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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劍英與6位妻子3個紅顏的感情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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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劍英與6位妻子3個紅顏的感情經歷

2019年03月12日 17:35

葉劍英(1897.4-1986.10)(資料圖)

十大元帥殿後的,就是中國現當代史上誰也不能不說誰都想說但是又誰也說不清楚的葉劍英(1897-1986)了。幸好咱只談情緣,馬馬虎虎可以敷衍成篇,要是談別的緣,孔老師自認能力不夠也。

說起葉帥,毛澤東對葉劍英的兩句評價可能太有名了:「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朋友們或許以為葉劍英如此嚴肅謹慎,恐怕在情緣方面只有一位夫人甚至一位也沒有吧?那可是大錯特錯!十大元帥平均婚戀4.9次,全仗著咱葉帥這個“最高分”呢。別忘了,葉帥可是十大元帥里最酷的帥哥啊。用葉帥家鄉的廣東話講,“衰鍋”系一定離不開“霉鋁”的啦。

網上很多軍迷都說葉帥風流,「葉劍英」這個名字也給人“英俊小生”的感覺。他的養女、著名作家戴晴說:“世間流傳著不少有關他的緋聞,傳到我耳朵里的時候,已近天方夜譚。”但孔老師認為,桃花運破空撲來之際,就是佛祖也擋不住。十大元帥總體來說,感情方面吃了很多苦,不是情侶犧牲,就是生離死別,當個元帥咋就那麼倒霉呢?總得落實到某位身上補償補償吧。再說葉帥感情經歷豐富,不等於他就沒有痛苦和寂寞啊。直到葉帥去世已過20載的2007年,日本北海道還出了一個大騙子,冒充葉劍英,騙得2500萬日元,被東京法院判了4年徒刑。葉帥倘若九泉有知,一定會哭笑不得吧。

葉劍英1897年生於廣東梅縣小商之家,屬於客家人,因此跟俺們北方人有緣分。他18歲中學畢業時,寫下「成則為周武三千,敗則為田橫五百,可常可變,可生可死」的壯語,既透露出豈甘人下的不凡之志,又表達了進退兩可的人生智慧。據說他早年有樁包辦婚姻,一無子女,二無音訊,估計跟其他老帥的原配情況大同小異,咱就不多八卦了。值得當今青少年記取的是這樣一句話:“自古英雄多出自草莽,大丈夫何患乎文憑!”同理可證,大丈夫又何患乎原配不原配呢?

1924年初,葉劍英在廣州與醫務工作者馮華結婚。當年11月,生下長子葉選平,後又生了長女葉楚梅,名字都取得很漂亮。那時候葉劍英追隨孫中山,在國民黨內和黃埔軍校擔任要職,當過國民革命軍整編第二師師長及第四軍參謀長等。曾經只有葉劍英一個人,可以佩劍進入蔣介石的辦公室,二人關係相當鐵。但發覺蔣介石依靠大款仇視工農的反革命面目後,葉劍英毅然站到了他的對立面,人生也經歷了極其重大的轉折。

1927年,30歲的葉劍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年底率領教導團進行了廣州起義。就在這一年,他娶了不到18歲的教導團女戰士曾憲植(1910-1989)。曾憲植一是美貌,年輕時有人誇張地譽為「美若天仙」,二是名門之後,高祖曾國荃就是曾國藩的弟弟,率領湘軍攻破天京的“九帥”。美貌加上名門,人生難免要倒幾回霉。曾憲植兩次被捕,第一次在上海,被黨組織營救出獄。第二次在日本,鬼子查出她是曾國藩後代,馬上讓她“開路開路的”。她1931年與葉劍英重逢,本來二人要共赴蘇區,但顧慮到一對帥哥美眉同行,路上肯定不安全,阿曾遂改去了香港。1937年葉曾再度見面,但陰差陽錯,又勞燕分飛。二人生有一子,即葉選寧將軍(總政聯絡部長)。曾憲植是曾國藩家族中第一個共產黨員,按“孔孟顏曾”敘譜之輩分,長孔老師一輩也。上次孔老師說,倘若不反對封建禮教,中國的輩分就亂不堪言也。有些無知老男人不懂俺的意思,以為俺又吹噓自己是孔子後代,其實這些男人如此重視並氣憤人家是誰的後代,才是充滿封建落後的陰暗心理也。要是按照封建輩分,孫中山就是蔣介石的大舅子,曾憲植則是孔祥熙的祖奶奶。大作家茅盾原名沈德鴻,他的夫人本來是孔家令字輩,茅盾非讓人家跟自己這個“沈德鴻”同輩,取名“孔德?”,如果不查史料的話,很容易誤解她比孔祥熙小兩輩,再排下去,成何體統。孔仲尼先生活著時,哪裏會想到後世弄出這麼多麻煩來?輩分跟字體一樣,既要尊重傳統,也要因時簡化,一個民族才能萬古常新也。試想一群白髮蒼蒼的長者給一個年紀輕輕的後生下跪磕頭叫爺爺,一個字多達三十四十個筆畫,這樣的規矩不該“改革開放”嗎?

