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函原件
葉挺致陳誠的一封信
內容蹊蹺，是否另有它因？
這是一封新四軍軍長葉挺寫給國民黨高級將領陳誠的信函，共2頁，紙張呈米黃色，寬16.5厘米，長23.6厘米，以行書寫就，內容完整，唯失信套，全信共計137字。現照錄原文如下：
辭兄賜鑒，弟率三子來渝，匆促分離，未及一言為別，彼輩現究在何方，無從探知，懇向泳波兄一詢彼輩下落，見告至感。彼輩冬季衣物尚存弟處，請囑監守人准小兒來取或派人送去均可。又弟尚有欠款卅萬元在恩施未取，現已到期，懇轉託趙署長淳如兄設法取回，並即轉匯內子李秀文收用，因舍下想必需錢甚急也。斗室潛居，無可奉告。肅此敬叩。
進步
附取款信一封 借據四紙
弟 葉挺 敬啟
十月十四日
信首所稱的辭兄，就是指陳誠(陳誠字辭修)。葉挺此信大意是說，自己和3個兒子被帶到重慶，不想兒子們無故失蹤，不知下落。他們的冬季衣物尚在自己這裏，希望陳誠能派人將衣物帶給孩子；另外，其妻李秀文生活無著落，缺少錢物。而他在恩施尚有一些借出的錢款，已經到期，可以取來支用，也請陳誠能夠從中給予幫助，將取款信及借據通過趙淳如兌付。
此信末題「十月十四日」，但並未言及書寫年份。從歷史記載來看，1941年1月，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發生後，葉挺被蔣介石扣押軟禁，先是被關押於江西上饒，此後又輾轉多處關押，但其中在重慶關押時間只有兩次。一次是1942年1月3日，葉挺由沈默解送，搭乘民航班機，由桂林押至重慶，囚禁在白公館附近的“紅爐廠監獄”。期間，葉挺寫下了那首膾炙人口的詩作《囚歌》。此次關押，蔣介石利用各種手段對葉挺進行威逼利誘，試圖讓其屈服。但是葉挺在危難面前，毫不動搖。眼見陰謀未遂，同年12月，蔣介石下令將其從重慶押走，轉入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部所在地湖北恩施繼續關押。葉挺第二次被關押重慶，則是日本投降後的1945年8月28日，由恩施押赴，9月14日到達重慶，隨即被單獨關進了“中美合作所”白公館集中營樓上的一個囚室。而此次同行者有葉挺的3個兒子：葉正大、葉正明、葉華明。因此，從信中所言尋子之事可以推斷，此信當作於1945年，也就是葉挺第二次被關押重慶之時。
葉挺和陳誠，一個是共產黨新四軍的軍長，此時是囚徒身份；一個是國民黨的高級將領，且時任行政院軍政部部長。兩人身份迥然，葉挺為何會語氣如此謙和地給陳誠寫信呢？這背後是否又另有它因呢？
葉挺(左)、陳誠資料圖
情誼頗深，兩人曾是軍校校友
要解開信函中的謎團，還得從葉挺與陳誠的各自經歷說起。
陳誠，原名陳德，別號石叟。1898年出生於浙江省青田縣高市鎮。曾先後就讀於浙江省立第十二中學，浙江省立第十一師範學校，杭州體育專科學校，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八期炮兵科)等。陳誠從軍校畢業後，首先來到浙江陸軍第三師見習，見習完畢後，即赴廣州。在廣州，他將原名「陳德」改為“陳誠”，並由黃琪翔介紹，投靠粵軍李濟深部，在第一師鄧演達團任中尉副官，為鄧看中，由排連長很快晉陞為團長。
1924年，因鄧演達的介紹，陳誠擔任了黃埔軍校校長辦公廳上尉特別官佐兼兵器教官，又因鄧演達與嚴立三系保定軍校同學，關係甚密，陳誠亦得到嚴立三器重。1926年秋，嚴立三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師師長，次年4月，保陳誠為少將副師長兼六十三團團長。這樣，陳誠很快青雲直上，由少尉升至少將。1927年8月蔣介石下野後，嚴立三被任命為國民政府軍政廳長。10月，嚴立三保陳誠任副廳長，後嚴立三調任湖北省政府民政廳長，陳誠於12月升代廳長。武漢政府垮台後，鄧演達失勢出國，陳誠則與其浙江同鄉蔣介石漸次接近，積極擁蔣復辟。寧漢合流後，蔣介石再次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後，即任陳誠為警備師師長。陳誠因警備職責關係，和蔣介石朝夕相處，越靠越近，陳誠乘機引進一批保定同學如羅卓英等，既擴展自己的勢力，又為蔣介石薦引人才，令雙方都很滿意。由於陳誠善於逢迎，此後一路官運亨通，抗戰期間更被委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
