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革命」的瞿秋白

「情系革命」的瞿秋白

閆書華

我黨早期領導人瞿秋白20多歲作為記者、翻譯赴莫斯科工作，從事黨的早期理論探索，大革命失敗後擔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並主持中央工作，成長為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1935年被國民黨拘捕，拒絕勸降出賣信仰和靈魂，英勇就義時年僅36歲。

情深義重的革命伴侶

深入「認識」瞿秋白，是從“秋之白華”開始的。瞿秋白曾刻下一枚“秋之白華”的印章，寓意與楊之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是一段感人至深又來之不易的感情。在當時人們思想相對保守的情況下，優雅執著的瞿秋白在報紙上公開發表三則啟事，昭告與楊之華的結合。

楊之華是瞿秋白的第二任妻子，生於浙江省蕭山縣坎山鎮，聰慧活潑，性格溫柔。先前遵從父母之命嫁給楊家世交沈玄廬的兒子沈劍龍為妻。沈楊雖然青梅竹馬，但成長過程中，思想差距逐漸拉大。楊之華追求進步，嚮往蘇俄，具有革命的氣質。參加過蕭山農民運動，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還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發表過宣傳婦女解放的文章。1924年1月，在沈玄廬的幫助下，考上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成為瞿秋白的學生。在上海大學的學習生活過程中，一方面，楊之華跟丈夫之間從生活方式到思想境界裂痕越來越大，另一方面，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工作上的接觸，瞿秋白以他學貫中西的博學多識，經歷過赤俄熏陶的革命氣度，加上雄辯的口才和充滿邏輯力量的思想，逐漸走進了楊之華的心中。

而此刻的瞿秋白，渾然不知。

1924年秋，瞿秋白愛妻王劍虹因嚴重肺病在上海去世，作為王劍虹同學兼好友的楊之華在王劍虹病重期間，多次看望並照顧過王劍虹，她目睹了王劍虹病逝帶給瞿秋白的沉重打擊。很長時間，瞿秋白都沒有從這種悲傷中走出來，此時楊之華的陪伴則給予他極大的精神支持，緩解了他失去親人的痛苦，幫助他重新面對新的生活，投入到國共合作的緊張工作中。在極端的鬥爭環境裏，瞿秋白與楊之華這對各自心懷傷痛又志趣相投的革命師生由異性友誼發展到相互愛慕。於是，楊之華萌發了先離婚再與瞿秋白結婚的想法。在邵力子的支持和建議下，瞿秋白隨楊之華回到浙江蕭山，與沈劍龍經過幾乎一整夜的談話，最終達成和解。

於是便有了11月27日上海《民國日報》轟動一時的三則啟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沈劍龍與楊之華正式脫離婚姻關係、瞿秋白與楊之華正式結合戀愛關係、沈劍龍與瞿秋白正式結合朋友關係。這三則啟事持續刊登了三天，瞿秋白與楊之華於11月18日結婚。

瞿秋白溫文爾雅，博學多識，楊之華朝氣蓬勃，熱情開放，她與瞿秋白在相互鼓勵、扶持中攜手走過了10年的歲月，他們的愛情，是夫妻與戰友的雙重結合。兩個人以堅定的理想、信念建立的愛情，造就了中國革命歷史的一段佳話。

堅持真理的革命鬥士

說瞿秋白是革命鬥士，源於他敢于堅持真理的擔當精神。192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特別會議，討論北伐戰爭的形勢和國共統一戰線等問題。會議的中心議題實質為根據北伐戰爭的形勢，制定黨的主要鬥爭策略。主持會議的陳獨秀認為當時政治形勢發展的特點是聯合戰線有分裂的危險傾向，並提出了七項挽救破裂的策略，其重點就是要中共從各個方面幫助國民黨左派，使之形成一個強大的政治力量，同右派勢力作鬥爭。這實際就是把與右派鬥爭的希望寄託於國民黨身上，甚至主張把一向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群眾運動也交給汪精衛來領導。

