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的周恩來（資料圖）
周恩來在其政治生涯中，即使遇上極其複雜的問題，也能冷靜地思考，從容地面對，這是因為他受過良好的教育，有著很好的涵養，再加上無數次驚濤駭浪的歷練。然而，在1973年的5月，周恩來在一次國務會議上卻仰天長嘆：「真是周門不幸！」
周恩來為何會說出這樣的話呢？
1973年是十年浩劫的第八個年頭，神州大地滿目瘡痍。儘管肩負著黨和國家重任的周恩來一直苦撐危局，但畢竟獨木難支。他年前又被查出患了絕症——膀胱癌。由於兩年前的林彪叛逃在全國人民心頭創下的陰影還未消除，而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奪權卻在加劇，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憂心如焚，周恩來只能拖著病體，奮力支撐。
筆者曾訪問過全國人大原副委員長吳階平，他在周恩來患病期間，一直擔任周恩來醫療小組的組長。吳老說：「如果是一般患者，膀胱癌經治療、調養和好好休息，是能控制病情的，治好的也有先例。但是總理太忙了，我們黨離不開他，國家離不開他，部隊離不開他。（毛）主席那兒也離不開他，全國人民更是離不開他，而且他還要跟國際國內的各種敵對勢力進行鬥爭，他只好帶病堅持工作，而且是大強度的工作。這就不利於他的治療和養病。」
從1973年2月始，周恩來常常靠連續治療和吸氧才能入睡。1973年3月5日，原本是周恩來75周歲生日，但他根本無暇顧及：不用說慶賀了，連休息幾分鐘也不可能。他拖著病體主持政治局會議，而且是連續開會，討論決定有關中聯部、外交部的涉外事件、紀念活動……他太累了，沒法再支撐下去了，終於接受醫生建議，在3月9日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自己要請假兩周，以便治療和休息。這一提議經政治局通過後獲得毛澤東批准。可是，在這兩周內，周恩來真的休息了嗎？沒有，在那個特定年代，他說的「休息」也只是相對的或象徵性的。請看在他的“休息期”內的日程安排：
處理教育部部長何偉因救治不力突然去世事件；
處理公安部反映廣東寶安、珠海等地居民逃港、逃澳事件；
看望病中的劉伯承，李富春、蔡暢和鄧小平、卓琳；
在葉劍英陪同下出席中央軍委召開的陸地邊防工作會議、接見會議代表；
……
偏偏就在這時，我駐希臘使館又發生了一件外交上十分荒唐的「雅典事件」，身心俱疲的周恩來得到報告後，既震怒又無奈，只好悲愴地說：「真是周門不幸！」
那麼，雅典事件是怎麼回事呢？
1973年3月，由糧食部副部長調到外交部已經工作近十年的周伯萍被委任為我國駐希臘王國的首任特命全權大使。
為落實希臘副首相馬卡雷佐斯訪華事宜，周伯萍於5月7日中午赴希臘外交部與希方聯繫具體行程安排。事畢時，已是當地下午的13點15分。當周伯萍乘車返回我國使館時，發現沿途警車、哨卡明顯比平常多得多，這說明當天雅典有重要國事或外事活動。周伯萍就問自己的翻譯，翻譯也不是很清楚。回到使館後，周伯萍要翻譯去查一查新送來的請帖。碰巧那天我使館一個剛學英語不久的值班人員，一眼看到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館的一張請帖，是邀請我國大使於5月8日下午12點到13點30分之間去他們使館出席國慶招待會的。捷國駐希臘大使名叫科威克，其署名的第一個英文字母就是「K」，和科威特國名第一個字母相同，這個值班人員也沒看清具體日期就誤認為是科威特大使館當天的請帖。
就這樣，周伯萍和使館翻譯都認為剛才路上見到的就是科威特正在舉行的國慶招待會。收到請帖不去參加人家的招待會是外交上的失禮行為。此時，距13點30分只剩下10分鐘了，大家都有點慌了，也未看清請帖上的具體內容，周伯萍連衣服也未來得及換就立即登車趕去。沒有想到，他們竟稀里糊塗地跑進了以色列駐希臘外交代表處，向以色列使館代辦祝賀了國慶（以色列的國慶日在5月14日）。
其實，當時我國與以色列還沒有互相承認，雙方根本沒有外交關係。由於在1971年召開的聯合國第二十六屆聯大會議上表決中國代表權議案時，以色列曾投了支持中國「驅蔣納我」提案的票，所以，看到周伯萍出現在以色列使館，在場的美國《紐約時報》記者當即問周伯萍大使：“大使先生，你到這裏來是否意味著中國已經承認以色列？”當時周伯萍還不知道自己走錯了地方，認為這是西方記者的無故尋釁，便簡單地將其頂了回去。但那位記者還是向美國國內發回了這條消息。
直到第二天中午，周伯萍出席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館國慶招待會時，羅馬尼亞駐希臘大使叫過中國大使館翻譯，告訴了他事情的真相：昨天是去了以色列駐希臘外交代表處祝賀國慶。周伯萍大吃一驚，這才明白自己闖下了大禍！
