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1964年上台，成了當年《時代周刊》的封面人物。
到底誰才是蘇聯的掘墓人呢？最近讀了幾本勃列日涅夫的傳記，尤其是郭春生先生所著的《勃列日涅夫十八年》，深覺為蘇聯掘墓的，正是勃列日涅夫！他才是蘇聯滅亡的罪魁禍首。
蘇聯崩潰已經二十年了。有關蘇聯崩潰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既有蘇聯人自己寫的，也有中國人和西方人寫的。書有這麼多，見解更是眾說紛紜，比較一致的看法是，蘇聯不是亡於西方的「和平演變」，而是亡於其自身內部原因。但究竟什麼是蘇聯崩潰的罪魁禍首？這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蘇聯崩潰的第一負責人，當然應該首推斯大林。他歪曲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建立了與科學社會主義風馬牛不相及的斯大林模式，給蘇聯人民帶來了沉重的災難。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是為了讓所有人生活得更幸福，但斯大林模式呢，既沒有給人民以麵包，又沒有給人民以自由。社會主義應該是比資本主義更高級的社會發展階段，可是斯大林模式卻在很多方面名不符實。人類歷史上，無論有多少逆流，最終要回到人間正道，正如大江大河，無論有多少迴轉、險灘，終究要流入大海一樣。所以說，最終使蘇聯滅亡的，還是這種發展模式的建立者。
不過，斯大林模式的錯誤不一定要以蘇聯的滅亡為代價來糾正。如果斯大林以後的歷任接班人能夠走上改革之路，以漸進的方式來改變斯大林模式，那麼蘇共和蘇聯仍然可以存活下去，而且活得更有活力、更好。人民對誰來領導、叫什麼名字，並不在意，只關心他們的生活是否幸福。「盜泉」的水，如果甘甜的話，人民為什麼不喝呢？所以，蘇聯的掘墓人還要從斯大林之後的接班人中去找。
馬林科夫是浮雲，安德羅波夫等病夫也是浮雲。在蘇聯真正起過作用的後斯大林領導人還是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這些人中，赫魯曉夫認識到了一點斯大林的錯誤。無論如何，他在蘇共二十大的「秘密報告」中解釋並批判了斯大林“個人迷信”和大屠殺，還第一次揭開了蘇聯暗流涌動的蓋子，開啟了改革的啟蒙運動“解凍”。儘管他把這一切歸咎於斯大林的“個人品質”，沒有從制度上認識到斯大林模式的根本弊病，把“斯大林”和“模式”分裂開來，只批斯大林而不批模式，而且改革的目標不明確，不從根本上否定這種模式，卻企圖修補這個模式，改革的方法又太任意，談不上有什麼整體方案，但赫魯曉夫仍然是一個功過參半的人物，正如一位藝術家為他塑的半黑半白的塑像一樣。他畢竟開啟了改革的大門，這一歷史功績不容抹殺。
現在，人們更多把蘇聯的崩潰歸罪於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許多人至今對戈爾巴喬夫依然心懷恨意，認為他的「公開化」披露了蘇共在歷史上的許多罪過，如卡廷森林事件等，敗壞了蘇共在人民心中的形象，為蘇共和蘇聯的崩潰埋下了禍根。我以為，戈爾巴喬夫不過是那個說皇帝沒穿衣服的孩子。皇帝的確沒穿衣服，天真無邪的孩子說的無非是人所不敢言的事實，他有什麼錯呢？孩子的真誠應該得到肯定，戈爾巴喬夫也是如此。蘇共所存在的問題，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即使沒有戈爾巴喬夫，又還能掩蓋多久？其實戈爾巴喬夫的原意還是想推動改革的，不過斯大林模式實在太根深蒂固了，他也沒辦法，只好“無可奈何花落去”了。蘇聯崩潰的墓穴並不是他挖好的，他的公開化無非是把蘇聯向這座墓又推進了一步，而且是推到了墓的邊緣。這時無論什麼人都無法挽救蘇聯的崩潰了。至於葉利欽，他只是把蘇聯推入這座墓的人。這時的蘇聯已經進入垂死階段，垂死的鐘聲一次次響起，斯大林模式被推入墓中，正是水到渠成的事。葉利欽是蘇聯的送葬者，決不是掘墓人。如果沒人先挖好墓，他也不會以埋葬斯大林模式而名垂青史。
到底誰才是蘇聯的掘墓人呢？最近讀了幾本勃列日涅夫的傳記，尤其是郭春生先生所著的《勃列日涅夫18年》，深覺為蘇聯掘墓的，正是勃列日涅夫！他才是蘇聯滅亡的罪魁禍首。他以宮廷政變的方式奪取了赫魯曉夫的權力，但並沒有把改革推進到一個新時期，而是力圖再造斯大林模式，重現斯大林的個人集權。這就加劇了蘇聯社會固有的矛盾。當蘇聯人民無法忍受這種制度時，墓也就挖好了，何時下葬只是時間問題，誰來埋葬也不過是歷史的偶然。他當政十八年所做的一切，只是不斷努力地將墓掘深。當他離世時，經過十八年的不懈努力，這個墓已經挖好了，面對這樣一個大墓，任何天才的繼任者都無法挽救蘇聯滅亡的命運，無法再尋求漸進的方式來挽救蘇聯。戈爾巴喬夫認識到了這一點，葉利欽最後只能把蘇聯推入勃列日涅夫挖好的墓中，開啟俄羅斯的新時代。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之一，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任何一個制度的崩潰都植根於它的經濟制度和由這種制度所決定的經濟狀況。一種制度或者模式，無論政治如何集權，文化如何受管制，官員如何腐敗，只要人民生活滿意，它就可以維持下去。當然，這只是一種不現實的「假設」，如果政治上集權，文化上管制，官員腐敗，經濟上也不會使人民過上滿意日子。 政治與經濟是密不可分的，這樣的發展模式也不會有好的市場經濟制度，也不會有良好的經濟狀況。這樣的「假設」，無非是為了說明經濟的重要性。
