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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間十大尚不清楚內幕的高層人事謎案

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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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間十大尚不清楚內幕的高層人事謎案

2019年03月11日 17:22

1966年,毛澤東、周恩來、林彪、劉少奇等領導人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

文革中高層的很多情況,這二十多年來,已披露公開了很多資料,使人們對那段歷史有了更多的客觀全面認識。但這之中,因種種原因,也仍然有一些高層內幕的詳情細節尚不為人們清楚,使人們對那些東西只能猜測。不過,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將會有越來越多的資料出現,以讓人們真實全面的了解文革歷史。

這裏,是對文革中十個高層人事問題的一些看法與疑惑,僅供有興趣者參閱。

(一)究竟是什麼原因使總參謀長羅瑞卿首當其衝被撤職審查?

文革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與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大將,已被國內外都認為是毛澤東選定的中央政治與軍隊首腦接班人的第二梯隊主要成員。在六十年代前期,毛澤東外出視察,都要帶上羅瑞卿,甚至回韶山為其父母墳地掃墓,也叫上羅瑞卿同去。

然而,1965年底,羅瑞卿卻就做了文革第一個遭遇整肅的中共高官,隨後還被劃入了「彭、羅、陸、楊反黨集團」中。

現在能看到的各種資料,都說是因林彪想拉攏羅瑞卿未成,轉而讓毛澤東同意整掉羅的;而毛澤東因為要藉助林彪來搞文革整劉少奇等,不得不違心地滿足了林彪打擊羅瑞卿的要求。

羅瑞卿平反後所說的一些講話中,也只講了林彪想拉攏他(在羅瑞卿看來),所導致的林對他不滿的一些事。

但是,當時,不要說林彪憑其地位影響,有沒有必要拉攏一個從紅軍時起就歷來比他地位影響要低的部屬,以壯其力量之事確否,或林彪敢以打倒羅瑞卿為條件去同毛澤東談交易之事有沒有可能,只從毛澤東當時的權威及其統帥性格,能否出現真要這樣去討好「藉助」林彪的情況,都是大有可疑的。

況且,從權力角逐遊戲規則的平衡術看,照講,林與羅雖級別地位不同,但都是毛的部屬,而部屬之間有矛盾,作為統帥一般是不會很偏袒哪一方的,除非某一部屬有重大損害統帥本人的問題。

那麼,毛澤東是出於何種原因,決定要整或同意整羅瑞卿的呢?具體詳情細節是些什麼呢?

(二)賀龍到底是因什麼原因在文革中挨整的?

賀龍是十大元帥中,在文革中唯一突遭整肅並慘死於囚禁中者。

另一名元帥彭德懷雖也是在文革中被囚致死的,但彭是因1959年廬山會議老問題再次挨整所致,與文革高層鬥爭已無關係。

然而,賀龍在文革初,卻還是很風光的,他還陪毛澤東一道檢閱過百萬紅衛兵。

1967年初,賀龍突然失寵,並真正被打倒了,還失去了自由與正常生活條件,給囚禁了起來。

其他那些元帥們,除林彪在台上,彭德懷被紅衛兵批鬥,羅榮桓早已去世外,朱德、劉伯承、聶榮臻、葉劍英、徐向前、陳毅等人雖也受到一些大字報衝擊,但尚無大難。就是所謂「二月逆流」即幾位老帥們大鬧懷仁堂事件,也沒使毛澤東真正以此整他們。

但這賀龍為何卻栽了呢?而且還栽得那麼慘(他實際是活活讓囚禁生活給整死的)?

現在能看到的說法是:林彪要整賀龍,而當時又傳出賀龍要搞「二月兵變」的流言。

然而,林彪要整賀龍究竟是為了什麼?

標準答案是「篡黨奪權」!

只是這答案太標準了,沒有具體細節,沒有具體證椐,實際等於沒說。

而且,也有些可疑: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林彪便倒了台,可是為何賀龍卻並未因此受益,相反,直到1975年才首次為賀龍部份平反?

賀龍在中共歷史上,除了作為一位軍事諸侯參加了南昌起義,創建並領導了紅二軍團及後來的紅二方面軍那支力量最小(不足萬人)的紅軍方面軍部隊外,他在解放軍系統中並沒有多少部屬和勢力。解放後,他雖也評了元帥,也是軍委副主席之一,但他的工作重心很大程度,卻是在他喜歡玩的部門即國家體委。

他的這些情況,表明了他既不會成為林彪篡權的重要障礙(如果林彪真在篡權的話),也更不可能因什麼子虛烏有的他領導的「二月兵變」陰謀之事出現,而遭到毛澤東的疑忌,被毛澤東整肅。

所謂「二月兵變」的流言最開始是出自於紅衛兵的小報,而起源又因要批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這李井泉不僅曾是賀龍的部下,更是西南所謂“三線”戰備系統工程的總指揮。當時,那個神神秘秘的“三線”則被不明真相的紅衛兵當成搞政變搞陰謀的事了。既是搞政變的軍事陰謀,當然少不了有賀龍的份了。

可是,對這些流言,毛澤東還不知道其真偽嗎?事實上所謂「二月兵變」一事,也從來沒有作為官方的什麼證椐過。

但,賀龍究竟是由於什麼具體原因而慘遭挨整的呢?

