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伴侶周恩來和鄧穎超
劉春秀
周恩來和鄧穎超相識於1919年五四運動中。
在這場反帝反封建和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運動中，周恩來和鄧穎超脫穎而出。周恩來成為天津學生界的領導人，鄧穎超作為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執委兼講演隊隊長也非常活躍。9月16日，他們還一起加入了由周恩來等發起組織的青年進步小團體——覺悟社。
1920年11月7日，周恩來和張若名、郭隆真一起從上海乘「波爾多斯」號郵船，漂洋過海遠涉西歐勤工儉學。
周恩來到達歐洲後，於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2年6月，周恩來和趙世炎等組建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後陳獨秀建議將旅歐少年共產黨改稱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1923年2月，周恩來當選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執行委員會書記。
隨著周恩來政治上日漸成熟和年齡的逐步增長，他對男女之間正常的戀愛和婚姻關係也由堅持獨身主義轉而較能正確對待，並且開始著意尋覓自己的終生伴侶了。
周恩來初到西歐的一段時間裡，與張若名走得比較近，兩人一起經過五四風浪考驗並一同赴西歐勤工儉學。1902年2月，張若名生於河北省保定清苑縣溫仁村。她聰慧美麗、才思敏捷、文筆犀利，不僅在五四運動中是和周恩來、郭隆真等一起衝鋒陷陣的天津愛國學生領袖，還是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成員、國民黨旅歐支部第一屆評議委員，也是最早在國內外發表文章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女性。後經她的努力，成為中國最早留學法國的文學博士。但是由於1924年初，在法共里昂支部舉行的追悼列寧的大會上，中國共青團在法國的主要領導人任卓宣，置在會前法共已得到的法國政府不允許外國共產黨人參加這一活動的情報於不顧，硬是要張若名按組織決定參加大會，並在會上發言。致使會後張若名受到法國秘密警察詢問，險些被驅除出境，自此一直有法國警察對其跟蹤盯梢。張若名在身份完全暴露，很難繼續進行革命工作的情況下，經過反覆痛苦的思想鬥爭，不得不做出脫離政治、退出組織，留在法國專心讀書的決定。
張若名脫離革命隊伍後，使早已確立了共產主義信念，並表示要「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的周恩來，對自己的擇偶標準重新進行了審視和思考。周恩來經過慎重思考，他覺得既然自己決定獻身革命事業，那就隨時都有流血犧牲的危險。因此應該找一個志同道合、意志堅強、「能一輩子從事革命」，經受得了「革命的艱難險阻和驚濤駭浪的」的伴侶，於是周恩來將目光投向了五四運動中充滿革命熱情、勇敢堅強的鄧穎超。
鄧穎超於北平女師畢業後，先後在京師國立高等師範附小、京師公立女子第七高小任教。1922年8月，鄧穎超受天津剛創辦的私立達仁女校校長馬千里之邀，到達仁女校任教。馬千里是著名教育家、天津《新民意報》總編輯。他思想開明，主張婦女解放。「達仁女校在馬千里先生主持和領導下，是一個開明、民主的學校，教員無拘無束地參加社會上各方面的進步活動，甚至入團入黨都沒有受到校方的壓力和干涉。他所聘請的教員，絕大部分是五四運動中女師的積極分子，大家都很團結，認真工作」。這樣一個充滿友誼和團結進步的氛圍，給思想活躍的鄧穎超創造了參加各種社會活動的良好條件。
1924年1月，鄧穎超參與組建天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任特支宣傳委員，1925年3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並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擔任國民黨直隸省黨部委員、婦女部長和中共天津地委婦女部長。最令周恩來欽佩的是，隨著時間的消逝，不少五四運動中思想進步的女學生，有的失去了往日的鋒芒，革命意志消沉了；有的始終沒有跳出舊禮教、舊習俗、舊觀念和舊道德的怪圈，做了封建家庭的少奶奶；有的則沉湎於男歡女愛之中，迷失了前進的方向。唯有年齡最小的鄧穎超，始終站在鬥爭的最前線，和她的同事們一起將天津的婦女解放運動搞得轟轟烈烈、有聲有色。