葉挺原名為詢，字希夷，1896年9月10日出生於廣東省惠陽縣淡水鎮周田村一個貧苦農民家庭。葉挺其名，乃該村小學教師陳敬如先生所取。1911年，葉挺15歲時，進入了惠州府立蠶業學校。不久，因受到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的影響，他加入到剪辮子的行列，被開除了學籍。這對於具有進步思想的葉挺來說，並不是件壞事，不久，他又到廣州黃埔島的陸軍小學求學。在這裏，葉挺不僅有機會鑽研軍事，而且還結識了張發奎、黃琪翔、余漢謀、李漢魂、吳奇偉等一批後來在中國民主革命的舞台上扮演著不同角色的同學。
1915年，葉挺以優異成績畢業，並被保送到武漢南湖湖北陸軍第二預備學校。1916年，葉挺又因學業優秀、思想進步，而以優等生資格升入中國近代最高軍事學府——河北保定陸軍軍官軍校，在六期工兵科學習。葉挺軍校畢業後在福建漳州加入建國粵軍，任支隊副官，後加入中國國民黨，走上了追隨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革命道路。1922年6月，粵軍總司令陳炯明叛變，他的部隊炮轟總統府，葉挺奉命守衛總統府前院，掩護孫夫人宋慶齡脫險。1924年，他在蘇聯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東方大學)和紅軍學校中國班學習，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由信仰三民主義轉而信仰共產主義。此後葉挺先後參加北伐、南昌起義，並最終在抗戰期間成為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軍長。
葉挺與陳誠的交往，實際是從保定軍官學校開始的，他們是校友，葉挺為第六期工兵科學員，陳誠為第八期炮兵科學員。據知情者回憶，他們在軍校期間關係比較好，葉挺的學習成績比陳誠優異，常常在學習上幫助陳誠，而葉挺又因家境貧寒而在物質上得到過陳誠的不少幫助。與此同時，葉挺在軍校期間，因勤學好問、思想活躍而深得該校老師譚延娛先生的器重，譚先生視之為得意門生。而陳誠畢業後，與譚先生愛女譚祥喜結連理，這無形中又給葉挺和陳誠的同學關係添加了一層親密。
葉挺畢業後，回到廣東粵軍工作，陳誠畢業後，則回到浙軍服務。不久，葉挺的好友鄧演達到上海招攬人才，恰好看中了年輕氣盛、雄心勃勃的陳誠，於是將陳誠帶回廣東粵軍，安排在自己帶的團里當連長。而此時的葉挺，在粵軍第一師任步兵營長。就這樣，葉挺和陳誠又得以共事，兩人的關係仍好如當初。直至1927年的「四一二」政變，陳誠因為轉而追隨蔣介石，在思想上與葉挺漸行漸遠，兩人才逐漸中斷聯繫。
1939年，葉挺全家合影
一舉兩得，葉挺終獲營救
葉挺在「皖南事變」中被捕，這時的陳誠已經官居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深諳中國軍人注重“同窗袍澤”之誼的蔣介石認為，由陳誠來“規勸”葉挺，是再合適不過的了。於是，在蔣介石的授意下，陳誠多次“規勸”葉挺，但葉挺均禮貌回絕，不為所動。蔣介石無奈，但又不死心，仍希望陳誠能夠逐漸“感化”葉挺。1942年，蔣介石下令將葉挺轉押至陳誠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部所在的湖北恩施。直到1945年，除短暫羈押桂林外，葉挺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恩施度過，但是，陳誠最終還是沒能完成蔣介石交給他的任務。抗戰勝利後，蔣介石只好下令將葉挺重新押往重慶。
從1945年葉挺寫信的內容來看，似乎是試圖在陳誠處尋求幫助。實際情況是否果真如此呢？
據葉挺之子葉華明後來回憶：「1945年9月，在特務的監督下，我們與父親離開恩施，從宜賓坐船去了重慶，到重慶後，我們被安排住進了一個小旅館。父親和我們兄妹住樓上，特務們住樓下，11歲的我已經懂得照顧比自己小一歲的妹妹揚眉，也懂得理解父親，並按照父親的話去辦。父親考慮到讓3個小孩跟在身邊，受特務監管，又不能上學，影響我們的成長，便思量著如何讓我們去找黨在重慶的代表周恩來。父親躲開特務的監視，寫好了一張字條：‘我已到重慶，3個孩子交給您照顧，拜託了。’我們兄妹3人乘特務只留下一人監視之際，溜出了小旅館。」葉華明的回憶清楚表明，葉挺信中所說的這些話，實際是自己導演的一場戲而已，孩子們離開都是他一手策劃的。而之所以告訴陳誠“子女不知所蹤、妻子生活困難”，只是希望能夠將國民政府調查人員的注意力引開，同時也利於掩蓋自己與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秘密聯絡的事實，可謂是一舉兩得的計劃。
