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江青（資料圖）
本文摘自《中南海往事追蹤報告》，徐焰編著，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解放後的養尊處優，助長了江青的奢侈享受之風，不過僅僅如此，在政治上還不至於對黨和國家造成多大的危害。嚴重的情況在於，生活上的奢華，又激起江青早年野心勃勃的習性，權力欲隨之膨脹。而且她窺視著政治風向，終於越來越多地掌握了政治權力。
當時在毛澤東身邊的人說，自50年代以後，江青在毛澤東身邊的時候很少，感情生活差不多結束了，一度很苦悶。然而過了不久，江青在政治上卻活躍起來，並得到毛澤東的倚重。
據在井岡山鬥爭時期便與毛澤東熟悉的女同志曾志在回憶錄中說，60年代初毛澤東到廣州時便對她和丈夫陶鑄說：「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來，在政治上還是對我有幫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銳。」
這個政治上的「幫助」，按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解釋，便是從50年代後期起，她便成了在國內進行政治觀察的一個“遊動哨兵”，特別是觀察宣傳文藝界的動向。從1962年起，江青開始以毛澤東夫人身份公開露面，後來又頻繁地在宣傳文化界發表講話，批評這個、指責那個，到了1965年又拉班子批判《海瑞罷官》，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70年代毛澤東一再批評斥責江青時，還都肯定她在這些問題上“有功”。
在革命戰爭年代和解放初期，毛澤東從來反對重用親屬，搞裙帶關係，這在黨內還是做出好的榜樣。全國解放前後，毛澤東雖然在生活上容忍了江青的一些非份要求，政治上還是不給她什麼權力。直至1962年以前，中國新聞界在對外宣傳中，從不提毛澤東的夫人是誰。後來江青在政治上得到重用，正是由於自50年代後期的「大躍進」起，黨內第一線主持工作的領導人從實際出發，對毛澤東一些不切實際的設想沒有完全貫徹，甚至出現了分歧。正是在這種特殊的形勢下，江青一些對其他人猜忌甚至是懷疑狂的心理才有了得逞的條件，一些話能入毛澤東之耳並認為是“政治上很敏銳”。這樣，她才能利用特殊身份掌握黨從來沒有賦予她的權力，甚至能凌駕於黨組織之上。
如果再從歷史的深層次分析，江青擅權的現象的出現，與中國古老的封建主義影響也有重大關係。社會上的許多人甚至包括黨的不少領導幹部，都從傳統觀念和古老的愚昧習慣出發，不是將她視為一個獨立的個人，而是當成崇拜的神的一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講，江青能夠長期橫行，社會也有其責任。
進入60年代後，由於毛澤東對周圍領導人的不信任日益加強，對國內政治形勢產生越來越嚴重的判斷，江青迎合這一點大進饞言，才被毛澤東認為是「政治上很敏感」而聽信，她的權力隨之越來越大。
「文化大革命」初期，行政只有九級（這還是中央為照顧她而高定）、根本不是中央委員的江青，於1966年5月一躍而成「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的副組長，開始在中國政治舞台上顯山露水。
所謂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是一個在中國共產黨章程和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組織，它建立後凌駕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之上。
按照1966年中共中央關於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中的規定，「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原本只是“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那麼一個“小組”。如果用當時江青自己的話來說，那就只是“政治局常委的秘書班子”。可是，就是這個“秘書班子”，卻在1967年1月取代了中共中央書記處，成為了一個領導全黨工作的前線指揮部。
江青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的第一副組長後，因其特殊身份，連組長陳伯達也要受其擺佈。1966年8月間中共中央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江青竟然審議起中央常委的名單排序，黨的政治生活之不正常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
在「文化大革命」第一年即1966年，中央文革小組還自稱為“政治局常委的秘書班子”，第二年便發展成為與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這三個黨政軍領導機構並駕齊驅的最高權力機構。當然，這也是中央和各級黨的組織被“砸爛”的結果，才為江青這個野心家、陰謀家提供了機會。
