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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9·13」前突回京:早在林彪身邊插有耳目?

博客文章

毛澤東「9·13」前突回京:早在林彪身邊插有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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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9·13」前突回京:早在林彪身邊插有耳目?

2019年04月02日 17:30

毛澤東與林彪等人(資料圖)

 九一三事件過去三十多年了,仍疑點重重。毛澤東南巡與九一三事件有什麼必然的聯繫嗎?為什麼林立果的「三個方案」(上策在杭州、上海謀殺毛澤東,中策南飛廣州,下策北飛蘇聯)每一個都沒有展開,就被毛澤東粉碎?如果沒有千里眼順風耳,毛澤東憑什麼料敵如神?本文根據目擊者的回憶,試圖剝離出歷史的真相。

 一、9月12日13時,毛澤東突然回到北京

1971年9月12日13時10分,毛澤東的專列秘密停靠在北京丰台車站。

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非常吃驚。怎麼不聲不響就回來了?原來計劃不是這樣的呀?周恩來的衛士長高振普回憶,9月12日17時,總理起床,睡夠了6小時,特別精神。一直等候的楊德中(中央警衛局副局長、中央警衛團政委)跟著總理進了衛生間,報告主席回來了。總理問,怎麼這麼快就到了丰台(知道毛澤東離開上海)?楊德中說,除了加水,一路上基本沒停。總理又問,專列什麼時候進的北京?楊德中說還不清楚。

九一三事件後,林豆豆(林彪女兒)和未婚夫張清霖被關在玉泉山寫揭發材料。專案組曾追問他們,林立果(林彪兒子)為什麼要跑?林豆豆說,聽說主席在南方打招呼,要搞首長。周恩來說,根本沒有這回事,他不知道。  

話一問。楊得志下部隊了,於是專列直接「殺」回北京。

汪東興(中央辦公廳主任)介紹,毛主席身體健康時,每年都要外出巡視。國慶節前出巡已經成了規律,一般在9月25日左右返程。可今年怎麼提前十多天就返回北京了呢?

毛澤東的行動實在是太反常了。

披星戴月,歸心似箭,毛澤東每分每秒似乎都是掐算好了的。9月11日18時50分,專列在南京車站停了15分鐘,繼續北上。21時45分到蚌埠,停車5分;9月12日零時10分,到徐州,停車10分;2時45分到兗州,5時到濟南,停車50分;7時40分到德州,停車20分;11時15分到天津西站,停車15分。15時36分,專列從丰台站開出,16時零5分抵達北京站,從來沒有白天在北京站下車的毛澤東坐汽車回到中南海。

對軍事指揮員來說,戰爭中的時間往往是一件最出人意料的武器。

快到丰台,毛主席下令在丰台停車。

已經到了北京,毛澤東當然不著急了。丰台車站成了專列一路停靠最長的車站。毛澤東讓汪東興打電話給中辦值班室,要他們通知李德生(北京軍區司令員)、紀登奎(北京軍區第三政委)、吳德(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吳忠(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到丰台車站等候(據張耀祠回憶,毛澤東是在天津站時叫他打的這個電話)。談話後,毛澤東單獨交給李德生一項任務,調38軍一個師到南口待命。這裏要特別說明,軍隊調動權集中在軍委主席毛澤東那裏,軍委副主席林彪都不行,調動一個排也要經毛澤東批准。

15時多,談話結束,李德生立即趕回北京軍區。

李德生傳達了軍委主席毛澤東的命令,同陳先瑞(北京軍區第二政委)等軍區領導研究調動部隊進駐南口。南口在北京西北,再往前就是八達嶺了,這是非常重要的戰略要地,向北就是張家口,既可防蘇聯入侵,也可以平定北京城裏的動亂。雖然包括李德生在內,這些高級將領們還是「不識廬山真面目」,但他們很快部署完畢。對即將發生的九一三事件來說,這是一個極端重要的軍事部署,說明毛澤東早已成竹在胸。

果然當天晚上發生了九一三事件。

話,中南海已經進入一級戰備狀態,你負責佈置釣魚台的戰備工作。戰備到什麼程度?汪東興說,一等,把部隊拉出來,布崗,設置路障,挖工事。鄔吉成一頭霧水,怎麼回事,演習還是打仗?搞不清,命令如山倒,他馬上增派崗哨,門口布上機槍,挖好了工事,設置釘板之類的路障,阻斷了各樓之間的通路,到天亮才搞完。後來汪東興再找鄔吉成,找不到了,埋怨他緊急戰備怎麼到處亂跑?鄔吉成說你不是叫我佈置戰備嗎?緊急狀態持續一個多星期,才自然平靜下來,而戰備結束則在一兩個月之後。

這裏有個疑問,為什麼除了中南海,釣魚台也進入了緊急戰備狀態?難道得知林立果一夥要攻打釣魚台嗎?中央警衛團專門成立的機炮大隊,一處設在釣魚台,一處設在故宮。本來想把機槍和高炮架在西華門邊的屏風樓上,但安裝時發現根本弄不上去,只好算了。這不能不使人想起周宇馳(空軍黨辦副主任)另一句歇斯底里的話,實在不行,我駕直升機去撞天安門。據李偉信(上海空4軍政治部副處長)供詞,9月11日22時,得知毛澤東已經離滬北上。他們開會的房門打開著,李偉信到門口一看,室內氣氛異樣,剛才那種囂張氣焰已被神色茫然所代替。林立果、周宇馳、劉沛豐(空司一處處長)、於新野(空軍司令部副處長)幾個人目光滯呆,低頭不語。林立果流著淚說,全完了,沒完成首長(林彪)交給的重託,首長把生命交給了我,我拿什麼去見首長?沉默了一陣,周宇馳抓起一個酒瓶子,狠命摔在地上,說難過也沒用。還有一個辦法,到國慶節那天,首長託病不去,老子他媽的駕直升機去撞天安門……我不得好死,他也別想好活!過一會兒周宇馳又說,還得去一個人偽裝,代我撒傳單,你們誰能跟我一塊去?開始沒人敢說話,在周宇馳催促下。於新野表示他去,接著我和劉沛豐也表示願意去,林立果說,我不允許這樣做。大家也覺得這種想法不現實,於新野自言自語,就怕等不到「十一」啦。

二、誰把毛澤東到京的消息透給林立果?

那是一個奇怪的夜晚,那個奇怪的夜晚是從9月12日下午開始的。

1971年9月12日19時多,西郊機場響起三叉戟起飛的巨大轟鳴聲,256號三叉戟秘密從北京飛往山海關機場。因為是臨時,機組人員過了18時才接到訓練飛行的通知。一切都顯得那麼神秘,但實際上對專機來說十分正常。因為專機需要保密,常借訓練為由。

20時15分,機場調度室李海彬(西郊機場調度室主任,專門到北戴河負責專機)打電話給姜作壽(8341部隊二大隊大隊長),說有個大飛機從北京來,是哪位首長?怎麼也沒有見你們來人接?天都黑了,還有誰來?李海彬急了,你們到底接不接?飛機15分鐘後就落地了。接不接也不是姜作壽說了算,他說我了解一下。姜作壽打電話問李文普(林彪的警衛秘書),李文普回答得很乾脆,我沒有聽說誰要來。姜問,那我們去不去車接?李文普說沒有告訴你的事情,就不要管了。

三叉戟馬上就到了,林彪別墅還一無所知,葉群(林彪妻子)為慶祝女兒林豆豆訂婚,在96樓走廊放映香港電影《甜甜蜜蜜》,林辦秘書、警衛員、服務員都被叫來了。文化大革命中只有孤零零的八個樣板戲,哪裏能看到香港愛情片?電影才放一半,值班秘書來問林豆豆,山海關機場來電話,說來了架飛機,問我們知不知道什麼人來。林豆豆說不知道,但她想,可能是弟弟林立果回來了。

姜作壽放下電話才三四分鐘,李文普的電話就追來了,急急地說,老虎(林立果)回來了,快派吉姆車去接。原來葉群從內部直線電話告訴李文普,立果聽說豆豆今天訂婚,很高興,坐飛機趕回來祝賀。葉群要劉吉純(8341部隊警衛科副科長)坐車去接。

姜作壽正在向司機小寧交代任務,一架大型飛機轟轟吼著,從西南向東北飛來。已經降低了高度,顯然是要在山海關機場降落。小寧著急地說,接不到了,50公里路,沒有40分鐘,怎麼也開不到啊。姜作壽說,快動身吧,既然已經通知,接不到也要接。

果然沒接上。20時35分,過秦皇島不遠,正急急忙忙趕路的司機小寧和劉吉純發現一輛開著大燈的吉普車,目中無人般地「站」在馬路中間,連忙停車,原來林立果“借”了機場的吉普車。劉吉純和小寧表示歉意,林立果說不怨你們,事情急。說著,提著手提箱,換乘了吉姆車,揚長而去。

林立果為什麼突然回到北戴河?因為南巡的毛澤東突然回到北京。林立果連說糟糕,手忙腳亂給北戴河的葉群打電話,說兩個小時後他飛往北戴河。

有一個事實似乎還沒有人注意到,毛澤東秘密回到北京,除了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得到通知的就是李德生、紀登奎、吳德、吳忠和周恩來。別人不可能知道,那麼北戴河的葉群和北京的林立果是怎麼知道的呢?是誰透露的?是「內線」?還是……圈套?

