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1977年秦城監獄，數數江青犯下的六宗大罪

審判「四人幫」（資料圖）

近年來，不斷有文章描述中央辦公廳工作人員在秦城監獄面對面批判「四人幫」的情形。這些文章有的過於簡略，有的完全違背歷史事實。我作為親歷者，有責任講出當時的真實情況，還歷史以本來面目。

1976年是極不平凡的一年，唐山發生了大地震，政壇也發生了大地震。1月8日，周恩來逝世。7月6日，朱德逝世。9月9日，在沒有任何思想準備的情況下，毛澤東逝世。

面對一系列突如其來的打擊，全黨和全國人民陷入了深深的悲痛，無不擔憂中國的前途命運。「四人幫」則加快了搶奪最高權力的步伐，使得中央無法正常工作。黨中央審時度勢，力挽狂瀾，於10月6日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採取果斷措施，實行隔離審查。籠罩在人民心頭上的愁雲慘霧終於散去了，舉國上下一片歡騰。我被組織上派到釣魚台9號樓和西城區按院衚衕41號院，清理登記姚文元住地的文件、資料、書籍及物品，並於11月上旬開始做面對面批判「四人幫」的準備工作。

最近幾年來，不斷有人寫文章揭示30多年前，中共中央「王、張、江、姚專案組」及中央辦公廳部分工作人員在北京秦城監獄面對面批判「四人幫」的情況。我對這些文章不敢恭維，有的講得很簡單，未能反映當時的具體情況；有的則大謬不然，完全違背了歷史事實。我作為親歷者，有責任、有義務、有必要把當時的真實情況具體地講清楚，還歷史以本來面目。

1977年11月上旬，中央「王、張、江、姚專案組」寫了一份批判「四人幫」的意見。意見說，要根據每個批判對象的罪行，選擇一些突出的問題進行批判。例如對江青，揭發批判她迫害毛主席、迫害工作人員，裏通外國和反黨亂軍等罪行；對張春橋，要批判他的《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對姚文元，要批判他控制輿論工具鼓吹反對經驗主義、偽造和宣傳所謂“按既定方針辦”等罪行；對王洪文，要批判他另立辦公廳和長沙告狀等罪行。

關於批判「四人幫」的時間和方法，意見中提出：批判會預定11月下旬開始，12月上旬結束。對四個批判對象分別批判，每個對象批判兩個半天。批判會要講究效果，要開得有戰鬥氣氛。發言要簡短有力，有根有據，要有發言稿，但不要照稿宣讀。每個發言時間不宜過長，一般在20分鐘左右。發言過程中可以穿插質問、呼口號。批判中要講政策，叫批判對象坐著，回答問題時再站起來，不要罰站，不要罵人、打人，不要叫他（她）們低頭彎腰，不要搞“噴氣式”。總之，不要用「四人幫」煽動群眾斗群眾、群眾斗幹部時武鬥的方式來批判「四人幫」，不要搞他們那一套。

意見還將參加批判的人員編為三個分組。我當時在中央警衛團政治部工作，所以參加了第二組的警衛局分組。11月25日上午7時，我們中央警衛團政治部工作乘坐三四輛大轎車和幾輛小轎車浩浩蕩蕩地從城內出發開往昌平縣秦城監獄。中南海距離秦城75公里，1小時40分鐘後到達。批判會於9時正式開始，11時結束。

 批判的第一個對象是「四人幫」頭面人物江青。

江青被工作人員押上法庭

批判會會場約二三百平方米，大門開在東北角，西南兩邊擺放著桌椅，供出席批判會的工作人員坐，中間孤零零地擺放著一把木製靠背扶手椅，很顯然是供批判對象坐的。主持會議的同志簡單扼要地重申了批判會的紀律和需要掌握的政策，然後喊了一聲：「把江青帶上來！」只見江青身穿黑色棉囚服，頭髮梳得油光鋥亮，戴著她以前曾經戴過的黑邊近視眼鏡，昂首挺胸，大步走了進來，故意裝作“大義凜然”和無所畏懼的樣子。獄警示意她坐在事先準備好的那把椅子上。她坐穩後，不慌不忙地從上衣口袋裏掏出手絹，摘下眼鏡，擦了擦灰塵，又不慌不忙地戴上，向四周環視了一下，等待主持人發話。江青表現得很鎮定，以示她以前曾多次對我們講過的“我有豐富的鬥爭經驗”。

限於時間，集中批判了江青的6個問題——

　第一，對工作人員的虐待和迫害

大家一致認為，江青對工作人員缺少愛心、關心和同情之心，多了疑心、狠心和害人之心。江青對工作人員迫害的手段極多，有訓斥、辱罵、打人、體罰、趕走、停止工作、逼迫檢查、勞動改造、政治審查、隔離軟禁、逮捕入獄等十幾種。她動不動就給工作人員扣上「反黨分子」、“反革命分子”、“特務分子”、“坐探”、“小爪牙”、“偷盜文件”等大帽子。“文革”10年，先後有30人在江青那裏工作過，沒有受過江青虐待迫害的幾乎沒有。下面是工作人員對江青的當面批判——

我非常氣憤地問：「江青，你睜開眼睛看看我是誰？」江青聽到問話，先是怔了一下，但馬上平靜下來，傲氣十足地說：“我不用睜開眼睛，就知道你是楊銀祿。”

我說：「你知道就好，你原來是我們的座上客，現在你是我們的階下囚，你要老實交代問題。」江青不緊不慢地說：“我有一年多沒有人身自由了，我夠老實的了。”