在這個幾乎要取代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機構中，江青這個「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的地位也水漲船高。
「中央文革小組」名義上的組長陳伯達，在1967年間因屢屢受江青羞辱，也感到承受不了。此前，陳伯達起勁地“樹”江青，拍江青的馬屁以討好，其實也是為了穩住他那個在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中排名第四位的交椅。可是康生一向瞧不起陳伯達，嘲笑他是“烏龍院”的“院長”，即只知喝茶清談。由於江青在「中央文革」說一不二，掌握了實權，也視陳伯達這“老夫子”是個“迂儒”，罵他是「劉盆子」。
歷史上的劉盆子，是兩漢之交的赤眉軍所立的新帝，放牛出身，靠沾西漢遠枝皇族的光，在公元25年被立為傀儡皇帝，沒當多久便隨赤眉軍投降了劉秀。江青罵陳伯達為「劉盆子」，是挖苦他當「中央文革」組長也如同傀儡一般。後來，江青還嘲笑陳伯達是“黎元洪”。黎元洪原是清末湖北新軍第21混成協統領，1911年武昌起義時嚇得趴在床底下，被革命軍拖出來擔任了軍政府的大都督。如此比喻，是把陳伯達說成是一個傀儡。
陳伯達受此羞辱，氣憤之際竟然私下也說：「我成了劉盆子！」
由於不敢得罪江青，陳伯達只好忍氣吞聲。後來有一個中學生爬陳伯達在中南海住所的牆，這本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可是在當時社會上整天疑神疑鬼的形勢下，陳的老婆劉叔晏找來公安人員拍照，引出了一個「腳印事件」。江青一聽便發了脾氣，罵道：
「中南海是什麼地方？你陳伯達拍什麼照片、查什麼腳印？你給我搬出中南海去！」
陳伯達當時住在釣魚台，知道「腳印事件」之後，回到家中，跟劉叔晏吵了一架，已無濟於事。這位堂堂的「中央文革」組長，只得忍氣吞聲，被他的那位“第一副組長”驅趕，離開了中南海，搬到附近的新建衚衕去住。
那位「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家”陳伯達內外交困，在1967年這個「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一度想要自殺。他還引經據典，找來列寧頌揚馬克思女婿拉法格夫婦因病重自己結束生命一事，來論證馬克思主義者也可以自殺。不過，這個一向願意搞政治投機的老夫子畢竟還是愛惜生命的，也沒有自殺的勇氣。後來林彪、葉群乘機拉攏他，陳伯達便對江青敬鬼神而遠之，秘密向林彪住所毛家灣跑，向另一個陰謀山頭投靠。
當時中南海的警衛人員按規定負有保護之責，陳伯達一出車便要派警衛車跟隨，結果被他發現便停車責問：「為什麼跟我？」警衛人員開始不理解，直至林彪、陳伯達事發後才知道，陳伯達是因為經常要去毛家灣，又怕讓釣魚台的江青等人知道，才採取這種鬼鬼祟祟的做法。
作為一個政治集團，需要有首領，也需要有班底。江青建立自己的班底，是從1965年下半年到上海組織寫作批判《海瑞罷官》時開始，她網羅了張春橋、姚文元作為死黨。
在江青的支持下，張春橋、姚文元於1967年1月在上海發動了「一月奪權風暴」，又發展了王洪文等一夥造反派作為爪牙。毛澤東最早把「四人幫」說成“上海幫”，恰恰是明白江青的班底在上海。
毛澤東對江青也有諸多不滿，早就深知她知識淺薄、政治上有野心，但是在黨內眾多的領導人對「文化大革命」抵觸和不滿的情況下，還是看中她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可靠，選擇江青充當“旗手”。這件事，不能不說是毛澤東晚年的一個重大失誤。
不過，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所犯政治錯誤的性質，與江青一夥還是有本質的區別。毛澤東的錯誤，屬於一個偉大的革命家的認識偏差，其主觀願望還是要把黨和國家搞好，為此明知江青等人品質不好也要利用這類人來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鬥爭服務，不過到臨終還是堅持不把最高權力交給「四人幫」。江青一夥則純屬政治野心家、陰謀家，是為了個人私利不惜禍國殃民的壞人。
由於毛澤東錯誤地重用了江青，使她的地位和權力不斷上升。當時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所刊載的新聞稿中的人物排名順序，便清楚地看出江青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地位逐步上升的過程。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報》刊載的《毛主席同百萬群眾共慶文化革命》的新聞稿中，江青在中國政壇上的排序是第25位，即：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董必武、陳毅、賀龍、李先念、譚震林、徐向前、葉劍英、薄一波、李雪峰、謝富治、劉寧一、肖華、楊成武、江青……