這大概是解開九一三事件之謎的一把鑰匙。

。上午10時左右,負責後勤的老王接到電話,讓他給將軍樓送些開水和冷水。老王騎三輪跑了兩趟,送去一大桶涼水和七八瓶開水,放在門口。轉身要走,樓門開了,陳倫和(空軍司辦外事處秘書)叫住他,趕快準備11個人的午飯,三位首長的送到這裏,另外八人到食堂吃,要爭取12時30分吃上飯。這時已經是12時10分,哪裏來得及?13時多午飯好了,老王先給將軍樓打了電話,把三個人的飯送到樓門口,交給等候在門口的三個女兵,然後帶其他人去食堂吃飯。

15時10分左右,將軍樓車庫開出一輛伏爾加,老王清楚地看見裏面坐著三個人。司機是周宇馳,旁邊是於新野,后座坐著林立果,一個個神情緊張……

從這段目擊者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知道,15時毛澤東還在丰台車站談話時,已經有人把消息透露給了林立果。所以他急急忙忙到西郊機場策劃「第二套方案」。16時30分左右,胡萍(空軍副參謀長、34師黨委書記)接到周宇馳安排南飛機群的電話,18時剛過,256機組接到飛往北戴河的命令。

得知毛澤東行蹤的圈子非常小。如果不是毛澤東身邊的人,他怎麼可能知道?如果是毛澤東身邊的人,九一三事件後馬上就是一條大罪狀,泄露毛澤東的絕密行動,尤其威脅到毛澤東的安全,怎麼可能輕饒告密者?怎麼可能讓他逍遙法外?看來,這個電話非常蹊蹺!

到底誰是告密者?現在有兩種說法,一種是「葉群說」,毛澤東回到北京,是汪東興告訴她的。另一種是“民間說”,汪東興報告給周恩來,周恩來告訴了葉群。總之,北戴河的葉群先知道,馬上打電話通知林立果。雖然死無對證,要“抓”告密者也非常簡單。查總機的話單就可以查到。到北戴河的電話是長途,總機需要登記話單,看看那段時間誰給葉群去過電話,一排查不就一目了然了嗎?九一三事件後,軍委一號台的話單倉庫翻了個底朝天,一張一張地翻檢過,並記錄了從9月6日至12日他們之間的所有通話和通話時間,要找出“罪魁禍首”簡直易如反掌。

如果是周恩來,為什麼不追究?九一三事件後周恩來的地位岌岌可危,四人幫一直想拔掉這顆「眼中釘」。把毛澤東的絕密行動密告葉群,和林彪穿一條褲子,這是打倒他最有利的理由啊!如果是汪東興,那就更有理由打倒了。眾所周知,汪東興是毛澤東的心腹,廬山會議他跳得那麼高,卻“輕鬆過關”?而他不但不接受“教訓”,又“賊”膽包天把毛澤東的秘密告訴葉群,吃裏扒外,難道不該“千刀萬剮”嗎?

可是奇怪!不論是周恩來,還是汪東興,都平安無事。為什麼不追究泄密這件事?似乎有些說不過去。是不是與汪東興在廬山會議上打而不倒一樣,背後有著永遠不能示人的秘密?看來似乎只有一種可能,故意泄密,就是要打草驚「蛇」,就是要讓「北戴河」的“雞”半夜飛起來。

在那些驚心動魄的日子裡,毛澤東是否意識到危險正在步步緊逼呢?他為什麼突然回到北京?事先知道嗎?1971年11月14日,毛澤東在接見中央召開的成都地區座談會成員時說,林彪他們搞反革命活動,誰個曉得?我就不知道嘛。這話他說過多次。是這樣嗎?九一三事件撲朔迷離,如果毛澤東對林立果的行蹤不了如指掌,為什麼突然回到北京?

李德生和汪東興在回憶錄中都提到,毛澤東有察覺。汪東興說,毛主席對林彪究竟何時察覺?察覺多深?後來也沒向我們講過。但從這句話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回到北京和林立果離開北京決不是巧合,毛澤東一定知道周恩來、汪東興、李德生他們不知道的更多的「機密情報」,甚至有可能了解整個“陰謀”。

 三、在毛澤東眼中,直升機想把廬山炸平

文化大革命到1970年的廬山會議已經四個年頭了。楊成武說過一句話,文革全是主席搞的。毛澤東最初並沒有想搞這麼長時間,1967年他巡視大江南北時就多次說過,文化大革命不能再搞了,明年春天一定要結束,然後開九大。國家需要安定,這從積極籌備四屆人大可以看出來。可是1969年4月九大開過,1970年8月要開九屆二中全會了,穿上了「紅舞鞋」的文化大革命卻仍然“舞”個不停。

廬山會議開幕前幾天,廬山北面十幾公里的九江機場日夜轟鳴,飛機頻繁起降。專機師師長時念堂到安慶坐鎮,組織大型飛機換乘小飛機。他和空軍航行局局長尚登峨專門到九江機場和廬山會場附近勘察地形,選直升機在山上的著陸點,然後派兩架伊爾-14和四五架雲雀直升機前去值班。

汪東興回憶,廬山會議前,我提前到廬山看毛主席要住的房子。到了廬山一看,嚇了一跳。在毛主席的住房上邊,正轟隆隆地炸石頭,程世清(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江西省軍區政委)事先也沒把這件事告訴我。這是在搞什麼?程世清說,在修飛機場。汪東興不解,怎麼能在這裏修飛機場?程世清說,這塊地方大,直升機降落比較安全。汪東興說你們在這裏修機場,經過哪裏批准?程世清說,是軍委批准的。汪東興說什麼時候接到的命令?程世清想了一想,前天收到的命令。汪東興馬上到現場去看了一下,飛機場已經快修好了。他說,這個機場就在主席住房的上面,這樣會影響主席休息和辦公。程世清說,那怎麼辦?汪東興當時沒有答覆。回到杭州,他把修機場的事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馬上警惕起來,問誰下的命令呀?汪東興說不知道。毛澤東說你打電話問問總理,看他知不知道。

周恩來也不知道。汪東興說,這可就麻煩了,你也不知道?周恩來馬上詢問,黃永勝(總參謀長)知道。黃永勝說,因為有些老同志要上廬山,坐汽車走盤山路身體受不了,坐飛機又快又安全,空軍就準備了幾架直升機。周恩來問,你這麼決定,報告中央了嗎(意思是你報告毛主席了嗎)?黃永勝說他報告了林副主席。於是,周恩來對汪東興說,是林副主席批准的。汪東興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沒再說什麼,點了一下頭,但心裏無疑打了一個大大的問號。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拿出《我的一點意見》,裏面有一句「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九屆二中全會閉幕式上,毛澤東講到廬山會議的這場鬥爭,又提到他們「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毛澤東說,廬山是炸不平的,地球還是照樣轉。極而言之,無非是有那個味道。我說你把廬山炸平了,我也不聽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幾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為他們認為,藉助人民的標誌就要當國家主席。我在十幾年以前就不當了嘛,豈不是十幾年以來就不代表人民了嗎?我說誰想代表人民,你去當嘛,我是不幹。你把廬山炸平了,我也不幹,你有啥辦法呀?以後毛澤東南巡時對華國鋒談話,除了特意提到廬山上有人搞突然襲擊,又特意點到大有炸平廬山之勢是有用意的,空軍才能炸平。

毛澤東反覆說「炸平廬山」,“典故”就出自正在修建的廬山小機場。

幾架小小的直升機,真能把廬山炸平嗎?