葉劍英(資料圖)

話說遠了,回到曾憲植,她父親曾昭和,正宗的「昭」字輩,她是“憲”字輩。她的下一輩是“慶”,即“曾慶紅”這一輩。重慶出版社有本《曾國藩家族》,寫得清清楚楚。研究歷史深入不到這個層次,就敢胡說什麼國民黨共產黨啊,繁體字簡化字啊,全是胡扯。對於曾國藩,蔣介石和毛澤東均十分推崇。1949年開國大典,攙扶宋慶齡毛澤東朱德走上天安門的就是曾憲植——當時江青也想上去,級別不夠,被警衛給攔住了。曾憲植還任過鄧穎超秘書,建國後一直做到全國婦聯副主席,曾經到我們哈爾濱視察過。

1937年,40歲的葉劍英擔任八路軍參謀長,在延安與長征女幹部、32歲的危拱之(1905-1973)結婚。危拱之出身於河南信陽的書香門第,多才多藝,革命資歷很深,1927年廣州起義時就曾率領黃埔軍校女生跟隨葉劍英的教導團一起戰鬥。二人婚後各自忙碌,沒有子女。危拱之四處奔波,出生入死,二人的婚姻顯然無法維繫。危拱之後來擔任過赤峰市委書記,1973年病逝。(一說二人沒有正式結婚)

1939年1月,葉劍英任南方局常委。1940年,與南方局機要員吳博結婚。吳博畢業於吳淞中學,原來在新四軍軍部工作,因為南方局缺少速記員,1939年2月周恩來到安徽雲嶺新四軍軍部視察後,特意從新四軍速記訓練班要了兩人帶回重慶紅岩辦事處,其中一個是支部書記吳博,另外一個是方卓芬,當年嫁給了《新華日報》編輯、著名經濟學家許滌新(1906-1988)。葉帥與吳博結合後,日子過得緊張而愉快。葉劍英曾親自下廚,做了他拿手的廣東狗肉來招待工作人員。1941年,吳博給葉帥生下女兒葉向真,即著名影片《原野》的導演凌子,鳳凰衛視近年對她進行過專訪。

1948年末,蔣家王朝大廈散架,林彪聶榮臻百萬大軍把北平圍得風雨不透。葉劍英抵達北平南面的房山縣良鄉,準備接管北平。新中國首任「京兆尹」即將出場,總得沖沖喜吧。在這裏,他與華北“軍大”學員李剛結婚,生子葉選廉,女兒葉文珊。1955年因感情不合,二人離異。以上為葉帥正式的6位夫人,在國家正規的出版物中均可查到。

此後30年的漫長歲月,因為生活和情感的需要,據說葉帥身邊還先後有過三位女性(參見戴晴的有關敘述),其中最後一位比葉帥年輕將近60歲,超過楊振寧老師與翁帆同學的落差。但跟翁帆不同的是,這三位女性都沒有名分。由於具體資料不是來自正規出版物,恐怕道聽途說有所不實,此處就不再展開。讓我們看看局內人戴晴的感嘆:

他或許有著常人難以企及的感情經歷,但那結局在常人看來,也許稍嫌寂寞了一點。這個一生對女性懷著不倦的激情,也一直為她們所眷愛和景仰的人,在他「輝煌地」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沒有一名愛過他和被他愛過的女子被允許守在“身”邊。

葉劍英文革前肩上的擔子比較輕,文革開始後,得到毛澤東的一再提拔,進入政治局常委,位高權重,敢於跟江青拍桌子,把手都拍傷了。林彪出事、恩來病重、小平翻車後,葉帥更是獨挑大樑,但又妙在不動聲色也。最後當到軍委實權副主席,坐鎮中南海,一舉擒拿王張江姚等4位顧命大臣,萬國為之震顫。華國鋒以龍位相讓,葉帥卻不居功,忠心為「英明領袖華主席」保駕護航,又保舉鄧小平東山再起,才換來了今天中國大地的多姿多彩和廣東人民的幸福生活。唉,千言萬語,也評價不透這樣的偉人啊。