此時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剛剛結束。江青仍然不是中央委員，排在第25位已經不正常。何況這還是名義上的排名，在這次中央全會上她實際上已經干涉政治局成員的排名順序，可見權力之大！
中，江青的排名升至第17位，即：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朱德、李富春、陳雲、宋慶齡、董必武、陳毅、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謝富治、江青……”
中，江青的排名迅速升至第9位，即：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朱德、李富春、陳雲、江青……
這個排名順序表明，「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的新貴們由於“革命有功”，論功行賞，其公開場合的地位也已經超過了身經百戰的老帥們。
同年10月1日的國慶節慶祝大會上，江青的地位升到了第6位，即：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
此時，江青仍然既不是政治局委員、也不是政治局候補委員，甚至連中央委員也榜上無名，卻能在黨內排名第6！
到了1969年4月中國共產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取消，江青也擺脫了「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這個不倫不類的頭銜，成為中共黨的領導中樞中央政治局的成員。
據江青此時的秘書後來寫的回憶錄稱，在九大前毛澤東原來決定不讓江青進政治局，只當一個中央委員，使這個野心勃勃的女人沮喪了好久。臨近九大召開，毛澤東突然改變了主意，可能是出於政治上平衡林彪集團的需要，又同意她進政治局，江青一下子興奮起來。
不過為了照顧林彪，毛澤東同意林的老婆葉群同時進政治局。九大政治局出現的兩名政治局女性委員竟然是主席、副主席的兩個夫人，此事真叫一切珍視黨的優良傳統的人看後嘆息不已！
江青政治地位的提高，加之追求自我享受，使她基本上脫離了中南海的生活。
自1966年夏天起，剛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組」設在原來屬於國賓館的釣魚台，江青也隨之遷入並自己單獨居住了5號樓，然而毛澤東從豐澤園搬走後，春藕齋還為她保留了一套房子。
江青搬到釣魚台10號樓，住了兩年，因感到此樓條件不理想，又搬到11號樓一直住到1976年。在此期間，有次她患感冒，毛澤東去看望過一次，並對她周圍的工作人員態度很和靄地解釋，大家看在他的面子上對江青多擔待一點，多照顧一點。由此也可看出毛澤東知道她到哪裏都會和身邊的人積怨。
離開中南海後，江青因沒有人能再監督，更膽大妄為。在日常生活中，她經常辱罵甚至毆打身邊的工作人員，保姆和服務員都挨過她的耳光，還使用以剪刀扎等舊社會惡劣的手段，當年在上海灘看到和學到的女黑幫和惡太太的作派就此完全發作出來。
更可怕的是，這個終日想著整別人的江青，自己也總擔心別人要報復和害自己，長期患有一種懷疑症。她在公開講話中的口頭禪便是：「我抗議！我控訴！」動不動就說什麼某人在醫療上故意把她的身體搞壞，開始一再說劉少奇故意“迫害”她，接著講林彪如何如何“迫害”她。當時經常住在釣魚台的人大都知道，江青一出來散步，如果看見一個生面孔，便可能懷疑這人要害她，甚至還會下令當場把這人抓起來，結果許多人遠遠一見江青便嚇得趕快躲避，惟恐碰面後倒大霉。
江青身邊的人對她恐懼到這種程度，有如封建社會中的暴君出巡，這真是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歷史上聞所未聞的！江青對不滿意的工作人員，還動輒扣上「特務」的政治帽子，送入監獄長期關押，表現出的完全是一種迫害狂的變態心理！
毛澤東身邊的醫護人員，都忘不了那樣一件令他們心驚肉跳的事。
1972年2月12日凌晨，毛澤東由於肺心病加重和嚴重缺氧，突然休克。當時值班人員發現他側身躺在床上，像是「睡著了」。護士長吳旭君趕緊摸脈，說不清楚是心急，還是緊張的關係，她對在場的醫生說：“摸不到脈。”這一下把大家嚇壞了。
在場的主治醫生大夫胡旭東、吳潔立和護士長吳旭君、俞雅菊等馬上投入搶救，立即採取急救措施，注射應用的藥物。毛澤東的生命力也真是頑強，經緊張搶救後慢慢地睜開了雙眼，看到眼前這一切，他有些愕然和不解。當知道自己剛才已經休克時，毛澤東神態安祥地說：「我好像睡了一覺。」
毛澤東大病一場，周恩來比誰都著急。警衛人員後來說，總理得知主席病重的消息後，坐車從他的住所西花廳趕到游泳池時，許久下不來車。當時，在一片「萬壽無疆」的聲浪中，從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員會到各級黨的組織和人民群眾對毛澤東的病情、身體狀況一點都不知道，在沒有絲毫思想準備的情況下，如果主席萬一有個“閃失”，總理該如何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以及向世界去交代呢？