周恩來「追」到黃永勝那裏,沒再往林彪那裏「追」。就是周恩來「追」到毛家灣,也是葉群接電話。作為林辦主任,葉群在很大的程度上控制著林彪。林彪身體不好,一向由葉群出面,林彪的意見要由葉群把關,有時她可以提出“更好”的意見。下面向林彪請示必須通過她,她可以推延或謝絕,甚至假傳「聖旨」。毛澤東南巡時特意講到他不贊成老婆當秘書、當辦公室主任,對一些負責人向林彪請示時要經過葉群這類事很不高興。如此說來,林彪不太可能知道廬山上修機場。在“太歲”頭上修機場,實在非同小可,如果林彪知道,為什麼不請示毛澤東呢?按照他的“原則”,他一定要請示。不過話又說回來,從現有資料看,機場一點點大,也不是秘密工程。是為了政變嗎?沒有證據。這時林彪的地位雖然有些動搖,但矛盾還沒有激化。林立果搞《571工程紀要》是廬山會議以後1971年3月的事情。而毛澤東對林彪的懷疑越來越深,林彪兵權在握啊。

1970年8月31日,毛澤東整整考慮了三天,揮筆在陳伯達編的論天才語錄上,寫下《我的一點意見》。拿陳伯達開刀的當晚,張耀祠回憶,毛主席忽然提出不在美廬過夜,秘密挪到l00多米外的175房。那原是幾家普通民房,大會前居民遷出。房間又小又破,毛澤東不准工匠修理,以免走漏風聲。

下了廬山,但廬山上的硝煙飄到了北京。

華北會議後,2月19日,毛澤東在周恩來的請示報告上批示:不要學軍委座談會,開了一個月,還根本不批陳。2月20日,黃吳李邱寫了一個表態性的報告,毛澤東又批示:你們幾個同志,在批陳問題上為什麼老是被動?不推一下,就動不起來。這個問題應好好想一想,採取步驟,變被動為主動。3月24日,毛澤東對黃永勝等三人檢討做出批示,我認為寫得都好,以後是實踐這些申明的問題。同時通過江青傳話,讓周恩來給黃永勝等人創造一個機會,讓他們把檢討說一說。3月25日,周恩來約軍委辦事組成員開會,商量按毛澤東意見修改黃永勝等三人的檢討,決定召開中央批陳整風彙報會。

3月26日,周恩來將黃永勝等人的檢討送給已經到了北戴河的林彪,井說準備向林彪彙報。李德生回憶,毛主席要林彪出來參加一下即將召開的批陳整風彙報會,講幾句話,給他個台階下。但林彪不「領情」。毛澤東對周恩來就會議安排的請示報告批示“同意”後,林彪只讓秘書代寫“完全同意主席批示和會議安排”,並公然註明“遵囑代寫”。吳法憲(空軍司令員)回憶,九大後,周恩來覺察到毛澤東對林彪日益不滿,託人勸說林彪不要老呆在家裏,出來做點工作,到下面走走,搞點調查研究。但林彪婉拒,說謝謝總理的好意,我的身體確實不行,連出去轉轉都不敢了。4月1日,周恩來在給毛澤東的信中說,林副主席要我們轉報主席,他對主席從廬山會議以來的一系列指示和工作部署,關於今後的工作方針和措施,都完全擁護和支持,並認為完全正確,效果顯著。這次會議把陳伯達揪出來,真是最大勝利。他對幾位同志(黃永勝等人)的檢討很高興,要吳法憲、葉群同志重新寫一次書面檢討。在結尾,周恩來說我們表示希望林副主席在春暖花開時回到北京,林副主席聽了很高興,要我們代向政治局同志問好。

 四、毛澤東為什麼要南巡

4月7日,毛澤東摻沙子,把紀登奎、張才千等「沙子」摻進軍委辦事組。

4月15日至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批陳整風彙報會,有中央、地方和部隊負責人99人參加,加上正在參加軍委座談會的143人。周恩來代表中央作總結,按毛澤東定下的調子,點了五大將(黃吳葉李邱)的名,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在組織上犯了宗派主義的錯誤,站到反九大的陳伯達路線上去了。但錯誤的性質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希望他們認真改正錯誤,實踐自己的申明。同時周恩來檢討他在這個問題上督促、幫助不夠的錯誤。

4月19日,會議中間林彪回到北京。4月20日,周恩來致信林彪,送去有關中央批陳整風彙報會材料及毛主席的批示。希望林彪能夠出席會議,講幾句話,林彪拒絕。4月24日,周恩來在書面彙報上說,會議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見大家一次,如能給大家講幾句話更好。毛澤東在報告上批示,我這幾天不出門。

4月29日,批陳整風彙報會終於「平安」結束。

5月1日,林彪在周恩來再三勸說下,勉強登上天安門城樓。但只坐了十多分鐘,沒有與毛澤東說一句話,這是林彪與毛澤東的最後一面。

6月15日,心情陰沉的林彪坐專列又去了北戴河。

話問候,聽說葉群正在接待客人,馬上追問是哪些客人。陪江青在青島活動的吳法憲,接到夫人陳綏沂的電話,說葉群回北京治病,要他回來看看葉群。當晚23時15分,吳法憲從青島打來電話,8月7日上午匆匆回京,15時帶夫人到毛家灣,與葉群密談。8月8日下午,黃永勝與葉群密談近三個小時。23時政治局會議後,吳法憲、邱會作又來到毛家灣,以後胡敏也來了。胡敏是帶三O一醫院的人到毛家灣看電影,葉群對給她看病表示感謝。電影看完,別人都走了,胡敏到會客廳看葉群正與他們談話,也留了下來。談至8月9日凌晨3時。吳法憲交代,交換了情況,分析了形勢,重點議論四屆人大這一關怎麼過?葉群說,這次比華北會議大得多,不是那麼容易過關,事情無法預料,那麼多代表,你們不端林彪,別人要端,要追問下去怎麼辦?辦法總會有,天無絕人之路,豁出來了,意思是要硬幹。不是只保林彪的問題,林彪和你們分不開,都要保,你們靠林彪,林彪也靠你們,就這麼幾個「老戰友」,死也要死在一起,不能再受損失。葉群讓吳法憲除整好空軍外,特別要抓好廣州軍區空軍和武漢空軍的工作(難怪毛澤東南巡的重點是武漢和廣州呢)。葉群還說,林彪的身體和毛主席比較起來,差得遠,怎麼也拖不過毛主席。這話葉群在1970年廬山會議前就講過一次。

話,叫他「不要放炮」。

話告訴我,或告(王)海容(毛澤東的侄女)轉告。8月12日下午周恩來飛回北京,立即到毛澤東那裏面談,之後毛澤東下了南巡的決心。

1972年5月,周恩來在一次會上說,毛澤東為什麼要南巡?去年批陳整風彙報會,中央文件發給軍事系統60多份,可是軍委辦事組黃永勝他們扣住了,只發了7份,傳達範圍非常窄。去年7月被毛主席發現了,說要繼續跟各地打招呼,他們的檢討是假的,廬山的事情還沒有完,還根本沒有解決,這個當中有「鬼」,他們還有後台。毛澤東南巡時說,批陳整風彙報會,發了五個大將的檢討,都認為問題解決了。其實廬山這件事,還沒有解決。他們要捂住,連總參二部部長一級的幹部都不讓知道,這怎麼行呢?李德生回憶,經過批陳整風,毛主席從大量的揭發材料看出,林彪一夥進行的一系列活動十分可疑,他決定去南方視察,進一步了解情況,並為即將召開的九屆三中全會做準備。南巡前,7月11日,毛澤東將吳法憲、葉群重寫的檢討批轉周恩來,說我已看過,可以了。並要求連同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的檢討一併向政治局報告,作適當處理。

汪東興認為,廬山會議後,揪出了陳伯達。全黨開展了批陳整風運動,先後召開了華北會議和批陳整風彙報會,但都沒有很好地解決問題。毛主席南巡的目的,是想推動這個問題得到深入的解決,在黨內進一步揭露和批判林彪及其一夥的陰謀活動,以加強黨內的團結。毛澤東在杭州說,陳伯達在華北幾十天,周遊華北,到處遊說。我這次就是學他的辦法,也是到處遊說。我是黨的主席、軍委主席,我能不能到處遊說?陳伯達搞的是反革命遊說,我搞的不同。

