東邊的樹要保留，西邊的樹也要保留，幾棵大松樹尤其不能動。後來，我們執行了華國鋒同志制定的方案，群眾反映很好，都說，幸虧華國鋒同志及時指導，才使我們在陳列館的建設上，體現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意願，保持了韶山的革命原貌。
在1969年1月14日，華國鋒還在長沙主持了「中國共產黨湘區委員會紀念館」興建誓師大會。中國共產黨湘區委員會是毛澤東當年創建的，位於長沙清水塘。華國鋒冒著零下四五攝氏度的嚴寒，刨冰破土，為這一紀念館奠基培土。
華國鋒在湖南開展這些紀念工程時，反覆強調，要無限忠誠於偉大領袖毛澤東。
毛澤東向斯諾介紹華國鋒
1969年4月，華國鋒的名字出現在中共九大的主席團名單之中，出現在中共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名單之中。從此，華國鋒不再是「列席」中共中央全會，而是正式的中共中央委員了。
華國鋒成為中共中央委員不久，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
華國鋒出席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便面臨一場尖銳的鬥爭。在會上，毛澤東猛烈抨擊了他的「接班人」林彪搶班奪權的陰謀，寫了《我的一點意見》，給了林彪集團要員陳伯達沉重的一擊……在這一激烈的鬥爭中，華國鋒理所當然堅決站在毛澤東一邊。
1970年秋，華國鋒擔任湖南「革命委員會」代理主任。
在中共九大之後，中共著手重建黨的各級委員會。這一重建工作由上而下，先重建各省委，再重建各地委、各縣委。
湖南省在建立「革命委員會」時雖然落後，在全國排名第十九，而在重建省委時卻一馬領先，成為全國第一個建立的新省委。1970年11月24日至12月4日，中共湖南省第三次代表大會在長沙召開。華國鋒作了題為《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為繼續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項戰鬥任務而奮鬥》的報告。會議認為，由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通過“鬥批改”，整個國民經濟呈現一派繁榮景象。會議討論制定了今後一個時期全省的工作任務：一、繼續深入開展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群眾運動；二、繼續搞好“鬥批改”；三、掀起工農業生產高潮；四、加強黨的領導。
會議選舉產生了中共湖南省第三屆委員會。隨後召開的三屆一次全會選舉華國鋒為第一書記，卜占亞為省委書記，楊大易為省委副書記。
中共湖南省委重建之後，華國鋒為了表示對毛澤東的忠誠，迎著寒風，帶領省委委員們去毛澤東故鄉韶山，在那裏舉行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全會。
毛澤東親自點名，華國鋒兼任廣州軍區政治委員和湖南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和斯諾談話時，提及了華國鋒。當斯諾的文章在美國《生活》雜誌發表後，華國鋒第一次引起國外的注意。
毛澤東在跟斯諾談話時，談到姚文元評《海瑞罷官》的文章，「全國各地、各省、市都轉載了，只有一個省沒有登，就是我那個省──湖南」。接下去的談話如下：
斯：當時湖南報紙未登，是不是因為劉少奇阻撓？
毛：那還不是。湖南省委的宣傳部長右得很。什麼宣傳部、組織部、省委，統統打爛了。但是不能只看一樣事就作結論，湖南省的人物也出幾個了，第一個是湖南省委現在的第一書記華國鋒，是老人……
毛澤東親切地稱華國鋒是「老人」，表明了他對華國鋒的關注和信賴。當時，華國鋒不過49歲，當然算不上是上了年紀的老人。毛澤東所說的「老人」，顯然是“老人馬”的意思。
華國鋒的「平民情結」
從毛澤東跟斯諾的談話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對華國鋒的印象頗好。華國鋒得到毛澤東的垂青，最根本的一點，當然是因為華國鋒多年來堅決按照毛澤東的指示辦事。毛澤東怎麼說，華國鋒就怎麼做。
另外，華國鋒為人老實忠厚，也是他得到毛澤東信任的很重要的一點。毛澤東曾多次稱讚華國鋒是老實人。
華國鋒成為「英明領袖」之後，最初確實得到了廣大人民的擁戴，內中的原因之一，也因為華國鋒為人樸實。
華國鋒具有可貴的「平民情結」。雖然他步步高升，仍一直保持著“平民作風”。在「宣傳華國鋒」熱潮中，曾出現一幅華國鋒幫助一位老太太拾菜的宣傳畫。這多多少少反映了華國鋒的「平民情結」。
在湖南湘潭，流傳著華國鋒和三個孤兒的故事：