可恨的是，江青在事後才趕到時，竟胡說什麼主席身體一向很好，出了這種事一定是有人搞陰謀。她模仿斯大林晚年那個「醫生陰謀案」的例子，竟然也要追究毛澤東身邊的醫生中有一個“特務集團”。
毛澤東當時質問說：
「你知道這個特務集團的頭子是誰？」
在江青一愣之時，毛澤東又指著自己說：「就是我！」
就這樣，一向如同惡狗亂咬人的江青才沒有又把一批醫護人員打成「反革命」和「特務」。
據粉碎「四人幫」後中央警衛團及江青身邊工作人員群情激奮的揭發便可看出，毛澤東早說過“積怨甚多”、“盡傷人”的江青，在中南海內已是結仇遍地。對中央警衛部門的領導，她也是差不多得罪遍了。
有一次，江青不知是發了什麼神經，突然說負責警衛中央的8341部隊政委楊德中是壞人，要汪東興把他抓起來。
汪東興聽後感到不好辦，急忙向毛澤東彙報。毛澤東回答說：「我的部隊的政委能是反革命嗎？」不過，他接著又說下放鍛煉一下也好。於是楊德中便被派到下面部隊當了師政委，用這種辦法避開了江青。
當時從中南海派到釣魚台江青身邊工作的許多人，幾乎都沒有好下場，幾任護士都被說成是「特務」。江青說這些人給自己吃了幾年“毒藥”（其實就是每日必吃的安眠藥），搞得她神經衰弱、頭髮像稻草一樣，而且在許多大會上還都聲淚俱下地“控訴”。派去給江青當秘書和負責警衛的人員，也先後一個個地被她扣上可怕的政治帽子下令抓起來。
對這類情況，毛澤東得知後曾說過：「帽子太大了嘛，這些孩子戴不動嘛！會壓死人的！」對一些被抓被整的人，毛澤東也曾安慰說：“就看在我面上”。一些受難者也經毛澤東批准，從監獄中被放出並調到別處工作。可惜的是，江青整人的權力並沒有被取消，主要原因恐怕只能從她這個“政治流動哨兵”還用得著來解釋。
當時這些感情純樸的人們往往熱淚直流地表示，很感謝毛主席的保護，對這種不懲治咬人的惡狗、只讓一些被咬者避開的特殊「保護」方式，也就不敢多想，更不敢埋怨。不過，在中南海內的幹部和工作人員中，對江青的怒火早已到處燃燒，與她接觸的人都有伴之如虎、人人自危的感覺。
可嘆、可悲又有些可笑的是，江青長期以來並不知道周圍的人對她如此反感和仇恨，這一方面是由於馬屁精們當著她的面極盡吹捧之能事，另一方面正如毛澤東明確批評她的那樣，極其缺少「自知之明」。當時不要說是人們的氣憤之語，即使是對江青的什麼意見，都無法通過正常渠道提出來。這種可悲的體制，又造成她愈來愈自我膨脹，同周邊的人（除了爪牙和想攀附她以謀私利者）都發生不可避免的尖銳矛盾，而且在沒有排解機制的情況下必然又發展成為不可調和的、對抗性的矛盾，待毛澤東去世後只有採取以武力將她抓起來的方式解決。
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江青感到過去與之雖有勾結卻在九大後出現了權力爭奪的林彪集團垮台，毛澤東又已經病重，便急於掌握國家最高權力。1972年江青擅自找來美國女記者維特克，讓她再當“斯諾”為自己寫一部《西行漫記》式的自傳以揚名世界。然而這個權欲極大、政治智商卻並不高的江青，搞不清什麼該講、什麼不該講，利令智昏，竟講了自己年輕時的一些很不光彩的醜行，對毛澤東也有諸多不恭之語。維特克所寫的書以及香港一位作者由此加工再拋出的《紅都女皇》一書，恰恰宣告了她政治上的死刑。
「文化大革命」前期，毛澤東在一些時候倚重於被稱為“旗手”的江青，對中央其他領導人多不信任時比較相信她。不過毛澤東也清楚，此人“積怨甚多”，政治水平也不高，不配掌握太大權力，因此始終沒有安排她具體職務。1972年以後，毛澤東身患重病，對江青乘機要錢、要官的行為極為不滿。他雖然很難接觸外界，對江青在外面的許多醜行並不知道（一般也沒有人敢向他說），卻仍有些感覺。後來，在政治上已經“靠邊站”的朱德又致信“潤之兄”，將江青對美國女記者維特克的談話內容和《紅都女皇》一事相告，此事大大激怒了毛澤東，生氣時曾表示要將江青趕出政治局，分道揚鑣。
據「文化大革命」時期任北京市委書記的吳德在回憶錄中說：
「大概在1973年時，謝靜宜調到市委任書記處書記，她是中辦機要局的人，與毛主席很熟。謝靜宜調來前，是周總理與我談的話，周總理說，就派謝靜宜任市委書記處書記，可以經過她向毛主席反映一些情況，傳達毛主席的指示。謝靜宜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之前還是比較好的，我們向她提出的一些意見，她還是聽的。她那時甚至還能把這樣一些話傳達給我，說毛主席說：江青是一個大女流氓，有野心。」
由於人心喪盡，除了極少數心懷鬼胎的投機者之外，整天做「女皇」夢的江青實際上已經沒有什麼擁護者，註定了必然會一朝覆亡。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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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與「四大金剛」（資料圖）
本文摘自《跨出中南海》，顧保孜著，中國婦女出版社出版
作為林彪的死黨，黃、吳、李、邱「四大金剛」，必然要受到歷史的懲罰。