周恩來早在五四運動中就對鄧穎超有好感。1922年冬，周恩來等派遣李維漢回國，向黨中央正式申請將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作為其旅歐支部時，曾委託李維漢到天津看望鄧穎超，還給鄧穎超帶去一封信。從鄧穎超的表現中，周恩來覺得鄧穎超已經由一個積极參加救國圖強的熱血青年，成長為一個具有相當覺悟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工作者。經過慎重的考慮，他認為既然自己已經下決心為共產主義事業終生奮鬥，就應該找一個像鄧穎超這樣熱情、堅強的終身伴侶。自此，從巴黎名城到渤海之濱的天津，周恩來與鄧穎超通過鴻雁傳書，增進了了解，增進了感情，確立了共同的革命的理想，要為共產主義而奮鬥。尤其是有一次，周恩來把印有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像的明信片寄給鄧穎超，並在明信片上寫了「希望我們兩人，將來也像他們兩個人那樣，一同上斷頭台」這樣英勇的革命誓言後，鄧穎超也和周恩來一樣下定了決心：「願為革命而死，灑熱血、拋頭顱，在所不惜。」五四風浪中凝成的友誼和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的獻身精神，終於使他們由互勉互勵的純潔友誼，發展到相知相愛。
鄧穎超在《從西花廳海棠花憶起》一文中曾非常形象地談到她和周恩來確立戀愛關係時的情況：「我不曾想到，在我們分別後，在歐亞兩個大陸上，在通信之間，我們增進了了解，增進了感情，特別是我們都建立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要為共產主義奮鬥。3年過去，雖然你寄給我的信比過去來的勤了，信里的語意，我滿沒有在心，一直到你在來信中，把你對我的要求明確地提出來，從友誼發展到相愛，這時我在意了，考慮了。經過考慮，於是我們就定約了。」
鄧穎超決定和周恩來確定戀愛關係前，曾經徵求與她相依為命的慈母楊振德的意見。楊振德見過周恩來，並對他的人品、才學很賞識，認為：「恩來是個很重感情的人，是個感情很專一的人。」但是由於她非常疼愛自己的女兒，所以對女兒的婚姻大事格外慎重。她對愛女說：「恩來在國外，還是等他回國後再定吧！」慈母雖然這樣說，但是鄧穎超認為，人一生中找到一個理想的伴侶並非易事。既然她與周恩來志趣相同，心心相印，就應該儘快答覆他，不能再讓他為此傷神了。
也在這時，周恩來又來信了，他希望鄧穎超把他們之間的戀愛關係確定下來。這時，鄧穎超沒有再按慈母的意見等待，而是非常明確地答覆了周恩來：我們思想相通，心心相印，願相依相伴，共同為共產主義理想奮鬥終生！從這時起，周恩來、鄧穎超成為生死不渝的革命伴侶，並攜手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奮鬥了整整半個多世紀。
（摘自2017年第6期《江淮文史》）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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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鄧小平、葉劍英等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有力支持下，習仲勛的案子得到了徹底平反。這是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組織部工作期間，頂著「兩個凡是」的壓力，冒著一定風險直接翻案的一個「鐵案」。
習仲勛，陝西富平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8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曾在西北地區從事學生運動、農民運動，並在西北軍中從事兵運工作。1930年後，任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是陝甘革命根據地創始人劉志丹的親密戰友、陝甘革命根據地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當中共中央和紅一方面軍經過長徵到達陝甘地區以後，幸虧有劉志丹領導開創的陝甘革命根據地，中國革命才有了落腳點和新的出發點。1936年後，習仲勛任中共關中分區地委書記、軍分區政治委員。1942年7月調任中共中央西北局黨校校長。1943年後，任綏德地委書記、綏（德）米（脂）警備區政治委員。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會後調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解放戰爭時期，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書記、書記、第三書記，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委員，陝甘寧邊區集團軍政治委員，西北野戰兵團副政治委員，西北軍區政治委員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兼西北軍區政治委員，長期主持大西北地區黨、政、軍日常工作。1952年9月奉調北京，先後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政務院秘書長。