影，叫《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你給春橋、文元同志的秘書打個電話，問問春橋、文元同志看過沒有？如果沒有看過，想去看的話，我們一起看看，不是通知，是打個招呼。’我立即在十號樓門口分別給張春橋的秘書嚴忠富、姚文元的秘書郭文打了電話，張春橋的秘書和姚文元的秘書分別報告他們的領導後都說，他們看過了，不去看了。我到你的餐廳把他們的秘書的回話內容報告了你，你當時說：‘我自己去看。’你沒有看電影就跑到張、姚住地，問張、姚‘這部電影你們看過沒有？’張春橋撒謊說：‘我沒有看過。’姚文元也撒謊說：‘我不知道。’你相信了他們的謊話，立刻就說：‘小楊撒謊，挑撥我們之間的關係。’……毛主席批評你：「江青對待工作人員從來就是這樣，用人家的時候不關心，不幫助，不想用人家的時候就給人家加上幾個罪名，扣上幾頂大帽子，一腳把人家踢開，從她那裏出來的人，沒有一個高高興興地出來安排工作的。主席還說，江青是個蠢貨……江青，你不是說，我們挑撥你和張春橋、姚文元的關係嗎？我們怎麼挑撥你和張、姚的關係？你們是什麼關係？你老實交代！」

江青說：「是工作關係。」

劉真同志批判說：「周淑英同志你還記得吧？小周對工作勤勤懇懇，任勞任怨，一天到晚，一年到頭，就是她一個人圍著你轉，給你穿脫衣服，穿脫鞋襪……你對這樣一位善良賢惠、白璧無瑕、勤奮好學，熱情、周到、細緻地為你服務的好同志、好護士，非但一點也不領情，相反竟然對她下了毒手，污衊周淑英同志是林彪、邱會作派去的特務，是林彪在你身邊安插的密探，污衊周淑英同志給你‘吃了5年毒藥’。什麼是毒藥？那不就是你每天離不開的你自己非要吃的安眠藥嗎？！你忍心將這樣一位好同志投入監牢？！」

講到這裏，江青仍然默不作聲。

劉真同志繼續說：「周淑英同志被你趕走以後，由趙柳恩同志接替她的護士工作。1972年3月4日晚上你睡覺前，按照你的吩咐和醫囑，小趙明明給你放了一份備份的安眠藥，你吃了以後硬說沒有給你放，非要再吃一份，兩份安眠藥吃下去以後，不但起不到催眠的作用，你反而亢奮了，更睡不著了，感到不舒服。於是你就毫無道理地大發雷霆，誣衊小趙給你吃了毒藥，你說是林彪派來的特務周淑英教小趙這樣乾的。你就把周總理、葉帥等8位在京的政治局委員騙到釣魚台十七號樓，對楊銀祿、趙柳恩、周金銘興師問罪。你毫無根據地把小趙和黃永勝聯繫在一起，併當即把小趙的領章、帽徽扒下來狠狠地摔在地上，說小趙不配戴領章和帽徽。你對一位文靜賢惠的女孩無端地大耍權威，實在令人髮指。」

這時江青低聲說：「我不是還給她了嗎？」

我說：「1972年，有一天，你在你的保險柜里找一份文件，你也記得在你的保險柜里放著，你找不到，就誣衊我偷了你的重要文件。你聲嘶力竭地對我說：‘你偷了我的文件，你向你的上司去自首吧！’過了一會兒，你叫毛遠新在你的保險柜里找到了。找到以後，你連一句道歉的話也沒有。文件在你的保險柜里，鑰匙你自己拿著，無論走到哪裏都帶在你的身上，說我偷了你的文件，這不是有意陷害人嗎……除了有意陷害我們以外，你怕你搞陰謀詭計的材料落到別人手裏，抓住你的把柄。」

江青聽了以後，不說話，也沒有任何錶情。

「四人幫」在法庭接受審判

第二，崇洋媚外，撈取資本

1972年7月19日至9月1日，美國紐約州賓翰頓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維特克女士應我國友好協會的邀請前來訪問，訪問期間，鄧穎超、康克清大姐會見了她。維特克又提出想見見江青，周總理批示：「談上一個鐘頭就可以了，如不願見，也可不見。」江青看到周總理的批示後，認為這是為自己樹碑立傳的好機會，於8月12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江蘇廳高興地談了6個小時。後又破格以高標準宴請了維特克女士。晚宴後，江青興高采烈地陪同她到人民劇場觀看現代京劇樣板戲《紅燈記》。看完戲又與維特克一起登上舞台接見演員，合影留念。

周總理規定「談上一個鐘頭」，可江青已超過5個鐘頭，還認為沒有盡興，未達目的，要求到廣州繼續談，而且要談解放戰爭和其他問題。周總理知道後指出，江青同志不要多談，只談一次，最多兩次，只談文藝，不要談其他問題。江青聽了接待人員轉達周總理的指示後，滿臉不高興，大發雷霆：“我的事不用你們管，你們的膽子真大，敢來圍攻我！”江青一意孤行，在廣州又同維特克談了6次，連同前一次共談了7次，達60多個小時。

在廣州，江青同維特克一見面就說，我跟你談的你都可以發表，斯諾寫了一本《西行漫記》世界聞名，這就是你的範本，我希望你走斯諾的道路，做第二個斯諾；並吹捧美化自己說，「我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呢？是的，我是30年代就解決了公與私問題的人」。