在賀龍的平反追悼會上,周恩來沉痛地對賀龍夫人薛明說:我對不起賀龍同志,對不起你們!我沒有保護好賀龍同志。

究竟是什麼事,使周恩來也無法保住賀龍?

(三)毛澤東為何突然要將王力、關鋒、戚本禹整下去?

王力、關鋒、戚本禹這三位秀才,在文革中是有過紅極一時的經歷的。作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他們,在文革初期,用他們那很受毛澤東贊嘗的筆杆子,確為毛澤東的文革戰略部署立下過不小的汗馬功勞。僅戚本禹寫的那篇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文章,就讓劉少奇讀了氣得吐了血。王、關、戚三位也憑其筆杆子才幹,在文革中晉陞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行列。

然而,沒有多久,王、關、戚卻很快從高位跌落了。還是文革高峰中的1967年8月,毛澤東就讓楊成武帶人將王力、關鋒給抓了起來,關進了秦城監獄,對其「以觀後效」的戚本禹,沒過多久也被囚禁審查。

最令人不解的是,1967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文革還聯合在天安門廣場召開了盛大的「百萬軍民」大會,熱烈歡迎從武漢「七·二○」事件中安全脫險的王力、謝富治回京,以示聲討有叛逆行為的武漢軍區的陳再道上將。

可是,十天之後,被中央文革視為十惡難赦的陳再道,卻被毛澤東特批「同志」稱呼,並沒被打倒,僅送去學習而已。可是,文革“功臣”的王力、關鋒卻在同樣是十一天之後的8月10日,在莫名其妙中倒被關了起來。

根椐現能看到的資料中說,是由於王力於當年8月7日對外事口造反派作了一個著名的「八·七講話」,之中,觀點極左得很。另外,則是王力、關鋒在當年當期的《紅旗》雜誌上,組織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揪軍內一小撮走資派”與“有帶槍的劉鄧路線”口號,因而,激起了毛澤東對王、關、戚的不滿,指責他們是“毀我鋼鐵長城”。

當時的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在其回憶中,也說了周恩來讓他將包擴括上述內容的材料,送給正在外地的毛澤東批閱的情況。當時,毛澤東在看了材料後,讓楊成武在毛澤東住地等一天,然後,第二天,毛澤東才作出抓王力、關鋒的決定。開始,毛澤東的命令中,還包括了抓戚本禹,但在向楊成武下達他的決定令後,中途,又猶豫了一下,結果,還是讓楊成武在命令中去掉了戚本禹的名字,說:對戚先再看看,以觀後效。

決定王、關、戚下台的情況細節,應該還是比較清楚了。

問題是:究竟是什麼具體原因,促使毛澤東決定讓王、關、戚下台呢?

如果說是因對上述王力的「八·七講話」與《紅旗》雜誌上的“揪軍內一小撮”的觀點言論不滿,按常情,毛澤東完全可以對他們進行指責糾正就是,也可以撤去他們的一些負責職務,也完全屬執行正常工作紀律。但,一下子卻將他們三人抓起來關進監獄,上述理由似不夠充份。畢竟,王、關、戚都是協助他毛澤東、為文革進行而推波助浪的幹將,是屬於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司令部”裏面的人,何況,十天前,中央還將王力作為一個文革大功臣而舉行過盛大的歡迎大會呀!

周恩來托楊成武送給毛澤東的材料中,究竟還有些什麼內容?是否還有些楊成武現在也不能說的東西呢?

為什麼毛澤東在看了楊成武送來的那些材料後,不能馬上作答,而需要他思考權衡一整天?

當時毛澤東能寬容有反中央性質的武漢「七·二○」事件的首要陳再道,為什麼他卻會下如此大的決心,對王、關、戚採取一杆子整到底的斷然措施?

為什麼毛澤東對處理戚本禹還是有些猶豫不決?

(四)1968年3月30日對楊、余、傅的突然打擊

1968年3月30日,在軍隊的一次大會上,林彪直接出面,宣佈了軍委的三個決定:(1)撤消楊成武的代總長、並予以審查;(2)審查北京警備區司令傅崇碧;(3)逮捕法辦空軍政委余立金。

指控楊、余、傅三人的共同罪名是「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及其革命路線」與“搞右傾翻案風的小爬蟲”。

現在已知道,傅崇碧是因為一些包括魯迅文稿等檔案材料的存放問題,無意中得罪了江青所致;而余立金則是因與空軍司令吳法憲有些矛盾,而加上又有人檢舉證明他在「皖南事變」中有叛徒行為,而林彪是支持吳法憲的,故順勢將余立金擼了下來。

相對來講,整這二個人還是順便的「小事」,真正的大事是將楊代總長給撤職、審查。

在文革開始端掉總參謀長羅瑞卿後,就由楊成武擔任了代理總長。文革的頭兩年中,毛澤東看來是很相信楊成武的,到哪兒去視察,都帶上楊,他有什麼指示,也經常由楊負責代為傳達,並且,楊經常以中央領導人之一的身份處理地方與軍隊內的文革問題。然而,為何卻突然一下子又給打倒了,還被囚禁起來(長達六年!)?