據後來相關檔案記載，陳誠拿到此信後，即將葉挺所託付諸事，交由自己的部下----軍政部儲備司司長庄明遠辦理。然而，讓陳誠沒有想到的是，庄明遠雖然是國民黨身份，但他反對內戰，反對獨裁，故而早已與共產黨有所接觸。接到任務後，他隨即將信中這些信息，先行通知了周恩來等人。在重慶地下黨組織的直接指揮下，他為營救葉挺做了大量工作。1946年，葉挺獲釋出獄後，還特地來到位於半山新村的庄明遠家中探望並致謝。(張蕾蕾 作者單位：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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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
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黨的總書記應有黨的代表大會產生選舉產生，總書記應是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委員，但在黨的歷史上的有一位不是中央委員的黨員成為了黨的總書記，成為黨的實際最高領導人，他就是博古。
博古（1907—1946）， 原名秦邦憲， 江蘇無錫人。1907 年6 月出生於浙江杭州，9 歲喪父，家境貧寒，免費入秦氏公學讀書，後進無錫第三師範附小就讀。他性格沉靜，喜讀古文，自取別名博古。
1921 年夏，秦邦憲考入蘇州省立第二工業學校紡織科（蘇州工業專門學校）。在校期間，博古閱讀進步書刊， 議論時政， 嚮往革命， 思想活躍。1924 年，秦邦憲先後參加了中國孤星社和錫社，後被推選為和錫社執行委員兼社刊《無錫評論》編輯部主任。1925 年被選為蘇州學生聯合會主席。同年春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五卅慘案發生後，秦邦憲抱病堅持參加蘇州學生的反帝示威遊行和募捐活動。不久，又積极參加無錫後援會的工作，發表演說，查禁仇貨，並在《血淚潮》、《無錫評論》上發表《病榻瑣記》、《論軍事教育》、《五卅慘案中的無錫輿論界》等隨筆和政論。1925 年秋，秦邦憲考入上海（專題）大學社會學系，並加入中國共產黨。第二年10 月，由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推薦，經中共中央批准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 年5 月回國。1931 年4 月至10 月任共青團中央書記。1931 年9 月，年僅24 歲得博古成為黨的實際最高領導人，一直延續到1935 年1 月的遵義會議之後。
一、黨的總書記向忠發和中央執委會成員顧順章叛變，博古臨危受命，成為黨的「總負責人」
1927 年八七會議後，顧順章在上海參加中央特委，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的中央特科擔任行動科（三科）負責人。他領導的「紅隊」又稱“打狗隊”極為活躍，懲處了不少叛徒特務，震懾了敵人，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黨在白區的損失，他也由此當上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31 年4 月，顧順章在武漢執行任務時被國民黨密探發現，被捕後叛變，給黨的地下組織帶來了很大的威脅。儘管打入國民黨機要科的地下黨員錢壯飛得知消息後，立刻派人去上海報告中央特科負責人李克農轉報黨中央，但由於我黨地下黨員實行單線聯繫，無法及時傳達，黨的機構遭到破壞，一批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被捕犧牲。6 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也被捕叛變，我黨在上海剩下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不足半數。
當時，共產國際東方部認為中共中央可以接替擔任總書記的合適的人選是王明。王明和博古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期間受到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器重，1930 年10 月，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來信，提出李立三的路線就是反國際的政治路線。從莫斯科回國不久王明、博古等，通過不正常的途徑比中共中央先獲知這封信的內容，立刻打起「反對調和主義」的旗號，猛烈攻擊三中全會後的黨中央。博古和王明關係密切，路線認識一致。