1951年6月，華國鋒調任中共湘潭縣委書記。他到任才一個月，便在湘潭醫院門口見到一個無家可歸的孤兒。華國鋒把這個小女孩收留，請縣招待所負責照料。接著，在這年10月、12月，華國鋒又收留了在湘潭街上遇見的另兩個孤兒。華國鋒分別為這三個9歲、8歲、3歲的小女孩取名華平、華清、華湘。內中，華清、華湘都雙目失明。華國鋒決定由政府撥款撫養三個孤兒，並託付湘潭縣招待所的職工劉秀英照料，而他自己仍不斷關心這三個孤兒。後來，這三個孩子都相繼成人，結婚成家。
華國鋒平日坐機關不多，他常在農村。他衣著樸素，總是一身布衣，一雙布鞋。人們這麼回憶1966年華國鋒在湖南郴州、衡陽地區「歐陽海灌區」工作時的情景：
話。那天正巧公社的領導同志都外出了，只有一位工作人員在家。這位工作人員沒有見過華國鋒同志。當時天下著毛毛雨，車子停穩後，跳下六七個人，手裏都挽著雨衣。為首的一位身材魁梧、滿身泥跡的同志，熱情地和這位工作人員握手，講明來意。這位工作人員趕忙準備了普通飯菜招待他們。吃過飯，如數付清了飯錢。臨走時，那位為首的同志緊緊地拉著這位工作人員的手，表示感謝。事後，這位工作人得知他就是省里的華書記，感動得到處逢人便說：「華書記可樸素啦，做著大官不像官，不坐小車坐卡車，這樣的領導，真好啊！」
以上的回憶雖說是在「宣傳華國鋒」的熱潮中發表，但大體上符合事實。
華國鋒多次以普通家長的身份，親自參加學校的家長會，也是頗為感人的。
華國鋒在湖南工作時，他的幾個孩子先後都在長沙北區中山路小學上學。華國鋒好幾次步行到學校里去，徵求老師對孩子的意見。他的孩子在學校里，從不享受特殊待遇。華國鋒曾被這所小學推選為「優秀家長」。
1974年3月21日晚上，北京166中學召開1973屆高中畢業生家長會。華國鋒的最小的女兒蘇莉是這一屆的畢業生，華國鋒作為家長，接到學校的通知，步行前往這所中學，在教室的後排座位坐下來。當時的華國鋒，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仍如一位普通的家長一樣，去出席家長會。
當時，正是毛澤東號召青年學生「上山下鄉」的時候。學校領導要華國鋒講話。華國鋒以家長的身份表態：“小莉是我最小的女兒，身邊就這麼一個了。我還是支持她走毛主席指引的上山下鄉的道路。”
後來，小莉插隊落戶到北京市平谷縣許家務大隊。1975年2月5日上午8時，大隊黨支部書記陳永祥和幾位大隊幹部到北京進行家庭訪問，華國鋒以家長身份熱情地接待了他們。在談話中，陳永祥從華國鋒那裏得知，昨天夜裏，遼寧營口、海城一帶發生了地震。華國鋒馬上要乘飛機趕往那裏。華國鋒是利用出發前的一點時間接待他們，因為他自覺是家長，一定要親自接待他們來訪。
1976年8月4日，唐山剛剛發生了舉世震驚的大地震後不久，華國鋒就趕到那裏。華國鋒乘坐一輛北京吉普車，在唐山的一片廢墟中賓士，指揮抗震救災工作。當華國鋒向群眾發表講話時，餘震發生了，附近的屋架倒塌，發出響亮的轟鳴聲。華國鋒仍堅持講話，鼓勵大家戰勝自然災害……
2006年，為了紀念唐山地震30周年，一篇署名為智青仁的《唐山大地震中與華國鋒的零距離接觸》，回憶了當時趕往唐山的華國鋒：
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即將到來的時候，使我想起了地震剛剛過後與華國鋒零距離接觸的一段往事。
1976年8月4日上午，正在忙於抗震救災的開灤呂家坨礦接到上級通知——下午，中央領導來礦視察（沒說哪位領導）。
8月4日下午3點鐘左右，烈日當空，驕陽似火。一列由大約20多輛軍用吉普車組成的車隊魚貫駛入開灤呂家坨礦東大門，一直開到在礦辦公樓廣場用簡易棚搭成的礦抗震救災指揮部門前停下來。等待迎接的領導及我們工作人員看到第一個走下車的竟是當時的國務院總理華國鋒，大家都感到十分驚喜和興奮。陸續走下車的還有國務院副總理陳永貴、「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謝靜宜、煤炭部長肖寒、河北省委書記劉子厚以及北京軍區、省軍區、國務院有關部委的領導。還有唐山市委書記許家信、開灤黨委書記趙成彬等。
時任開灤呂家坨礦黨委書記的馬慶雲把各位領導迎進簡易棚搭成的整個南面敞開的抗震救災指揮部。請領導入座後，他開始向華國鋒總理彙報呂家坨礦抗震救災的工作情況。當時我作為礦辦公室的工作人員被領導指定在現場作記錄，因此有機會零距離與華國鋒接觸（兩米左右），親身目睹和聆聽了華國鋒在呂家坨礦的音容笑貌。
華國鋒當天身穿一身灰色中山裝，由於天氣炎熱，加上紐扣沒有解開，因此滿臉淌著汗珠。他的面色紅潤且嚴肅、凝重。他最關心的是職工群眾的生活問題。當他問到生活用水是否解決時，馬慶雲回答已經解決併當即把已倒在大瓷碗的熱水端到幾位領導面前，請他們品嘗。華國鋒端起大瓷碗就喝了幾口，並點點頭，面部顯露出了滿意的笑容。而副總理陳永貴則端起一碗一飲而盡。
之後，華國鋒又詢問了地震前礦井情況及地震後遭受損失、設施破壞、影響生產、抗災措施等情況，馬慶雲一一做了彙報。