斯大林模式的核心是計劃經濟體制。它的政治集權、文化管制、官員腐敗，都是以這種經濟制度為基礎的。計劃經濟之不可行，已有許多權威著作進行了深入分析，這裏不用贅述。所以，改革決不能修補這種經濟體制，而是要從根本上否定這種經濟體制，即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在這種經濟體制根本變革的基礎上再進行其他制度變革。這種改革可以採用漸進式的方法，從而避免引起社會大的動蕩，利國利民。不過改革者心裏一定要明白，改革就是為了埋葬計劃經濟及相應的上層建築，所要考慮的問題，無非是在社會基本穩定的前提下，如何一步步實現。赫魯曉夫的失敗，並不因為他的改革方法不對，如分為農業類、工業類之類，關鍵在於，他根本沒認識到計劃經濟在斯大林模式中的作用及其不可行性。他把一切都歸咎於斯大林的個性，沒有認識到斯大林之所以能犯下種種錯誤，關鍵還在於制度基礎。他不想改變制度，更沒想到去改變計劃經濟體制。他所做的一切，即使再正確，也是修改、完善這種制度，是補天而不是變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所以，斯大林所犯下的個人崇拜等錯誤，他又犯了，而他又並不具備斯大林的權威，最後被勃列日涅夫的宮廷政變趕下台也是必然的，沒有勃列日涅夫，也會出現其他的「夫」或“斯基”。
用什麼方式獲取權力並不重要。在封建的家族式繼承或蘇聯式的上一代領導人指定接班人的權力交接模式中，獲得權力都不會是光明正大的，總有某種陰謀或妥協在內。但歷史是以成敗論英雄的，無論以什麼方式獲得權力，只要掌權後能推動歷史前進，後人也不會苛責。唐宗宋祖獲得權力都不光明正大，甚至是在腥風血雨中完成的權力交接，但現在有誰不說他們是一代明君？有誰還在以他們奪權的方式來否定他們？勃列日涅夫以宮廷政變的方式獲取政權本來也是斯大林模式的一部分，關鍵是他獲得權力後的所作所為。如果勃列日涅夫繼續赫魯曉夫的改革，而且糾正方向與方法，那麼，他今天一定是英雄，也可以避免蘇聯在一夜之間分崩離析的悲劇。可惜，他不是這樣的人。與赫魯曉夫相比，他上台後是完全轉向了，不是前進，而是倒退，回到斯大林模式。他成了一個新的斯大林，又在起勁地挖斯大林已開始挖的墳墓，使之更深、更大。一旦把蘇聯埋進去，就永無出頭之日了。
回到斯大林模式，勢必要停止由赫魯曉夫開始的批判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及其掌權的「第聶伯羅幫」甚至想為斯大林恢複名譽，歌頌斯大林的豐功偉績。在歷史上，為某個人翻案，祭出歷史的亡靈，並不是對這個人情深意切，而是為了復興他們的思想和做法。勃列日涅夫迫於當時人民對斯大林的怨恨，也沒敢大張旗鼓這樣做，但他們所作所為的確再現了斯大林的那一套。
這首先就是回到計劃經濟的模式，使蘇聯在赫魯曉夫時代開啟或正在探討的「新經濟體制」改革停止。那時已被肯定並試驗性地採用的企業以利潤為中心、擴大企業的自主權、物質刺激等帶有市場經濟色彩的改革都停止了，正在探討的“市場社會主義”也受到批判。改革的推動者柯西金受到排擠，行政管理經濟的方式重振雄風，管理部門的權力也得到擴張。其實，柯西金當時並不是市場經濟的改革派，只不過是要用經濟手段對計劃經濟作一點修補。勃列日涅夫連這點改革都制止了。其中當然有對柯西金奪權、把“三駕馬車”變為一人獨裁的企圖，但從他的經濟政策來看，他更是一個斯大林模式計劃經濟的堅定信徒。要知道，斯大林的關鍵錯誤還不在於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而在於他所建立的計劃經濟體制，以及在此基礎上的集權政治。勃列日涅夫想為斯大林翻案，他也不敢否認大清洗之罪，但仍試圖召回斯大林模式的亡靈。勃列日涅夫上台後，儘管不敢公開為斯大林招魂，卻對斯大林模式一仍其舊。
應該說，計劃經濟下，由國家集中力量辦大事，在一定時期內對恢復和發展蘇聯經濟還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在二戰後的二十多年中，蘇聯保持了高速增長。在勃列日涅夫執政的六十年代後期和七十年代初期，蘇聯經濟形勢相當不錯。第八個五年計劃（1966-1970）順利完成，增長率達到7.4%，遠高於同期西方國家的增長率（應該指出，把蘇聯的工農業生產總值與西方的GDP相比並不科學。因為這兩個統計體系的內容與方法差別甚大。簡單來說，GDP包括產品與勞務，而蘇聯的統計體系不包括勞務，GDP只計算最終產品，沒有重複計算，而蘇聯的統計體系包括了中間產品的重複計算。限於資料，只能權且作此比較）。到1975年，蘇聯的工業總產值已達美國工業總產值的80%以上，而農業總產值達到85%。