博古（左一） 與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合影
王明在1931 年1 月7 日召開的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上，在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的支持下，不是中央委員、缺乏實際鬥爭經驗的26 歲的王明，不僅被補選為中央委員，而且成為政治局委員。從這時起， 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在黨中央領導機關內開始了長達四年的統治。
向忠發背叛後的1931 年6 月至9 月，米夫以共產國際的名義指定王明為中共中央代理總書記。進入9 月，上海的白色恐怖越加嚴重，中央機關開始分批轉移，前往中央蘇區。周恩來赴蘇區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王明為躲避國內的恐怖環境，決定離開上海到蘇聯擔任瞿秋白離任回國後一直空缺的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團長的職位。周恩來認為他不適合擔任黨的總書記。當時政治局常委盧福坦要當總書記，王明和周恩來都不同意，於是定下來不設總書記，而叫「總負責人」。
報就可以了。就這樣，24 歲的父親成了中共中央的最高領導者。
訊更換新密碼，如果發生與共產國際的電訊中斷，出現特別情況必須報告共產國際時，「我們兩人確定一個秘密聯絡員，只有他來莫斯科，說的話代表你的意思，我也只相信他的話。」 聯絡員人選特別重要， 既要可靠可信，腦子記憶力特別好，還要機敏善於應付種種環境，能穿插敵人佈下的特務網線。博古認為只有他的好友潘漢年具有這方面的才能，於是兩人商定了聯絡員為潘漢年。
臨時中央：「望派一位政治局委員，最好是工人同志來主持中央政府工作。」10 月下旬中共臨時中央致電蘇區中央局，提出中華蘇維埃中央臨時政府由毛澤東任主席。這樣，博古負總責的臨時中央，將毛澤東安排到政府的最高崗位。
二、職務是「負總責」、「總負責」還是“總書記”
博古（左） 和葉劍英（中）、周恩來（右） 合影
黨的文獻以及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回憶有的把博古稱為為黨的「總負責」，有的稱「負總責」有的稱之為“ 黨的總書記”。歷史的實際情況是： 自1931 年6 月總書記向忠發叛變後，黨中央就再沒設“總書記”這個職位，稱之為“負總的責任”。據《博古之子回憶父親》中博古兒子秦鐵說“我傾向於‘負總責’一說。父親在延安整風時回憶，當時盧福坦想當總書記，王明和周恩來都不同意，於是定下來不設總書記，而叫‘負總責’。不過在日常生活中，習慣上還是稱總負責人為‘總書記’。”
1934 年1 月，在中共的六屆五中全會上，博古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常委、總書記。從1931年10 月至此，不是中央委員的博古擔任中共臨時中央「總負責人」、“總書記”近2 年零3 個月。1935年1 月遵義會議時，博古還是黨的總負責人，並且主持了遵義會議，並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做了辯解。不久，以毛澤東、周恩來和王稼祥組成的3人軍事指揮團取代了博古、李德與周恩來的軍事領導3 人小組。
遵義會議後的1935 年2 月5 日，中央常委會討論分工問題，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擔任黨中央書記，在黨內負總的責任。當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凱豐在背後叫博古不要交「權」，博古沒有聽。他服從政治局多數同志作出的決定，把幾副裝有中央主要文件、紀錄印章的挑子交給了張聞天，博古留任中央常委。