林彪叛逃不久，即1971年10月3日，剛剛過了國慶節，中央決定撤銷軍委辦事組成立由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主持的軍委辦公會議，負責軍委日常工作，同時中央成立了專案組，審查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的問題。因為林彪叛逃事件只是在很小範圍知道，對外還一直保著密，包括對部隊。對於總參謀長黃永勝，空軍司令吳法憲，海軍政委李作鵬，總後勤部長邱會作這四人的處理，中央必須掌握確鑿的證據，證明他們直接參与謀害毛主席、篡黨奪權的罪惡活動，才能逮捕法辦。所以先從內部控制他們，不能打草驚蛇，不然，容易引起軍隊內部的混亂。
國慶節後，中央還同意邱會作率訪問團出訪了越南。
到了10月底，專案組有了突破性的進展，林立果是空軍辦公室的副主任兼戰部副部長，空軍是這次反黨活動的重災區。專案組從空軍學院的秘密據點裏發現了大量的文件和反黨計劃，最著名的文件大概要數《「571工程」紀要》。至今許多人都能記得裏面的內容，他們的口號和綱領之反動之猖狂之恐怖實屬罕見。黃、吳、李、邱「四大金剛」參與反黨活動的證據也逐步查清。
10月底，中央下達了對黃、吳、李、邱的逮捕令。這是繼1967年逮捕「王、關、戚」，1968年拘押“楊、余、傅”之後的又一次秘密行動。中央警衛局是絕對聽從指揮的部隊，一聲令下，抓任何人都不會猶豫，儘管抓“楊、余、傅”已被後來的歷史證明是錯誤的。可是，對林彪的「四大金剛」執行逮捕任務，卻是應該大加褒獎的神聖使命。
這是在人民大會堂第一次執行逮捕行動。
黃、吳、李、邱被通知晚上到人民大會堂參加會議。這次逮捕行動由周恩來親自指揮，逮捕的方法也非常簡單。他們到達大會堂時，外面指揮的人，先放行「首長」進去，後面截住他們的警衛，請進了事先安排好的房間裏。
會議地點在福建廳，離北門很近。他們剛走進大會堂的北門，立即就上來兩個人，一邊一個緊緊夾住來人，由辦公廳負責人當面宣佈中央的決定。然後快速架進電梯，大會堂的地下室里兩輛吉普車早已恭候在那裏了。
不一會，黃、吳、李三個人就成了瓮中之鱉，被帶進吉普車裏。
在捉拿黃永勝的時候，還費了點勁。黃永勝自恃自己是總參謀長，見有人來架他，馬上警覺地高聲叫道：你們幹什麼？你們幹什麼？並且奮力掙扎。但是事先考慮到反抗的問題，選派執行任務的人不僅個大，而且都是副團長以上職務的軍人。他們遇到這種情況，非常鎮靜，也富有經驗，不等黃永勝再掙扎就利落地將他手反背到身後。為防止不測，從他身上搜出水果刀、藥品等物品。
過了開會的時間，還不見邱會作的影子，別是他聽到了什麼風聲？指揮中心立即和邱會作的秘書聯繫，才知道邱會作去西郊機場送人，要晚一點來。
事不宜遲！打電話追到西郊機場，通知他馬上到大會堂開會。對邱會作也是用同樣的辦法將他逮捕，他沒有反抗。被抓，好象是在他意料之中的。將他押進電梯的時候，他看見了張大夫，就叫他。張大夫知道他已經不靈了，但既然是在指名道姓叫他，還是應該上前去看看。電梯的門開著，邱會作被兩個人看押著，以前的威風不見了，剩下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他向張大夫要安眠藥，說是沒有葯他睡不著。醫生的天職是救死扶傷，畢竟和政治不一樣。他覺得這醫德出發，可以給他一點葯。就說：等一下，我去拿。他先請示了汪東興，汪東興的想法和他一樣，可以給一點葯，量不要大。張大夫取了幾片就是吃一把也死不了人的藥性小的安眠藥，送給還等在電梯裏的邱會作。他接了葯，連連說謝謝。或許這幾片葯還真的幫他度過了幾個難熬的長夜。
後來大家參觀邱會作的住宅，才知道他吃藥成癮，各種藥品堆滿了房間，補藥品種之多，令人瞠目結舌，生活極其糜爛。直到他被抓起來的時候，他首先惦記的還是葯。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似乎是懷仁堂的「專利」，文革幹將和旗手相隔8年被同一內容的“會議通知召進懷仁堂。
追溯新中國的歷史，追溯中南海的歷史，懷仁堂也應該算一處獨佔風流的政治名地。在歷史的交叉點上，它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1956年，十大元帥在這裏授勛。1967年，「二月逆流」風波也發生在這裏。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幫」集團的“戰役”就是在這裏勝利完成的，中國從此結束了長達10年之久了“文革”。
懷仁堂無論作為歷史見證也好，還是作為新時代的起點也好，它在人們心中已經成為某種意義的象徵。
懷仁堂靠近中南海的西門，因為離大門近，中央領導人和各界群眾聯歡，或是接見會議代表，經常在這裏進行，某種意義上也是中央和群眾聯繫的橋樑。
其實，「四人幫」不是懷仁堂的首批“客人”。1968年初，經中央批准，“文革小組”的戚本禹就是在懷仁堂被捕的。他是第一個在懷仁堂被抓的人。時隔8年，歷史又一次在這裏重合，竟然驚人的相似。那次被捕戚本禹也是以開會為名，而且會議內容有一條議題也是雷同的――關於《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問題。所不同的是，抓戚本禹是討論《毛澤東選集》第五捲髮稿，而抓「四人幫」是審議《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清樣。
毛澤東主席在9月9日去世後，最高權力成為矛盾交集的焦點。一是以華國鋒為首的實力派，二是葉劍英為代表的元老派；另一派就是以江青為首的「上海幫」。三股力量必定要融合吸取一股力量，才有可能取得最後的勝利。