但是，蘇聯計劃經濟下的這種高增長是靠大量投入資源而實現的，缺乏技術創新與生產率的提高，因此不具有可持續性，到七十年代後期增長率就放慢了，這就是《勃列日涅夫18年》中所說「與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從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工業總產值增長從8.5%下降到5.9%，農業總產值從4.3%下降到1.1%，勞動生產率年增長從6.8%下降到3.2%。靠投入增加來實現增長走到盡頭了，又缺乏技術創新，經濟能不停滯嗎？
蘇聯學界與政界並不是沒有認識到技術創新與生產率提高的重要性。早在五十年代初，蘇聯經濟學界就討論了「外延式增長」與“內涵式增長”的問題。外延式增長就是靠增加投入實現增長，內涵式增長就是靠技術進步和生產率提高實現增長。學界一致認為，外延式增長遲早會遇到限制，要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必須從外延式增長轉變為內涵式增長。蘇聯的歷屆領導人也沒有少講技術創新的重要性，但為什麼蘇聯的增長一直沒有從外延式轉向內涵式呢？
這就在於計劃經濟體制阻礙了技術創新。在市場經濟中，技術創新的動力來自企業家追求利潤的動機。奧國學派的米賽斯認為，企業家的利潤來自產品市場價格與成本的差距。企業家為追求利潤就要通過技術創新來實現。追求利潤既是企業家內在的動力，又是外在的壓力。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家和企業都消失了。企業全由國家直接控制，並不以利潤為目標，有了利潤不能給自己帶來好處，虧損了也有政府的「父愛主義」保護，而且，國營企業的領導都是行政官員。這種體制下，企業哪有技術創新的動力呢？而且，與計劃密不可分的專制獨裁政治制度壓抑了新思想的產生。標新立異會引來殺身之禍，循規蹈矩才能生存下去。這種制度抑制了新思想和技術創新。所以，儘管認識到技術創新的重要性，也是只有膚淺的“知”，而沒有現實的“行”。
當然，要說在蘇聯斯大林模式下沒有技術創新，也並不準確。蘇聯畢竟是世界上第一個成功發射人造衛星的國家，它的軍用技術和空間技術，與美國不相上下。為什麼這種技術創新沒有體現在國民經濟中呢？這就是計劃經濟體制的另一問題了：發展經濟的目的不是富民而是強國。蘇聯的目標是使自己在軍事與空間技術上足以與美國對抗，並不惜以舉國之力來實現這個目標。計劃經濟體制下，想要集中人力與物力來為這一目標服務，還是沒問題的，畢竟蘇聯資源豐富，人傑地靈。但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也必然放棄其他目標。所以儘管蘇聯在軍事及空間技術上實現了重大突破，但這與整個國民經濟並沒有關係，相應的技術也並沒有運用到國民經濟中。而且，把資源應用於這方面，必然減少了用於其他方面的資源。蘇聯的經濟停滯，物資短缺，人民生活水平不高，根源正在於此。在某一時期內，人民為強國作一點犧牲是可以的，但要長期如此，必然引起人民的不滿，社會難以穩定。蘇聯崩潰的深層次根源正在於經濟停滯和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強國而不富民，最終國家是無法真正強大的。
為強國而富民，如果人人貧窮，生活不易，這倒還不會引發太大的問題，但蘇聯的問題是大多數人民貧窮，而少數特權階層卻過著比西方資產階級還腐化的生活。這就不能不引起人民的強烈不滿。勃列日涅夫正是這個特權階層的締造者和代表。
說勃列日涅夫是特權階層的締造者，這是《勃列日涅夫18年》作者的看法，我並不完全認同。我贊同德熱拉斯在《新階級》中的觀點，只要是這種計劃經濟和獨裁的制度，就必然有特權階層，即德熱拉斯所說的新階級。而且，一旦這種制度建立，這個特權階層就產生了。在十月革命成功後的初期，列寧是堅決反對特權思想的，當時革命者的理想主義和艱苦的物質條件也不允許特權階層的出現。但斯大林掌權後，為了維護獨裁的體制，他有意扶植了一個特權階層，作為自己統治的基礎。個人迷信既是斯大林的愛好，也是這個特權階層為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創造出來的。斯大林的錯誤並不在於他的個性，而在於這種制度及其所形成的特權階層。沒有這個特權階層，斯大林得不到支持。他的個性如何能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任何時候，專制都不是一個人的事，而是有一個既得利益集團在支撐。所以，造就特權階層是維護這種專制制度的需要。
計劃經濟也為這種特權階層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計劃經濟以公有製為基礎，蘇聯的公有制名義上是全民所有，實際上真正的所有者、使用者和受益者都是掌握政權的人，因為全民所有由國家代表。在蘇聯，這種代表又不受人民的制約和監督。這樣，全民所有就變成了特權階層所有。中國批判蘇聯的「九評」中曾經正確提出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公有制度成了官僚資產階級所有制。其實不僅勃列日涅夫時期如此，這種制度一旦建立，就必然如此。統治者先有權力，再成為真正的所有者，特權階層就產生了。這正是哈耶克所說的“有了權才能有錢”。