其實,毛澤東這時正身染重病。廬山會議後,毛澤東到南昌住了兩天。回到北京,到1971年8月15日南巡前,他哪裏都沒去。因為他在廬山上游泳受了風寒,1970年10月下旬病情越來越重,轉成肺炎,因為毛澤東的保健醫生不在,周恩來派了三名專家級的醫生來。一聽診斷,毛澤東火了,說他們是林彪派來的,是按照林彪的指揮治病。連發了兩天脾氣,連病也不再看了。對高齡病人來說,病情變化非常快,汪東興不得不召回正在千里外巡回醫療的保健醫生。保健醫生雖然也認為是肺炎,但他深知毛澤東的脾氣,說仍是老毛病,慢性支氣管炎急性發作,只要打打針就好了。毛澤東非常高興,用雙拳錘擊前胸,林彪大約希望我的肺爛了。於是,恢復治療。

病中的毛澤東開始南巡,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他在醞釀著一場新的「風暴」。

  五、南巡第一站選在武漢

8月15日13時,毛澤東坐專列南下。

8月16日,根據毛澤東指示,周恩來、張春橋、紀登奎、黃永勝前往北戴河向林彪彙報工作,分別談了宣傳、常務、生產、軍事等。彙報結束周恩來說,毛主席提議,黨中央決定國慶前後召開九屆三中全會,然後召開四屆人大,現在各項準備工作正逐步就緒。

這番話對「北戴河」震動很大,九大前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不就把劉少奇拋出來了嗎?九屆三中全會是不是要把林彪拋出來呢?

就在周恩來赴北戴河向林彪彙報的同一天,8月16日,毛澤東到了南巡第一站武昌。顧不上天氣炎熱,甚至連口氣也沒喘,就與劉豐(武漢軍區政委)談話,只有汪東興在座。8月17日毛澤東又與劉建勛(河南省委負責人)等人談話,劉豐也來了。談話剛開始,毛澤東就問劉豐有關湖北、河南的情況。劉豐說,湖北、河南的情況不錯,人心比較穩定。汪東興回憶,毛澤東感到實際情況不完全是這樣,籠統地這樣說也可以,要細想起來,這樣說是應付差事。在你們這裏,有些地方還在動,有些地方沒有動。有些地方的意見是不少的。接著毛澤東談到「三要三不要」,希望你們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不要搞山頭主義、宗派主義;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毛澤東說,中國也怪,中國的黨沒有分裂,50年沒有分裂過。蘇聯的黨分裂過,分裂成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中國沒有,有人要分裂我們的黨是困難的。接著毛澤東回顧了黨的歷史和黨內路線鬥爭史,陳獨秀、王明、張國燾等人曾經多次要分裂黨,都沒有得逞。

毛主席把話題轉到九屆二中全會,他們搞突然襲擊,搞地下活動,為什麼不敢公開呢?

劉豐從來沒看到過毛澤東關於談到廬山會議時那種嚴厲的表情,點名批評了黃吳李邱,在廬山會議上搞突然襲擊,搞地下活動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這就是反對九大路線,推翻九屆二中全會的三項議程。還說廬山這件事沒有完,還沒有解決。陳伯達後面還有人,有人看到我年紀老了,快要上天了,他們急於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這次廬山會議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

接著談到九屆二中全會上犯了錯誤的人,毛澤東說前途有兩個,一個是可能改,一個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則性的錯誤,犯了路線方向性的錯誤,為首的,改也難。歷史上,陳獨秀改了沒有?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改了沒有?沒有改!毛澤東說,勝利以後,韓戰時,我管了一下軍隊,以後就沒有管了。韓戰後,軍委的事主要是彭德懷同志管。我徵求總理的意見,我說還是他好,他在長征中是靠著我們這邊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勝仗,不叫人家管這個事行嗎?管點事有什麼要緊呀!以後就是林彪管了,現在我要抓軍隊的事。毛澤東說,什麼「大樹特樹」,名曰樹我,不知樹誰,說穿了是樹他自己。什麼人民解放軍是我締造和領導的,林彪親自指揮的,締造的就不能指揮呀?我就不相信我們軍隊會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黃永勝能夠指揮解放軍造反,軍下面有師、團,還有司政後機關,你要動軍隊幹壞事,聽你的?最後,毛澤東說,今天就這樣吧,你們幾位明天、後天討論一下。

8月25日,毛澤東將已從湖南調國務院的華國鋒從北京召來,話說得更重更透明了。

8月27日14時,劉豐到毛澤東住處。毛澤東見面就問怎麼樣?九屆二中全會結束後,毛澤東從廬山回北京路過武漢,也曾同劉豐談過一次。據汪東興說,當時劉豐的態度不明朗。所以這回劉豐忙檢討,說這幾天想得比較多,廬山上我也犯了錯誤,起了哄,干擾了主席。毛澤東說,你沉重什麼?你們就是太急了,你們是屬於上當受騙的,問題不在你們,問題在北京。然後毛澤東再次談到九屆二中全會的問題,說這次在廬山搞突然襲擊,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綱領就是「天才」、設國家主席。他們在廬山不是一天半,而是三天。我同林彪談過,你說歐洲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天才,這不符合事實嘛!馬克思、恩格斯是同時代的人,到列寧、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麼能說幾百年才出一個呢?中國有陳勝、吳廣,有洪秀全、孫中山,怎麼能說幾千年才出一個呢?什麼“頂峰”啦,“一句頂一萬句”啦,你說過頭了嘛!一句就一句,怎麼能頂一萬句?我講的話,有時一句頂一句,有時連半句也頂不了,頂個屁!不設國家主席,我不當國家主席,我講了六次,一次就算講了一句吧,就是六萬句,他們都不聽嘛,半句也不頂,等於零。毛主席對劉豐說,對路線問題,原則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則問題,我是不讓步的!

談話結束,毛澤東談到《國際歌》,問劉豐看過新印的《國際歌》歌詞沒有,劉豐說沒有看到。毛澤東叫張玉鳳(毛澤東秘書)去拿。劉豐送毛澤東上車,毛澤東讓張玉鳳、吳旭君唱《國際歌》,並和劉豐一起唱,毛澤東說,要學習列寧紀念歐仁·鮑狄埃逝世25周年那篇文章,要學唱《國際歌》。不僅要唱,還要講解,還要按照去做。毛澤東說,《國際歌》歌詞和列寧的文章,全部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那裏邊講的是,奴隸們起來為真理而鬥爭,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是我們勞動群眾。在廬山會議時,我寫了一個700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創造歷史的問題。要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能實現。要團結起來,不能搞宗派主義,不要搞山頭主義……要學習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一切行動聽指揮,你們還聽不聽指揮啊?接著毛澤東還打著節拍,和大家一起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唱一段講一段,毛澤東說,歌裏頭講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條條要記清,全國人民擁護又歡迎。現在就是有幾條記不清了。你看,就是要步調一致嘛!不一致還行呀?南巡中,毛澤東經常帶頭唱《國際歌》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並且非常注意觀察對方的態度。汪東興認為,毛澤東這時帶頭唱這兩支歌,是非同尋常的。

劉豐得天獨厚,先後聽毛澤東長談三次。毛澤東為什麼把南巡的第一站選在武漢,又格外厚愛劉豐?湖北是林彪的家鄉,劉豐曾是武漢空軍政委,文革初期林彪曾與劉豐、曾思玉有一番講話,被印成文件。那麼劉豐是不是林彪死黨呢?