葉帥病逝後,政治局討論參加追悼會的親屬名單,在聶帥的力主下,葉劍英的7位健在的遺孀均未參加,這就免去了很多麻煩,聶帥確實是個「厚道人」也。針對社會上好奇者的傳聞,葉選平同志還專門發表了一份聲明,指出“這並不是我們做子女的意見,而是當時中共中央的決定。我們這些子女,至今仍同這七位女性保持著良好的關係。”如此看來,葉帥“艷遇”雖多,但是一清二楚,連中央都知道。葉劍英雖無獨當一面的赫赫戰功(晚年指揮過西沙之戰),但他也就沒有派系問題,屬於坐鎮中央的“軍機元帥”(不過長征中也負過傷),所以毛澤東才非常信任他。葉劍英除了資歷老、地位高之外,每每在歷史轉折關頭以連環妙手四兩撥千斤,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這成了他一生的絕活。

葉帥為人有風趣,談吐有文采,詩也寫得蠻好。毛澤東曾說「劍英善七律」,讓陳毅向葉帥學詩。葉帥晚年寫的“攻城不怕堅,攻書莫畏難。科學有險阻,苦戰能過關。”曾經是我中學時代的座右銘之一,激勵我為振興中華而刻苦學習。他的政治智慧在十大元帥里是冠絕群雄的,在個人感情問題上,也必然是井井有條,多而不亂,目送飛鴻,手揮五弦的。黨史專家溫相先生說:“據我所知,葉帥在私生活上是比較嚴謹的,至於網上說的那些個東西那是站不住腳的,也沒有什麼可靠的證據的。……葉帥的多次婚姻只能是當時的特殊歷史環境造成的。而不能說明其他的什麼問題。”這個態度還是比較客觀的。薄一波稱讚葉帥是“老不糊塗”,此話大有深意也。

十大元帥全部活到60歲以上,8人超過70歲。在3人非正常死亡的情況下,平均壽命達到80.1歲,其中5人活到89歲以上,除了革命軍人旺盛的生命力和晚年較好的醫療保健之外,跟他們身邊的女性恐怕也有密切的關係。謹以此文,向所有的新中國開國功臣,以及滋潤過他們心靈的那些英魂,表達敬意。

本文摘自《膾炙英雄》,孔慶東 著,長安出版社,2009.1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1957年11月,郭沫若、宋慶齡、鄧小平隨毛澤東赴蘇參加十月革命40周年慶祝活動(資料圖)

從1973年3月10日鄧小平恢復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經過中共十大當選為中央委員,到12月22日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鄧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參加軍委領導工作;再到1975年1月,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十屆二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鄧小平再次躍升為中央黨、政、軍的主要負責人。

這一切,完全是來源於毛澤東的親自決策,得力於周恩來的鼎力支持。

在新中國的中央領導人中,能被毛澤東同時如此集中地授予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的主要領導職務,除了鄧小平以外,還沒有第二個人。

劉少奇被確立為毛澤東的接班人時,最高職務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在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人民解放軍中沒有兼任任何職務(雖然新中國建立前,劉少奇也曾兼任過軍委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

林彪被確立為毛澤東的接班人時最高職務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

綜觀鄧小平從復出到走上中央黨、政、軍主要領導崗位的全過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步都離不開毛澤東的精心籌劃。

第一步是讓鄧小平恢復工作,熟悉情況,建立威信。

毛澤東親自提議讓鄧小平恢復工作,又在鄧小平的信上作了十分重要的批示,充分肯定鄧小平在中央蘇區時站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一邊「是挨整的」,“沒有歷史問題”,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新中國成立後在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鬥爭中“沒有屈服於蘇修”。使鄧小平能夠順利走出「文化大革命」初期籠罩在他頭上的“黨內第二號走資派”的陰影,參加國務院的領導工作,在中共十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第二步是讓鄧小平出席聯合國大會,在國際舞台上「公開亮相」。