勃列日涅夫不是特權階層的締造者，僅僅是這個階層的擴大和強化者，他也並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懂也不信馬克思主義，儘管講話中通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口號，實際上考慮的還是如何鞏固一己統治地位。他依靠的主要是過去的手下，即《勃列日涅夫18年》中所說的「第聶伯羅集團」。他們早已把馬克思主義拋到腦後，一切以小集團的利益為導向。勃列日涅夫無原則地寬容屬於自己小集團的人，排斥集團之外的人，波德戈爾內、柯內金就是被他排擠出領導集體的。謀取政治地位還是為了經濟利益。勃列日涅夫本人就熱衷於名車、別墅和打獵，為子女親屬謀取利益，他的女兒和女婿都是名聲甚壞的“太子黨”。有了這類榜樣，當然上行下效，不用說這個小集團的人，即使沒有進入這個小集團的官員也要以權謀私。「九評」中把他們稱作官僚資產階級，還是相當有道理的，今天看來也不為過。
這樣一個特權階級形成後，他們與廣大人民的清貧生活形成鮮明對照，這勢必引起人民的反抗。換言之，當時的社會主要矛盾就是特權階層與廣大人民的矛盾。在專制和輿論控制之下，這種來自人民的不滿就形成了異見者。異見者是一些知識分子，但他們的產生是有社會根據的。如果當權者能傾聽他們的意見並做出改進，他們也形不成氣候。但勃列日涅夫採取強硬的手段，不是抓進監牢、送去勞改或精神病院，就是趕出國。但這樣一來，產生異見的基礎不但沒有消除，還在加深，最終成為推翻蘇聯舊體制的一種力量。
其實不同政見者任何社會都有，當年的馬克思，之後的左翼思想家加爾布雷思、羅賓遜夫人不都是不同政見者嗎？但他們都沒成什麼氣候，當局並沒有壓抑、鎮壓，他們有些看法被吸收到政策中，不用鎮壓便自行消散了。對異見者，越是鎮壓他們就越堅強，越是想撲滅，他們的聲勢就越大。甚至原來一些本來沒有引起人民重視的異端思想，越是鎮壓，知道並接受的人就越多。勃列日涅夫對異見者的種種打壓，最後使他們成為日後推翻蘇聯的強有力的力量。打壓異見者豈不是在給自己掘墓嗎？勃列日涅夫打壓索贊尼辛，打壓薩哈羅夫，他們反倒各自獲得了諾貝爾獎。打壓使這些人獲得了世界級聲譽，對鞏固社會主義蘇聯有什麼好處呢？黑格爾說，「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異見者的出現並形成一股勢力，肯定有其社會根源。對異見者釜底抽薪，消除這些根源，異見者這些人如何能存在並發展？打壓等於給異見者火上澆油。這就正如對皮球，要給它放氣，而不是拍打。放了氣，它就動不了了，越拍打，它跳得越高。
使勃列日涅夫給蘇聯掘的墓越來越大的，還有他的外交政策。出兵捷克和阿富汗是最大的失誤。社會主義國家應當尊重別國主權，愛好和平，但勃列日涅夫粗暴地出兵干涉捷克的內政。這只是延遲了捷克的改革，但並不能改變改革的歷史趨勢。這不僅使蘇聯在國際上處於難堪的地位，而且在國內也引起人民不滿。出兵阿富汗進行擴張，使自己陷入了泥潭，物質人員上的損失不用說，聲譽的損失，給搖搖欲墜的蘇聯以最後一擊。外交政策成了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勃列日涅夫十八年經營的內外失敗是蘇聯崩潰的基本原因。墓已經挖好了，戈爾巴喬夫再無回天之力，葉利欽輕輕一推，蘇聯就進了勃列日涅夫挖好的墳墓。戈爾巴喬夫、葉利欽何錯之有？
對勃列日涅夫的評價，國內外分歧甚大。甚至時至今日，俄羅斯為勃列日涅夫歌功頌德的人也不少。我看過的另一本《勃列日涅夫傳》是俄羅斯學者謝爾蓋·謝曼諾夫寫的，由東方出版社在國內翻譯出版。他把勃列日涅夫寫成一位英雄，甚至對他女兒、女婿之類親屬發財陞官之事也不承認。這種書也是一類看法。但我認為離起碼的事實甚遠。對勃列日涅夫評價的爭論還會持續下去，這也沒什麼可奇怪的，德國不是還有人懷念希特拉嗎？
當然，也許蘇聯的崩潰並不是一件好事。在斯大林模式建立之時，它覆亡的命運也許就註定了，不進行徹底改革，蘇聯是沒有出路的。只有在葉利欽結束了斯大林模式後，俄羅斯和蘇聯原來的加盟共和國和東歐各國才有了希望。當然，經歷了斯大林模式和轉型動蕩之後，這些國家的復興之路還很漫長。但俄羅斯這些年的進步與發展舉世矚目，它能進入金磚四國的行列，不正是明證嗎？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林彪與「四大金剛」（資料圖）
本文摘自《跨出中南海》，顧保孜著，中國婦女出版社出版
作為林彪的死黨，黃、吳、李、邱「四大金剛」，必然要受到歷史的懲罰。
林彪叛逃不久，即1971年10月3日，剛剛過了國慶節，中央決定撤銷軍委辦事組成立由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主持的軍委辦公會議，負責軍委日常工作，同時中央成立了專案組，審查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的問題。因為林彪叛逃事件只是在很小範圍知道，對外還一直保著密，包括對部隊。對於總參謀長黃永勝，空軍司令吳法憲，海軍政委李作鵬，總後勤部長邱會作這四人的處理，中央必須掌握確鑿的證據，證明他們直接參与謀害毛主席、篡黨奪權的罪惡活動，才能逮捕法辦。所以先從內部控制他們，不能打草驚蛇，不然，容易引起軍隊內部的混亂。