1956年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59年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1962年，由於受到所謂「反黨小說《劉志丹》事件」的牽連，被誣陷為「習仲勛反黨集團」，經過三年審查後，被貶到河南任洛陽礦山機器廠任副廠長。「十年內亂」中多次遭到批鬥，被關押監護，九死一生。「十年內亂」後期被下放到洛陽耐火材料廠。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後，被流放在洛陽的習仲勛看到了平反冤案的希望。11月15日，習仲勛致信中央領導人，熱烈慶賀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決心養好身體，更好地繼承毛主席的遺志，緊緊地團結在黨中央的周圍，無條件地聽從黨中央的指揮，把餘生全部貢獻給黨，力爭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最後，他署名為「一個仍未恢復組織生活的毛主席的黨員習仲勛」。習仲勛通過這封信，表達了渴望「力爭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的心愿。這也說明，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各項政策，成為極為迫切的任務。習仲勛和許多老同志一樣，盼望著撥亂反正的早日到來。此時，習仲勛身在洛陽，心向北京，密切關注著國內外形勢的變化，急切地盼望著十幾年來的沉冤能夠儘快洗雪。但是，由於華國鋒繼續「左」的錯誤，使撥亂反正步履維艱、徘徊不前。按照「兩個凡是」，「習仲勛反黨集團案」是毛澤東批准的。因此，「習仲勛反黨集團」根本不可能翻案。
1977年8月24日，習仲勛給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副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並黨中央寫信，熱烈祝賀中共十一大和十一屆一中全會勝利召開，表示聽從中央的安排，希望為黨做些工作，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為共產主義事業獻出自己的一切。這時，習仲勛的夫人齊心看到一些受過迫害的老幹部紛紛恢復工作，更加為習仲勛的問題在粉碎「四人幫」之後一年多尚未能得到解決而心急如焚。她多次往返於北京、洛陽之間，備嘗艱辛。隨後，齊心找到剛剛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胡耀邦和葉劍英副主席。
當習仲勛夫人齊心到中央組織部找胡耀邦申訴習仲勛的冤案時，當即受到接見。胡耀邦專門聽取了齊心的意見。然後，胡耀邦十分關切地詢問了習仲勛在洛陽的生活和身體狀況，對習仲勛在1962年蒙冤以後遭受到各種磨難深表同情，當即表示說，凡是冤假錯案都要實事求是地堅決平反昭雪，不論誰說的，誰定的。習仲勛同志的案子當然也不例外。他還說，現在是充分行使人民賦予我們的權力的時候，但也是容易出錯的時候，既要大膽果斷，也要謙虛謹慎、遵守黨規黨法，才能把事情辦好。胡耀邦從資歷、經驗、工作能力、水平、威信等方面對習仲勛的革命歷史作了充分肯定。葉劍英也表示，堅決支持習仲勛出來工作。
齊心迅速把與葉劍英和胡耀邦的談話情況告訴了習仲勛。習仲勛當即感到，平反自己冤案的時機來到了，長期籠罩在心頭的陰霾一掃而光，在久經磨難以後，終於迎來了第一束希望的曙光。
話通知河南省委，指定由一位省委書記負責，速將在河南洛陽的習仲勛接回省委、護送進京。河南省委迅即派省委組織部和保衛處有關人員於當天晚上趕赴洛陽。
1978年2月22日，習仲勛乘坐火車離開古都洛陽，到達河南省省會鄭州，受到河南省一位省委書記及其他同志的熱烈歡迎。習仲勛情不自禁地與這位省委書記緊緊擁抱，激動地說：「這是我16年來第一次和人擁抱，我感到自己又回到了黨的懷抱。」這位省委書記當即安排：習仲勛白天在中州賓館休息，晚上坐火車回北京。習仲勛說：「我不需要休息，我建議你能帶我坐車到鄭州大街小巷轉一轉，而後我們倆人好好談談，我和外界完全隔斷聯繫多年了，要到人民群眾當中去，呼吸新鮮空氣。」而後，習仲勛遊覽了剛剛結束「十年內亂」，開始恢復生機的鄭州市區、百貨公司，來到紀念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二七殉難烈士的二七紀念塔。他拾級而上，在塔頂上舉目遠眺，綠城鄭州的景色盡收眼底。習仲勛心潮起伏，感慨萬千，他說：“二七烈士的鮮血沒有白流。我們永遠不會忘記烈士，沒有烈士，哪有今天的新中國啊！”當參觀鄭州市勞動公園時，習仲勛深情地說：這裏是碧沙崗，勞動公園是馮玉祥將軍為西北軍陣亡將士修的，裏面也掩埋著不少進步人士，也有許多沒有留下姓名的共產黨員，他們是真正的無名英雄。回到中州賓館，習仲勛談起「十年內亂」時期有一段時間被關在七八平方米的一間小房子，堅持每天兩次轉圈散步的情況。轉圈開始從一數到一萬，然後再退著走，從一萬數到一。他說：“我為了要為黨和人民再做工作，鍛煉毅力，也鍛煉身體，我對共產黨是充滿信心的，我認為黨中央對我總會有個正確結論的。”習仲勛準備為黨為人民繼續工作而表現出的鋼鐵般的意志和決心，令人感動。當天晚上，習仲勛登上北上列車，翌日抵達北京，被特邀出席第五屆全國政協會議。在歷經劫難，苦苦等待了十幾年以後，他終於重新回到了中國的政治舞台上。