翻開新中國的史書，就不難發現，國慶節前後經常是相伴著重大歷史事件而至，想必真是應了「多事之秋」的老話么？
國慶節的夜晚，佩帶黑紗的江青和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登上天安門城樓，將和首都人民一道度國慶之夜。這天白天，北京沒有搞什麼慶祝活動。人們似乎也失去了過節的情緒。
這一年的命運之神吹著悲哀的號子，奏得人們不斷淚水雙行，肝膽俱裂。哀樂中，江青一夥加快篡黨奪權的腳步。也加快了自取滅亡的進程。
姚文元在國慶節活動前就特意叮嚀周恩來的攝影記者杜修賢，拍攝時一定要突出集體領導，照全所有的委員。
「集體領導」含意深刻，江青一夥就是在這個「集體領導」的幌子下，導演了一幕幕鬧劇。
國慶節晚上活動結束後，江青突然提議：繼承毛主席遺志，不應講究形式，而是重在表現，大家去掉黑紗，一齊學習《毛選》。
10月2日，王洪文緊急找攝影記者杜修賢去，提出要拍標準照。攝影記者很奇怪，以前幾次提出給他拍標準像，他都拒絕了，現在主席剛去世，他卻要照……？王洪文回答絕妙：「留著開追悼會用。」以後的事情才使攝影記者恍然大悟，原來他是“不成功便成仁”，作最後破釜沉舟的衝刺。
10月4日，在勤政殿召開的毛澤東醫療組總結會議上，張春橋和江青極力把會議往批鄧小平上引，張春橋叫囂要召開中央全會，開除鄧小平的黨籍。
話給汪東興，請示江青不下車怎麼辦？回答是讓他耐心等待，她最終還是要下車的。一小時後，江青才結束了她長篇大論的發言。滿足了演講欲的江青，笑容滿面地下了車。
10月6日，這是江青的最後自由日。她下午組織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在主席生前居住的「游泳池」學習《毛選》。然後又和大家合影留念。最後還覺得不過癮，又帶大家去景山公園摘蘋果，直到天色灰暗，才回中南海201住所(原來江青的住房，離毛澤東住地很近。主席去世後她才搬進居住)。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四人幫」認為奪權的時機來臨，他們便加快進入中央的步伐。然而短短的一個月時間竟然成為「四人幫」的最後的自由日
毛澤東逝世不久，人們就迎來了國慶節。
10月2日上午，王洪文叫杜修賢立即去釣魚台他那裏一趟，也沒詳細交代是什麼事情。
杜修賢乘坐的汽車離王洪文的住宅樓還有百米遠的時候，就看見王洪文一身深藏青色的中山裝，筆挺地站在樓房外面。見汽車開來，他朝前迎了幾步，杜修賢心裏微微一動：他難道是在等我？又是重要拍攝？因為接連幾天王洪文叫他為毛澤東遺體拍攝重要照片，聽是他的電話就條件反射想起重要拍攝。
王洪文和杜修賢握了一下手，就帶他大步往樓里走。走進樓里，他才站住對杜修賢說：「老杜，今天請你來是為我照幾張相。」
「噢……今天？」杜修賢一愣，“我沒有作準備啊，沒帶燈光。”
王洪文笑笑，不以為然。「沒關係，就用自然光拍。」
「自然光拍攝當然比較好，可是今天老天不太幫忙，光線不好啊。」杜修賢望望門外的天氣，覺得沒有把握。
「問題不大，今天可以照。」王洪文態度很堅決，儼然是攝影行家。
杜修賢不好再堅持自己的意見，不過心裏納悶，今天他著什麼急呢？以往就數他的單人標準照最難拍攝，搞得記者們好不痛快。 王洪文在「十大」當選為黨的副主席後，新華社攝影部根據慣例，要為政治局常委以上的人拍攝一些資料照片，其中也包括單人標準照片。杜修賢打了幾次電話給王洪文的秘書，叫預約個時間，為“副主席”拍攝一些資料照片。
第一次，電話里說王洪文不在北京。
第二次，王洪文正忙，沒有時間拍攝資料照片。
第三次，沒有答覆。
第四次是1974年底，天氣還不太冷，杜修賢正好有空閑時間，又想起了王洪文的標準照片。他們已經給其他幾位領導人拍了標準照片，就剩下王洪文沒拍。可是王洪文不知什麼原因不予配合，真讓人著急。他又給他的秘書撥了電話，秘書答應一定給個答覆。誰知等來的答覆是首長最近身體不佳，照片的事以後再說。
幾次碰壁，為王洪文拍照的興趣陡降。以後一年多的時間杜修賢再沒有向他提起標準照的事。
今天王洪文一反常態急切地要拍標準照。這能不叫他納悶嗎？再說主席才去世，就迫不及待要照標準像也不太合適呀！杜修賢不由地好奇問：「怎麼這個時候照，是不是有急用？」
王洪文嘿嘿笑了一聲，隱秘的眼神飛快地望他一眼，頭扭向一邊，用似乎開玩笑的輕鬆語調說：「開追悼會用啊！」
「啊呀！追悼會用也太年輕了嘛。」杜修賢也用開玩笑的口氣回敬了一句。但是心裏暗暗吃了一驚，這話什麼意思？多叫人膽寒！
王洪文帶他走到2樓，沒有正面回答拍照片有什麼急用，只是問他樓上的光線是不是比樓下好一些？杜修賢連測光表都沒有帶，大體目測了一下，怎麼辦呢？事到如今不行也要說行，就點點頭。
這時他用和年紀不相稱的嚴肅表情對杜修賢說：「老杜，今天的照片一定要照好！你不是幾次提出要給我照嗎？這次我主動配合你們的工作。光線問題你想想辦法補救，相信你有這個技術！」
他把話都說到這個份上了，杜修賢還能說什麼。只好硬著頭皮用自然光給他拍攝。
那天王洪文的標準照拍了好幾種，先是穿著中山裝的，後又換上軍裝照了幾張。
這次拍攝，杜修賢覺得他差不多被折騰得散架了。因為他拍攝從來不用三腳架，又沒有帶閃光燈，每張照片必須按動四分之一的快門，才能保證彩色膠捲的感光色度。四分之一，這幾乎是快門檔次里最慢的瞬間了，按快門時人的手是很難能端得紋絲不動，穩如泰山。只要有一絲擺動，照片就虛了。等將王洪文的半身照片拍完，杜修賢的手臂已木然僵硬快沒知覺了。