對此,楊成武在說到這事時,也只說是林彪想拉他,他卻並不想做林彪集團的人,而只願服從毛澤東指揮,因而,得罪了林彪,才招來此禍。如同羅瑞卿總結的那樣。

但是,這些說話,卻不能解釋一個重要事實:即在1976年毛澤東逝世前,任何重大的人事任免,均須由毛澤東才能決定,而不是由林彪所能說了算的。沒有毛澤東的同意首肯,誰敢撤楊代總長的職?!

毛澤東為何要撤免楊成武,還將楊打為階下囚呢?不知道。

現在沒有什麼資料披露這方面的情況,連楊成武在回憶中自已都沒說清楚,或是不願意說。

當年,給楊成武安的另一個大罪名,是所謂「借大樹特樹毛主席的絕對權威之名,大樹(楊)自已的權威」。這個罪名,當然是屬於“莫須有”之列,當時就是連老百姓也都不相信。因為,人們起碼的常識都知道,憑他楊成武那始終頭上還頂個“代”字的總參謀長之份量,哪裏夠得上“大樹”自已的份兒!楊的上面離毛澤東的地位還差多少級台階呀?!楊成武有這膽嗎?!

這罪名的理由,顯然是站不住的。

那麼,究竟是什麼具體原因,讓楊成武垮台了呢?

(五)毛澤東為何突然要整倒陳伯達?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文革中期召開。陳伯達在這次大會上,以中央文革組長的“功臣身份”,進入了中央政治局,並成為中共最高領導機構的五人常委之一。當時,由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組成的中央常委,被稱為最革命最強大的無產階級司令部,而這個「司令部」將要領導中國人民若干年,以早日使中國進入共產主義。

然而,僅僅一年多時間,1970年8月,陳伯達就從這個最革命最強大的「司令部」中被開除出來,而且還被冠以一個反共托派分子的罪名,一落萬丈墮入到那可怕的秦城監獄。

導致陳伯達倒台的公開原因,是陳伯達於1970年8月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搞了一份「馬恩列斯毛論天才」的小冊子,在會內到處宣傳毛澤東是最偉大的天才,由此,鼓動到會的中央委員們擁護毛澤東出來做國家主席。結果,毛澤東不但不稱讚陳伯達,反而懷疑陳想與林彪集團結盟,搞什麼陰謀,因而,“龍顏大怒”,親自動手又寫了一張內容極誇張、語氣則憤怒之極的大字報(也是文革中毛澤東寫的第二張大字報),指責陳伯達有“炸平廬山之勢”,欺騙“二百多個中央委員們”,不懂馬列,是“政治騙子”。

結局是,廬山會議一結束,陳伯達便被關了起來,沒有任何過渡形式。

毛澤東的疑心,固然是陳伯達倒台的重要原因。但,毛澤東作為一個在中國政治舞台的大師級人物,難道會就憑陳伯達那些充斥了書獃子氣的活動,而對其施以如此沉重的打擊?甚至連給其稍稍過渡一下(如撤職、降職等)的喘氣機會都沒有,便直接將他從「最高的司令部」而打進監獄?

從延安時起,陳伯達就做過毛澤東的秘書,對於陳的書獃子氣,毛澤東與其他中共領導人都早已熟知,為何對這次廬山會議上陳伯達的舉動,毛澤東就這麼大的火?而且至毛澤東在六年後的1976年去世,毛澤東都始終沒有作過對陳伯達可以網開一面的批示。而在1974年後,毛澤東對羅瑞卿、楊成武都給予了寬恕,放出來,安排工作。

陳伯達到底還有些什麼事,惹得毛澤東至死也不願原諒他呢?

陳伯達在自已的回憶中,對此,他也莫名其妙得很。

(六)康生稱病內情有沒有其他玄機?

康生註定是一個要被釘在恥辱柱上的人,誰讓他從進入中共領導層後,就長期從事領導特科、情報、鋤奸、安全、審干方面的工作!

