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華日軍細菌戰新罪證 香港細菌研究所首次被披露

近日，一份有關日軍細菌戰部隊的絕密檔案資料公佈，該資料揭示了一支不為人知的日本細菌部隊：香港細菌研究所。這一檔案的發現，證明了日軍侵華時在香港也開展了細菌戰研究，這是繼哈爾濱、北京、南京、廣州、長春等地有細菌部隊的史料記載後的又一發現，填補了侵華日軍細菌戰的史料空白。

中國民間收藏家張廣勝告訴北青報記者，他於2011年時在日本的一個舊書店裏發現了一份寫印有「細菌」字樣的舊檔案，拿出來仔細閱讀才發現，檔案材料雖然已經很破舊，但裏面信息量驚人，記載了日軍在香港進行反人類細菌實驗的滔天罪行。檔案中包括這支細菌部隊的人員照片、部隊主官的個人照片及家屬照片、部隊構成及實驗文件等。在檔案中明確註明該部名稱為「香港細菌研究所」。

在這份檔案中，有一份「香港衛生試驗所細菌部業務分擔表」，製表時間為「昭和十九年十月二十日」（註：即1944年10月20日），業務分擔表上寫道：主任陸軍技師成田當次郎，副主任陸軍臨時屬託新妻留男。二人的分工也明確地記錄：研究（成田）、製造（成田）、試驗（新妻）、庶務（新妻）。表中還記錄著動物試驗、第二和第三試驗室等分工情況。

在該份檔案中有兩張黑白照片，一張是研究所主任成田當次郎和妻子及兩個孩子的合影，一張則是研究所全體成員的合影，合影中顯示這個研究所共有29人，坐在第一排的7個人有6人手持軍刀，軍服與其他人也有區別，這6人顯然是軍官。

和內容，如果能夠核證該檔案的真實性，那將是一次重大發現。為此，張廣勝幾年來一直在做核證工作。

據其介紹，從檔案資料的紙張、文字、簽章來看，該檔案的年代應可證實。其中內容通過多方比對，也能夠得到印證。比如其中記載了很多研究所僱傭的華人勞工的名字，這些可以跟香港那邊的研究者手中的名字比對上。再比如據檔案文獻記載，日軍曾在瀋陽滿洲醫學院（今瀋陽的中國醫科大學）召開過有關細菌研究方面的專業研討會，香港細菌研究所的成田當次郎就曾出席過這個會議。

張廣勝介紹，目前所知侵華日軍細菌部隊除了臭名昭著的哈爾濱731部隊外，還有位於北京的1855部隊，南京的榮字第1644部隊，廣州的波字第8604部隊以及近年才發現的長春100部隊。「我以前認為，日軍都是將抓到的香港難民送到波字第8604部隊進行細菌實驗，但從這份檔案看，也存在在香港細菌研究所進行活體實驗的可能。」

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館長助理崔俊國介紹，此前國內對侵華日軍細菌部隊的研究已經相當深入，但人們卻一直不知道日軍在香港還設立了細菌研究所，所有研究日軍細菌部隊和細菌戰的史料文獻及論文，都沒有涉及到這個研究所。據史料記載，日軍曾經在香港大肆劫掠民眾，送至廣州進行活體細菌試驗，而日軍香港細菌研究所則是進行細菌的動物活體試驗。而這正是日軍進行細菌戰研究的重要部分。日軍進行細菌戰研究不僅限於作用於人體的細菌病毒，還包括作用於動物（家禽和牲畜）和植物（主要是農作物）的細菌病毒，其目的，除了殺傷敵方人口，主要是殺傷敵方作戰部隊，還包括殺傷敵方的家禽牲畜和農作物，以最大程度破壞敵方戰爭能力和潛力。

供圖：張廣勝 作者：張子淵

來源：北京青年報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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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子珍和毛澤東在一起（資料圖）

過去，在社會上廣為流傳這樣一種說法：1937年，賀子珍從延安出走離開毛澤東，是因為江青「插足」導致毛澤東與賀子珍夫妻關係破裂造成的。有的甚至這樣說：“賀子珍在延安不容忍江青‘插足’，曾當面大罵江青。江青不甘示弱，便與賀子珍大吵大鬧。而毛澤東喜新厭舊偏愛江青，大發雷霆指責賀子珍。賀子珍一氣之下離延安出走離開了毛澤東。”社會上是這樣流傳的，而報刊發表的文章，有的也這樣說。