國慶節後，中央還同意邱會作率訪問團出訪了越南。
到了10月底，專案組有了突破性的進展，林立果是空軍辦公室的副主任兼戰部副部長，空軍是這次反黨活動的重災區。專案組從空軍學院的秘密據點裏發現了大量的文件和反黨計劃，最著名的文件大概要數《「571工程」紀要》。至今許多人都能記得裏面的內容，他們的口號和綱領之反動之猖狂之恐怖實屬罕見。黃、吳、李、邱「四大金剛」參與反黨活動的證據也逐步查清。
10月底，中央下達了對黃、吳、李、邱的逮捕令。這是繼1967年逮捕「王、關、戚」，1968年拘押“楊、余、傅”之後的又一次秘密行動。中央警衛局是絕對聽從指揮的部隊，一聲令下，抓任何人都不會猶豫，儘管抓“楊、余、傅”已被後來的歷史證明是錯誤的。可是，對林彪的「四大金剛」執行逮捕任務，卻是應該大加褒獎的神聖使命。
這是在人民大會堂第一次執行逮捕行動。
黃、吳、李、邱被通知晚上到人民大會堂參加會議。這次逮捕行動由周恩來親自指揮，逮捕的方法也非常簡單。他們到達大會堂時，外面指揮的人，先放行「首長」進去，後面截住他們的警衛，請進了事先安排好的房間裏。
會議地點在福建廳，離北門很近。他們剛走進大會堂的北門，立即就上來兩個人，一邊一個緊緊夾住來人，由辦公廳負責人當面宣佈中央的決定。然後快速架進電梯，大會堂的地下室里兩輛吉普車早已恭候在那裏了。
不一會，黃、吳、李三個人就成了瓮中之鱉，被帶進吉普車裏。
在捉拿黃永勝的時候，還費了點勁。黃永勝自恃自己是總參謀長，見有人來架他，馬上警覺地高聲叫道：你們幹什麼？你們幹什麼？並且奮力掙扎。但是事先考慮到反抗的問題，選派執行任務的人不僅個大，而且都是副團長以上職務的軍人。他們遇到這種情況，非常鎮靜，也富有經驗，不等黃永勝再掙扎就利落地將他手反背到身後。為防止不測，從他身上搜出水果刀、藥品等物品。
過了開會的時間，還不見邱會作的影子，別是他聽到了什麼風聲？指揮中心立即和邱會作的秘書聯繫，才知道邱會作去西郊機場送人，要晚一點來。
事不宜遲！打電話追到西郊機場，通知他馬上到大會堂開會。對邱會作也是用同樣的辦法將他逮捕，他沒有反抗。被抓，好象是在他意料之中的。將他押進電梯的時候，他看見了張大夫，就叫他。張大夫知道他已經不靈了，但既然是在指名道姓叫他，還是應該上前去看看。電梯的門開著，邱會作被兩個人看押著，以前的威風不見了，剩下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他向張大夫要安眠藥，說是沒有葯他睡不著。醫生的天職是救死扶傷，畢竟和政治不一樣。他覺得這醫德出發，可以給他一點葯。就說：等一下，我去拿。他先請示了汪東興，汪東興的想法和他一樣，可以給一點葯，量不要大。張大夫取了幾片就是吃一把也死不了人的藥性小的安眠藥，送給還等在電梯裏的邱會作。他接了葯，連連說謝謝。或許這幾片葯還真的幫他度過了幾個難熬的長夜。
後來大家參觀邱會作的住宅，才知道他吃藥成癮，各種藥品堆滿了房間，補藥品種之多，令人瞠目結舌，生活極其糜爛。直到他被抓起來的時候，他首先惦記的還是葯。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似乎是懷仁堂的「專利」，文革幹將和旗手相隔8年被同一內容的“會議通知召進懷仁堂。
追溯新中國的歷史，追溯中南海的歷史，懷仁堂也應該算一處獨佔風流的政治名地。在歷史的交叉點上，它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1956年，十大元帥在這裏授勛。1967年，「二月逆流」風波也發生在這裏。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幫」集團的“戰役”就是在這裏勝利完成的，中國從此結束了長達10年之久了“文革”。
懷仁堂無論作為歷史見證也好，還是作為新時代的起點也好，它在人們心中已經成為某種意義的象徵。
懷仁堂靠近中南海的西門，因為離大門近，中央領導人和各界群眾聯歡，或是接見會議代表，經常在這裏進行，某種意義上也是中央和群眾聯繫的橋樑。
其實，「四人幫」不是懷仁堂的首批“客人”。1968年初，經中央批准，“文革小組”的戚本禹就是在懷仁堂被捕的。他是第一個在懷仁堂被抓的人。時隔8年，歷史又一次在這裏重合，竟然驚人的相似。那次被捕戚本禹也是以開會為名，而且會議內容有一條議題也是雷同的――關於《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問題。所不同的是，抓戚本禹是討論《毛澤東選集》第五捲髮稿，而抓「四人幫」是審議《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清樣。
毛澤東主席在9月9日去世後，最高權力成為矛盾交集的焦點。一是以華國鋒為首的實力派，二是葉劍英為代表的元老派；另一派就是以江青為首的「上海幫」。三股力量必定要融合吸取一股力量，才有可能取得最後的勝利。
翻開新中國的史書，就不難發現，國慶節前後經常是相伴著重大歷史事件而至，想必真是應了「多事之秋」的老話么？
國慶節的夜晚，佩帶黑紗的江青和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登上天安門城樓，將和首都人民一道度國慶之夜。這天白天，北京沒有搞什麼慶祝活動。人們似乎也失去了過節的情緒。