在談話過程中，江青泄露了黨和國家的重要機密，包括政治、軍事、外交、人事、資源等多方面的重要情況。特別是把黨內鬥爭的機密情況和黨中央多次會議的時間、地點、決議及解放戰爭的作戰情況等泄露了出去，還把一些沒有公開過的作戰地圖、資料送給了維特克，如《解放戰爭開始前形勢圖》、《我軍戰略反攻形勢圖》、《毛澤東行動路線圖》、《西北戰場作戰過程形勢圖》、《遼瀋戰役概況圖》、《平津戰役概況圖》、《淮海戰役概況圖》、《解放戰爭三年半戰績統計表》等8種圖表。江青還泄露了我軍在韓戰第四次戰役中的損失情況和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的情況。

在談話時，江青恐怕維特克聽不懂，記不全，多次問維特克：「你聽懂聽不懂？聽得枯燥不枯燥？記得累不累？以後我把記錄整理好了，給你寄去，甚至錄音帶也可以給你。」

江青為了取悅維特克，在廣州的6天時間，天天宴請維特克，用針線把茉莉花串起來，做成了手鏈，用針線把玉蘭花骨朵串起來，做成項鏈，每天上午親自給維特克戴在手腕上和脖子上。江青自己也戴上同樣的手鏈和項鏈。維特克臨走時，江青親自送行，並滿懷希望地說：「盼望早日看到你的書。」江青送給維特克的禮物有象牙刀、檀香扇、《古詩源》、《魯迅全集》、《二十四史》等。

第三，竊取國家的寶貴物品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紅衛兵抄家的貴重物品存放在北京市文物管理處。所有抄來的物品被編號登記造冊後，開始賣給（等於贈送）中央領導人，價格便宜得不可想像，只是象徵性地收幾個錢。一開始江青並不知道有這樣的便宜事，還是康生、葉群告訴她的。有一天，葉群帶著她的“戰利品”到釣魚台十號樓擺在大客廳的大條案上，讓江青欣賞。江青看後動了心。那天以後，連續去了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幾次，獵取了不少貴重物品，其中有價值幾萬元的鑲有珍珠、寶石的金殼藍表（江青只交了14元人民幣），明清時期的筆、墨、端硯，各種書籍、古畫，還有稀貴的刻圖章用的雞血石、玉石等。

「九一三」事件後，江青到毛家灣林彪的住所參觀，發現他們獵取的文物作為證據被批判。江青害怕了，回到釣魚台以後，叫毛遠新立即退回去一部分，並叫毛遠新向文物管理處要收條。毛遠新說，不能要收條，要了收條就留下證據了。江青說，還是遠新的主意好，就把一部分文物退了回去，一部分留了下來。江青還想把留下的部分賣掉，一是想得到一筆巨款，二是為了毀滅罪證。這件事還沒來得及辦，「四人幫」就被粉碎了。

因為我們講的這些都是事實，我們又是目擊者和見證人，江青聽了以後，沒有反駁。

第四，江青與林彪的關係

關於江青和林彪的關係，主要揭發三個問題：

一是江青和林彪是全國武鬥的聯手製造者。

林彪散佈謬論：「好人打好人是誤會，好人打壞人是活該，壞人打好人是鍛煉，壞人打壞人是以毒攻毒。」江青就提出了“文攻武衛”的口號。工作人員說，你們二人配合得不錯，你們是攪動派性，煽動武鬥的罪魁禍首。你們合起伙來明目張胆地對抗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鬥”的指示。

江青聽了以後說：「在這個問題上，如果有錯誤，我負責！但我不是對抗主席的指示。」

二是關於「揪軍內一小撮」的反動口號問題。

我說，1967年1月10日，林彪和你（江青）夥同王力、關鋒等人炮製出「徹底揭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簡稱「揪軍內一小撮」。你們炮製的具體經過是這樣的：1966年下旬，你在一次會議上叫喊：“軍隊那些走資派為什麼不揪？”跟著，就指使王力、關鋒起草文件，提出「徹底揭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反動口號。你看後讓“趕緊送林副主席審批”。林彪看了又批：“完全同意。”這個反動口號一出籠，就立刻受到毛主席的嚴厲批評。你不但不作自我批評，還一而再、再而三地推卸責任。王、關被揪出來以後，你說是王、關搞的；戚本禹出了問題，你說是王、關、戚搞的；陳伯達出了問題，你說陳伯達夥同王、關、戚搞的；林彪的陰謀敗露後，你又說，是林彪、陳伯達夥同王、關、戚搞的。總而言之，你詭辯來詭辯去無非想說明此事與你江青無關……1973年1月，中央專案組將「揪軍內一小撮」炮製經過的原始材料清查出以後，你在大會堂福建廳看了那份材料，惱羞成怒，對專案組的工作人員說：“你們好大的膽子，搞專案搞到我的頭上來了！”你對我說：“小楊，你給我作證。”我因為沒有看到什麼材料，不知道你叫我作什麼證，所以我沒有吭聲。你回到釣魚台以後，仍然對我說：“專案組的路線不對頭，他們竟然搞到我頭上來了，‘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與我根本沒有任何關係，我不知道那份材料是怎麼來的，真是豈有此理。”你是叫我作偽證呀，我沒有上你的當。

