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若蘭：芬芳不謝井岡蘭
江瑞晉
圖為井岡山革命烈士陵園內的伍若蘭銅像。
伍若蘭，1903年3月出生在湖南省耒陽縣。8歲入私塾讀書，12歲考進耒陽縣女子職業學校。1924年，她以優異成績考入衡陽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師範學校。在學校黨團組織的領導下，她經常在節假日和同學一起到學校附近的工廠、農村進行宣傳。1925年上海「五卅慘案」後，她積極投入抗議日本帝國主義暴行的鬥爭，參與支援上海人民和查抄日貨等群眾活動。1925年秋，她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6年冬，伍若蘭從第三女子師範學校畢業後，回到耒陽家鄉，被當地黨組織分配到縣女界聯合會做宣傳工作。不久，就當選為共產主義青年團耒陽地方執行委員會委員，兼任婦女部部長。1927年春，農民運動在耒陽城鄉普遍發展，她先後來到夏塘、小水鋪、上架等地辦夜校，向群眾宣傳革命道理。伍若蘭善於用通俗易懂和富有激情的語言宣傳革命道理、揭發階級壓迫的真實情況，發動群眾、減租減息，很受農民歡迎。
1928年1月，朱德、陳毅等在宜章發動和領導了著名的湘南暴動。伍若蘭和耒陽縣委組織農民自衛隊積极參与，並配合工農革命軍攻佔縣城，建立了耒陽縣蘇維埃政府，她在縣蘇維埃政府中擔任婦女界聯合會主席。不久，伍若蘭又被調到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部做宣傳工作。她組織青壯農民參加暴動，發動婦女打草鞋、抬擔架，為湘南暴動做出了積極貢獻，耒陽農民沒有一個人不知道她的名字。
在工作和鬥爭中，伍若蘭欽佩朱德的崇高品德；朱德稱讚伍若蘭對革命忠貞不渝。共同的革命理想和戰鬥情誼，使他們惺惺相惜，1928年2月底，伍若蘭和朱德在耒陽縣結為夫妻。婚後，在朱德的影響下，伍若蘭按照革命戰士的條件更加嚴格要求自己。
同年4月，蔣介石為了撲滅湘南暴動的革命烈火，糾集了湘粵兩省七個師的兵力，以南北夾攻之勢，對工農革命軍進行「會剿」。為了保存革命實力，朱德、陳毅決定帶著隊伍向井岡山地區轉移，與毛澤東會師。伍若蘭隨工農革命軍轉移到井岡山，並被調到第四軍軍部政治部宣傳隊工作。她和宣傳隊員們到處張貼標語，散發傳單。
伍若蘭是軍部宣傳隊幹部，又是朱德的妻子，但她從不以軍長夫人自居，始終履行著一個宣傳員的神聖職責。她經常深入連隊基層，給戰士們講課、與戰士們談心，組織多彩的文娛活動，豐富戰士們的生活，鼓舞大家的鬥志。在硝煙瀰漫的戰場上，她還冒著槍林彈雨，向敵人陣地喊話，展開政治攻勢。在生活上，她從不以朱德的名義向後勤部門提出非分要求。她和紅軍戰士一樣，行軍、打仗，吃紅米飯、南瓜湯，穿草鞋、睡稻草鋪。因為工作需要，軍部將一匹馬分給她使用，但她自己很少騎，經常讓給體弱的女戰士或傷病員使用。
伍若蘭不僅是名出色的宣傳員，而且也是位傑出的女武將。她和紅軍指戰員一起練習射擊、刺殺、投彈，學習軍事技術。她還常用左手練習槍法，不久就能左右開弓、雙槍並發了。曾有一位戰士問她為什麼練習左手用槍，她說：「這叫做兩手準備，如果右手負了傷，我還有左手能打槍，還可以消滅敵人。」這年6月，伍若蘭隨著朱德到七溪嶺的制高點望月亭，指揮部隊抗擊湘贛兩省向井岡山「會剿」的敵人。伍若蘭在指揮所擔負指揮傳遞工作，除此之外，她還為掩護戰士奮勇殺敵、為傷員包紮傷口。時至中午，敵軍用七八挺機槍作掩護，搶佔瞭望月亭前沿有利地形風車口，嚴重威脅我軍指揮所的安全。在緊急關頭，朱德身先士卒，親自上陣，端起衝鋒槍，向敵群掃射。伍若蘭也手持雙槍，縱身跳出戰壕，帶領戰士猛攻側翼，阻住了敵人的攻勢，為我軍戰史上有名的龍源口大捷創造了條件。現在，當地還流傳著一首歌謠：「紅軍隊裏多英雄，雙槍女將建奇功，橫掃敵人如卷席，英雄威震七溪嶺。」
告蔣介石邀功請賞，一邊對伍若蘭嚴刑拷打，妄圖從她口中得到共產黨和紅軍的重要機密、軍事行動計劃。