康生在文革中的表現,已眾所周知,勿庸多言。

但,自陳伯達在1970年8月倒台後,康生便不太在公開場合露面了。1973年的中共「十一大」上,他雖坐著輪椅出了一下面,並被選為中央副主席之一,但之後的批林批孔運動,已基本沒有他指手劃腳的痕迹了,直至1975年12月去世。

文革十年,康生在中途卻似乎歇了下來。

現在資料都說,那是因他病重所致,無法再在政治舞台上演「黨閥」主角了。

但,在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中,江西省委書記之一的劉俊秀有一個多少多少「想不到」的講話,被揭露出來,並遭批判。其諸多「想不到」之中就有一條:“想不到九屆二中全會後,康(生)老會從此甩手不幹!”

九屆二中全會,也就是令陳伯達倒台的1970年8月的廬山會議。

劉俊秀的這條「想不到」,似乎揭示了另一個歷史真相:康生在文革後期主動隱退,並非全是疾病所致,而有可能與陳伯達的倒台有關。當然,不是他康生本人受陳伯達問題牽連,因為,在中共「十一大」上他仍任要職。

也許,是他對毛澤東將他為數不多的「文革戰友」陳伯達整下台這一做法很不滿,“兔死狐悲”,因而稱病告退,“甩手不幹”了的。

但,這個觀點目前尚無其他資料可佐證,而僅僅有劉俊秀的這條「想不到」。

不過,劉俊秀時任江西省委書記,他說的東西應該不會全是空穴來風。

另外,毛澤東與康生的關係,顯然比與陳伯達的關係要深一些。

自在延安時,康生在毛澤東與王明的較量中,就敏銳地不再支持王,而堅決轉到毛的這一邊起,康生就成了毛澤東的一員能幹與甚至可以推心置腹談私下話的特別助手(當年,江青就是由康生出力撮合給毛的,並且在其他政治局同志不贊成此樁婚事時,康生則極力支持了毛),而康生的工作性質,更使他受到毛澤東的器重。康生比毛澤東還小五歲,但毛澤東在文革時的公開場合下,有時都稱之為「康老」。可見二人關係的特殊。

陳伯達那個書獃子做做事可以,但他一直就不可能與毛澤東建立象康生有的那種親密關係,所以,毛澤東在批陳的廬山會議的大字報中氣憤地說:「我與他(指陳伯達)共事幾十年,從來就沒有很好地配合過!」

因而,陳伯達觸犯了毛澤東,毛當然就會極為不滿,但康生若在毛面前耍一點小脾氣,毛澤東則可能會以大度之態處置對待。康生在毛澤東面前似乎有這個本錢。

(七)林彪事件

林彪問題是文革中最令人震驚、至今也最令人難以理解的最大事件。

這些令老百姓們疑惑不解的問題,大致有:

(1)象林彪那樣一個已身患重病怪病而大部份時間只能坐在黑房間裏的人,一個連文件都不想看,而只能勉強讓秘書先讀給他聽聽而已的人,一個甚至要在顛簸不停的汽車裏才能睡著覺的人,一個在天安門城樓「五·一」晚會上連稍坐久點時間都不舒服而要離開的人,一個因病而幾乎對生活都沒有多少興緻了的人,會不會還能對高層權力有著瘋子一樣的慾望?

(2)林彪篡黨奪權、搞反革命政變的罪行證椐,如果,排開那些只有工作職責聯繫上的關係、矛盾,而不是用現在的觀點來推斷的事,還有些什麼可以更有力可以說服人的證椐呢?

在有關林彪罪證的材料中,除了那些描摹古人話語如「克已復禮」之類的條幅外,還有兩樣東西被列為重要證椐:

一張林彪親筆寫的手令,內容是「盼照宇馳、立果同志意見辦。」

還有一張則是從黃永勝處繳獲的紙條,內容是「林副主席一號命令」幾個字。

「宇馳」即周宇馳,時任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立果”則是林彪的兒子,時年27歲,任空軍作戰部副部長。

至於這孤零一張「盼照宇馳、立果同志意見辦。」的字條,究竟要辦的是什麼事?是不是就肯定就如罪證材料中所說的“搞政變”的命令?

而那「林副主席一號命令」的紙條,可以理解為黃永勝準備執行林彪的“一號命令”。但是,我們現在已知道,那所謂“一號命令”,也就是準備與蘇聯打仗,而要將中央一些老同志(包括正在“審查”的一些老同志),如陳雲、朱德、李富春等人,與有“問題”的劉少奇、鄧小平、張聞天等人,安排離開北京到外地去的那回事情,並不是林彪搞政變的命令。

(3)林彪的兒子林立果,與他那幫少壯軍人、所謂的「聯合艦隊」們,搞的那份《571工程紀要》,確是對毛澤東本人與文革等很多中國現實問題,進行了抨擊,確也具有1924年間日本青年軍人推翻文官政府而搞軍國主義政變的那股味道,他們也確將日本海軍的“江田島”精神奉為楷模。

但,他們在《571工程紀要》中所表明的很多觀點,實際與下層當時很多思想激進的青年人想法一個樣,只是在改變社會的具體做法設想上有區別。

但,林立果等人的行為,與他父親林彪及其集團有沒有直接聯繫呢?