這一年的命運之神吹著悲哀的號子，奏得人們不斷淚水雙行，肝膽俱裂。哀樂中，江青一夥加快篡黨奪權的腳步。也加快了自取滅亡的進程。
姚文元在國慶節活動前就特意叮嚀周恩來的攝影記者杜修賢，拍攝時一定要突出集體領導，照全所有的委員。
「集體領導」含意深刻，江青一夥就是在這個「集體領導」的幌子下，導演了一幕幕鬧劇。
國慶節晚上活動結束後，江青突然提議：繼承毛主席遺志，不應講究形式，而是重在表現，大家去掉黑紗，一齊學習《毛選》。
10月2日，王洪文緊急找攝影記者杜修賢去，提出要拍標準照。攝影記者很奇怪，以前幾次提出給他拍標準像，他都拒絕了，現在主席剛去世，他卻要照……？王洪文回答絕妙：「留著開追悼會用。」以後的事情才使攝影記者恍然大悟，原來他是“不成功便成仁”，作最後破釜沉舟的衝刺。
10月4日，在勤政殿召開的毛澤東醫療組總結會議上，張春橋和江青極力把會議往批鄧小平上引，張春橋叫囂要召開中央全會，開除鄧小平的黨籍。
話給汪東興，請示江青不下車怎麼辦？回答是讓他耐心等待，她最終還是要下車的。一小時後，江青才結束了她長篇大論的發言。滿足了演講欲的江青，笑容滿面地下了車。
10月6日，這是江青的最後自由日。她下午組織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在主席生前居住的「游泳池」學習《毛選》。然後又和大家合影留念。最後還覺得不過癮，又帶大家去景山公園摘蘋果，直到天色灰暗，才回中南海201住所(原來江青的住房，離毛澤東住地很近。主席去世後她才搬進居住)。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四人幫」認為奪權的時機來臨，他們便加快進入中央的步伐。然而短短的一個月時間竟然成為「四人幫」的最後的自由日
毛澤東逝世不久，人們就迎來了國慶節。
10月2日上午，王洪文叫杜修賢立即去釣魚台他那裏一趟，也沒詳細交代是什麼事情。
杜修賢乘坐的汽車離王洪文的住宅樓還有百米遠的時候，就看見王洪文一身深藏青色的中山裝，筆挺地站在樓房外面。見汽車開來，他朝前迎了幾步，杜修賢心裏微微一動：他難道是在等我？又是重要拍攝？因為接連幾天王洪文叫他為毛澤東遺體拍攝重要照片，聽是他的電話就條件反射想起重要拍攝。
王洪文和杜修賢握了一下手，就帶他大步往樓里走。走進樓里，他才站住對杜修賢說：「老杜，今天請你來是為我照幾張相。」
「噢……今天？」杜修賢一愣，“我沒有作準備啊，沒帶燈光。”
王洪文笑笑，不以為然。「沒關係，就用自然光拍。」
「自然光拍攝當然比較好，可是今天老天不太幫忙，光線不好啊。」杜修賢望望門外的天氣，覺得沒有把握。
「問題不大，今天可以照。」王洪文態度很堅決，儼然是攝影行家。
杜修賢不好再堅持自己的意見，不過心裏納悶，今天他著什麼急呢？以往就數他的單人標準照最難拍攝，搞得記者們好不痛快。 王洪文在「十大」當選為黨的副主席後，新華社攝影部根據慣例，要為政治局常委以上的人拍攝一些資料照片，其中也包括單人標準照片。杜修賢打了幾次電話給王洪文的秘書，叫預約個時間，為“副主席”拍攝一些資料照片。
第一次，電話里說王洪文不在北京。
第二次，王洪文正忙，沒有時間拍攝資料照片。
第三次，沒有答覆。
第四次是1974年底，天氣還不太冷，杜修賢正好有空閑時間，又想起了王洪文的標準照片。他們已經給其他幾位領導人拍了標準照片，就剩下王洪文沒拍。可是王洪文不知什麼原因不予配合，真讓人著急。他又給他的秘書撥了電話，秘書答應一定給個答覆。誰知等來的答覆是首長最近身體不佳，照片的事以後再說。
幾次碰壁，為王洪文拍照的興趣陡降。以後一年多的時間杜修賢再沒有向他提起標準照的事。
今天王洪文一反常態急切地要拍標準照。這能不叫他納悶嗎？再說主席才去世，就迫不及待要照標準像也不太合適呀！杜修賢不由地好奇問：「怎麼這個時候照，是不是有急用？」
王洪文嘿嘿笑了一聲，隱秘的眼神飛快地望他一眼，頭扭向一邊，用似乎開玩笑的輕鬆語調說：「開追悼會用啊！」
「啊呀！追悼會用也太年輕了嘛。」杜修賢也用開玩笑的口氣回敬了一句。但是心裏暗暗吃了一驚，這話什麼意思？多叫人膽寒！
王洪文帶他走到2樓，沒有正面回答拍照片有什麼急用，只是問他樓上的光線是不是比樓下好一些？杜修賢連測光表都沒有帶，大體目測了一下，怎麼辦呢？事到如今不行也要說行，就點點頭。
這時他用和年紀不相稱的嚴肅表情對杜修賢說：「老杜，今天的照片一定要照好！你不是幾次提出要給我照嗎？這次我主動配合你們的工作。光線問題你想想辦法補救，相信你有這個技術！」
他把話都說到這個份上了，杜修賢還能說什麼。只好硬著頭皮用自然光給他拍攝。
那天王洪文的標準照拍了好幾種，先是穿著中山裝的，後又換上軍裝照了幾張。
這次拍攝，杜修賢覺得他差不多被折騰得散架了。因為他拍攝從來不用三腳架，又沒有帶閃光燈，每張照片必須按動四分之一的快門，才能保證彩色膠捲的感光色度。四分之一，這幾乎是快門檔次里最慢的瞬間了，按快門時人的手是很難能端得紋絲不動，穩如泰山。只要有一絲擺動，照片就虛了。等將王洪文的半身照片拍完，杜修賢的手臂已木然僵硬快沒知覺了。
王洪文一反常態急著要拍標準照的內幕，是在粉碎「四人幫」以後才逐步披露出來，真相大白於天下的。
「開追悼會用」道出了他篡黨奪權而不惜破釜沉舟的決心。