敵人問：「毛澤東、朱德在哪裏？」伍若蘭答道：「在紅軍隊伍里，在人民心裏！」敵人又問：「你為什麼要當土匪？」伍若蘭怒斥道：「真正的土匪是你們！我是共產黨員，是革命者，要消滅你們反動派！」
敵人用繩子吊、用杠子壓、灌辣椒水等種種酷刑，得到的回答卻是：「若要我低頭，除非贛江水倒流！」
2月12日，在贛州市衛府里，伍若蘭被敵人殺害，劊子手們殘忍地砍下她的頭顱，懸掛在贛州城門上示眾。
伍若蘭犧牲時年僅26歲，連一張照片都沒有留下。但是，她就像一支馨香襲人、芬芳不謝的蘭花，盛開在井岡山人民的心中。為了紀念這位紅軍英雄，人民將生長在尋烏、寧岡和贛州的一種蘭花，改名為井岡蘭，將伍若蘭的故鄉耒陽金南村改名為金蘭村。（江瑞晉）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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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的周恩來（資料圖）
周恩來在其政治生涯中，即使遇上極其複雜的問題，也能冷靜地思考，從容地面對，這是因為他受過良好的教育，有著很好的涵養，再加上無數次驚濤駭浪的歷練。然而，在1973年的5月，周恩來在一次國務會議上卻仰天長嘆：「真是周門不幸！」
周恩來為何會說出這樣的話呢？
1973年是十年浩劫的第八個年頭，神州大地滿目瘡痍。儘管肩負著黨和國家重任的周恩來一直苦撐危局，但畢竟獨木難支。他年前又被查出患了絕症——膀胱癌。由於兩年前的林彪叛逃在全國人民心頭創下的陰影還未消除，而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奪權卻在加劇，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憂心如焚，周恩來只能拖著病體，奮力支撐。
筆者曾訪問過全國人大原副委員長吳階平，他在周恩來患病期間，一直擔任周恩來醫療小組的組長。吳老說：「如果是一般患者，膀胱癌經治療、調養和好好休息，是能控制病情的，治好的也有先例。但是總理太忙了，我們黨離不開他，國家離不開他，部隊離不開他。（毛）主席那兒也離不開他，全國人民更是離不開他，而且他還要跟國際國內的各種敵對勢力進行鬥爭，他只好帶病堅持工作，而且是大強度的工作。這就不利於他的治療和養病。」
從1973年2月始，周恩來常常靠連續治療和吸氧才能入睡。1973年3月5日，原本是周恩來75周歲生日，但他根本無暇顧及：不用說慶賀了，連休息幾分鐘也不可能。他拖著病體主持政治局會議，而且是連續開會，討論決定有關中聯部、外交部的涉外事件、紀念活動……他太累了，沒法再支撐下去了，終於接受醫生建議，在3月9日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自己要請假兩周，以便治療和休息。這一提議經政治局通過後獲得毛澤東批准。可是，在這兩周內，周恩來真的休息了嗎？沒有，在那個特定年代，他說的「休息」也只是相對的或象徵性的。請看在他的“休息期”內的日程安排：
處理教育部部長何偉因救治不力突然去世事件；
處理公安部反映廣東寶安、珠海等地居民逃港、逃澳事件；
看望病中的劉伯承，李富春、蔡暢和鄧小平、卓琳；
在葉劍英陪同下出席中央軍委召開的陸地邊防工作會議、接見會議代表；
……
偏偏就在這時，我駐希臘使館又發生了一件外交上十分荒唐的「雅典事件」，身心俱疲的周恩來得到報告後，既震怒又無奈，只好悲愴地說：「真是周門不幸！」
那麼，雅典事件是怎麼回事呢？
1973年3月，由糧食部副部長調到外交部已經工作近十年的周伯萍被委任為我國駐希臘王國的首任特命全權大使。