現在,似乎還沒有看到這方面的全貌材料。

至於《571工程紀要》這一文件,其實並不是一個什麼行動綱領與指令,而基本都只是一些政治抨擊與觀點的集合。林彪垮台後所下發的其罪證材料中,說《571工程紀要》中的「571」即“武裝起義”的諧音,這恐怕有點牽強。

(4)「九·一三」那天,林彪究竟是如何登上三*戟飛機的?他究竟是不是想叛逃?這飛機究竟原先是打算飛哪兒?

只有事情的動機才能說明事情的性質。

椐林彪的女兒林立衡(豆豆)說,是他哥哥,在其母親葉群的協助下,將林彪強行弄上飛機的。

而林彪飛走後,其手下的幾員大將黃永勝、李作鵬、吳法憲、邱會作卻毫無所知,還協助周恩來採取空中管制措施等。這,象是一個在搞政變的樣子嗎?

不知要到何時,才能有些什麼資料,可以幫人們清晰地解開這些謎團。

(八)毛澤東是如何選定王洪文當中央副主席的?

在1973年的中共「十一大」上,時年39歲的上海造反派頭頭王洪文竟然當上了中共中央的副主席,成為了中共第三號領導人,並即刻主持中央全面工作。對此,相信包括當時全國造反派的成員在內的所有人,以及國內外所有的中國政治問題的專家們,都一定個個瞠目結舌,大出意外。驚奇萬分。

王洪文究竟是以什麼條件,成為了毛澤東再一次選定的中共領導的接班人?

或者說,毛澤東是以一些什麼標準,選了王洪文來做他百年之後的繼承者的?

是想選一個造反派頭頭,以便保證以後能將文革開闢的這個新政治格局延續下去?

但,為什麼全國除上海以外,卻又沒讓其他省(區)的造反派頭頭們也照此體制格局,也一一安排做省(區)委書記、副書記?相反,當時,很多造反派頭頭不僅沒有進入掌權者行列,而且還被關在監獄裏,或戴著「反革命」“516分子”等罪名,尚在另冊。既只選了一個王洪文做接班人,而並未讓全國的造反派頭頭都一一在各省各地接班,以形成一個造反派掌權的體制,這就說明,“造反派頭頭”並不是毛澤東的選拔標準。

是想選取一個有魄力能擔大梁的人,以保證毛澤東百年之後,中共領導能順利交接班,而不會處於一個「血雨腥風」的環境中,且能將毛澤東開創的事業繼續進行下去?

王洪文在上海造反時,為保持已由造反派一統的安定局面,他率領「工總司」在總體文質彬彬氛圍的上海,就敢以武力斷然鎮壓反對派“上柴聯司”。那一幕,當時毛澤東不僅通過電視直播全部目睹了,而且,對王洪文在此事中的果敢決然性格,給予了很高評價。

但,這只是王洪文能入選的一個必要條件,而還不是充份條件。因為,象有王洪文這種能力的造反派頭頭,全國能找出不少。

關於毛澤東如何選定王洪文的詳情,至今未能看到全面資料,而只有一些支離破碎的隻言片語散落在各種書報上。

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後,其短處顯現很多,因此,1975年,毛澤東便讓他退了一下,而讓鄧小平出面主持中央工作。但,對王洪文仍寄厚望,找他深談,要他多讀書,不要與江青等到人混得太密,要注意與中央其他領導人處理好關係,告訴他已是中央的領導人了,而不僅僅是上海的書記,不要搞「上海幫」「四人幫」等等。

實踐表明,毛澤東的這一次選擇,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他都又是一次看錯了人。

歷史也已提供機會讓王洪文自已證明,他顯然不具有做統帥當領袖的才幹。

如果王洪文真有幾刷子有幾手的話,中國的歷史則將是另外的一些畫面了。

蔣經國、金正日都能順利接班,而王洪文卻反成了階下囚,這之間,不談政治性質,應該還是有個能力問題。

(九)毛澤東的臨終遺囑中,究竟要定誰接任中央主席?

毛澤東有沒有一個臨終遺囑?按當時那種情況看,列寧、斯大林、胡志明去世都有遺囑,毛遠新又天天守在他身邊,毛澤東無疑也會有一個包括指定接班人在內的臨終遺囑的。只是,至今,中國的老百姓們一直沒能看到那份東西。西方港台的媒體上雖然經常抖出一些毛澤東「臨終遺囑」之類的文章,但,其可信性其文風都令人不敢相信。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華國鋒上台當主席後,官方公佈了一個“你辦事,我放心”的紙條,說是毛澤東指定華國鋒接班的“臨終囑託”,給人一種似乎是毛澤東臨終遺囑的意思。但,稍有文化的人,都知道“你辦事,我放心”那紙條,從邏輯上講,不會是毛澤東的臨終遺囑。