一國大使在所駐國的一舉一動都代表著他的國家。周伯萍在得知真相後，不僅心情沉重，而且有著強烈的負罪感：因為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周恩來主管外交工作，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一直把周恩來作為他們最大的奪權障礙，他們曾一再污衊說大使中有壞人，並以此為借口攻擊周恩來，企圖打倒周恩來。周伯萍這次闖這麼大的禍肯定又會被「四人幫」當作口實，揪住不放了。於是，周伯萍從捷國使館一回來，就立即決定採取三項補救措施：一、分別向希臘外交部和阿拉伯等各國使節說明中國周伯萍大使誤入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純系工作上的差錯，不是我國外交政策的變化；二、立即向國內外交部報告情況，並作初步檢查；三、向使館全體同志如實通報，要求大家接受教訓，改進工作。
外交部收到周伯萍的報告後，首先回電同意三項補救措施，並電召周伯萍回國。5月14日，周伯萍乘法國航班飛回北京，並立即前往外交部報告事情經過。外交部根據周伯萍的認錯檢查，以及他及時的補救措施和迅速回國的態度，寫成具體報告，呈送周恩來。
周恩來在看了外交部關於「雅典事件」的報告後，極為震怒，說：“美國出了個‘水門事件’（“水門事件”是美國尼克遜在競選連任總統時，自己競選班子中有人在水門大廈這個地方竊聽競選對手等事件。被傳為西方民主的一大丑聞，導致尼克遜辭職下台），主角是美國總統尼克遜；中國出了個‘雅典事件’，主角姓周，真是周門不幸！”後來，毛澤東在看這份外交部報告時，認為周伯萍等我駐希臘使館的工作人員是因為“沒有調查研究的結果”才發生了「雅典事件」，這就完全改變了關於「雅典事件」的定性，相關人員也沒有受到太大的牽連。至於周恩來為何會說是“周門不幸”呢？原來，周伯萍和周恩來同屬宋理學家周敦頤的後代，按輩分，周恩來比周伯萍高一輩，因此可以說是同門。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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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時期我軍幹部工作的經驗
邱雷
在抗戰期間，人民軍隊繼承和發揚紅軍的優良傳統，始終堅持黨管幹部原則，確立了正確的幹部路線與幹部政策，幹部工作得到全面發展並走向成熟，幹部隊伍不斷發展壯大，整體素質不斷提高，經受住了歷史性戰略轉變和複雜多變形勢的巨大考驗，不僅為奪取抗日戰爭勝利提供了組織保證，也為解放戰爭作了組織上的準備。
任人唯賢是發展壯大幹部隊伍的有力保證
1938年9月，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指出：「在這個使用幹部的問題上，我們民族歷史中從來就有兩個對立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賢’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親’的路線。前者是正派的路線，後者是不正派的路線。共產黨的幹部政策，應是以能否堅決地執行黨的路線，服從黨的紀律，和群眾有密切的聯繫，有獨立的工作能力，積極肯干，不謀私利為標準，這就是‘任人唯賢’的路線。」毛澤東辯證分析歷代用人方面的歷史教訓，結合我黨幹部工作實踐經驗，對黨員幹部的「賢」進行了全新的高度概括，進而上升為使用幹部的政策路線，為我軍幹部工作發展指明了方向。
隨著抗日戰爭形勢的發展，我軍對幹部的需求越來越大。毛澤東敏銳地指出：「現有的骨幹還不足以支撐鬥爭的大廈，還須廣大地培養人才；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因此，有計劃地培養大批的新幹部，就是我們的戰鬥任務。」在任人唯賢的幹部路線指引下，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和八路軍、新四軍制定頒發了指示、訓令、規定、決定等一系列幹部政策方面的文件，涉及幹部任免、培訓、調配、交流、審查、獎懲、檔案、保健、撫恤、優待、知識分子政策、技術專家政策、被俘歸隊幹部政策、傷殘幹部安置、幹部退伍辦法等等，極大地增強了幹部隊伍的吸引力凝聚力，幹部數量得到迅速提升，保證了抗日戰爭形勢發展對幹部的需求。到1940年，八路軍、新四軍的排以上幹部由1937年的1.1萬餘人迅速發展到5.1萬餘人，新增幹部4萬之多。抗戰期間，僅抗日軍政大學就培養幹部10萬多人。
德才兼備是選拔任用幹部的根本原則
抗日戰爭時期，黨中央和中央軍委不斷吸取經驗教訓，積極探討和摸索幹部考察、任用之道，提出了德才兼備的幹部選拔任用標準，並積極付諸實施。正是按照德才兼備的標準，有效克服了「小山頭」「小團體」「小圈子」等不正常現象，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優秀人才，保證了抗日戰爭勝利。