就在這個時候，我看到了一個小小的細節，鮮為人知。當時可能是想把礦山的一切情況一股腦都向總理道出來，這個解放前老工人出身的礦黨委書記的彙報始終沒有停頓，忘記了給總理插話的機會。這時，坐在馬慶雲身後，拿著本子等待記錄總理指示的煤炭部長肖寒有點著急，於是就在後面用手拉了一下馬慶雲，示意他多聽總理的指示。他回頭看看肖部長，好像沒什麼反映似的又繼續不停頓地彙報起來。我在旁邊看到此情景差點笑出聲來。
科的幾名中層領導詢問具體情況，並提出希望。大約在4點多鐘，華國鋒等領導懷著對廣大開灤礦工的殷切期望離開了呂家坨礦。
台早間新聞節目中聽到了國務院專門為開灤呂家坨礦全面恢復生產發的賀電，當天的《人民日報》也刊登了此賀電。
當時毛澤東正在重病之中，見到《人民日報》刊登的華國鋒在唐山的照片，連連地點頭……
正是由於華國鋒在個人品質方面有著令人感佩的一面，所以毛澤東稱他是「老實人」。
據中央警衛部隊的退役戰士回憶，華國鋒在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時，事務繁忙，可他仍經常自己洗衣服，親自帶領戰士們大掃除。他對下級從不亂髮脾氣，總是和藹可親，樂於幫他們解決生活、學習上的困難。對於工作人員簽字、合影的要求都是有求必應。
也正是因為華國鋒具有「平民情結」，所以普通老百姓往往對於華國鋒持好感。
華國鋒從湖南躍入中央
1971年2月，毛澤東親自提名調華國鋒到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擔任國務院業務組副組長（後來升任組長），主管全國農業、財政、商業方面的工作。這樣，華國鋒由縣委而地委，由地委而省委，由省委而國務院，一個台階一個台階往上邁，終於進入中央。
這時，華國鋒仍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中共湖南省委由卜占亞主持日常工作。
這時的華國鋒，人在北京，但也不時去湖南。
1971年4月，毛澤東來到長沙，當見到幾個湖南的接待人員胸前佩著毛澤東像章，便說「討嫌」，要他們摘掉。
毛澤東在湖南省委招待所住下之後，又把自己讀過的16開本的《共產黨宣言》送給了招待所的工作人員，囑咐他們認真學習馬列主義原著……
毛澤東這些細節，透露出他對林彪所搞的「四個偉大」以及學習毛澤東著作“走捷徑”之類的厭惡。
1971年8月14日，毛澤東乘坐專列離開北京，開始了他為期將近一個月充滿神秘色彩的南巡。
8月16日，毛澤東到達武漢，在武漢住了10多天後，又來到長沙。毛澤東在長沙住了5天，於8月31日前往南昌。
華國鋒作為陪同人員，在武昌、長沙兩地聽毛澤東講黨的歷史和廬山會議情況。
毛澤東這次南巡的目的，是向各地黨、政、軍負責人「打招呼」、「吹風」，是要從思想上、組織上徹底了結去年廬山會議沒有了結的林彪、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人的問題。
8月25日，毛澤東在武昌對華國鋒說：
我看你是滿腦子的農業，我是滿腦子的路線鬥爭。當然你講的農業也有路線鬥爭，但是還有更大的路線，光有農業不行，還要考慮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工農業要抓，但當前主要應該抓路線鬥爭。農業也有路線問題。
毛澤東此言，一下子使華國鋒警覺起來，意識到路線鬥爭是當今壓倒一切的首要任務。
毛澤東這次來長沙，氣氛顯得非常嚴肅，非同往常。毛澤東在長沙中共湖南省委大院旁的九所下榻。他一到九所，便和華國鋒以及卜占亞作了一次談話。
廣州軍區兼廣東省負責人劉興元、丁盛以及廣西壯族自治區負責人韋國清奉毛澤東之命趕來長沙。毛澤東和他們談話一次。
最後，毛澤東又和華國鋒、卜占亞、劉興元、丁盛、韋國清集體談話一次。毛澤東當著華國鋒等人的面，毫不留情地質問廣州部隊司令員丁盛、政委劉興元說，你們同黃永勝關係那麼密切，來往這麼多，黃永勝倒了，你們得了？這樣一個重要的機會，聆聽毛澤東的講話，華國鋒意識到毛澤東正在與林彪反革命集團作堅決的鬥爭。
毛澤東對華國鋒等人說：「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
後來，毛澤東還帶頭指揮唱起了《國際歌》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兩首歌。
毛澤東離長沙去南昌後，華國鋒立即作出了在湖南全省學唱《國際歌》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兩首歌的決定。
後來，人們才明白，毛澤東的這幾次談話，叫做「吹風」，又叫「打招呼」。毛澤東在此前後幾次談話後來整理成《毛主席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同志的談話紀要》。
毛澤東在談話中直截了當地點了林彪的名：