但,不知為何,官方至今也沒有公佈一份正式的毛澤東的臨終遺囑,以正視聽。

毛澤東在其臨終遺囑中,有可能會指定誰做他的接班人呢?應該是王洪文。

這個判斷也沒有直接證椐,而只一點間接的信息。

在「四人幫」垮台後,中央發下來的批判材料中,有毛澤東早就批評「四人幫」的一些話語。其中,有一段批江青的話:“江青有野心”“她想要王洪文去做(人大)委員長,而自已當黨的主席。”

毛澤東的這段話,可不可以理解為:王洪文本是安排當黨的主席,江青卻想自已坐上去,而要王洪文去改做人大的委員長。

當然,這只是從邏輯上的推斷,至於毛澤東究竟指定誰當他的接班人,還待真正的毛澤東臨終遺囑公佈之日,才可下結論。

(十)倪志福為何能成為當代中國政壇上的不倒翁?

倪志福在中國政壇這三十多年的歷史中,雖不說有什麼驚天動地之舉,但他卻默默地創造了一項紀錄:自在文革中崛起三十多年來,歷經毛澤東、華國鋒、鄧小平時代,直至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央,倪志福竟然就一直穩居政壇高位,安然無恙,始終是一個政治上的不倒翁。

這在中共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行列中,是絕無僅有的。

從文革中召開的中共「九大」起,又經歷十屆、十一屆、十二屆、十三屆、十四屆、十五屆,共七屆中央,他一直擔任了中央委員;其中,十屆時是政治局侯補委員,十一屆、十二屆則是政治局委員。文革也罷,“兩個凡是”時也罷,改革開放也罷,老倪他卻始終沒有入過另冊,而總是每個時代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之一”。

倪志福原是北京永定機械廠的一個工人,發明了當時著名的「倪志福鑽頭」,因而成了“全國先進生產者”,勞動模範,文革前在本廠技校大專畢業,晉陞為工人工程師。文革開始時,倪志福僅33歲,不可避免會捲入到造反的工人運動中。

尚不清楚老倪在首都當時是搞的什麼群眾組織。只是我們知道,另一個著名全國勞動模範、掏糞工人時傳祥,曾是做了保守組織(首都革命工人捍衛團)的頭兒,加之時傳祥曾與劉少奇握手的照片太惹人注目,結果竟被整死了。

倪志福卻在北京市革委會成立後,以工人代表的身份登上了政壇,也從此告別了他的工人生涯。

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他進入了中央委員會;而1973年召開的中共“十大”上,他更與王洪文、陳永貴一道,進入了政治局,當上了政治局侯補委員,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之一。

1976年4月發生的第一次天安門廣場事件時,倪志福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北京市總工會主任。當時鎮壓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的群眾的「四·五」事件中,首都工人民兵充當了打手。四人幫垮台後,工人民兵總指揮馬小六等被整肅,北京市公安局長被審查。但,這些卻竟然與倪志福無關。

四人幫的垮台,不僅沒有給倪志福帶來厄運,相反,他還在華國鋒執政的中共「十一大」上,晉陞為政治局委員。

1980年華國鋒下台後,汪東興、吳德、陳錫聯、紀登奎那四位同樣也是在文革中崛起的政治局委員或副主席,也一道以主動辭職的方式下了台。但,倪志福卻又留下了。並且,在胡耀幫主政的十二屆中央里,仍保有了政治局委員這一要職。

江澤民擔任總書記後,倪志福雖不再在政治局有職務,但卻以老同志身份做了兩屆、十年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副委員長。現在,仍在發揮黨和國家領導的老同志的餘熱,不時出席一些中央級大會。

鄧小平復出後,對那些在文革中做過造反派,或是「坐直升飛機」提拔上來的領導幹部,歷來極為反感,甚至深惡痛絕。所以,文革中提拔擔任了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侯補委員、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永貴、吳桂賢、李素文、姚連蔚、孫健等人,便被先後一一撤職處份,打回原地。

但,奇怪的是,鄧小平卻沒有抹去倪志福,還留用他繼續當黨和國家領導人之一,在十三屆政治局裏雖沒有了老倪的位置,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卻留給了他一席,並且任了兩屆。

如果說毛澤東要起用倪志福,是因文革原因;而華國鋒也重用了倪志福,是「凡是」派的需要;那麼,堅決否定文革的鄧小平,又是什麼原因對在文革中崛起的倪志福也能另眼相看呢?

倪志福真是一個謎。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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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函原件

葉挺致陳誠的一封信

內容蹊蹺,是否另有它因?