江青聽了以後說：「我至今仍然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有人陷害我。」

三是看看江青和林彪之間的電話聯繫，便知他們之間是何關係。

話達470多次，平均每隔兩天多一點就要通一次電話，表達互相關心、互相問候、互相祝願、保重身體之意。

話呢？1971年4月29日，葉群打電話給江青，說：「江青同志每次在最關鍵的時刻對我進行幫助，我非常感動……謝謝江青同志對我的幫助。」5月2日，江青在電話里說：“很久沒有見到林副主席了，如果林副主席有時間，我去看看林副主席。”5月14日，葉群又給江青打電話：“林彪叫我約黃永勝、吳法憲同志去看看江青同志，談談心……林彪同志說江青同志在會上給你們說了很多好話。”9月8日，葉群從北戴河打電話給江青，說：“林彪同志問候江青同志，請江青同志保重。”葉群並派林辦的工作人員給江青送來了4個大西瓜。江青立即叫我替她回電話：“謝謝林副主席的關心，也請林副主席放心。”而正是在這一天，林彪下達了他的反革命武裝政變手令。9月12日，林彪叛逃前幾個小時，江青帶上林彪送的4個大西瓜到頤和園，激動地對工作人員說：“這些西瓜是林副主席送給我的，我再送給同志們，這是林副主席對我們的關心，我們大家一起謝謝林副主席！”難道這些都是巧合嗎？

江青聽了以後，自言自語地說：「我叫你們保存這些電話記錄，是想證明我和林彪的關係在政治上沒有瓜葛，怕被林彪和葉群利用，結果叫你們利用了。林彪一直是對我進行迫害的，我是一直跟林彪進行鬥爭的呀。」

　第五，反對和陷害周總理

1974年1月24、25日，江青擅自召開駐京部隊「批林批孔」動員大會，又參加中共中央、國務院直屬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會上，江青等人以黨中央「批林批孔」主要負責人的身份出現，置周總理等中央領導人於被領導、被指責的地位。

話，不准議論，不准外出，（除了到十號樓參加會的人外）其他中央領導人一律不准進入。「三個要」：到機關食堂吃飯要兩人以上；吃飯時，如果有人問什麼事，回來要馬上彙報；十號樓，不論黑夜白天都要鎖上門。

一天，江青問秘書劉玉庭：「你知道王良恩（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是怎麼死的嗎？是自殺還是他殺？王良恩是一個壞人，他是總理的人呀。他好像是總理的私人秘書，王良恩能參加政治局會（列席）是總理同意的。」暗示王良恩的問題與總理有關。

江青看了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以後說：「這個東西（指《紀要》），怎麼沒有總理的名字呀？怎麼沒有反對總理呀？林彪如果篡黨奪權成功以後，可能還用總理，因為林彪沒有治理國家的經驗。」江青把總理和林彪畫在了一條線上。

有一天，周總理剛剛做完手術，江青就想把總理從三O五醫院趕走，說：「三O五醫院那個地方舒服，我想去。」

話催總理快點看。第一次打電話，總理休息。第二次打電話，總理正在治療，江青就發脾氣了，大聲說：「他不看，就給我退回來。」總理那時的病情已經很嚴重了，看東西非常困難，江青是在催命啊。

周總理逝世以後，江青不叫群眾戴黑紗，她說：「共產黨怎麼還搞大出喪，這是孔老二那一套。」她在汽車裏看到一個人戴黑紗，就惡狠狠地說：“這個人怎麼還戴黑紗！”中央通知江青向總理的遺體告別，江青很不願意去，說：“我前天已經告別了。”不得已，江青還是去了。在向總理遺體告別前，護士特意提醒她告別時要脫帽，但她故意不脫。全國人民看到她戴著帽子向總理遺體告別很氣憤。

江青聽後說：「我一直對總理是尊重的，我不是故意不脫帽，我那天是感冒了，不敢脫帽。」

第六，迫害毛主席

1976年9月7日，江青從大寨回到北京。她來到毛主席的住處，這時毛主席好不容易剛剛入睡。江青不顧醫生的勸阻，給毛主席擦背，又活動四肢，擦爽身粉。醫生主張讓毛主席多休息，江青卻不斷地送一些一般情況的參考資料，硬要主席看。9月8日，毛主席已處於垂危狀態，江青一定要給主席翻身。醫護人員堅決反對，並告訴她說：「翻身危險。」江青不聽，硬是給主席翻了身，結果主席顏面青紫，血壓升高。江青見情況不妙，揚長而去。

江青這個人聰明得很，她認為對身邊工作人員態度不好並不是要害問題，所以揭發批判她迫害和虐待工作人員的罪行時，她可以靜聽，表現得很鎮靜，並私下表示可以向他們作檢討。當揭發批判她迫害毛主席罪行時，她認為這是要害問題、原則問題，立即表現出坐立不安的神態，暴跳如雷起來。她大聲說：「你們這是借題發揮，誇大其詞，企圖以此將我置於死地，你們這樣做是徒勞的。主席的屍骨未寒，你們就對他的老婆下了毒手。現在是XXX叫你們來鬥爭我的吧？打倒XXX！我和主席結婚幾十年，我知道主席的身體情況，他的身體好好的，怎麼一下子就不行了呢？我懷疑主席身邊的人有問題，我對主席是有深厚感情的，難道我還會迫害我的丈夫嗎？我既是主席的學生又是主席的戰友，誰能相信我會迫害主席？」這時，與會的工作人員齊聲喊口號：“我們相信！我們相信！打倒害人精江青！打倒大野心家江青！”

這時，江青坐不住了，立即站起來，走到工作人員面前，用手指指到一位工作人員的鼻尖上，厲聲厲色地質問：「你相信，你有什麼根據？！」那位工作人員大聲回敬：“因為你是一個野心家。野心家，什麼壞事干不出來呀？”江青氣急敗壞，狠狠地推了這位工作人員一把。青年人氣盛，咽不下這口氣，過去也想推她一把，主持會議的同志想制止，但沒有制止住。這時，江青惱羞成怒，攥緊拳頭打了這位工作人員一拳。公安部幹警過來就把江青用手銬銬了起來，她還不老實，雙手亂打，打在一位工作人員的肩上。於是公安幹警就把江青的雙手銬在背後，她這才安靜下來。汪東興知道這個情況後，還嚴厲地批評了參加批判會的主持人，說：“事先不是給你們交代過要注意政策嗎，要文斗，不要武鬥嘛。不要在肢體上跟她發生衝突，再給同志們強調強調，以後不准再發生這樣的問題。”