真的是這樣嗎?不是的，純屬子虛烏有的傳說。

人民出版社於1996年11月出版的《毛澤東家世》記載，江青於1937年8月底從西安途經延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到達延安，先讓她在延安第三招待所(又稱「西北旅社」)暫住。根據當時黨中央的規定，從敵占區到延安工作的人，特別是黨員，不論是誰都應進行審查。江青到延安後，為了審查她的黨籍問題，讓她在招待所住了很長時間，直到10月中旬，江青入黨的介紹人黃敬到延安，證明了她的黨籍問題，才結束審查，讓她於11月進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在這之前，江青不可能單獨接觸毛澤東。

1938年4月，魯迅藝術學院成立後，為了發揮江青的專長，將她調到該院任戲劇教師。8月，調到軍委辦公室當秘書，從此便在毛澤東身邊工作。

再說賀子珍。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於1998年7月出版的《賀子珍和她的兄妹》、中國青年出版社於1997年8月出版的《賀子珍》記載，賀子珍於1935年10月，隨中央紅軍勝利到達陝北。1937年初，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機關遷到延安，賀子珍隨毛澤東抵達這裏。

在延安，賀子珍看到革命形勢發展很快，深深感到自己知識不夠，尤其是革命理論方面太欠缺了，因此急需系統地學習、提高，否則難以適應革命工作的需要。於是，便向毛澤東提出進「抗大」學習的要求。

毛澤東考慮到，「抗大」紀律很嚴，每天要“三操兩課”過軍事化集體生活，而賀子珍在長征途中受過重傷，加上因生孩子失血過多，身體尚未康復，所以不同意賀子珍進抗大學習。

而賀子珍性格倔強，學習的願望迫切。她對毛澤東說，過去輾轉戰鬥在革命根據地，又經過長征，生活那樣艱苦，並且是死裏逃生，都過來了，難道在「抗大」學習還堅持不下來嗎?在賀子珍的強烈要求下，毛澤東便同意了。

賀子珍在「抗大」學習，生活是很緊張的。不僅同大家一樣參加了全部的學習課程，而且每天清晨出操，晚上參加政治活動，住集體宿舍。除星期六外，很少回家。由於生活這樣緊張，營養嚴重不良，加上不適應陝北的惡劣氣候，所以便得了嚴重的貧血症。有一天，她病情惡化，暈倒在「抗大」廁所里。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得不停學回家。

賀子珍在家休養期間，又接連遇到不愉快的事：

一是看到毛澤東經常與美國女記者艾格妮絲·史沫特萊以及女翻譯吳莉莉跳舞、聊天。因此，產生了許多誤會，使賀子珍與毛澤東的感情出現裂痕，關係緊張。

二是賀子珍又一次懷孕，並且經常嘔吐。賀子珍生孩子生怕了，想同毛澤東分開一段時間，減輕一下身體的負擔。

除此，賀子珍身上還有彈片沒有取出來，經常疼痛難忍。於是，便想動手術取出彈片，而延安動不了取彈片的手術。因此，她決定去西安，從那裏轉赴上海治病，同時做人工流產。

對賀子珍這種打算，毛澤東起初沒有同意，賀子珍再三堅持，毛澤東不得不同意了。

就這樣，賀子珍於1937年10月離延安到西安。

賀子珍到西安後，上海淪陷被日本佔領，去上海已不可能，她只得留在西安暫住。毛澤東得知這種情況，託人捎去一封信，苦苦相勸，希望她回延安，等以後有機會再出去治病。

而賀子珍沒有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回延安，仍住在西安。11月底，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王明、康生、陳雲等從莫斯科坐飛機經新疆、蘭州、西安去延安，使賀子珍受到啟發。她想：上海去不成，為什麼不可以到蘇聯去呢?到蘇聯，既可治病，又可獲得出國學習的機會。於是，便從西安坐汽車到蘭州。

賀子珍到蘭州後，中共駐蘭州辦事處主任謝覺哉曾勸說賀子珍回延安，不要去蘇聯。但賀子珍不聽勸說，堅持要走，賀子珍在蘭州期間，毛澤東也曾託人帶口信給賀子珍，還發去電報，勸她回延安。賀子珍個性倔強，仍堅持自己的意見，就這樣，從蘭州乘飛機飛往莫斯科。

從上述情況來看，賀子珍從延安出走離開毛澤東，並不是江青所造成的。因為賀子珍於1937年10月離延安，而此時江青正住在延安第三招待所接受審查，不可能讓她與毛澤東單獨接觸。再說江青到延安之初，所追求的是徐以新(後來曾任延安魯迅藝術學院訓導主任)，並非毛澤東。基於這樣的情況，怎能說賀子珍出走離開延安是江青「插足」的結果呢?賀子珍在延安時，江青未曾與賀子珍見過面。以後，她們也未見過面，說她們在毛澤東所住的延安窯洞裏當面吵架，顯然是子虛烏有的誤傳。

本文摘自《真相：毛澤東史實80問》，田樹德，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