其間，瞿秋白因肺病複發，只能抱病一邊工作，一邊休息。養病期間，針對漢口特別會議為了維持統一戰線的「特別政策」，瞿秋白開始對黨內正在形成的右傾錯誤產生了警覺，開始整理自己從1923年1月至1926年12月在報刊上發表的重要政治論文及部分文藝著作，擬自編一本《瞿秋白論文集》，力求從根本上、理論上闡述中國革命的一些基本問題。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中共領導上海工人舉行了三次武裝起義，第一、二次武裝起義，因陳獨秀等人把武裝起義的領導責任讓給資產階級和準備不充分均告失敗。之後，瞿秋白趕到拉斐德路暴動指揮所參與領導起義。當晚，出席中央和區黨委聯席會議，連夜起草《上海二月二十二日暴動後之政策及工作計劃意見書》，提交中央特別委員會。2月25日至3月2日，出席中央特別委員會會議，討論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問題，提出了重要指導意見。經過30個小時的英勇戰鬥，上海工人階級以鮮血和生命的代價佔領了上海，第三次武裝起義取得成功。

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半個月、大革命面臨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1927年4月27日召開了黨的五大。讓陳獨秀想不到的是，體弱多病、書生意氣的瞿秋白早就做好了挺身而出的準備，與陳獨秀的右傾錯誤進行抗爭。第二天開會的時候，在每個代表的座位上放著一本小冊子，封面上印著：《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瞿秋白著。該書列舉了1923年至1927年黨內領導層右傾錯誤17例，矛頭直指陳獨秀以及共產國際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義薄雲天的革命英烈

令駐福建長汀的第36師師長宋希濂勸降，瞿對宋說:「我不是顧順章，我是瞿秋白。你認為他這樣做是識時務，我情願做一個不識時務笨拙的人，不願做個出賣靈魂的識時務者！」

報給在武漢的蔣介石，說瞿秋白不可挽救，宜速對其處極刑。6月17日中午，蔣介石又直接給宋希濂發出將「瞿秋白就地處決」的電令。

說，記者曾趕到瞿秋白被扣押的卧室，見到了他書寫的「眼底雲煙過盡時，正我逍遙處」的辭世絕筆。行刑前，瞿秋白先到實施處決縣城的中山公園中山亭留影，泰然自若漫步走向刑場，一路上高唱《國際歌》《紅軍之歌》，喊著“共產主義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革命勝利萬歲”等口號，從容不迫，面無懼色。到達刑場後，盤膝而坐，慷慨就義。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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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可被打倒，也不願「亮相」

華國鋒對「文化大革命」像絕大多數幹部一樣不理解。1966年8月，他正在北京出差，奉令先回到長沙，在省委傳達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沒有提到兩條路線的問題，更沒有提到兩個司令部的問題。他著重傳達十六條中所提出政策問題。

張平化得到毛澤東的批准，於8月30日回到長沙。他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到群眾中去，第二天就到湖南大學出席群眾大會。他以為深入群眾就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真誠地做自我批評就能得到諒解。根本不是那麼回事！中央文革小組、造反派是要藉機打倒各級領導！他剛講話，就挨斗，掛黑牌子、低頭、彎腰。

華國鋒氣憤地說：「這哪裏是革命？！是人身污衊！」他心裏難過得很，幾天睡不好覺。他說：「這些造反派，誰在第一線工作，他就攻擊誰。張平化沒有回來之前，他們主要攻擊王延春。張平化回來了，他們就攻擊張平化。而中央文革這些人還認為亂得不夠。」

11月中旬，華國鋒累出了心臟病，和王延春一起住到部隊的醫院。當時中央規定軍隊不准介入地方的運動，軍隊的醫院還算平靜。在醫院住了20來天，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說不准地方的領導幹部躲到軍隊裏去，要他們去見群眾。其實誰都明白，見群眾就是挨斗、挨批，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華國鋒不願意牽連別人，就從醫院裡出來，到韶山灌渠管理局待了幾天，那裏也不安靜，不久，華國鋒又回到長沙，造反派找不到華國鋒，就將他的夫人韓芝俊拉出去遊街。