工作人員在批判江青有野心時說：「你得勢、得意的時候，不只一次對我們說：‘我早就做好了各種思想準備，將來要麼被殺頭，要麼坐牢，要麼被不死不活地養起來，我就怕不死不活地養起來。我是不會犯路線錯誤的，你們在我身邊工作會感到幸福的。你們要聽我的話，你們聽我的話就是聽黨的話。好好為我服務，你們為我服務，就是為黨服務。我受了損害，就是黨受了損害。我吃了虧，就是黨吃了虧。我好了，你們也有好處；我倒霉，你們也不會有好處。’」由於江青多次對我們工作人員說過這番話，所以她不會忘記，也無法抵賴。她聽後沒有站起來反駁，只是辯解說：“我不是你們說的那個意思，我沒有野心。”

工作人員說：「你不但有野心，而且是一個大野心家，毛主席就批評你說：‘江青有野心，她是叫王洪文作委員長，她自己作黨的主席。’」

江青說：「這是主席對我的愛護、提醒和批評幫助，你們不要曲解主席對我的批評和幫助。」 

楊銀祿　（中共中央辦公廳退休老幹部，曾任江青秘書）

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2010年第1期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原標題：兩次鴉片戰爭為何沒把中國人打醒？）

民國不是打出來的，是談出來的，是對話對出來的。這在中國是一件開天闢地的大事，既是前所未有的，也是迄今所無的。這樣一種結果，在中國的政治文化當中是一件非常意外的事情。在帝國到民國這一輪轉型中，我們看到中華民族也曾經有那麼一刻，有那麼一幕，歷史竟然不是暴力最強者說了算，不是用暴力邏輯來決定。

99年前，中國社會大變革最關鍵的一個結點與武昌有關。有的時候一個地方可以影響一個時代，一個國家的命運。武昌首義確實改變了整個中國的歷史，在此之前的中國是漫長的王朝專制時代。在此之後，開啟了中國第一個共和時代，中華民國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放在整個世界上也是比較早的共和國。共和國和帝國最大的區別就是帝國是有皇帝的，一家一姓進行統治；共和是大家來統治，是眾民來治理。政治是什麼？孫中山講「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共和其實就是由民眾自我管理。

當然，我們知道中國的第一輪共和政治的實踐和嘗試失敗了，這個失敗有很多原因。本來我們已順利的從帝國進入到了民國，但是民國又成了實際上的軍國。1927年在南京建立的國民政府是一個黨國，黨在國上面。就這樣，中國的發展從帝國到民國，軍國之後又是黨國。

三派同源——甲午之辱

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中間跨越50年，沒有人認為我們遇到了危機。事實上中國的變化真正開始是在1894年甲午戰爭後，我們被日本人打敗了。

在百年前的那場大變革——帝國轉向民國的過程中，產生了三種可能影響中國走向的力量：第一種力量就是孫中山所代表的革命派；第二種力量是我們一貫認為比較保守的，甚至有點反動的袁世凱所代表的北洋派，後來發展為北洋軍閥；第三種力量就是長期被忽略的，實際上在當時非常重要的，以國內的張謇、國外的梁啟超為代表的立憲派。這三種政治力量表面看上去是那麼的不同，他們之間好像很難有基本的共識，但實際上三派同源，都起源於同一個起點，就是改革或者說改良。無論是革命派的孫中山、北洋派的袁世凱、立憲派的張謇、梁啟超，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訴求就是要改良、要改革。他們的起點在時間上都是在1894年甲午戰爭之後。甲午戰爭對中國的震動比這之前的任何一場戰爭都要大，都要深遠。

1842年鴉片戰爭結束，中英簽訂《南京條約》，中國的近代史揭開了序幕。1860年又發生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燒掉了中國的圓明園。但是兩次鴉片戰爭，無論是英國人還是英法聯軍都沒有把中國人打醒，中國人覺得沒有什麼，輸了也就是割塊地賠點錢的事兒。割了香港沒人心疼，香港當時在英文裏是叫「一塊不長毛的石頭」，也就是一個不毛之地。香港成為世界的一個自由港，亞洲的金融、貿易中心是在100年之後，原本交給英國人的只是一個荒涼、沒有人煙的小島。

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中間跨越50年，中國人，尤其是讀書人，特別是有科舉功名、作為社會支柱的士大夫階層,沒有人認為我們遇到了危機，需要改變什麼。所以該考秀才的還是考秀才，考舉人的照樣考舉人，該種地的還是種地。朝廷沒有變，民間沒有變，什麼都沒有變。事實上中國的變化真正開始是在1894年甲午戰爭後，我們被日本人打敗了。被英國人打敗我們不覺得有什麼屈辱，因為英國人是我們所陌生的，我們根本不了解他們，甚至他們從哪裏來我們都不知道，因為那個時代我們的地理知識非常貧乏，不知道中國居然不是天下之中心。我們的概念就是天下概念，不是國家概念，民族、國家的概念也是在甲午戰爭之後逐漸形成的，此前國人認為我們是真正的天朝大國。