為落實希臘副首相馬卡雷佐斯訪華事宜，周伯萍於5月7日中午赴希臘外交部與希方聯繫具體行程安排。事畢時，已是當地下午的13點15分。當周伯萍乘車返回我國使館時，發現沿途警車、哨卡明顯比平常多得多，這說明當天雅典有重要國事或外事活動。周伯萍就問自己的翻譯，翻譯也不是很清楚。回到使館後，周伯萍要翻譯去查一查新送來的請帖。碰巧那天我使館一個剛學英語不久的值班人員，一眼看到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館的一張請帖，是邀請我國大使於5月8日下午12點到13點30分之間去他們使館出席國慶招待會的。捷國駐希臘大使名叫科威克，其署名的第一個英文字母就是「K」，和科威特國名第一個字母相同，這個值班人員也沒看清具體日期就誤認為是科威特大使館當天的請帖。
就這樣，周伯萍和使館翻譯都認為剛才路上見到的就是科威特正在舉行的國慶招待會。收到請帖不去參加人家的招待會是外交上的失禮行為。此時，距13點30分只剩下10分鐘了，大家都有點慌了，也未看清請帖上的具體內容，周伯萍連衣服也未來得及換就立即登車趕去。沒有想到，他們竟稀里糊塗地跑進了以色列駐希臘外交代表處，向以色列使館代辦祝賀了國慶（以色列的國慶日在5月14日）。
其實，當時我國與以色列還沒有互相承認，雙方根本沒有外交關係。由於在1971年召開的聯合國第二十六屆聯大會議上表決中國代表權議案時，以色列曾投了支持中國「驅蔣納我」提案的票，所以，看到周伯萍出現在以色列使館，在場的美國《紐約時報》記者當即問周伯萍大使：“大使先生，你到這裏來是否意味著中國已經承認以色列？”當時周伯萍還不知道自己走錯了地方，認為這是西方記者的無故尋釁，便簡單地將其頂了回去。但那位記者還是向美國國內發回了這條消息。
直到第二天中午，周伯萍出席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館國慶招待會時，羅馬尼亞駐希臘大使叫過中國大使館翻譯，告訴了他事情的真相：昨天是去了以色列駐希臘外交代表處祝賀國慶。周伯萍大吃一驚，這才明白自己闖下了大禍！
一國大使在所駐國的一舉一動都代表著他的國家。周伯萍在得知真相後，不僅心情沉重，而且有著強烈的負罪感：因為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周恩來主管外交工作，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一直把周恩來作為他們最大的奪權障礙，他們曾一再污衊說大使中有壞人，並以此為借口攻擊周恩來，企圖打倒周恩來。周伯萍這次闖這麼大的禍肯定又會被「四人幫」當作口實，揪住不放了。於是，周伯萍從捷國使館一回來，就立即決定採取三項補救措施：一、分別向希臘外交部和阿拉伯等各國使節說明中國周伯萍大使誤入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純系工作上的差錯，不是我國外交政策的變化；二、立即向國內外交部報告情況，並作初步檢查；三、向使館全體同志如實通報，要求大家接受教訓，改進工作。
外交部收到周伯萍的報告後，首先回電同意三項補救措施，並電召周伯萍回國。5月14日，周伯萍乘法國航班飛回北京，並立即前往外交部報告事情經過。外交部根據周伯萍的認錯檢查，以及他及時的補救措施和迅速回國的態度，寫成具體報告，呈送周恩來。
周恩來在看了外交部關於「雅典事件」的報告後，極為震怒，說：“美國出了個‘水門事件’（“水門事件”是美國尼克遜在競選連任總統時，自己競選班子中有人在水門大廈這個地方竊聽競選對手等事件。被傳為西方民主的一大丑聞，導致尼克遜辭職下台），主角是美國總統尼克遜；中國出了個‘雅典事件’，主角姓周，真是周門不幸！”後來，毛澤東在看這份外交部報告時，認為周伯萍等我駐希臘使館的工作人員是因為“沒有調查研究的結果”才發生了「雅典事件」，這就完全改變了關於「雅典事件」的定性，相關人員也沒有受到太大的牽連。至於周恩來為何會說是“周門不幸”呢？原來，周伯萍和周恩來同屬宋理學家周敦頤的後代，按輩分，周恩來比周伯萍高一輩，因此可以說是同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