 六、毛澤東要廣州軍區傳達到師以上幹部

8月18日至24日,整整一個星期,毛澤東「閉門」不出。是在等嗎?看是不是有人把消息透給北戴河?毛澤東叮囑劉豐談話內容先不要傳達,尤其對北京要絕對保密。如果是一般人不敢違抗最高指示,但如果是“死黨”,上刀山下火海也是要報告的。

劉豐遵守「紀律」,沒有往“北京”報告。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與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政委劉興元也談話三次。

8月27日21時,毛澤東抵達長沙,與卜占亞(湖南省負責人)和隨同到長沙的華國鋒談話。8月28日21時,毛澤東將劉興元、丁盛和韋國清(廣西省負責人)召到長沙談話。毛澤東對丁盛、劉興元不很熟,談話開始前,分別問了他們的簡歷。丁盛說參加過七大,打過錦州,還講了參軍的時間和在紅四軍工作的情況。毛澤東笑著說,你可不要擺老資格,不要搞宗派主義呀!毛澤東又指著劉興元說,你也要注意。隨後還問了一些有關部隊的情況。旁聽的汪東興認為這是毛澤東為了不讓他們太拘束,卻不知道毛澤東另有用意。毛澤東強調,我很久沒有抓軍隊工作了,現在要抓軍隊工作。進城以後,管軍隊工作開始是聶榮臻,以後是彭德懷,他是打了勝仗的人嘛,以後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麼多,實際上是賀龍、羅瑞卿管得多。以後是楊成武,再以後是黃永勝當總長,又是軍委辦事組的組長。辦事組裏有一些人,在廬山會議上搞出這麼些事來。我看黃永勝這個人政治上不怎麼強。毛澤東不僅點了黃吳葉李邱,還點了林彪。最後說,我一向不贊成自己的老婆當自己的秘書和辦公室主任。你們這幾位夫人怎麼樣?做工作要靠自己動手,親自看,親自批,免得誤事。今天就講到這裏。

話也是因為有事要辦,沒有深談過。這一次他們談得深一點,擺了擺思想問題。

8月30日上午,毛澤東在離開長沙去南昌前,又找劉興元、丁盛、韋國清、華國鋒、卜占亞談話。一開始,毛澤東就問,你們座談兩天了吧?怎麼樣?每個人都彙報了一番。

毛澤東說,一說英明領導,我就不寒而慄。我並不是什麼英明領導,我不過是在下面的報告上批幾個字,寫上幾句話,下面供給材料給我的腦子進行加工。你們都說過英明領導吧?當然,沒有領導不行。沒有一個英明領導,那你那個廣東省怎麼能管得起來呢?廣州軍區三個省有一億多人口,你們管得起來嗎?不過你們心中要有個數,不要光在報紙上登(指毛澤東講的這些話)。我到處走一走,和你們吹一吹,人數不要太多了。廬山會議上講了要讀書,我希望你們今後多讀點書。毛澤東指著劉興元問,你會寫文章嗎?不會。又指著丁盛,你呢?丁盛說,文盲,主席的書還可以看得懂,外國的書看不懂。毛澤東說,那怎麼辦啊?你們都是書記,你們還要當學生。我現在天天當學生,每天看兩本《參考資料》,上午一本,下午一本,所以懂得點國際知識。有的人太忙了,只是看了一份《參考消息》,太少。你們沒有時間,可以拿來叫秘書、秘書科長們看,他們看了以後,給你們的耳朵里吹一吹風。

針對林彪一夥的問題,毛澤東說,現在不要做結論,結論要由中央做。99人會議(1971年4月中央批陳整風彙報會)你們都到了,總理也做了總結講話,發了五位大將的檢討,還發了李雪峰、鄭維山兩位大將的檢討,都認為問題解決了,做了總結了。其實,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沒有解決。談到九屆二中全會,毛澤東說,廬山這一次鬥爭,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做了結論,這次保護林副主席,沒有做個人結論,他當然要負一些責任。我看他呀,那些人幫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氣。你們經常和我通一通氣,也可以嘛。給你們通氣了沒有?(都回答沒有)我這一次也是給你們通個氣吧!要把腦子裡的東西向人家講出來,把正確的、錯誤的都講出來,就舒服了嘛。像汪東興沾了個邊,他在1300人的會上做了幾次檢查,他也沒有倒嘛。你把心裏的話說出來了,倒不了。當然也有少數人幸災樂禍……毛澤東望著劉興元說,我看你這個人比較爽快,說話不那麼吞吞吐吐。劉興元說,我有急躁粗暴的毛病。毛澤東說,我這個人也急,要改。毛澤東還對丁盛和劉興元說,你們同黃永勝關係那麼深,黃永勝倒了怎麼得了呀?

不知道是不是毛澤東的「預防針」起了作用,包括林彪的老部下丁盛、劉興元在內,“諸侯”們個個金口緊閉。77歲高齡的毛澤東“周遊列國”,他不坐飛機,但“各方諸侯”要派飛機接送。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只知道專機接了誰,卻“探”不到談話內容。而「北戴河」最關心的就是談了什麼?葉群、林立果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他們明明知道毛澤東談話的內容與林彪有關,就是打聽不到,知情者似乎都在有意迴避。

8月26日,毛澤東南巡離開武漢前一天,林立果召集了一次會議。於新野記錄:成績很大;要看到不足,與形勢不適應的東西;由明斗轉為暗鬥;相持、相對,和平友好,醞釀新的「戰爭」;不要麻痹,要有思想準備;由對外鬥爭轉為鞏固陣地;「戰爭」的突然性很強,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也一樣;思想、組織、行動上加強“戰備”。此記錄清楚地表明他們還不了解毛澤東南巡的內容。

僅憑這一點,林立果「吹」他在毛澤東身邊有“特務”,純粹是瞎說。

試想劉豐如果在8月16日透露,丁盛、劉興元如果在8月28日透露,那「九一三」就不是「九一三」了,肯定會提前。但是“可惜”,從8月16日到9月6日,毛澤東的談話被他自己的命令死死“封鎖”,“大棒”始終沒有揮動起來,北戴河的「蛇」不動,“虎”也不動。這怎麼行呢?總得讓某些人“立功”吧。一定要讓北戴河知道。廣州軍區是四野南下的最後根據地,林彪是四野司令員,在四野威信最高,他的老部下中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封鎖”林彪。毛澤東讓汪東興通知丁盛和劉興元,向廣州軍區師以上幹部傳達他南巡談話的主要內容。

七、「北戴河」終於得知

既然有令在先,不許外傳,為什麼讓廣州軍區大張旗鼓地傳達呢?想當年楊勇(北京軍區司令員)就是因為傳達了某次會議的內容,結果被抓,一關四年多。如果沒有「聖旨」,再借給丁盛、劉興元幾個膽子,他也不敢開大會傳達。此舉一箭三雕:既給林彪透了個信,又可以發現“死黨”,同時也給廣州軍區絕大多數幹部打了「預防針」,別跟著林彪跑。汪東興回憶,主席跟我講,我講了一點意見,(廣州)他們回去向師以上幹部傳達,2000多人(哪裏有這麼多師以上幹部),他(林彪)就不敢去了,只有往北(蘇聯)走。九一三事件兩個月後的一次會議上,毛澤東說,南巡我講了一路,一路都講,無非是講了一點材料,陷得比較深的是廣州,他們現在搞得比較好,其次是武漢。

9月5日,丁盛、劉興元從長沙回到廣州,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召開廣州軍區2000多名師以上幹部大會,由劉興元「吹風」,傳達毛澤東講話的主要內容,這在南巡的省份里絕無僅有。別說天高皇帝遠的廣州,就是北京,也只有很小的一個圈子知道最高層的分歧,甚至上了廬山的大部分中央委員,都“受騙上了當”。廣州軍區的傳達會議開了一個下午,還沒開完,晚上接著傳達。規定三條紀律,不准記錄,不許傳達,不准向北京報告傳達的內容。毛澤東南巡講話矛頭直指林彪,而且傳達到廣州軍區師一級的幹部了,卻不准往北京傳,不准“林副主席”本人知道,他的本意是想完全封鎖他的南巡講話嗎?是真不想讓林彪知道嗎?不!他想讓林彪知道,他太想讓林彪知道了。因為林彪不知道,就不動。不動,就抓不住他的“辮子”。毛澤東一路上說了林彪那麼多的“壞話”,用意很明白,就是要傳給「北戴河」,就是要叫他們吃不了兜著走,就是要激對方“狗急跳牆”。他南巡講話中的字字句句,都是“大棒”,就是要打草驚「蛇」,敲山震“虎”。「北戴河」知道了,必然要蹦起“三丈高”,決不會乖乖地把頭伸到案板上等著挨宰。

這是一種戰術呢?還是一種策略?反正欲擒故縱,毛澤東就不相信,廣州軍區這麼多師以上幹部中就沒有人「狗膽包天」?倒是要看看,誰是林彪的親信?三令五申不准向北京傳話,傳話的人一定和林彪是一夥。

果然,顧同舟(廣州軍區空軍參謀長)鑽進了毛澤東的「圈套」。會議不准記錄,他偷偷往香煙殼上記了幾筆,回家顧不上吃晚飯,先給周宇馳打了個電話。因為晚上還要接著傳達,約定傳達完後再打電話。23時35分,於新野來電話,聽顧同舟講了一個多小時。要點是十次路線鬥爭,三項基本原則,三條方針,強調幹部多讀一點書並且加強路線鬥爭的教育,不要老婆當秘書,不要搞吹捧,對青年人更不要搞吹捧,要加強軍隊的軍事訓練,軍隊要防止驕傲,還有一些其他問題。周宇馳原定9月6日到廣西桂林,臨時改變計劃,9月6日一大早,周宇馳打電話向林立果報告,15時駕直升機和於新野帶著15頁的電話記錄,飛到北戴河。