但是，甲午戰爭不一樣，日本在中國人的眼裏是一個不起眼的小島國，人口比我們少，文明比我們低。唐代的時候，日本派了大量遣唐使來學習我們的文化，他們竟然打敗了我們，我們覺得非常丟臉。這個時候，讀書人、士大夫階層開始懵了，學生何以打敗老師？一個這麼小的鄰邦，居然把我們強大的北洋艦隊一舉殲滅。北洋艦隊的實力比日本海軍還要強一點，但是我們戰敗了。我們敗的不是軍事，我們敗的是政治制度。我們的政治制度比日本明治維新之後所建立的君主立憲制要落後。我們是絕對的君主專制，人家是君主加立憲，已經是一個現代政治制度，我們還是一個傳統的古代政治制度。包括康有為、孫中山在內，很多中國讀書人開始反省，要改變中國就要從制度的變革開始。中國的第一輪真正意義上的變革，不是從洋務運動開始。洋務運動就是學人家，你造槍我也造槍，你造船我也造船。只有到了這個時候才開始學習人家的制度，才有了戊戌變法，才有了後面的晚清新政。

梁啟超、康有為這些人登上歷史舞台就是在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以後，鼓動公車上書開始的。

袁世凱在小站練兵也是在那個時候。袁練的新式陸軍請的教練有很多德國人，完全是模仿西方樣式建立的一支新式軍隊。最初招募的7000士兵就是後來北洋軍的基礎，這支軍隊實際上就是中國現代化軍隊的基礎，袁的崛起就是他手裏掌握了中國最新式的軍隊。

也就是同一年，剛剛考中狀元的一個讀書人張謇，沒有做官，而是回到了故鄉江蘇南通，因為正好他的父親生病死了，按照清朝的規矩要在家守制三年。第二年，張之洞看中張謇，要他辦一個新式紡織企業，「狀元辦廠」，這在中國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大事，他成為一個成功的實業家，然後影響社會，影響政治。

另外一個人物，就是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孫中山。1894年他是一個醫生，可是他的興趣不是治病救人，他想醫國。他的第一個舉動不是去革命，而是要改良。他寫了一封《上李鴻章書》，送到天津，但李鴻章正忙於跟日本人打仗，根本就沒有時間去見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孫文。他失望的南下，既然改良的路走不通，萬言書都遞不上去，那只有革命。孫中山在美國檀香山建立興中會，最大的意義就是它的口號裏面已經有創立合眾政府這個詞，這是一個新的東西，直接導致後來民國的出現。

三派共識——有限革命

辛亥革命是有限的，它沒有觸動整個社會的結構，沒有把社會翻一個底朝天，它是相對有節制的。達到一個什麼目標就結束呢？讓清廷退位，我們就結束。

三派不同力量的代表人物，都已在1894年~1895年出場，無論是張謇、康有為、梁啟超，還是袁世凱、孫中山。我說「三派同源」，三派都是同一個源頭，起源於甲午戰爭之後的民族危亡的刺激。但是他們分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個是組織軍隊；一個是鬧革命；一個是倡導改革、實業救國。但是他們最終殊途同歸，走到了一條道上。

也許今天我們很難理解革命派、立憲派和北洋的實力派為何能走到一起？如果用三個關鍵詞來命名他們的話，袁世凱代表的是實用，他很功利，很投機，他選擇的是出將入相之路；張謇、梁啟超們要推動中國改革，希望走一條漸進變革的道路，他們所選擇的路徑是穩健。孫中山則是激進。激進、穩健和實用這三者之間看似沒有共同點，很難找到最大公約數，而社會的基本共識就是要找到最大公約數。如果沒有共識，什麼事都幹不成，最後只能彼此火拚，有你無我。

從秦始皇之後，歷朝歷代都是如此。中國的歷史向來只有一條邏輯，就是暴力的邏輯。無論土匪，黑社會，還是王朝更迭，他們的邏輯都是一樣的，暴力最強者說了算。

按照這樣的邏輯，手握重兵的袁世凱和主張用暴力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孫中山之間一定找不到共同點。主張漸進變革，穩健推動中國轉型的立憲派張謇和革命派孫中山之間、手裏拿槍的袁世凱之間也找不到共識。但是在帝國到民國這一輪轉型中，我們看到中華民族也曾經有那麼一刻，有那麼一幕，歷史竟然不是暴力最強者說了算，不是用暴力邏輯來決定。武昌首義打響的這一槍，引發的不是一場無限革命，而是一場有限革命。有限革命這個詞，在中國的辭典裏面是沒有的。我們今天知道英國的光榮革命也不是說沒有戰爭，沒有暴力，它也曾把國王送上斷頭台。美國的獨立戰爭打了8年，也犧牲了不少人，但是他們的戰爭是有限的，他們的革命都是有限革命，有限革命就是它只有一個最低目標，沒有一個最高目標。只有一個有限目標，沒有一個無限目標。我們說革命，繼續革命，不斷的革命，那就是一個無限的東西，因為你不知道底在哪兒。有限革命是有節制的，打到那一步就結束。比如美國獨立戰爭，它非常清楚，打到英國王室同意美利堅民眾獨立，讓他們獨立建國，這一步就結束了；另外，這個革命是局限在哪一些層面，革命的目標訴求是無限的還是有限的。比如說你的革命只是要完成政治制度的轉換，還是要完成整個社會的大洗牌，把一些階層從這個社會當中清洗出去，這就有很大的不同。

辛亥革命是有限的，它沒有觸動整個社會的結構，沒有把社會翻一個底朝天，它是相對有節制的。達到一個什麼目標就結束呢？讓清廷退位，我們就結束。這樣一個有限目標，只是要把帝國變成民國，把王朝變成共和，這個目標是有限的，而且只停留在一個層面，就是政治層面，沒有觸動基本的儒家文化價值，它只是一個政治革命。