王洪文一反常態急著要拍標準照的內幕，是在粉碎「四人幫」以後才逐步披露出來，真相大白於天下的。
「開追悼會用」道出了他篡黨奪權而不惜破釜沉舟的決心。
王洪文急於登台需要印製標準照，難怪他那麼急促、固執，甚至連光線都可以不顧，鐵了心要拍攝自己的標準照。
夜色朦朧，北京復興門外大街上，一輛黑色轎車正高速急馳。到了木樨地，向右一拐，進入三里河路。在釣魚台警衛森嚴的大門前，轎車稍稍減慢了速度。警衛戰士見是張春橋的座車，立刻做出放行手勢。轎車「呼」地一下，消失在院內的黑暗中。
車到樓前停下。車門打開，走出來的卻不是鷹鼻長臉的張春橋，而是一位高挑個兒的中年人。張春橋的秘書快步上前，異常親熱地握住中年人的手，說：「幸苦了，景賢大哥！首長在等你。」
來人是徐景賢，「四人幫」在上海的幹將之一。下午，他接到王洪文的電話，要他急速來京，當面向王、張彙報上海民兵的準備情況，研究下一步行動計劃。
上海民兵，是「四人幫」苦心經營的“第二武裝”。
1976年8月，毛澤東病情加重。「四人幫」認為，奪權的時機即將來臨，他們的“第二武裝”要發揮歷史作用了，便加緊進行反革命武裝叛亂的準備。
毛澤東去世後，他們突擊下發各種槍74000多支，大炮300門，各種彈藥1000多萬發。全市籠罩在戰備的緊張氣氛中。
徐景賢緊急進京，便是商量如何配合「四人幫」登台採取行動。一個又一個通宵達旦的密謀，一個又一個精心籌劃，自認為天衣無縫的奪取政權計劃，竟然在10月6日，一個普普通通星期三的晚上被擊得粉碎。
這是他們最後一個自由日。江青在這一天最後一次面對照相機的鏡頭。
話找杜修賢，叫他到游泳池毛澤東書房來一趟。
此時的江青無論抓與不抓，她的形象在人民心目中已經醜陋得體無完膚。國外瘋傳「紅都女皇」，國內大罵“妖婆”。樣板戲、江青裙、反潮流、批大儒、罵老娘、寫黑詩……一系列叫國人瞠目結舌的“時興浪潮”不都是出自江青一夥的門下嗎？
游泳池，毛澤東曾經生活工作過的住宅，也是杜修賢最為熟悉的地方。
幾個月沒有來過了，今天猛然又來，一種說不出的親切感。彷彿又聽見毛主席在書房裏走來走去的「踏踏」的腳步聲和他沉重的呼吸聲還伴有零星的咳嗽聲……就連茶几上的煙缸好像還冒著縷縷青煙，茶杯里的濃茶還熱著……
汽車的喇叭聲打斷了他傷感的冥思，這是江青的「大紅旗」。“老杜，你遲到了……”江青一進門就衝著他沒頭沒腦來了一句。明明他來得最早！下一句才明白江青所謂“遲到”的含意，“我們在這裏學毛選已經學了好幾天了，你今天才第一次來學。”
學毛選？這是怎麼一回事？杜修賢事先一點也不知道。
後來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人和在江青身邊工作的人陸續也來了，不過他們已經來學了幾天，七八個人將小小的過廳坐得滿滿的。有人給杜修賢遞了本毛選，他也照著他們翻到學習的頁碼，一臉虔誠認真閱讀的樣子。可是心裏老在不停地劃問號，江青為什麼召集主席和她身邊的人學習毛選？
「小李，你接著昨天的繼續往下念。」江青指了指身邊的工作人員說，“咦？學了好幾天，連一篇都沒有學完？”她翻開書自言自語的嘀咕。
他們的目光跟著讀書聲一行一行地在書上移動，沒有幾行，江青一聲高腔，驚得他們從書里抬起頭，讀書聲戛然而止：「你們知道中央誰反對毛主席？」
杜修賢下意識地搖搖頭，江青脖子一直，朝他：「哼！告訴你們，誰反對主席我都知道。這種事休想瞞過我！」
江青最後乾脆不叫小李念書了，她一個人大談起中央的局勢。「中央領導人的排列順序要按主席生前排列的排，誰也不能改動……誰要反對你們，不行，你們都是主席身邊的人，反對你們就是反對主席……中央有人想整我，我不怕！」
終於，江青講夠了講累了，發洩慾和宣講欲得到了滿足，她愉快地宣佈：「今天就學習到這裏，和大家合影。明天繼續學習。」此時她的心裏還裝著明天和更多的明天……
走出屋子，來到房後的草坪上。江青一身藏青色的中山裝和一頂藍色男式便帽，給本來就不年輕的形象里憑添了幾分陰陽怪氣的色彩。其實江青有一頭黝黑的短髮，不戴帽要精神也要亮堂的得多，誰知她的審美觀是不是也到了衰弱期？
她理所當然地站在大家的中間。杜修賢的鏡頭裏出現了戲劇性的變化，哪個鏡頭裏有江青的身影哪個鏡頭裏的人物表情就異常嚴肅，雙足立正，兩臂僵直，肌肉緊繃，活像木偶薈萃。如果鏡頭裏沒有江青，人物表情活潑自如，嬉笑輕鬆，其樂融融。
「既怕又恨」是江青身邊工作人員普遍的心理特徵。在這種矛盾心理的壓抑下，人們變成了既溫順又叛逆，既老實又世故的多重性格組成的矛盾體。
拍攝後，以為沒事了，杜修賢提著攝影箱想悄悄地溜走了事。江青興緻勃勃叫住他，「老杜別走！我們一起去景山公園摘蘋果，還要照一些照片。」然後她笑眯眯地坐進「大紅旗」里「呼」地先走了。
工作人員坐著警衛局的麵包車，跟著「大紅旗」駛出中南海。
汽車從景山公園後門進去徑直開到一片蘋果園旁。 江青非常得意告訴杜修賢：「老杜，我們在這裏勞動了好幾次，特意留了幾顆樹今天摘，照些照片。老杜今天看你的啦！」
一顆碩大的蘋果樹前，江青小心翼翼地踩上一個事先已經準備好的架子上，旁邊的人七手八腳將她扶定，又在她的手邊掛了一個小竹籃，讓她放摘的蘋果。
摘蘋果可以算是勞動也可以算是享受，一種心理和生理的雙重享受，垂手而得的心理滿足和悠然打發歲月的生理滿足。
白皙的、保養極好的手握住粗糙的褐色樹榦，本身就是對比，一身素裝和燦爛紅顏的蘋果，這又是對比--杜修賢拍下了對比的瞬間和對比的深思。