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習仲勛作為特邀委員出席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這次會議選舉鄧小平為第五屆全國政協主席。習仲勛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委。與此同時，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習仲勛列席了這次會議。
習仲勛與葉劍英是老同志、老戰友、老朋友、老相識。對葉劍英淵博的知識、卓越的能力、超人的才能、深邃的智慧，非常敬佩。對葉劍英政治上的遠見卓識，工作中的勤奮嚴謹，為人的謙虛寬厚，生活的節儉樸實，一直十分仰慕。在此期間，葉劍英作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代表中央親切會見了習仲勛。習仲勛回憶說：當時葉劍英同志年事已高，工作異常繁忙，還抽空接見了我。他見我身體很好，非常高興，緊緊握著我的手，鼓勵我要向前看，以後多為黨做工作。他那寬廣的胸懷、恢弘的氣度，對同志的親切、謙和、真摯和深情厚誼，使我感動得熱淚盈眶。一個共產黨員，還有什麼比能為黨多做工作而感到幸福和自豪的呢！在離開中國政治舞台16年以後，能夠見到德高望重的葉劍英，習仲勛激動萬分。
葉劍英對於安排飽經滄桑的習仲勛的工作早有打算。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廣州軍區第一政委、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廣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韋國清因在中央工作，政務、軍務繁忙，無暇兼顧廣東工作。廣東地處中國南方，戰略地位非常重要。「十年內亂」使得廣東問題極為複雜，大量冤假錯案亟待平反。因此，葉劍英決心派習仲勛這位擔任過西北黨政軍主要負責人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老資格”坐鎮廣東，主持廣東省工作。
葉劍英與華國鋒、鄧小平等人商定後，中共中央正式決定派習仲勛到廣東。習仲勛聽到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鬍耀邦關於中央派自己到廣東「把守南大門」（胡耀邦原話）的消息，深感責任重大。到廣東赴任之前，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和中央其他領導人都接見了習仲勛，對其到廣東工作寄予很大的期望，反覆強調做好廣東工作的重大意義。習仲勛向中央表態時，謙遜地提出希望繼續保留韋國清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職務，自請擔任省委第二書記。習仲勛以後回憶此事說，“我已有16年沒有工作了，一出來工作就來到了祖國的南大門廣東，覺得任務很重，心裏不大踏實。當時，中央幾位領導同志，特別是小平、劍英同志都找我談話，要我大膽工作，來了要放手干。”鄧小平、葉劍英的高度信任和熱情鼓勵，使他深為感動、深受鼓舞，決心不辱使命，做好廣東工作。
曾任廣東省委書記的吳南生回憶說：1978年3月18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全國科學大會，我代表省委參加這次會議。當時我和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廣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韋國清都坐在人民大會堂主席台上。有一天，韋國清對我說：「等一會兒開完會後還有一個小會，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鬍耀邦同志有事找我們談一談。」會後，我和韋國清來到人民大會堂的一個休息室，胡耀邦已經來了。胡耀邦說：“中央決定讓習仲勛到廣東擔任省委第二書記，這次是葉（劍英）帥提名，大家也都同意。”當時省委第一書記還是韋國清，他準備回廣州主持召開中共廣東省第四次黨代會，習仲勛的職務也要在會議上通過。隨後，習仲勛相繼擔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廣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廣東省省長、廣州軍區第一政治委員，在主持廣東黨政軍工作期間，為廣東省的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改革開放，作出了重要貢獻。
(《歷史的見證：「文革」的終結》，薛慶超著，九州出版社)
本文摘自：人民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