政治革命就成了三派之間達成共識的一個最大公約數，只要這三派在這個目標上達成共識，他們就可以坐下來，用和平談判、彼此妥協、退讓、博弈，沒有一家全贏，也沒有一家全輸的方式來解決問題。這樣的方式付出的社會代價最輕，成本最低。但是我們往往不願意這樣解決問題，因為這樣不過癮，沒有把敵人打倒，再踩上一萬隻腳。我們有一個痛打落水狗的心態，因此辛亥革命很長一段時期被看做是一次不徹底的、妥協的資產階級革命。

「局限」其實不是貶義詞，而是一個中性詞，有時甚至是好詞。所有的人都有局限，包括孔子這樣的聖人、華盛頓這樣的偉人、愛因斯坦這樣的天才。只有神沒有局限，但人不是神，人都是有局限的，人所創造的一切也都是有局限的。不承認局限意味著自我誇大，自我膨脹，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生活中都會出現問題。那一代的人，無論是哪一派的人，最後能殊途同歸，承認現實，坐在談判桌上來解決問題，說明他們已經有了一種比較好的局限意識。他們意識到了人的局限性，意識到任何政治力量的局限性，沒有一家通吃，沒有一家全贏的心態，願意坐下來對話。民國不是打出來的，是談出來的，是對話對出來的。這在中國是一件開天闢地的大事，既是前所未有的，也是迄今所無的。這樣一種結果在中國的政治文化當中是一件非常意外的事情。一件事情產生了，就很可能成為一個傳統，未來的人就可以效仿。因為在一場大的社會變革當中，最壞的結果，最壞的事情就是流血過多，死人過多。我們過去有強烈的革命意識，認為血流得越多，這個革命越光榮，犧牲了幾千萬先烈的生命，用鮮血塗紅我們的旗幟，這是何等的光榮！但我認為流血越少的革命、流血越少的改革，越顯得榮耀，因為它珍惜人的生命。人的生命是不可複製的，每一個人都只有一次生命，沒有任何一群人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有權力要求另外一群人去犧牲他們的生命。

如果在革命當中，能減少流血，減少犧牲，把每一個人的生命都看的寶貴，把每一個士兵的生命都看的寶貴，這樣的族群，就是一個好的族群，一個文明的族群。辛亥革命死的人少，就是中國曆次革命中一個很好的範例。之所以能夠達到這個結果，靠的不是某一種政治力量，既不是革命派單方面的努力，也不是北洋派單方面的努力，而是三派之間的相互妥協。

三派戮力——立憲建國

當時中國的中上層社會，都贊同走立憲、不走革命的道路，這是一個基本的方向。所以，我們看到辛亥革命發生後，為什麼革命派會願意和立憲派、北洋派坐下來談出一個新的民國，而不是跟他們打出一個全新的民國。

今天看起來，99年前的中國是何等的糟糕——列強環伺、民不聊生、國力衰弱，好像四萬萬同胞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但是歷史還有另外一面，當時的中國基本上還是刀耕火種的農業社會，但是城市開始出現了工商業，有了新式的企業、銀行，更重要的是，經過晚清以來一次次的政治運動，外國入侵的衝擊，大清王朝已非常衰弱。衰弱的王朝也在尋求出路，包括主動地實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

回望110多年前的戊戌變法，光緒皇帝在103天當中發了上百道詔書，雪片一樣飛往各地，大部分都沒有得到執行，唯一留下的遺產，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學。但是，在經歷1900年八國聯軍之變以後，慈禧太后在重回北京的路上就下了罪己詔，開始主動的實行新政，也就是政治改革。

到了1905年清政府把科舉制度廢除了，這是一件大事，驚天動地的大事。科舉制對於維繫當時的整個政治格局、政治制度、文化倫理價值，幾乎是根本性的，慈禧太后說廢就廢了。廢掉科舉制，意味著整個幹部選拔機制都動搖了，整個機制都要變革，原有的一切都要變化。接下來邁的步伐要遠遠超過她親手鎮壓掉的戊戌變法的那一些綱領。

1906年9月1日頒佈的那一道預備立憲詔書，要把國事公諸輿論，最後建立一個國會，來約束皇帝的權利，這一切都是1898年想不到的，不到10年，慈禧太后做的比光緒帝還要激進，這是我們今天也比較難以想像的。這個過程留下的主要成果就是在各省成立了一個地方議會性質的咨議局，遠到新疆，筆者在1910年英國記者莫理循到新疆旅行拍的照片上看到，那裏雖然沒有選出議員，但也掛出「新疆咨議局」的牌子。

咨議局完全是新生事物，今天看來也許覺得沒什麼。但在清朝末年，100多年前的中國，由老百姓自己投票選舉議員，可以監督政府，對政府的預算指手畫腳，對政府的施政評頭論足，是件不可思議的事。在很多地方，像江蘇、浙江、廣西，政府和咨議局之間都發生過尖銳的分歧、衝突，造成了江蘇咨議局議長張謇帶著咨議局的常駐議員，以辭職來抗議。因為當時的兩江總督張人駿不服咨議局對他的制衡，矛盾都發展到這種程度。在中央一級也產生了相當於國會的機構資政院，一部分欽選議員，就是皇帝所選定的議員；另一部分民選議員，就是由各省咨議局選出來的，已經具備國會的雛形。尤其是地方咨議局的選舉，看一下咨議局的選舉條件，一是有中學堂或相當於中學堂的學歷；二是有秀才以上的科舉功名；三是家裏有5000銀元的營業資本，或者納稅200元以上。還有其他的諸如年齡和居住年限方面的限制，但主要就是兩條：一個是受教育程度，一個是有一定的財產，也就是我們過去說的無恆產者無恆心。