江青從林子出來，歡喜地面對人群里開始了她最後首長的講話，這是她結束政治生涯前最後一次顯示首長的權威。
晚上八點，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先後在懷仁堂一網打盡，隨後江青在她的住所逮捕，開始接受中央的審查。江青直到公開審判、坐牢、就醫、自殺身亡，再沒有獲得過自由。四人中除姚文元還健在，獲得自由外，其他三人均在服刑期間患病離世。
懷仁堂門口，葉劍英緊緊握住鄔吉成的手，欲言又止，張春橋的警衛員「大熊」順從交槍，並未抵制；葉劍英的警衛秘書卻鬧了一場虛驚。
粉碎「四人幫」的計劃在將近一個月的醞釀中，逐步思考成熟。到10月6日下午，進入佈置實施階段。
話響了，汪東興的秘書通知鄔吉成立即到中南海。當時鄔吉成一身白粉，象個粉刷匠，想把牆皮鏟完再去。回答是不行！他只好換了身衣服，趕快坐車趕到汪東興的住處。他才跨進門，只見汪東興「蹭」地站了起來，用非常嚴肅的口氣問他：“晚上抓幾個人……，你知道是誰嗎？”
鄔吉成心裏一格登，抓人？解放前他就在中央警衛團工作了，也執行過好幾次抓人的秘密行動，可今天怎麼突然又要抓人，會是抓誰呢？他還沒有仔細猜想，腦海里猛然跳出一個感覺，他馬上意識到這是指抓誰了，絕對跑不了有江青！但是他不敢貿然說出名字。萬一說不對，可是要被打成反革命的。
他衝著嚴肅的汪東興含糊地笑笑，不作回答。
「吳建華負責裏面，你負責外面。你去把孫鳳山調來管車，車子都調到西面。你主要掌握四周安全，還有警衛秘書。將他們集中到五間房，宣佈幾條紀律。」
看來真要進行重大行動了。鄔吉成這時想到10月2日晚，汪東興找他談了一席話，現在看來是有意試探他的態度。那天，汪東興莫名其妙地對鄔吉成說：“六個字錯了五個字。聯大報告上也是這麼寫的，還是華主席改了過來。
鄔吉成哪裏知道什麼是六個字，而且還錯了五個字？
汪東興見鄔吉成一臉茫然，估計鄔吉成雖說在釣魚台辦公同時也兼顧江青他們幾個人的警衛工作，但是沒有卷進去，就放心了許多。又問：「你知道王洪文有槍嗎？平時帶不帶在身上？」
「槍是有的，但手槍一般不隨身帶，有時出去帶獵槍。」
鄔吉成當時很奇怪，汪東興問槍幹什麼？現在他終於解開了這些謎團。
從汪東興那裏出來，已經下午6點過了，鄔吉成到食堂抓了倆饅頭，邊吃邊往懷仁堂去。他下車，將駕駛員先打發走，這樣的絕密行動，執行的人越少越保險。他吃著饅頭，圍著懷仁堂轉了圈。
天色漸漸暗了，四周非常寂靜，沒有風聲，沒有樹葉沙沙聲，連一聲鳥叫都聽不到。寂靜中，鄔吉成居然聽見了自己的心跳聲。他或許沒有想到，今天將永遠載入史冊，歷史將從這裏填寫嶄新的一頁。這一頁里也有他填寫的一筆。
7點多，汪東興從他的住處走到懷仁堂，他看見鄔吉成，有些憂心忡忡，問：「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放心。」事到如今，鄔吉成怎能說有問題呢？再說，出不出問題，還要看裏面解決的順利不順利。外面的警衛秘書，除了王洪文有一個是上海帶來的警衛外，都是他的部下，他們會服從命令聽指揮的，這一點他有把握。
汪東興進去不久，葉劍英的汽車駛進了西門，「嚓……」地停在懷仁堂的門口。鄔吉成快步上前為老元帥開了車門，葉帥出來，雙眼緊緊盯著鄔吉成，一把將他的手握住，久久沒有鬆開。老帥蠕動了幾次嘴唇，欲言又止，鄔吉成明白老帥的意思，責任重大啊！他從老帥微微顫抖的手掌里感受了一種力量，一種獲勝的力量。他暗暗想，這次行動一定會幹得漂亮。
第一個來到懷仁堂的是張春橋，鄔吉成按照原來吩咐的那樣，將張春橋的警衛秘書叫到會堂旁邊的「五間房」去，這些警衛都是鄔吉成的部下，也不起疑心，就過去了。後來有一本《懷仁堂事變》書中說張春橋的警衛在首長被抓時，聽到了動靜，撥槍對準執行命令的人，如果不是汪東興親自下達命令，這個叫「大熊」的警衛還要開槍抵抗。顯然，這樣的描寫是不準確的。張春橋的警衛秘書去的「五間房」離懷仁堂還有一段路，根本就不可能聽見懷仁堂里的動靜，再說，張春橋的警衛員是中南海警衛局的戰士，不可能不服從自己副團長的命令。
不一會，王洪文、姚文元的警衛都來到了「五間房」。自然他們的首長已經走進懷仁堂里，鄔吉成估計時間不長，這裏就該宣佈命令了。他不動聲色地走進來，有人過來，朝他輕聲耳語：“裏面都解決了。”鄔吉成對大家說：“你們的首長另有安排了，不要你們再管了。現在你們將槍交出來……。話音沒落，只見葉劍英的兩個警衛秘書，刷地站了起來，滿臉緊張。鄔吉成這才想起，剛才為不打草驚蛇，將葉劍英的警衛也一同請進了五間房。他趕緊說：“小馬、老紀沒有你們的事，你們快去照料首長。”
王、張、姚的警衛秘書沒有任何疑問，別說是反抗了，立即將手槍交了出來。
懷仁堂的行動前後不到20分鐘，沒有放一槍一彈，就順利解決了。但是大家還不能隨便走動，要等江青和毛遠新的兩個行動小組的消息，等解決了他們，大家才能離開中南海。
許久，江青和毛遠新那裏的工作人員才到齊，這時已快半夜了。
坐滿人的車開到郊區的花園村，集中在一個樓里，開始辦學習班。等到公佈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後，大家才陸續離開學習班回家。這前後大概有20多天。
「四人幫」的住處馬上駐進清理小組。他們的家屬也全部集中起來，在花園村組織學習。
數年後，「四人幫」再出現在人們眼前時，他們的身份是特別法庭上的囚犯，聽候公審的被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