王洪文急於登台需要印製標準照，難怪他那麼急促、固執，甚至連光線都可以不顧，鐵了心要拍攝自己的標準照。
夜色朦朧，北京復興門外大街上，一輛黑色轎車正高速急馳。到了木樨地，向右一拐，進入三里河路。在釣魚台警衛森嚴的大門前，轎車稍稍減慢了速度。警衛戰士見是張春橋的座車，立刻做出放行手勢。轎車「呼」地一下，消失在院內的黑暗中。
車到樓前停下。車門打開，走出來的卻不是鷹鼻長臉的張春橋，而是一位高挑個兒的中年人。張春橋的秘書快步上前，異常親熱地握住中年人的手，說：「幸苦了，景賢大哥！首長在等你。」
來人是徐景賢，「四人幫」在上海的幹將之一。下午，他接到王洪文的電話，要他急速來京，當面向王、張彙報上海民兵的準備情況，研究下一步行動計劃。
上海民兵，是「四人幫」苦心經營的“第二武裝”。
1976年8月，毛澤東病情加重。「四人幫」認為，奪權的時機即將來臨，他們的“第二武裝”要發揮歷史作用了，便加緊進行反革命武裝叛亂的準備。
毛澤東去世後，他們突擊下發各種槍74000多支，大炮300門，各種彈藥1000多萬發。全市籠罩在戰備的緊張氣氛中。
徐景賢緊急進京，便是商量如何配合「四人幫」登台採取行動。一個又一個通宵達旦的密謀，一個又一個精心籌劃，自認為天衣無縫的奪取政權計劃，竟然在10月6日，一個普普通通星期三的晚上被擊得粉碎。
這是他們最後一個自由日。江青在這一天最後一次面對照相機的鏡頭。
話找杜修賢，叫他到游泳池毛澤東書房來一趟。
此時的江青無論抓與不抓，她的形象在人民心目中已經醜陋得體無完膚。國外瘋傳「紅都女皇」，國內大罵“妖婆”。樣板戲、江青裙、反潮流、批大儒、罵老娘、寫黑詩……一系列叫國人瞠目結舌的“時興浪潮”不都是出自江青一夥的門下嗎？
游泳池，毛澤東曾經生活工作過的住宅，也是杜修賢最為熟悉的地方。
幾個月沒有來過了，今天猛然又來，一種說不出的親切感。彷彿又聽見毛主席在書房裏走來走去的「踏踏」的腳步聲和他沉重的呼吸聲還伴有零星的咳嗽聲……就連茶几上的煙缸好像還冒著縷縷青煙，茶杯里的濃茶還熱著……
汽車的喇叭聲打斷了他傷感的冥思，這是江青的「大紅旗」。“老杜，你遲到了……”江青一進門就衝著他沒頭沒腦來了一句。明明他來得最早！下一句才明白江青所謂“遲到”的含意，“我們在這裏學毛選已經學了好幾天了，你今天才第一次來學。”
學毛選？這是怎麼一回事？杜修賢事先一點也不知道。
後來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人和在江青身邊工作的人陸續也來了，不過他們已經來學了幾天，七八個人將小小的過廳坐得滿滿的。有人給杜修賢遞了本毛選，他也照著他們翻到學習的頁碼，一臉虔誠認真閱讀的樣子。可是心裏老在不停地劃問號，江青為什麼召集主席和她身邊的人學習毛選？
「小李，你接著昨天的繼續往下念。」江青指了指身邊的工作人員說，“咦？學了好幾天，連一篇都沒有學完？”她翻開書自言自語的嘀咕。
他們的目光跟著讀書聲一行一行地在書上移動，沒有幾行，江青一聲高腔，驚得他們從書里抬起頭，讀書聲戛然而止：「你們知道中央誰反對毛主席？」
杜修賢下意識地搖搖頭，江青脖子一直，朝他：「哼！告訴你們，誰反對主席我都知道。這種事休想瞞過我！」
江青最後乾脆不叫小李念書了，她一個人大談起中央的局勢。「中央領導人的排列順序要按主席生前排列的排，誰也不能改動……誰要反對你們，不行，你們都是主席身邊的人，反對你們就是反對主席……中央有人想整我，我不怕！」
終於，江青講夠了講累了，發洩慾和宣講欲得到了滿足，她愉快地宣佈：「今天就學習到這裏，和大家合影。明天繼續學習。」此時她的心裏還裝著明天和更多的明天……
走出屋子，來到房後的草坪上。江青一身藏青色的中山裝和一頂藍色男式便帽，給本來就不年輕的形象里憑添了幾分陰陽怪氣的色彩。其實江青有一頭黝黑的短髮，不戴帽要精神也要亮堂的得多，誰知她的審美觀是不是也到了衰弱期？
她理所當然地站在大家的中間。杜修賢的鏡頭裏出現了戲劇性的變化，哪個鏡頭裏有江青的身影哪個鏡頭裏的人物表情就異常嚴肅，雙足立正，兩臂僵直，肌肉緊繃，活像木偶薈萃。如果鏡頭裏沒有江青，人物表情活潑自如，嬉笑輕鬆，其樂融融。
「既怕又恨」是江青身邊工作人員普遍的心理特徵。在這種矛盾心理的壓抑下，人們變成了既溫順又叛逆，既老實又世故的多重性格組成的矛盾體。
拍攝後，以為沒事了，杜修賢提著攝影箱想悄悄地溜走了事。江青興緻勃勃叫住他，「老杜別走！我們一起去景山公園摘蘋果，還要照一些照片。」然後她笑眯眯地坐進「大紅旗」里「呼」地先走了。
工作人員坐著警衛局的麵包車，跟著「大紅旗」駛出中南海。
汽車從景山公園後門進去徑直開到一片蘋果園旁。 江青非常得意告訴杜修賢：「老杜，我們在這裏勞動了好幾次，特意留了幾顆樹今天摘，照些照片。老杜今天看你的啦！」
一顆碩大的蘋果樹前，江青小心翼翼地踩上一個事先已經準備好的架子上，旁邊的人七手八腳將她扶定，又在她的手邊掛了一個小竹籃，讓她放摘的蘋果。
摘蘋果可以算是勞動也可以算是享受，一種心理和生理的雙重享受，垂手而得的心理滿足和悠然打發歲月的生理滿足。
白皙的、保養極好的手握住粗糙的褐色樹榦，本身就是對比，一身素裝和燦爛紅顏的蘋果，這又是對比--杜修賢拍下了對比的瞬間和對比的深思。
江青從林子出來，歡喜地面對人群里開始了她最後首長的講話，這是她結束政治生涯前最後一次顯示首長的權威。