據博古的侄子秦福全回憶：1935 年2 月5日下午，在威信縣水田寨花房子村，他（博古）告訴我：1935 年2 月5 日下午，在威信縣水田寨花房子村，周恩來來到博古住處。一進門，周恩來就說：「邦憲弟，近來身體怎樣？聽說這些日子你飯量減少，人也瘦了，潤之讓我來看看你有什麼需要。」博古說：“有什麼事，你就直說吧。”周恩來將上午與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商量常委分工並由洛甫（即張聞天）代替博古擔任總書記的決定委婉的轉達給博古。博古坦然地說“好”，並說他已經感到大家對他有意見，他繼續領導有困難。他立即把中央委員會的印章、中央政治局書記處的印章與中央書記的條形章交給周恩來，並說明天讓人把文件擔子挑到張聞天處。[1]博古顧全大局，很配合地地接受了組織的安排。張聞天成了黨的「總負責人」，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人們還是習慣稱洛浦（張聞天）為“總書記”。張聞天任“總書記”時，中央成立了書記處，書記為張聞天，委員為毛澤東、周恩來、秦邦憲和王稼祥（相當於政治局常委）。
三、「中共中央」還是“中共臨時中央”
很多史料在提到博古和張聞天任黨的「負總責」這一段歷史的中央，都稱其為“中共臨時中央”。但是如果查看這個時期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的電報，會發現上面根本沒有“臨時”的字樣，共產國際研究中國問題，也只寫中共中央。1932 年5月3 日周恩來、王稼祥、任弼時和朱德給中央的報告也只寫“中央”，而沒有“臨時”字樣。父親當年在延安整風時的檢查里就寫過：“為真理起見，我不得不聲明，‘臨時’二字在上海時未聽見過，遇中央委員多的地方交出來，亦未聽見過。”[2]張聞天和博古一樣觀點一樣，認為中共中央不是“臨時”的，但黨的六屆六中全會與黨的七次代表大會上卻說是“臨時”的。尊重歷史事實，從這段歷史可以看出，當時“中共臨時中央”是代表的就是「中共中央」，也就是真實的「中共中央」。
四、卸任後的博古
1935 年2 月，將「負總責」的職位交給張聞天后，1935 年9 月中旬中共中央委派潘漢年與陳雲向王明做了彙報。王明對博古的交權表示遺憾，對張聞天上台還表示能接受。中共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如果沒有共產國際的批准，這樣交權是不算數的。
需要指出的是，博古在長征途中同張國燾分裂主義鬥爭，支持了紅軍北上的政治路線。遵義會議後，開始時博古還對剝奪他權力有看法，後來他則完全信任毛澤東的軍事指揮，並發自內心地支持他。當張國燾要帶著紅四方面軍南下的時候，還曾經找過博古，反覆強調說遵義會議不合法，四方面軍不同意。但是博古沒有動搖。後來毛澤東向周恩來說：「秦邦憲是一個很有原則、很有組織觀念的人。」1936 年12 月12 日西安事變爆發，秦邦憲與周恩來等人趕赴西安，促使了西安事變順利和平解決。1937 年1 月，秦邦憲被任命為新華通訊社社長。1941 年3 月，秦邦憲任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社社長，為建立一支新型的新聞隊伍做了大量工作。1942 年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博古同志認真學習改造，開展自我批評。博古與張聞天等人認真總結歷史經驗，對自己曾經犯過的「左」傾錯誤誠懇地進行自我批評。而王明卻一再推卸責任，為自己辯解，他的這種拒絕認錯的態度遭到了與會者的一致批評。
1945 年6 月，秦幫憲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了深刻的檢查，當選為中央委員。他精通俄文， 這期間翻譯了《蘇聯共產黨歷史簡明教程》、《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基本問題》、《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卡爾·馬克思》、《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等書。
1946 年，秦邦憲等人到達重慶與國民黨談判，擔任憲草小組委員會中共委員。王若飛、秦邦憲等於4 月8 日乘美國運輸機回延安向中央彙報請示。飛機在山西黑茶山失事，同機包括葉挺將軍等17 人全部遇難，史稱「四八烈士」。
參考文獻：
[1]黎辛：《博古同志遵義會議前的職務也是黨中央總書記》，北京日報，2007-08-21。
[2]秦鐵：《短暫的輝煌——我的父親博古》，博古之子回憶父親，三聯生活周刊，2010(46)。
文/李恩俠 楊徽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