話,昨天晚上於新野的記錄我們都看過了,林(立果)副部長也看過了,我們非常感謝你,你在關鍵時刻立了一功(全然不知中了計)。林(立果)副部長讓你再整理一份文字稿,派人送到北京來。也是,顧同舟不是當面「聆聽」,而是聽的傳達。林立果聽的是傳達的傳達,難免走樣,還是要爭取最“原始”。顧同舟連夜整理出長達50頁的材料,9月9日下午,派妻子張亞青坐34師的飛機送到北京。並附上一封信,說傳達中除主席提到副主席(林彪)外,主持會議者丁盛和傳達者劉興元都沒有提到林彪。在那種時候,毛林不可分,怎麼就分了呢?顧同舟說,我想到,主席指示很多,決不止傳達的這些。

確實,有些內容涉及到林彪,劉興元並沒有傳達。

非常巧,林立果9月5日夜裏得知情況,葉群9月6日夜裏也從另一渠道得到了情報。

9月6日,李作鵬(副總參謀長、海軍政委)陪朝鮮人民軍代表團訪問武漢。劉豐到車站迎接,終於打開了「金口」。李作鵬探到了毛澤東談話的內容,馬上想到三條,一是廬山會議的事還沒有完,二是“綱”上得比廬山會議時更高,三是矛頭似乎指向了林彪。因為毛澤東有一句話,就是不同意自己老婆當辦公室主任,而林彪的老婆是辦公室主任。

李作鵬非常震驚。第一個反應不是沒事了嘛,怎麼又「兜」出來了?而且“綱”上得更高了。毛澤東南巡前,對黃吳葉李邱的檢討都有批示,除了吳法憲,幾個大將都過了關。毛澤東對邱會作說,你這個檢討是你自己寫的嗎?邱會作說是。毛澤東說,我死了以後,你就當國家主席吧。從口氣中聽不出諷刺,倒像有一種讚賞。毛澤東在北京還親口對黃吳李邱說,你們的檢討到我這就為止了。幾個人都非常高興,專門到京西賓館吃了一頓飯表示慶祝。這之後,除了吳法憲和葉群的日子還難過外,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都一身輕鬆,以為他們的檢討真過了關。

可是,毛澤東南巡為什麼又說得這麼重?心情非常緊張的李作鵬當天從武漢返回北京,下午與朝鮮軍事代表團進行最後一次座談。送走外賓,黃吳李邱都沒走,等著一小時後的告別宴會。李作鵬把黃永勝拉到角落說「悄悄話」。吳法憲湊過去,你們嘀嘀咕咕什麼呢?李作鵬說,毛主席在武漢的談話。這半年來,吳法憲因在廬山上“衝鋒在前”,日子越來越難過,甚至想跳樓自殺。他心急火燎,當然想知道毛澤東南巡講了些什麼。他說,這麼重要的情況,你給我們一起講講嘛。葉群安慰他,你不要誤會,也不要再打聽了,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情。

話來時,葉群正與林立果密談,不接。黃永勝急了,27分鐘連要三次,最後說有重要事情,這才接通了葉群,通話時間長達58分鐘。21時至23時,葉群、林立果、周宇馳密談。之後,葉群與林彪密談一個多小時。

1971年9月17日,顧同舟被隔離審查,1980年7月被逮捕,1982年3月,軍事法院判處他有期徒刑11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罪行只有一條通敵罪。把毛澤東南巡的內容泄露給了「北戴河」,促使他們提早下決心謀殺毛澤東,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李作鵬沒事,他向黃永勝彙報,“理直氣壯”。黃永勝是總長,是上級,李作鵬是副總長,當然應該通個氣,他要求黃永勝不要告訴「北戴河」。但黃永勝回到西山,就捅給了葉群。所以黃永勝的罪名有一條和顧同舟一樣。

9月6日,「北戴河」分別接到顧同舟和黃永勝的“情報”。就這樣,「蛇」動了,“虎”也動了。此時毛澤東正在杭州,接下來的六天,一天比一天更驚心動魄。一生中有著豐富軍事、政治鬥爭經驗的毛澤東,對付林立果這個毛孩子和葉群這個婦道人家,簡直是老鷹捉小雞。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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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勃列日涅夫1964年上台,成了當年《時代周刊》的封面人物。

到底誰才是蘇聯的掘墓人呢?最近讀了幾本勃列日涅夫的傳記,尤其是郭春生先生所著的《勃列日涅夫十八年》,深覺為蘇聯掘墓的,正是勃列日涅夫!他才是蘇聯滅亡的罪魁禍首。

蘇聯崩潰已經二十年了。有關蘇聯崩潰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既有蘇聯人自己寫的,也有中國人和西方人寫的。書有這麼多,見解更是眾說紛紜,比較一致的看法是,蘇聯不是亡於西方的「和平演變」,而是亡於其自身內部原因。但究竟什麼是蘇聯崩潰的罪魁禍首?這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蘇聯崩潰的第一負責人,當然應該首推斯大林。他歪曲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建立了與科學社會主義風馬牛不相及的斯大林模式,給蘇聯人民帶來了沉重的災難。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是為了讓所有人生活得更幸福,但斯大林模式呢,既沒有給人民以麵包,又沒有給人民以自由。社會主義應該是比資本主義更高級的社會發展階段,可是斯大林模式卻在很多方面名不符實。人類歷史上,無論有多少逆流,最終要回到人間正道,正如大江大河,無論有多少迴轉、險灘,終究要流入大海一樣。所以說,最終使蘇聯滅亡的,還是這種發展模式的建立者。

不過,斯大林模式的錯誤不一定要以蘇聯的滅亡為代價來糾正。如果斯大林以後的歷任接班人能夠走上改革之路,以漸進的方式來改變斯大林模式,那麼蘇共和蘇聯仍然可以存活下去,而且活得更有活力、更好。人民對誰來領導、叫什麼名字,並不在意,只關心他們的生活是否幸福。「盜泉」的水,如果甘甜的話,人民為什麼不喝呢?所以,蘇聯的掘墓人還要從斯大林之後的接班人中去找。

馬林科夫是浮雲,安德羅波夫等病夫也是浮雲。在蘇聯真正起過作用的後斯大林領導人還是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這些人中,赫魯曉夫認識到了一點斯大林的錯誤。無論如何,他在蘇共二十大的「秘密報告」中解釋並批判了斯大林“個人迷信”和大屠殺,還第一次揭開了蘇聯暗流涌動的蓋子,開啟了改革的啟蒙運動“解凍”。儘管他把這一切歸咎於斯大林的“個人品質”,沒有從制度上認識到斯大林模式的根本弊病,把“斯大林”和“模式”分裂開來,只批斯大林而不批模式,而且改革的目標不明確,不從根本上否定這種模式,卻企圖修補這個模式,改革的方法又太任意,談不上有什麼整體方案,但赫魯曉夫仍然是一個功過參半的人物,正如一位藝術家為他塑的半黑半白的塑像一樣。他畢竟開啟了改革的大門,這一歷史功績不容抹殺。

現在,人們更多把蘇聯的崩潰歸罪於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許多人至今對戈爾巴喬夫依然心懷恨意,認為他的「公開化」披露了蘇共在歷史上的許多罪過,如卡廷森林事件等,敗壞了蘇共在人民心中的形象,為蘇共和蘇聯的崩潰埋下了禍根。我以為,戈爾巴喬夫不過是那個說皇帝沒穿衣服的孩子。皇帝的確沒穿衣服,天真無邪的孩子說的無非是人所不敢言的事實,他有什麼錯呢?孩子的真誠應該得到肯定,戈爾巴喬夫也是如此。蘇共所存在的問題,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即使沒有戈爾巴喬夫,又還能掩蓋多久?其實戈爾巴喬夫的原意還是想推動改革的,不過斯大林模式實在太根深蒂固了,他也沒辦法,只好“無可奈何花落去”了。蘇聯崩潰的墓穴並不是他挖好的,他的公開化無非是把蘇聯向這座墓又推進了一步,而且是推到了墓的邊緣。這時無論什麼人都無法挽救蘇聯的崩潰了。至於葉利欽,他只是把蘇聯推入這座墓的人。這時的蘇聯已經進入垂死階段,垂死的鐘聲一次次響起,斯大林模式被推入墓中,正是水到渠成的事。葉利欽是蘇聯的送葬者,決不是掘墓人。如果沒人先挖好墓,他也不會以埋葬斯大林模式而名垂青史。