這是一封新四軍軍長葉挺寫給國民黨高級將領陳誠的信函,共2頁,紙張呈米黃色,寬16.5厘米,長23.6厘米,以行書寫就,內容完整,唯失信套,全信共計137字。現照錄原文如下:

辭兄賜鑒,弟率三子來渝,匆促分離,未及一言為別,彼輩現究在何方,無從探知,懇向泳波兄一詢彼輩下落,見告至感。彼輩冬季衣物尚存弟處,請囑監守人准小兒來取或派人送去均可。又弟尚有欠款卅萬元在恩施未取,現已到期,懇轉託趙署長淳如兄設法取回,並即轉匯內子李秀文收用,因舍下想必需錢甚急也。斗室潛居,無可奉告。肅此敬叩。

進步

附取款信一封 借據四紙

弟 葉挺 敬啟

十月十四日

信首所稱的辭兄,就是指陳誠(陳誠字辭修)。葉挺此信大意是說,自己和3個兒子被帶到重慶,不想兒子們無故失蹤,不知下落。他們的冬季衣物尚在自己這裏,希望陳誠能派人將衣物帶給孩子;另外,其妻李秀文生活無著落,缺少錢物。而他在恩施尚有一些借出的錢款,已經到期,可以取來支用,也請陳誠能夠從中給予幫助,將取款信及借據通過趙淳如兌付。

此信末題「十月十四日」,但並未言及書寫年份。從歷史記載來看,1941年1月,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發生後,葉挺被蔣介石扣押軟禁,先是被關押於江西上饒,此後又輾轉多處關押,但其中在重慶關押時間只有兩次。一次是1942年1月3日,葉挺由沈默解送,搭乘民航班機,由桂林押至重慶,囚禁在白公館附近的“紅爐廠監獄”。期間,葉挺寫下了那首膾炙人口的詩作《囚歌》。此次關押,蔣介石利用各種手段對葉挺進行威逼利誘,試圖讓其屈服。但是葉挺在危難面前,毫不動搖。眼見陰謀未遂,同年12月,蔣介石下令將其從重慶押走,轉入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部所在地湖北恩施繼續關押。葉挺第二次被關押重慶,則是日本投降後的1945年8月28日,由恩施押赴,9月14日到達重慶,隨即被單獨關進了“中美合作所”白公館集中營樓上的一個囚室。而此次同行者有葉挺的3個兒子:葉正大、葉正明、葉華明。因此,從信中所言尋子之事可以推斷,此信當作於1945年,也就是葉挺第二次被關押重慶之時。

葉挺和陳誠,一個是共產黨新四軍的軍長,此時是囚徒身份;一個是國民黨的高級將領,且時任行政院軍政部部長。兩人身份迥然,葉挺為何會語氣如此謙和地給陳誠寫信呢?這背後是否又另有它因呢?

葉挺(左)、陳誠資料圖

情誼頗深,兩人曾是軍校校友

要解開信函中的謎團,還得從葉挺與陳誠的各自經歷說起。

陳誠,原名陳德,別號石叟。1898年出生於浙江省青田縣高市鎮。曾先後就讀於浙江省立第十二中學,浙江省立第十一師範學校,杭州體育專科學校,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八期炮兵科)等。陳誠從軍校畢業後,首先來到浙江陸軍第三師見習,見習完畢後,即赴廣州。在廣州,他將原名「陳德」改為“陳誠”,並由黃琪翔介紹,投靠粵軍李濟深部,在第一師鄧演達團任中尉副官,為鄧看中,由排連長很快晉陞為團長。

1924年,因鄧演達的介紹,陳誠擔任了黃埔軍校校長辦公廳上尉特別官佐兼兵器教官,又因鄧演達與嚴立三系保定軍校同學,關係甚密,陳誠亦得到嚴立三器重。1926年秋,嚴立三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師師長,次年4月,保陳誠為少將副師長兼六十三團團長。這樣,陳誠很快青雲直上,由少尉升至少將。1927年8月蔣介石下野後,嚴立三被任命為國民政府軍政廳長。10月,嚴立三保陳誠任副廳長,後嚴立三調任湖北省政府民政廳長,陳誠於12月升代廳長。武漢政府垮台後,鄧演達失勢出國,陳誠則與其浙江同鄉蔣介石漸次接近,積極擁蔣復辟。寧漢合流後,蔣介石再次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後,即任陳誠為警備師師長。陳誠因警備職責關係,和蔣介石朝夕相處,越靠越近,陳誠乘機引進一批保定同學如羅卓英等,既擴展自己的勢力,又為蔣介石薦引人才,令雙方都很滿意。由於陳誠善於逢迎,此後一路官運亨通,抗戰期間更被委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

葉挺原名為詢,字希夷,1896年9月10日出生於廣東省惠陽縣淡水鎮周田村一個貧苦農民家庭。葉挺其名,乃該村小學教師陳敬如先生所取。1911年,葉挺15歲時,進入了惠州府立蠶業學校。不久,因受到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的影響,他加入到剪辮子的行列,被開除了學籍。這對於具有進步思想的葉挺來說,並不是件壞事,不久,他又到廣州黃埔島的陸軍小學求學。在這裏,葉挺不僅有機會鑽研軍事,而且還結識了張發奎、黃琪翔、余漢謀、李漢魂、吳奇偉等一批後來在中國民主革命的舞台上扮演著不同角色的同學。