廬山這一次的鬥爭，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結論，這次保護林副主席，沒有作個人結論，他當然要負一些責任。對這些人怎麼辦？還是教育的方針，就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對林還是要保。不管誰犯了錯誤，不講團結，不講路線，總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後，還要再找他們談談。他們不找我，我去找他們。有的可能救過來，有的可能救不過來，要看實踐。前途有兩個，一個是可能改，一個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則的錯誤，犯了路線、方向錯誤，為首的，改也難。歷史上，陳獨秀改了沒有？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改了沒有？沒有改。
我同林彪談過，他有些話說得不妥嘛。比如他說，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天才，不符合事實嘛！馬克思、恩格斯是同時代的人，到列寧、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麼能說幾百年才出一個呢？中國有陳勝、吳廣，有洪秀全、孫中山，怎麼能說幾千年才出一個呢？什麼「頂峰」啦，“一句頂一萬句”啦，你說過頭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麼能頂一萬句。不設國家主席，我不當國家主席，我講了六次，一次就算講了一句吧，就是六萬句，他們都不聽嘛，半句也不頂，等於零。陳伯達的話對他們才是一句頂一萬句。什麼“大樹特樹”，名曰樹我，不知樹誰人，說穿了是樹他自己。還有什麼人民解放軍是我締造和領導的，林親自指揮的，締造的就不能指揮呀！締造的，也不是我一個人嘛！
毛澤東領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為的是要大家「服從命令聽指揮」；領唱《國際歌》，為的是說明世上從來沒有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批判林彪的“天才論”。
毛澤東在跟華國鋒談話的時候，還說了這麼一句：「葉劍英在這個關鍵時刻是有功勞的。」華國鋒雖然跟葉劍英不熟，但是毛澤東的這句話給他留下深刻印象。後來，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時倚重葉劍英，最初就是始於毛澤東的這句話。
1971年9月13日，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林彪叛逃身亡。
1971年冬，在全國開展批判林彪的「批修整風」時，華國鋒又一次表示自己對於毛澤東的忠誠：帶領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和一部分地、市委書記冒著嚴寒，前往毛澤東故鄉韶山，在那裏舉辦學習班。
1972年3月26日，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病故，中間一度由李震代理，後來，毛澤東提名華國鋒擔任公安部部長。
謝富治，1909年生於湖北省黃安（今紅安）縣城區一個貧農家庭。少年時做過木匠。1930年參加工人糾察隊，同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參加過長征、解放戰爭，屢立戰功。1952年起任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後來擔任國務院政法辦公室主任、內務辦公室主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軍區第一政治委員等職。在「文化大革命」中，謝富治追隨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迫害老幹部，鎮壓革命群眾，參與一系列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反革命陰謀活動。1970年，謝富治因患胃癌，做了手術。雖經醫護人員全力調治，但終因癌細胞轉移，久治不愈，於1972年3月26日病故於北京。
儘管華國鋒從未從事過公安工作，但還是被毛澤東提議擔任公安部部長這一職務。公安部部長地位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從此，華國鋒在北京站穩了腳跟。
毛澤東對於黨、政、軍接班人的安排
當毛澤東第二次選定的「接班人」林彪叛逃身亡之後，毛澤東不得不另選接班人。