到底誰才是蘇聯的掘墓人呢?最近讀了幾本勃列日涅夫的傳記,尤其是郭春生先生所著的《勃列日涅夫18年》,深覺為蘇聯掘墓的,正是勃列日涅夫!他才是蘇聯滅亡的罪魁禍首。他以宮廷政變的方式奪取了赫魯曉夫的權力,但並沒有把改革推進到一個新時期,而是力圖再造斯大林模式,重現斯大林的個人集權。這就加劇了蘇聯社會固有的矛盾。當蘇聯人民無法忍受這種制度時,墓也就挖好了,何時下葬只是時間問題,誰來埋葬也不過是歷史的偶然。他當政十八年所做的一切,只是不斷努力地將墓掘深。當他離世時,經過十八年的不懈努力,這個墓已經挖好了,面對這樣一個大墓,任何天才的繼任者都無法挽救蘇聯滅亡的命運,無法再尋求漸進的方式來挽救蘇聯。戈爾巴喬夫認識到了這一點,葉利欽最後只能把蘇聯推入勃列日涅夫挖好的墓中,開啟俄羅斯的新時代。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之一,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任何一個制度的崩潰都植根於它的經濟制度和由這種制度所決定的經濟狀況。一種制度或者模式,無論政治如何集權,文化如何受管制,官員如何腐敗,只要人民生活滿意,它就可以維持下去。當然,這只是一種不現實的「假設」,如果政治上集權,文化上管制,官員腐敗,經濟上也不會使人民過上滿意日子。 政治與經濟是密不可分的,這樣的發展模式也不會有好的市場經濟制度,也不會有良好的經濟狀況。這樣的「假設」,無非是為了說明經濟的重要性。

斯大林模式的核心是計劃經濟體制。它的政治集權、文化管制、官員腐敗,都是以這種經濟制度為基礎的。計劃經濟之不可行,已有許多權威著作進行了深入分析,這裏不用贅述。所以,改革決不能修補這種經濟體制,而是要從根本上否定這種經濟體制,即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在這種經濟體制根本變革的基礎上再進行其他制度變革。這種改革可以採用漸進式的方法,從而避免引起社會大的動蕩,利國利民。不過改革者心裏一定要明白,改革就是為了埋葬計劃經濟及相應的上層建築,所要考慮的問題,無非是在社會基本穩定的前提下,如何一步步實現。赫魯曉夫的失敗,並不因為他的改革方法不對,如分為農業類、工業類之類,關鍵在於,他根本沒認識到計劃經濟在斯大林模式中的作用及其不可行性。他把一切都歸咎於斯大林的個性,沒有認識到斯大林之所以能犯下種種錯誤,關鍵還在於制度基礎。他不想改變制度,更沒想到去改變計劃經濟體制。他所做的一切,即使再正確,也是修改、完善這種制度,是補天而不是變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所以,斯大林所犯下的個人崇拜等錯誤,他又犯了,而他又並不具備斯大林的權威,最後被勃列日涅夫的宮廷政變趕下台也是必然的,沒有勃列日涅夫,也會出現其他的「夫」或“斯基”。

用什麼方式獲取權力並不重要。在封建的家族式繼承或蘇聯式的上一代領導人指定接班人的權力交接模式中,獲得權力都不會是光明正大的,總有某種陰謀或妥協在內。但歷史是以成敗論英雄的,無論以什麼方式獲得權力,只要掌權後能推動歷史前進,後人也不會苛責。唐宗宋祖獲得權力都不光明正大,甚至是在腥風血雨中完成的權力交接,但現在有誰不說他們是一代明君?有誰還在以他們奪權的方式來否定他們?勃列日涅夫以宮廷政變的方式獲取政權本來也是斯大林模式的一部分,關鍵是他獲得權力後的所作所為。如果勃列日涅夫繼續赫魯曉夫的改革,而且糾正方向與方法,那麼,他今天一定是英雄,也可以避免蘇聯在一夜之間分崩離析的悲劇。可惜,他不是這樣的人。與赫魯曉夫相比,他上台後是完全轉向了,不是前進,而是倒退,回到斯大林模式。他成了一個新的斯大林,又在起勁地挖斯大林已開始挖的墳墓,使之更深、更大。一旦把蘇聯埋進去,就永無出頭之日了。

回到斯大林模式,勢必要停止由赫魯曉夫開始的批判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及其掌權的「第聶伯羅幫」甚至想為斯大林恢複名譽,歌頌斯大林的豐功偉績。在歷史上,為某個人翻案,祭出歷史的亡靈,並不是對這個人情深意切,而是為了復興他們的思想和做法。勃列日涅夫迫於當時人民對斯大林的怨恨,也沒敢大張旗鼓這樣做,但他們所作所為的確再現了斯大林的那一套。

這首先就是回到計劃經濟的模式,使蘇聯在赫魯曉夫時代開啟或正在探討的「新經濟體制」改革停止。那時已被肯定並試驗性地採用的企業以利潤為中心、擴大企業的自主權、物質刺激等帶有市場經濟色彩的改革都停止了,正在探討的“市場社會主義”也受到批判。改革的推動者柯西金受到排擠,行政管理經濟的方式重振雄風,管理部門的權力也得到擴張。其實,柯西金當時並不是市場經濟的改革派,只不過是要用經濟手段對計劃經濟作一點修補。勃列日涅夫連這點改革都制止了。其中當然有對柯西金奪權、把“三駕馬車”變為一人獨裁的企圖,但從他的經濟政策來看,他更是一個斯大林模式計劃經濟的堅定信徒。要知道,斯大林的關鍵錯誤還不在於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而在於他所建立的計劃經濟體制,以及在此基礎上的集權政治。勃列日涅夫想為斯大林翻案,他也不敢否認大清洗之罪,但仍試圖召回斯大林模式的亡靈。勃列日涅夫上台後,儘管不敢公開為斯大林招魂,卻對斯大林模式一仍其舊。

應該說,計劃經濟下,由國家集中力量辦大事,在一定時期內對恢復和發展蘇聯經濟還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在二戰後的二十多年中,蘇聯保持了高速增長。在勃列日涅夫執政的六十年代後期和七十年代初期,蘇聯經濟形勢相當不錯。第八個五年計劃(1966-1970)順利完成,增長率達到7.4%,遠高於同期西方國家的增長率(應該指出,把蘇聯的工農業生產總值與西方的GDP相比並不科學。因為這兩個統計體系的內容與方法差別甚大。簡單來說,GDP包括產品與勞務,而蘇聯的統計體系不包括勞務,GDP只計算最終產品,沒有重複計算,而蘇聯的統計體系包括了中間產品的重複計算。限於資料,只能權且作此比較)。到1975年,蘇聯的工業總產值已達美國工業總產值的80%以上,而農業總產值達到85%。

但是,蘇聯計劃經濟下的這種高增長是靠大量投入資源而實現的,缺乏技術創新與生產率的提高,因此不具有可持續性,到七十年代後期增長率就放慢了,這就是《勃列日涅夫18年》中所說「與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從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工業總產值增長從8.5%下降到5.9%,農業總產值從4.3%下降到1.1%,勞動生產率年增長從6.8%下降到3.2%。靠投入增加來實現增長走到盡頭了,又缺乏技術創新,經濟能不停滯嗎?

蘇聯學界與政界並不是沒有認識到技術創新與生產率提高的重要性。早在五十年代初,蘇聯經濟學界就討論了「外延式增長」與“內涵式增長”的問題。外延式增長就是靠增加投入實現增長,內涵式增長就是靠技術進步和生產率提高實現增長。學界一致認為,外延式增長遲早會遇到限制,要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必須從外延式增長轉變為內涵式增長。蘇聯的歷屆領導人也沒有少講技術創新的重要性,但為什麼蘇聯的增長一直沒有從外延式轉向內涵式呢?