1974年4月召開的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是一次不同尋常的會議,與會的均為各國重要政治活動家和政府首腦。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作為十億中國人民的代表與會,在會上全面闡述中國政府的對外政策,必然引起全世界的關注,必將大大提高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威信和重大影響。江青集團正是看到了這一點,竭力阻止派鄧小平赴聯合國出席這次會議。但江青沒有想到,派鄧小平前往聯合國的決策來自毛澤東。於是,她只好收斂起反對的鋒芒。實踐證明,正如毛澤東所期望的那樣。鄧小平的聯合國之行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絕大多數國家和國際輿論對於鄧小平在大會上闡述的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普遍給予高度評價。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第三世界國家認為中國站在他們一邊,更是給予熱烈的讚揚。就是被劃為第二世界的發達國家,也不反對「三個世界」的劃法。只有被劃為第一世界的蘇聯霸權主義對「三個世界」的劃分進行了猛烈的攻擊。許多新聞媒介在評論鄧小平的聯合國之行時指出,鄧小平不僅代表著新中國的形象,而且無疑也是周恩來總理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

第三步是提議由鄧小平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參加軍委領導工作,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讓鄧小平進入中央領導核心和軍隊領導核心。

1959年大躍進時期的鄧小平與毛澤東(資料圖)

為此,毛澤東親自在1973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軍委擴大會議上推薦鄧小平,為鄧小平大造輿論。例如,稱讚鄧小平「辦事比較果斷」,“柔中有剛,綿里藏針,外面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等等。以毛澤東當時在全黨、全軍、全國的最高權威,對鄧小平作出如此高的讚譽,意圖是十分明顯的:在自己和周恩來總理都身患重病的情況下,盡量打破常規,掃清一切可能出現的障礙,儘快把鄧小平推上中央黨、政、軍的主要領導崗位,使中國共產黨開創的社會主義事業後繼有人。

第四步是完成組織手續,使鄧小平正式承擔起中央黨、政、軍的主要領導工作。

毛澤東作為一個經歷了長期革命戰爭、長期政治鬥爭的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在作出重大決策之前,往往要反覆思考,反覆推敲,甚至離開北京,避開繁忙的國事,靜下心來考慮問題。一旦經過深思熟慮,下定決心,便堅決進行到底,任何人也休想阻擋,直至達到預期的目的。對於選擇鄧小平承擔中央黨、政、軍主要領導工作,毛澤東在武漢、長沙考慮了5個多月。爾後,通過1975年1月的中共中央1號文件、中共十屆二中全會、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迅速完成了組織手續和法律程序。

從上述歷史發展過程,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在毛澤東的晚年,特別是1973年以後,毛澤東雖然在全局上仍然在繼續「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並使這種錯誤在黨和國家的工作中佔據著主導的地位。但是,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在一些具體工作中,他也採取了一些措施,以此來著手糾正他自己意識到的那一部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例如,解放了一大批老幹部;無論是以後的“批林批孔運動”還是“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他都一再強調,堅決不允許「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種“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混亂局面重演,堅決把“運動”置於各級黨委領導之下;多次嚴厲地批評江青集團,等等。這反映出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已經“大亂”了9年之後,迫切希望達到他所說的“天下大治”,使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重新走上正常的軌道。在自己重病在身、周恩來也重病在身的情況下,毛澤東希望有一個人能夠大刀闊斧,雷厲風行,把自己的想法變成現實,能夠把自己領導中國人民開創的社會主義事業繼承下來,推向前進,能夠足以託付治國安邦的重任。

毛澤東選擇了鄧小平,他把治國安邦的重任,把中國的前途和希望寄托在鄧小平身上,又一次把鄧小平推到了中國歷史發展的潮頭上,又一次把鄧小平推到了黨政軍主要領導工作的第一線上。

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勝利閉幕以後,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的新的國務院領導集體開始工作。1975年1月底,周恩來抱病在醫院裡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研究新的國務院領導集體的分工問題。2月1日,他囑咐國務院辦公室主任吳慶彤,請鄧小平將國務院各位副總理的分工列出,說:有些話小平同志不好講,由我來講。

2月1日下午,周恩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四屆人大閉幕後的第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審定國務院12位副總理的分工,鄧小平等副總理出席會議。會議確定鄧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來總理治病療養期間,代總理主持會議和呈批主要文件」。會議還確定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3名常務副總理“負責處理國務院日常事務”。

會上,周恩來對大家說:「我身體不行了,今後國務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又說,“醫院是不想放我出來的,但我還是想爭取每個星期來和大家見一面。”

1975年2月2日,周恩來給毛澤東報送了《關於國務院各副總理分工問題的請示報告》。《請示報告》中明確提出:由鄧小平副總理「主管外事,在周恩來總理治病療養期間代總理主持會議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澤東批准了這個報告。

從此,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支持下,鄧小平作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實際上開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毛澤東的南方決策得到圓滿實現。

本文摘自《歷史的見證:「文革」的終結》,薛慶超 著,九州出版社,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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