前已述及，毛澤東第三次選定的接班人是王洪文。不過，毛澤東當時對於接班人的考慮是多方的：1972年9月7日，毛澤東從上海調來王洪文；1971年2月，毛澤東從長沙調來了華國鋒；另外，毛澤東也看重早在1969年7月就已經從瀋陽調來北京的李德生。
李德生生於1916年，比華國鋒大5歲，河南新縣人，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他1930年參加紅軍，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李德生是「打」出來的，從排長、連長、營長、團長逐級提升。解放戰爭時，他已是第二野戰軍師長。1951年參加抗美援朝，任副軍長。回國後，升為軍長，進入高等軍事學院學習。畢業後，仍任軍長。因主持總結“郭興福教學法”引起廣泛注意。1968年後，歷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北京軍區司令員、瀋陽軍區司令員。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毛澤東最初對王洪文、華國鋒、李德生的考慮是分別作為黨、政、軍的接班人。
早在1970年8月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已經顯露出安排李德生作為軍隊方面接班人的意向。當時正在出席會議的李德生突然受到周恩來的召見，周恩來向他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要李德生速去北京，換當時擔任總參謀長的黃永勝上山開會。黃永勝是林彪集團的主將之一。毛澤東把黃永勝調上廬山，和林彪、陳伯達、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一起接受批判。
在「九一三」事件的前夜——1971年9月12日中午12時，毛澤東的專列從上海駛抵北京丰台車站。毛澤東在專列上接見了奉命趕來的李德生、紀登奎、吳德、吳忠。毛澤東命令李德生馬上調一個師到南口，以防林彪進行武裝政變。當天深夜，當林彪乘三叉戟飛機從山海關機場強行起飛時，周恩來立即命李德生前往軍委空軍司令部坐鎮指揮……
所以，毛澤東安排李德生作為軍事方面的接班人的意圖，可以說是十分清楚的。
毛澤東調華國鋒來京，擔任國務院業務組副組長、公安部部長，是打算安排他作為國務院方面的接班人。
毛澤東從上海調來王洪文之後，先是讓他在北京「讀書」，出席各種會議。
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決定，王洪文、華國鋒、吳德「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並參加工作」。這一決定，實際上就是“預告”了王洪文、華國鋒、吳德將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至於李德生，原本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也就是在這次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成立了中共十大選舉準備委員會。毛澤東提議王洪文為這個準備委員會的主任，周恩來、康生、葉劍英、張春橋、李德生為副主任。
毛澤東的這一提議，清楚地透露了他要安排王洪文為黨的接班人的意圖。
果真，1973年8月31日，在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選出五位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名列第二，而李德生名列第五：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
也就在這一次會議上，華國鋒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按姓氏筆畫為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澤東、王洪文、葉劍英、朱德、李德生、張春橋、周恩來、康生、董必武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王洪文、韋國清、葉劍英、劉伯承、江青、朱德、許世友、華國鋒、紀登奎、吳德、汪東興、陳永貴、陳錫聯、李先念、李德生、張春橋、周恩來、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對於華國鋒來說，他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進入了中共的領導核心，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一步。但是，他沒有像坐了火箭、一下子成了「第三號人物」的王洪文那樣引人矚目。