這就在於計劃經濟體制阻礙了技術創新。在市場經濟中,技術創新的動力來自企業家追求利潤的動機。奧國學派的米賽斯認為,企業家的利潤來自產品市場價格與成本的差距。企業家為追求利潤就要通過技術創新來實現。追求利潤既是企業家內在的動力,又是外在的壓力。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家和企業都消失了。企業全由國家直接控制,並不以利潤為目標,有了利潤不能給自己帶來好處,虧損了也有政府的「父愛主義」保護,而且,國營企業的領導都是行政官員。這種體制下,企業哪有技術創新的動力呢?而且,與計劃密不可分的專制獨裁政治制度壓抑了新思想的產生。標新立異會引來殺身之禍,循規蹈矩才能生存下去。這種制度抑制了新思想和技術創新。所以,儘管認識到技術創新的重要性,也是只有膚淺的“知”,而沒有現實的“行”。

當然,要說在蘇聯斯大林模式下沒有技術創新,也並不準確。蘇聯畢竟是世界上第一個成功發射人造衛星的國家,它的軍用技術和空間技術,與美國不相上下。為什麼這種技術創新沒有體現在國民經濟中呢?這就是計劃經濟體制的另一問題了:發展經濟的目的不是富民而是強國。蘇聯的目標是使自己在軍事與空間技術上足以與美國對抗,並不惜以舉國之力來實現這個目標。計劃經濟體制下,想要集中人力與物力來為這一目標服務,還是沒問題的,畢竟蘇聯資源豐富,人傑地靈。但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也必然放棄其他目標。所以儘管蘇聯在軍事及空間技術上實現了重大突破,但這與整個國民經濟並沒有關係,相應的技術也並沒有運用到國民經濟中。而且,把資源應用於這方面,必然減少了用於其他方面的資源。蘇聯的經濟停滯,物資短缺,人民生活水平不高,根源正在於此。在某一時期內,人民為強國作一點犧牲是可以的,但要長期如此,必然引起人民的不滿,社會難以穩定。蘇聯崩潰的深層次根源正在於經濟停滯和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強國而不富民,最終國家是無法真正強大的。

為強國而富民,如果人人貧窮,生活不易,這倒還不會引發太大的問題,但蘇聯的問題是大多數人民貧窮,而少數特權階層卻過著比西方資產階級還腐化的生活。這就不能不引起人民的強烈不滿。勃列日涅夫正是這個特權階層的締造者和代表。

說勃列日涅夫是特權階層的締造者,這是《勃列日涅夫18年》作者的看法,我並不完全認同。我贊同德熱拉斯在《新階級》中的觀點,只要是這種計劃經濟和獨裁的制度,就必然有特權階層,即德熱拉斯所說的新階級。而且,一旦這種制度建立,這個特權階層就產生了。在十月革命成功後的初期,列寧是堅決反對特權思想的,當時革命者的理想主義和艱苦的物質條件也不允許特權階層的出現。但斯大林掌權後,為了維護獨裁的體制,他有意扶植了一個特權階層,作為自己統治的基礎。個人迷信既是斯大林的愛好,也是這個特權階層為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創造出來的。斯大林的錯誤並不在於他的個性,而在於這種制度及其所形成的特權階層。沒有這個特權階層,斯大林得不到支持。他的個性如何能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任何時候,專制都不是一個人的事,而是有一個既得利益集團在支撐。所以,造就特權階層是維護這種專制制度的需要。

計劃經濟也為這種特權階層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計劃經濟以公有製為基礎,蘇聯的公有制名義上是全民所有,實際上真正的所有者、使用者和受益者都是掌握政權的人,因為全民所有由國家代表。在蘇聯,這種代表又不受人民的制約和監督。這樣,全民所有就變成了特權階層所有。中國批判蘇聯的「九評」中曾經正確提出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公有制度成了官僚資產階級所有制。其實不僅勃列日涅夫時期如此,這種制度一旦建立,就必然如此。統治者先有權力,再成為真正的所有者,特權階層就產生了。這正是哈耶克所說的“有了權才能有錢”。

勃列日涅夫不是特權階層的締造者,僅僅是這個階層的擴大和強化者,他也並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懂也不信馬克思主義,儘管講話中通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口號,實際上考慮的還是如何鞏固一己統治地位。他依靠的主要是過去的手下,即《勃列日涅夫18年》中所說的「第聶伯羅集團」。他們早已把馬克思主義拋到腦後,一切以小集團的利益為導向。勃列日涅夫無原則地寬容屬於自己小集團的人,排斥集團之外的人,波德戈爾內、柯內金就是被他排擠出領導集體的。謀取政治地位還是為了經濟利益。勃列日涅夫本人就熱衷於名車、別墅和打獵,為子女親屬謀取利益,他的女兒和女婿都是名聲甚壞的“太子黨”。有了這類榜樣,當然上行下效,不用說這個小集團的人,即使沒有進入這個小集團的官員也要以權謀私。「九評」中把他們稱作官僚資產階級,還是相當有道理的,今天看來也不為過。

這樣一個特權階級形成後,他們與廣大人民的清貧生活形成鮮明對照,這勢必引起人民的反抗。換言之,當時的社會主要矛盾就是特權階層與廣大人民的矛盾。在專制和輿論控制之下,這種來自人民的不滿就形成了異見者。異見者是一些知識分子,但他們的產生是有社會根據的。如果當權者能傾聽他們的意見並做出改進,他們也形不成氣候。但勃列日涅夫採取強硬的手段,不是抓進監牢、送去勞改或精神病院,就是趕出國。但這樣一來,產生異見的基礎不但沒有消除,還在加深,最終成為推翻蘇聯舊體制的一種力量。

其實不同政見者任何社會都有,當年的馬克思,之後的左翼思想家加爾布雷思、羅賓遜夫人不都是不同政見者嗎?但他們都沒成什麼氣候,當局並沒有壓抑、鎮壓,他們有些看法被吸收到政策中,不用鎮壓便自行消散了。對異見者,越是鎮壓他們就越堅強,越是想撲滅,他們的聲勢就越大。甚至原來一些本來沒有引起人民重視的異端思想,越是鎮壓,知道並接受的人就越多。勃列日涅夫對異見者的種種打壓,最後使他們成為日後推翻蘇聯的強有力的力量。打壓異見者豈不是在給自己掘墓嗎?勃列日涅夫打壓索贊尼辛,打壓薩哈羅夫,他們反倒各自獲得了諾貝爾獎。打壓使這些人獲得了世界級聲譽,對鞏固社會主義蘇聯有什麼好處呢?黑格爾說,「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異見者的出現並形成一股勢力,肯定有其社會根源。對異見者釜底抽薪,消除這些根源,異見者這些人如何能存在並發展?打壓等於給異見者火上澆油。這就正如對皮球,要給它放氣,而不是拍打。放了氣,它就動不了了,越拍打,它跳得越高。

使勃列日涅夫給蘇聯掘的墓越來越大的,還有他的外交政策。出兵捷克和阿富汗是最大的失誤。社會主義國家應當尊重別國主權,愛好和平,但勃列日涅夫粗暴地出兵干涉捷克的內政。這只是延遲了捷克的改革,但並不能改變改革的歷史趨勢。這不僅使蘇聯在國際上處於難堪的地位,而且在國內也引起人民不滿。出兵阿富汗進行擴張,使自己陷入了泥潭,物質人員上的損失不用說,聲譽的損失,給搖搖欲墜的蘇聯以最後一擊。外交政策成了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勃列日涅夫十八年經營的內外失敗是蘇聯崩潰的基本原因。墓已經挖好了,戈爾巴喬夫再無回天之力,葉利欽輕輕一推,蘇聯就進了勃列日涅夫挖好的墳墓。戈爾巴喬夫、葉利欽何錯之有?

對勃列日涅夫的評價,國內外分歧甚大。甚至時至今日,俄羅斯為勃列日涅夫歌功頌德的人也不少。我看過的另一本《勃列日涅夫傳》是俄羅斯學者謝爾蓋·謝曼諾夫寫的,由東方出版社在國內翻譯出版。他把勃列日涅夫寫成一位英雄,甚至對他女兒、女婿之類親屬發財陞官之事也不承認。這種書也是一類看法。但我認為離起碼的事實甚遠。對勃列日涅夫評價的爭論還會持續下去,這也沒什麼可奇怪的,德國不是還有人懷念希特拉嗎?

當然,也許蘇聯的崩潰並不是一件好事。在斯大林模式建立之時,它覆亡的命運也許就註定了,不進行徹底改革,蘇聯是沒有出路的。只有在葉利欽結束了斯大林模式後,俄羅斯和蘇聯原來的加盟共和國和東歐各國才有了希望。當然,經歷了斯大林模式和轉型動蕩之後,這些國家的復興之路還很漫長。但俄羅斯這些年的進步與發展舉世矚目,它能進入金磚四國的行列,不正是明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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