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長期住釣魚台，到了1974年以後前往毛澤東的“游泳池”住所都要事先請示，得到批准才能來。不過出於她的特殊身份，在中南海內還為江青修了一座代號201的住房。
毛澤東去世後，江青便很少回釣魚台，而住到中南海201號住所，顯然是感到在此更容易進行政治活動。
對江青所住的201號，張耀祠由於工作關係也常去，有時一天要去一兩趟。正因為這樣，這一回他去拘捕江青，朝江青住處門口的警衛點點頭，就走了進去。當時江青剛從景山採摘蘋果回來，吃過晚飯正在沙發上閑坐。她見張耀祠進來，朝他點了點頭，仍然端坐著。
過去張耀祠因江青的特殊身份，見她不得不客氣些。今日卻非比往常，他在江青面前站定後以莊重、嚴肅的口氣說：
「江青——」
往日，張耀祠總稱之「江青同志」，這一回忽然沒有了“同志”兩字，江青馬上投來驚詫的目光，顯然知道大事不好。只聽張耀祠接著說：
「我接華國鋒總理電話指示，黨中央決定將你隔離審查，到另一個地方去，馬上執行！」
出於平時對江青的積憤，在傳達完上面的交代後，張耀祠自己還加上兩句話怒斥說：「你要老實向黨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紀律。」
接著，張耀祠命令江青：「你把文件櫃的鑰匙交出來！」
據張耀祠回憶，江青聽罷一言不發，仍然坐在沙發上。她沉著臉，雙目怒視，但並沒有發生傳聞中所說的「大吵大鬧」，更沒有“在地上打滾”。張耀祠對採訪者說， 那大概是後來在審判江青時，江青在法庭上大吵大鬧，通過電視轉播，給人們留下很深印象，由此“推理”，以為拘捕她時，她也會如此“表演”。
據張耀祠分析說，江青當時似乎已經意識到，她會有這樣的下場。正因為這樣，對張耀祠所宣佈的中央命令，江青並沒有過分地感到意外。
當時江青沉默著，在沙發上坐了一會兒，這才慢慢站了起來，從腰間摘下一串鑰匙——她總是隨身帶著文件櫃（保險柜）鑰匙，並不交秘書保管。她又取了一個牛皮紙信封，用鉛筆寫了「華國鋒同志親啟」7個字，然後放入鑰匙，再用密封簽把信封兩端封好，交給了張耀祠。
這時，張耀祠吩咐江青的司機備車，把江青押上她平時乘坐的那輛專用轎車，武健華上了車監視，轎車仍由江青原來的司機駕駛。至於外界傳聞給江青「咔嚓」一聲戴上鋥亮的手銬，然後用囚車押走等，純屬“想像”。當時並沒有給江青戴手銬，也無“囚車”。張耀祠說，江青的司機，也是他的部下，當然執行他的命令。
轎車駛往不遠的地方，10月6日夜裏江青在中南海的一處地下室里度過。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當時也押在那裏，只是關在不同的房間中。這一夜並沒有像傳聞中所言，將「四人幫」“連夜押往秦城監獄”。
至於10月6日這一天對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的抓捕，當時的現場指揮者、中央警衛局原副局長鄔吉成近些年在回憶錄中有詳細的記載：
大約到了下午5點左右，汪東興突然直接打來了電話：「鄔吉成，馬上來，到南樓。」南樓，就是建在中南海南海東面船塢上面的一座樓，汪東興的家就在樓里，他的家既是住所也是辦公室。
本文摘自《中南海往事追蹤報告》，徐焰編著，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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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伴侶周恩來和鄧穎超
劉春秀
周恩來和鄧穎超相識於1919年五四運動中。
在這場反帝反封建和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運動中，周恩來和鄧穎超脫穎而出。周恩來成為天津學生界的領導人，鄧穎超作為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執委兼講演隊隊長也非常活躍。9月16日，他們還一起加入了由周恩來等發起組織的青年進步小團體——覺悟社。
1920年11月7日，周恩來和張若名、郭隆真一起從上海乘「波爾多斯」號郵船，漂洋過海遠涉西歐勤工儉學。
周恩來到達歐洲後，於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2年6月，周恩來和趙世炎等組建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後陳獨秀建議將旅歐少年共產黨改稱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1923年2月，周恩來當選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執行委員會書記。
隨著周恩來政治上日漸成熟和年齡的逐步增長，他對男女之間正常的戀愛和婚姻關係也由堅持獨身主義轉而較能正確對待，並且開始著意尋覓自己的終生伴侶了。
周恩來初到西歐的一段時間裡，與張若名走得比較近，兩人一起經過五四風浪考驗並一同赴西歐勤工儉學。1902年2月，張若名生於河北省保定清苑縣溫仁村。她聰慧美麗、才思敏捷、文筆犀利，不僅在五四運動中是和周恩來、郭隆真等一起衝鋒陷陣的天津愛國學生領袖，還是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成員、國民黨旅歐支部第一屆評議委員，也是最早在國內外發表文章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女性。後經她的努力，成為中國最早留學法國的文學博士。但是由於1924年初，在法共里昂支部舉行的追悼列寧的大會上，中國共青團在法國的主要領導人任卓宣，置在會前法共已得到的法國政府不允許外國共產黨人參加這一活動的情報於不顧，硬是要張若名按組織決定參加大會，並在會上發言。致使會後張若名受到法國秘密警察詢問，險些被驅除出境，自此一直有法國警察對其跟蹤盯梢。張若名在身份完全暴露，很難繼續進行革命工作的情況下，經過反覆痛苦的思想鬥爭，不得不做出脫離政治、退出組織，留在法國專心讀書的決定。