我們看國外的例子，其實也都是這樣，我們知道美國1787年有了憲法，最初具有選舉資格的人都是具有一定納稅金額的成年白人男人，這個就是限制條件，黑人不行，女人不行。到了後來所有的白人男子，無論納稅多少都有選舉資格。到20世紀中葉，所有女性只要到年齡也都具有選舉資格。到了20世紀60年代才開放到黑人具有選舉權。美國的這個過程也橫跨了200多年。英國也一樣，英國是一個更古老的民主國家，1215年英國就有大憲章，整個過程也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到了女性都有選舉權，也是到20世紀，有600年到700年的過程。在歷史當中，沒有一個國家，在一開始啟動選舉時就是一步到位，所有的人都具有選舉權。

中國在最初的開放選舉當中，做了一些財產、教育程度的限制，其實是世界通例，是一個正常的行為。這次選舉正式登記的選民只佔了當時中國總人口的千分之四，選出來的議員平均年齡43歲，所有的人都有科舉功名或受過新式教育，有很多人是日本留學回來的。總體的教育程度都很整齊，代表了當時中國的社會精英，選舉結果是社會公眾所認可的，他們的表現今天看來也都是站得住腳的。為什麼選民人數這麼少？這是有原因的，因為有一條財產限制，把很多人擋住了，中國人習慣錢財不能露白，有財產而不願登記的人不少，去登記的人多數是按教育程度。

晚清中國咨議局的選舉這件事告訴我們，在這一輪大變革當中，慈禧太后推動改革的動機是保住大清王朝，但是客觀上還是推動了社會進步。張謇這樣的立憲派就是這個過程中冒出來的，因為有選舉做合法途徑，立憲派幾乎在各個省都浮出來了，他們相互串聯，組織起來，咨議局聯合會之類的組織有好幾個。從1909年到1911年之間，他們發動了至少3次全國性的國會請願運動。當時新興的工商業階層、讀書人幾乎都捲入到這個國會請願運動，要求朝廷早一天開國會，慢慢的凝聚成了一個立憲派的核心，以張謇、湯壽潛這些名流為代表，成了立憲運動的中心人物，有了全國性的影響力。

袁世凱被開缺回籍之前，基本上贊成立憲，願意中國走君主立憲制的道路。當時中國的中上層社會，都贊同走立憲、不走革命的道路，這是一個基本的方向。所以，我們看到辛亥革命發生後，為什麼革命派會願意和立憲派、北洋派坐下來談出一個新的民國，而不是跟他們打出一個全新的民國。談出來的民國一定是不徹底的，半新半舊的，這是因為當時整個民心所向，君主立憲制是更大的主流。把清朝連根拔起不是當時的主流意識，改革是民心所向，革命只是部分人所嚮往的。

即使在底層社會，魯迅在《阿Q正傳》等小說里所寫的阿Q或者阿Q身邊的人，他們其實也不贊同革命，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革命到底是什麼。

革命只是革命派少數精英們推動的，跟君主立憲相比，他們的力量要更弱一點。等到革命之勢已成，革命派才發現他們駕馭局面的能力是很脆弱的，尤其是最關鍵的一條，他們在財政上解決不了問題，他們的軍隊籌不到足夠的軍餉，要打仗，繼續北伐，就要有足夠的軍餉，但這個很難解決。既然大家的力量都有限，有限的力量面對有限的力量，你也吃不掉我，我也吃不掉你，那就不能拼殺，只能妥協，只能坐下來談判，只能尋求多贏，而不可能一家獨贏。

最後的結局，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互動的結果。這個互動即使算不上是良性互動，也不是惡性互動，而是一個中性互動。中性也好，和中間道路、中間思想一樣，不是什麼壞事情。辛亥革命很幸運，三派力量都沒有足夠大到把其他的力量吃掉，迫使他們坐下來對話。這個對話就是「南北和談」。北方袁世凱派出的代表是唐紹儀，南方派出的代表是伍廷芳，兩個都是有英美教育背景，都曾出使美國，非常了解西方，而且他們都是廣東人，革命派的領袖孫中山、胡漢民、汪精衛也都是廣東人，廣東人在一起好說話，這簡直就是廣東人與廣東人的談判。

這個談判的背後還另有一個談判，就是我們以前不太留意的另一個南北和談，是軍人和軍人在談。北方派出的代表叫廖宇春，南方派出的代表是黃興任命的顧忠琛，也許他們的和談更具有實質性，如果說前者是「文和談」，後者就是“武和談”。這個和談決定了三派殊途同歸，他們達成的5條協議就決定了滿清王朝的結束和共和時代的開始：

第一條，建立共和政體，就決定要拋棄滿清王朝。

第二條，本來北方主張寫明推袁世凱為大總統，南方不同意，討價還價，最後妥協：先推覆清廷者為大總統，袁世凱近水樓台先得月，他可以把清廷逼下來，其實際上就確定了袁世凱要當總統。

第三條，凡南北將士出力者一律優待，不予追究。北方的將士顧慮共和達成之後秋後算賬，所以他們特意要寫上這一條。

第四條，要建立國會，恢復各省秩序。

第五條，優待清廷。達成這個協議，清朝其實就完了，簽字的日期是1911年12月17日，等到段祺瑞等47個將領聯名呼籲贊成共和，以武力逼宮，清廷只能接受退位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