晚上八點，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先後在懷仁堂一網打盡，隨後江青在她的住所逮捕，開始接受中央的審查。江青直到公開審判、坐牢、就醫、自殺身亡，再沒有獲得過自由。四人中除姚文元還健在，獲得自由外，其他三人均在服刑期間患病離世。
懷仁堂門口，葉劍英緊緊握住鄔吉成的手，欲言又止，張春橋的警衛員「大熊」順從交槍，並未抵制；葉劍英的警衛秘書卻鬧了一場虛驚。
粉碎「四人幫」的計劃在將近一個月的醞釀中，逐步思考成熟。到10月6日下午，進入佈置實施階段。
話響了，汪東興的秘書通知鄔吉成立即到中南海。當時鄔吉成一身白粉，象個粉刷匠，想把牆皮鏟完再去。回答是不行！他只好換了身衣服，趕快坐車趕到汪東興的住處。他才跨進門，只見汪東興「蹭」地站了起來，用非常嚴肅的口氣問他：“晚上抓幾個人……，你知道是誰嗎？”
鄔吉成心裏一格登，抓人？解放前他就在中央警衛團工作了，也執行過好幾次抓人的秘密行動，可今天怎麼突然又要抓人，會是抓誰呢？他還沒有仔細猜想，腦海里猛然跳出一個感覺，他馬上意識到這是指抓誰了，絕對跑不了有江青！但是他不敢貿然說出名字。萬一說不對，可是要被打成反革命的。
他衝著嚴肅的汪東興含糊地笑笑，不作回答。
「吳建華負責裏面，你負責外面。你去把孫鳳山調來管車，車子都調到西面。你主要掌握四周安全，還有警衛秘書。將他們集中到五間房，宣佈幾條紀律。」
看來真要進行重大行動了。鄔吉成這時想到10月2日晚，汪東興找他談了一席話，現在看來是有意試探他的態度。那天，汪東興莫名其妙地對鄔吉成說：“六個字錯了五個字。聯大報告上也是這麼寫的，還是華主席改了過來。
鄔吉成哪裏知道什麼是六個字，而且還錯了五個字？
汪東興見鄔吉成一臉茫然，估計鄔吉成雖說在釣魚台辦公同時也兼顧江青他們幾個人的警衛工作，但是沒有卷進去，就放心了許多。又問：「你知道王洪文有槍嗎？平時帶不帶在身上？」
「槍是有的，但手槍一般不隨身帶，有時出去帶獵槍。」
鄔吉成當時很奇怪，汪東興問槍幹什麼？現在他終於解開了這些謎團。
從汪東興那裏出來，已經下午6點過了，鄔吉成到食堂抓了倆饅頭，邊吃邊往懷仁堂去。他下車，將駕駛員先打發走，這樣的絕密行動，執行的人越少越保險。他吃著饅頭，圍著懷仁堂轉了圈。
天色漸漸暗了，四周非常寂靜，沒有風聲，沒有樹葉沙沙聲，連一聲鳥叫都聽不到。寂靜中，鄔吉成居然聽見了自己的心跳聲。他或許沒有想到，今天將永遠載入史冊，歷史將從這裏填寫嶄新的一頁。這一頁里也有他填寫的一筆。
7點多，汪東興從他的住處走到懷仁堂，他看見鄔吉成，有些憂心忡忡，問：「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放心。」事到如今，鄔吉成怎能說有問題呢？再說，出不出問題，還要看裏面解決的順利不順利。外面的警衛秘書，除了王洪文有一個是上海帶來的警衛外，都是他的部下，他們會服從命令聽指揮的，這一點他有把握。
汪東興進去不久，葉劍英的汽車駛進了西門，「嚓……」地停在懷仁堂的門口。鄔吉成快步上前為老元帥開了車門，葉帥出來，雙眼緊緊盯著鄔吉成，一把將他的手握住，久久沒有鬆開。老帥蠕動了幾次嘴唇，欲言又止，鄔吉成明白老帥的意思，責任重大啊！他從老帥微微顫抖的手掌里感受了一種力量，一種獲勝的力量。他暗暗想，這次行動一定會幹得漂亮。
第一個來到懷仁堂的是張春橋，鄔吉成按照原來吩咐的那樣，將張春橋的警衛秘書叫到會堂旁邊的「五間房」去，這些警衛都是鄔吉成的部下，也不起疑心，就過去了。後來有一本《懷仁堂事變》書中說張春橋的警衛在首長被抓時，聽到了動靜，撥槍對準執行命令的人，如果不是汪東興親自下達命令，這個叫「大熊」的警衛還要開槍抵抗。顯然，這樣的描寫是不準確的。張春橋的警衛秘書去的「五間房」離懷仁堂還有一段路，根本就不可能聽見懷仁堂里的動靜，再說，張春橋的警衛員是中南海警衛局的戰士，不可能不服從自己副團長的命令。
不一會，王洪文、姚文元的警衛都來到了「五間房」。自然他們的首長已經走進懷仁堂里，鄔吉成估計時間不長，這裏就該宣佈命令了。他不動聲色地走進來，有人過來，朝他輕聲耳語：“裏面都解決了。”鄔吉成對大家說：“你們的首長另有安排了，不要你們再管了。現在你們將槍交出來……。話音沒落，只見葉劍英的兩個警衛秘書，刷地站了起來，滿臉緊張。鄔吉成這才想起，剛才為不打草驚蛇，將葉劍英的警衛也一同請進了五間房。他趕緊說：“小馬、老紀沒有你們的事，你們快去照料首長。”
王、張、姚的警衛秘書沒有任何疑問，別說是反抗了，立即將手槍交了出來。
懷仁堂的行動前後不到20分鐘，沒有放一槍一彈，就順利解決了。但是大家還不能隨便走動，要等江青和毛遠新的兩個行動小組的消息，等解決了他們，大家才能離開中南海。
許久，江青和毛遠新那裏的工作人員才到齊，這時已快半夜了。
坐滿人的車開到郊區的花園村，集中在一個樓里，開始辦學習班。等到公佈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後，大家才陸續離開學習班回家。這前後大概有20多天。
「四人幫」的住處馬上駐進清理小組。他們的家屬也全部集中起來，在花園村組織學習。
數年後，「四人幫」再出現在人們眼前時，他們的身份是特別法庭上的囚犯，聽候公審的被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