張若名脫離革命隊伍後，使早已確立了共產主義信念，並表示要「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的周恩來，對自己的擇偶標準重新進行了審視和思考。周恩來經過慎重思考，他覺得既然自己決定獻身革命事業，那就隨時都有流血犧牲的危險。因此應該找一個志同道合、意志堅強、「能一輩子從事革命」，經受得了「革命的艱難險阻和驚濤駭浪的」的伴侶，於是周恩來將目光投向了五四運動中充滿革命熱情、勇敢堅強的鄧穎超。
鄧穎超於北平女師畢業後，先後在京師國立高等師範附小、京師公立女子第七高小任教。1922年8月，鄧穎超受天津剛創辦的私立達仁女校校長馬千里之邀，到達仁女校任教。馬千里是著名教育家、天津《新民意報》總編輯。他思想開明，主張婦女解放。「達仁女校在馬千里先生主持和領導下，是一個開明、民主的學校，教員無拘無束地參加社會上各方面的進步活動，甚至入團入黨都沒有受到校方的壓力和干涉。他所聘請的教員，絕大部分是五四運動中女師的積極分子，大家都很團結，認真工作」。這樣一個充滿友誼和團結進步的氛圍，給思想活躍的鄧穎超創造了參加各種社會活動的良好條件。
1924年1月，鄧穎超參與組建天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任特支宣傳委員，1925年3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並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擔任國民黨直隸省黨部委員、婦女部長和中共天津地委婦女部長。最令周恩來欽佩的是，隨著時間的消逝，不少五四運動中思想進步的女學生，有的失去了往日的鋒芒，革命意志消沉了；有的始終沒有跳出舊禮教、舊習俗、舊觀念和舊道德的怪圈，做了封建家庭的少奶奶；有的則沉湎於男歡女愛之中，迷失了前進的方向。唯有年齡最小的鄧穎超，始終站在鬥爭的最前線，和她的同事們一起將天津的婦女解放運動搞得轟轟烈烈、有聲有色。
周恩來早在五四運動中就對鄧穎超有好感。1922年冬，周恩來等派遣李維漢回國，向黨中央正式申請將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作為其旅歐支部時，曾委託李維漢到天津看望鄧穎超，還給鄧穎超帶去一封信。從鄧穎超的表現中，周恩來覺得鄧穎超已經由一個積极參加救國圖強的熱血青年，成長為一個具有相當覺悟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工作者。經過慎重的考慮，他認為既然自己已經下決心為共產主義事業終生奮鬥，就應該找一個像鄧穎超這樣熱情、堅強的終身伴侶。自此，從巴黎名城到渤海之濱的天津，周恩來與鄧穎超通過鴻雁傳書，增進了了解，增進了感情，確立了共同的革命的理想，要為共產主義而奮鬥。尤其是有一次，周恩來把印有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像的明信片寄給鄧穎超，並在明信片上寫了「希望我們兩人，將來也像他們兩個人那樣，一同上斷頭台」這樣英勇的革命誓言後，鄧穎超也和周恩來一樣下定了決心：「願為革命而死，灑熱血、拋頭顱，在所不惜。」五四風浪中凝成的友誼和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的獻身精神，終於使他們由互勉互勵的純潔友誼，發展到相知相愛。
鄧穎超在《從西花廳海棠花憶起》一文中曾非常形象地談到她和周恩來確立戀愛關係時的情況：「我不曾想到，在我們分別後，在歐亞兩個大陸上，在通信之間，我們增進了了解，增進了感情，特別是我們都建立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要為共產主義奮鬥。3年過去，雖然你寄給我的信比過去來的勤了，信里的語意，我滿沒有在心，一直到你在來信中，把你對我的要求明確地提出來，從友誼發展到相愛，這時我在意了，考慮了。經過考慮，於是我們就定約了。」
鄧穎超決定和周恩來確定戀愛關係前，曾經徵求與她相依為命的慈母楊振德的意見。楊振德見過周恩來，並對他的人品、才學很賞識，認為：「恩來是個很重感情的人，是個感情很專一的人。」但是由於她非常疼愛自己的女兒，所以對女兒的婚姻大事格外慎重。她對愛女說：「恩來在國外，還是等他回國後再定吧！」慈母雖然這樣說，但是鄧穎超認為，人一生中找到一個理想的伴侶並非易事。既然她與周恩來志趣相同，心心相印，就應該儘快答覆他，不能再讓他為此傷神了。
也在這時，周恩來又來信了，他希望鄧穎超把他們之間的戀愛關係確定下來。這時，鄧穎超沒有再按慈母的意見等待，而是非常明確地答覆了周恩來：我們思想相通，心心相印，願相依相伴，共同為共產主義理想奮鬥終生！從這時起，周恩來、鄧穎超成為生死不渝的革命伴侶，並攜手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奮鬥了整整半個多世紀。
（摘自2017年第6期《江淮文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