華國鋒言語不多，不露鋒芒。在北京，他唯一的靠山是毛澤東。他既與「四人幫」沒有什麼瓜葛，也與周恩來、葉劍英沒有什麼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銳的鬥爭中，華國鋒往往保持中立。他唯毛澤東之命是從。
張根生曾這樣回憶當時與華國鋒的交往：
1973年6月全國召開知青工作會議，會議期間，我找他個別談過一次話，向他談了中央派趙紫陽回廣東工作時，周總理親自向丁盛明確說了中央決定叫趙紫陽負責省委全面工作，趙也在現場，而丁盛回來在會上卻宣佈趙紫陽只分管省革委會的全面工作。趙對農村工作是很熟悉的，但他提出的一些意見不被重視。談話後華就立即向周總理作了彙報，事情很快得到解決。中央立即決定任命趙紫陽為省委第一書記，免去了丁盛的職務。
在那次會議中間，當時任浙江副省長的馮白駒同志在北京突然病逝了，華國鋒、紀登奎找我去參加給白駒同志作生平的評價，糾正了原來1958年廣東省委對馮白駒同志的錯誤決定，作出了比較公正的結論。雖然沒有宣佈完全平反，但在那時也算比較好了。
華國鋒歷史性的一天
毛澤東在安排王洪文、華國鋒、李德生在黨、政、軍三方面接班之外，又考慮起用了鄧小平。
那是在「林彪事件」之後，王震從江西回到北京，彙報了鄧小平在江西的情況，力薦鄧小平。這樣，鄧小平在1972年8月3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
1972年8月14日，毛澤東就鄧小平8月3日給他的信作了批示，成了重新起用鄧小平的訊號：
請總理閱後，交汪主任印發中央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出面整他的人是張聞天。（二）他沒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
其實，毛澤東在對鄧小平的信作出批示前的20多天——1972年7月22日，就曾對陳雲的來信作了批示。
當時，陳雲跟鄧小平一樣，也被「下放」到江西。1972年7月21日，陳雲給毛澤東並中央寫信，談了他在江西南昌郊區的情況，請求中央根據他的身體情況，給他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陳雲在信中寫道：
如果沒有適當的工作分配，可否參加北京老同志學習班？參加學習班之後，可否在我身體還能走動的幾年，在春秋季節仍到外地下面去看看？如果可以這樣辦的話，因為我不能坐飛機，可否破例在往返的路上給一個能燒暖氣的公務車，避免受冷感冒，也可延長一點在外地走訪的時間。
翌日，毛澤東便在陳雲來信上批示：
印發。請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
毛澤東又在陳雲來信的信封上批示：「請總理辦。」
由於有了毛澤東的批示，陳雲離開江西，回到了北京。
陳雲能夠從江西回到北京，這是一個重要的訊號。於是，鄧小平給毛澤東寫了信，同樣也從江西回到了北京。
1973年3月10日，周恩來根據毛澤東批示精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進行討論。不久，中共中央作出了恢復鄧小平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決定。這樣，毛澤東又從江西調來了鄧小平。
1973年12月22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決定鄧小平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參加中央領導工作，待中共十屆二中全會追認。
1974年10月4日，毛澤東提議鄧小平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
所以，一時間分別從上海、江西、遼寧、湖南調來的王洪文、鄧小平、李德生、華國鋒，構成中國政治舞台的新佈局。
很快地，在新佈局中產生了新的鬥爭：王洪文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結成「四人幫」，在政治局裏與周恩來、鄧小平「對著干」。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充滿尖銳的「對著干」的緊張時刻，毛澤東卻於1974年10月13日離開了北京，前往湖南長沙。
毛澤東這次去長沙非同往常，他在長沙住了114天，直至1975年2月3日才離開那裏回到北京。
雖然華國鋒已經在中央工作，但是他一直兼任中共湖南第一書記（直至1977年6月）。他精心地安排、照料毛澤東在長沙的衣食住行。毛澤東在長沙住那麼久，一方面這裏固然是他的故土，一方面也是由於對華國鋒的信賴。