1937年8月，總政治部明確規定，選拔幹部的標準應從政治條件和工作能力兩方面出發，而以政治條件更為重要。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指出：「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幾萬萬人的大民族中領導偉大革命鬥爭的黨，沒有多數才德兼備的領導幹部，是不能完成其歷史任務的。」他在這裏雖然把「才」放在前面，但並不是要以才為先，「德」在其次，強調的仍然是「兼備」。1940年11月，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陳雲提出提拔幹部的原則：「德才並重，以德為主。反對只顧才不顧德，也反對只顧德不顧才。才和德應該是統一的。才，不是空才；德，也不是空德。考察一個幹部的才和德，主要應看完成任務中的表現。」他還提出了使用幹部的原則：「按照才幹，按照需要，同時兼顧。量才為主，應急也不可免。」1941年9月，中央軍委《對軍隊老幹部工作的指示》提出：「今後提拔幹部，必須以德（對革命忠實）、才（工作能力）、資（資望與鬥爭歷史）兼顧，不以鬥爭歷史為唯一的或第一的標準。」1942年11月，第十八集團軍野戰政治部《關於部隊組織工作的指示》明確，「提拔幹部必須掌握德才資的原則，不能單從資格出發而忽視其他條件」，顯示了德才兼備的選拔任用幹部原則在部隊中的貫徹落實。
吸收知識型人才是快速提升幹部隊伍整體素質的有效辦法
全面抗戰開始以後，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制訂實行了一系列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政策，大批革命的知識青年滿懷抗日熱情奔向延安，奔向抗日前線。先進知識分子這股「新鮮血液」的補充，極大地改善了幹部隊伍素質結構，幹部隊伍整體素質明顯提升，部隊戰鬥力迅速提高，其中很多知識分子成為我軍幹部隊伍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有不少人成為我軍的高中級將領。
1939年12月1日，毛澤東親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指出：「在長期的和殘酷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鬥爭中，共產黨必須善於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1940年10月12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給新四軍指示，要求「大批收容知識分子，只須稍有革命積極性者，不問其社會出身如何，來者不拒，一概收留」。軍隊對待知識分子的政策概括為四個字：「容」「化」「用」「優」。「容」就是大量爭取知識分子參加我們軍隊，能夠容納他們，使他們成為優秀幹部；「化」就是轉變知識分子的小資產階級意識，使他們革命化、無產階級化；「用」就是正確分配知識分子的工作，使他們有適當的發展前途；「優」就是物質上要給他們以優待，鼓勵他們為軍隊服務。各部隊堅決貫徹中央關於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徹底糾正一切排斥與拒絕知識分子參加我們軍隊的傾向，就地盡一切努力吸收知識分子加入我們軍隊。到1940年，八路軍、新四軍中的知識分子幹部約增加到1萬人左右。重視吸納知識分子並注重發揮他們的作用，是我軍抗戰時期幹部工作一大特色，極大地促進了幹部隊伍的質量建設。
純潔隊伍是加強思想作風建設的重要保障
這一時期，人民軍隊始終重視幹部隊伍思想作風建設，採取許多切實有效措施，取得了比較顯著的成效。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中，紅軍換裝不換心、更名不變色，不僅以聽黨指揮、能打勝仗名震四方，更以作風優良著稱於世，成為區別於其他軍隊的一個鮮明標誌。
一是開展整風運動，強化堅定的政治信念。各部隊經常開展多種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別是延安整風運動，通過思想教育、批評和自我批評，達到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目的，極大地提高了幹部隊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和政治思想覺悟，把部隊的思想作風建設推升到了一個新的水平，為抗戰的全面勝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礎。二是開展審查幹部運動，純潔鞏固幹部隊伍。部隊各級不僅從社會出身、工作歷史審查幹部，更從各種現象特別是暴露出來的問題，考察幹部的政治品質，全面了解幹部的優缺點，深入進行階級教育，真正清查了一批特務分子，發現培養了一批有能力的好乾部，提高了幹部隊伍的組織純潔度和政治忠誠度。三是開展大生產運動，培養艱苦奮鬥的作風。日本侵略者的重點進攻和國民黨的包圍封鎖，使陝甘寧邊區物資供應嚴重匱乏。國民黨公開叫嚷，要將解放區軍民困死、餓死。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帶頭住土窯洞，和大家一道開荒種地、背筐拾糞、紡線織布，各部隊積極開展大生產運動，渡過了空前嚴重的困難時期。《南泥灣》歌曲唱到：「如今的南泥灣，與往年不一般，又戰鬥來又生產，三五九旅是模範……」熱情歌頌了開荒生產的八路軍戰士進行大生產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