1915年,葉挺以優異成績畢業,並被保送到武漢南湖湖北陸軍第二預備學校。1916年,葉挺又因學業優秀、思想進步,而以優等生資格升入中國近代最高軍事學府——河北保定陸軍軍官軍校,在六期工兵科學習。葉挺軍校畢業後在福建漳州加入建國粵軍,任支隊副官,後加入中國國民黨,走上了追隨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革命道路。1922年6月,粵軍總司令陳炯明叛變,他的部隊炮轟總統府,葉挺奉命守衛總統府前院,掩護孫夫人宋慶齡脫險。1924年,他在蘇聯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東方大學)和紅軍學校中國班學習,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由信仰三民主義轉而信仰共產主義。此後葉挺先後參加北伐、南昌起義,並最終在抗戰期間成為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軍長。

葉挺與陳誠的交往,實際是從保定軍官學校開始的,他們是校友,葉挺為第六期工兵科學員,陳誠為第八期炮兵科學員。據知情者回憶,他們在軍校期間關係比較好,葉挺的學習成績比陳誠優異,常常在學習上幫助陳誠,而葉挺又因家境貧寒而在物質上得到過陳誠的不少幫助。與此同時,葉挺在軍校期間,因勤學好問、思想活躍而深得該校老師譚延娛先生的器重,譚先生視之為得意門生。而陳誠畢業後,與譚先生愛女譚祥喜結連理,這無形中又給葉挺和陳誠的同學關係添加了一層親密。

葉挺畢業後,回到廣東粵軍工作,陳誠畢業後,則回到浙軍服務。不久,葉挺的好友鄧演達到上海招攬人才,恰好看中了年輕氣盛、雄心勃勃的陳誠,於是將陳誠帶回廣東粵軍,安排在自己帶的團里當連長。而此時的葉挺,在粵軍第一師任步兵營長。就這樣,葉挺和陳誠又得以共事,兩人的關係仍好如當初。直至1927年的「四一二」政變,陳誠因為轉而追隨蔣介石,在思想上與葉挺漸行漸遠,兩人才逐漸中斷聯繫。

1939年,葉挺全家合影

一舉兩得,葉挺終獲營救

葉挺在「皖南事變」中被捕,這時的陳誠已經官居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深諳中國軍人注重“同窗袍澤”之誼的蔣介石認為,由陳誠來“規勸”葉挺,是再合適不過的了。於是,在蔣介石的授意下,陳誠多次“規勸”葉挺,但葉挺均禮貌回絕,不為所動。蔣介石無奈,但又不死心,仍希望陳誠能夠逐漸“感化”葉挺。1942年,蔣介石下令將葉挺轉押至陳誠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部所在的湖北恩施。直到1945年,除短暫羈押桂林外,葉挺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恩施度過,但是,陳誠最終還是沒能完成蔣介石交給他的任務。抗戰勝利後,蔣介石只好下令將葉挺重新押往重慶。

從1945年葉挺寫信的內容來看,似乎是試圖在陳誠處尋求幫助。實際情況是否果真如此呢?

據葉挺之子葉華明後來回憶:「1945年9月,在特務的監督下,我們與父親離開恩施,從宜賓坐船去了重慶,到重慶後,我們被安排住進了一個小旅館。父親和我們兄妹住樓上,特務們住樓下,11歲的我已經懂得照顧比自己小一歲的妹妹揚眉,也懂得理解父親,並按照父親的話去辦。父親考慮到讓3個小孩跟在身邊,受特務監管,又不能上學,影響我們的成長,便思量著如何讓我們去找黨在重慶的代表周恩來。父親躲開特務的監視,寫好了一張字條:‘我已到重慶,3個孩子交給您照顧,拜託了。’我們兄妹3人乘特務只留下一人監視之際,溜出了小旅館。」葉華明的回憶清楚表明,葉挺信中所說的這些話,實際是自己導演的一場戲而已,孩子們離開都是他一手策劃的。而之所以告訴陳誠“子女不知所蹤、妻子生活困難”,只是希望能夠將國民政府調查人員的注意力引開,同時也利於掩蓋自己與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秘密聯絡的事實,可謂是一舉兩得的計劃。

據後來相關檔案記載,陳誠拿到此信後,即將葉挺所託付諸事,交由自己的部下----軍政部儲備司司長庄明遠辦理。然而,讓陳誠沒有想到的是,庄明遠雖然是國民黨身份,但他反對內戰,反對獨裁,故而早已與共產黨有所接觸。接到任務後,他隨即將信中這些信息,先行通知了周恩來等人。在重慶地下黨組織的直接指揮下,他為營救葉挺做了大量工作。1946年,葉挺獲釋出獄後,還特地來到位於半山新村的庄明遠家中探望並致謝。(張蕾蕾 作者單位: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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