就在毛澤東離開北京才十幾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借口所謂「風慶輪事件」，跟鄧小平大吵起來。
當天夜裏，江青和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密商，派王洪文前往長沙向毛澤東告鄧小平的狀。王洪文受到毛澤東的尖銳批評。從此，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動搖……
在1975年1月，發生了這樣重大的變化：
在1月8日至10日召開的中共十屆二中全會上，批准李德生辭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職務的請求；追認鄧小平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1月13日至17日召開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華國鋒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
「四人幫」和鄧小平「對著干」，先是「四人幫」處於劣勢。但是，後來「四人幫」又漸漸得勢，藉助於毛澤東，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把鄧小平打了下去。
在那些「對著干」的日子裡，「四人幫」和鄧小平兩敗俱傷，處於中間、既不倒向「四人幫」也不倒向鄧小平的華國鋒脫穎而出，被毛澤東最後選定為接班人。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約翰?加德納所著的《毛澤東與他的繼承者》一書中，曾對華國鋒這樣加以評論：
儘管華國鋒1976年的提升可能是左右兩派妥協的結果，但是也說明了他受到雙方的信任。他可能缺乏鄧小平的敏銳與智慧，不及「四人幫」的宣傳能力，但是他有很高的組織才能，這一點在他的事業的每一階段都給上級留下深刻的印象。作為農業專家，他在具有絕對重要性的這一基本領域中擁有專長。但是他的興趣和經歷又遠遠超出了這一部門。在所有政治領域中，他唯一不能勝任的是外交工作。
1976年1月8日，當周恩來總理去世之後，國務院總理空缺。
1976年1月21日，華國鋒、紀登奎、陳錫聯三位副總理提出請毛澤東主席確定一個主要負責同志牽頭處理國務院的工作，他們三人做具體工作。毛澤東說，就請華國鋒帶個頭，鄧小平專管外事。
就這樣，這一天華國鋒被任命為國務院代總理並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毛澤東的提議。
1月31日，毛澤東在《毛遠新關於傳達華國鋒、陳錫聯工作安排問題請示報告》上作了批示：
已閱，同意。還應同小平同志談一下。
2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即1976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正式通知全黨，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這樣，華國鋒便超越了毛澤東第三次選定的接班人王洪文、第四次選定的接班人鄧小平，成為毛澤東第五次選定的接班人。
不過，華國鋒還只是國務院的代總理。這個「代」字，意味著毛澤東還要對華國鋒能否全面領導這麼一個大國進行觀察。也就是說，華國鋒尚處於“實習期”之中。
1976年4月初，北京爆發了悼念周恩來總理的「天安門事件」。「四人幫」藉此稱鄧小平是天安門事件的“總後台”。毛澤東下令撤銷鄧小平的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4月7日，病中的毛澤東先是提議華國鋒任國務院總理，緊接著又補充提議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4月7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通過了《關於華國鋒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的決議》。
對於華國鋒來說，這是歷史性的一天：他被正式確定為毛澤東的接班人。
當時華國鋒在國外的知名度並不高。外國記者很驚訝中國突然「冒」出個華國鋒，稱華國鋒為中國政壇上的一匹“黑馬”。
5個月之後，毛澤東去世。由於華國鋒是「毛主席生前指定的接班人」，因此他成了“繼承毛主席遺志”的化身，這匹“黑馬”成為「英明領袖」也就順理成章了。
本文摘自《鄧小平改變中國》，葉永烈 著，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