1966年底，中央號召反對經濟主義，華國鋒因為主持省里的工作，被帶上「反革命經濟主義頭子」的大牌子遊街。華國鋒氣憤地說：我搞什麼經濟主義？就是因為我是省委書記、副省長，負責財貿，造反派要錢、要物，我沒有批，就給扣上這個帽子。和造反派有什麼道理可講？！

1967年1月，造反派已完全取得優勢，省委工作癱瘓，領導機關工作停頓。很多單位造反派對「犯錯誤」當權派要求罷官、開除黨籍。長沙的形勢很緊張。華國鋒提個書包，裏面放著牙刷、牙膏、毛巾和換洗的衣服，到處接受批判、挨斗，做檢查。

1967年1月，中央決定湖南要成立三結合的革委會，中央文革以《紅旗》雜誌記者名義派一些人到全國各地活動，到湖南的《紅旗》記者出面動員華國鋒「亮相」。所謂「亮相」，是公開表態支持某一派群眾組織，得到群眾的諒解和支持，參加省革委會。

華國鋒不同意，說：「我是當權派，要檢查我自己的錯誤。」他寧可被打倒、靠邊站、挨斗，也不願亮相。華國鋒眼看兩大派鬥爭越來越激烈，各個單位都分成兩派，鬧得不可開交，停了產，嚴重地影響生產和人民生活。他與湖南省委農村工作部部長萬達合寫了一張大字報，提出“要防止挑動群眾斗群眾”，呼籲兩派群眾不要互相鬥了，要響應中央的號召聯合起來，將鬥爭的矛頭對準省委、對準我們當權派。

這下可惹火了「工聯」、“永向東”，認為華國鋒等人呼籲“要防止挑動群眾斗群眾”是把挑動群眾斗群眾的罪名強加到他們革命造反派的頭上，加到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幹部頭上。大字報剛貼出來的當天，「工聯」分別將華國鋒等人抓起來，用嗄斯69吉普車將華國鋒帶走，關到工廠。他們怕軍區知道，怕“高司”知道，行動詭秘，在四五十天內轉移了六七個地方，在他們控制的會上批鬥華國鋒等人。華國鋒被關在鍋爐房裏，一位老工人主動說：“看你頭髮長，剃剃頭吧。”於是給華國鋒剃個小平頭。第二天挨斗時，造反派無法抓頭髮，華國鋒少受一點皮肉之苦。

　被造反派秘密關押，周恩來打電話「要人」

在華國鋒被「工聯」關押期間，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中央決定將湖南省軍區領導和兩派群眾及準備結合的幹部召到北京來開會。周恩來總理給省軍區打電話要華國鋒和兩派群眾代表一起去北京開會。華國鋒因為被「工聯」秘密關押，省軍區找不到。周恩來連催三次。6月14日半夜３時，周恩來第三次拿起電話，直接找廣州軍區副司令詹才芳，命令他一定要找到華國鋒，限期送到北京來。口氣嚴厲，不容置疑。幾經周折，「工聯」才將華國鋒送到飛機場。

臨上飛機之前，「工聯」要華國鋒表態。華國鋒被關了四五十天，根本不知道外面的情況，說：“不能表態。”一位姓黃的「工聯」“常委”越俎代庖，起草了一份聲明，意思是支持「工聯」，盜用華國鋒的名義發表了。

周恩來並不認識華國鋒。建國後，華國鋒一直在湖南工作。周恩來很少去湖南，1966年前華國鋒只是到北京參加會議聽過周恩來的報告，並沒有個別接觸。所以周恩來三次打電話，應是奉毛澤東之命。毛澤東一定要華國鋒來北京參加會議，是準備讓他參加省革委會領導班子。

華國鋒不是「亮相」站出來的幹部，是中央“撈”上來的幹部。湖北省委書記張體學同華國鋒的情況一樣，對華國鋒說：“咱們倆和有的人不一樣，他是自己站出來的，咱們是中央‘撈’上來的。”

1971年２月，華國鋒到北京參加全國計劃工作會議。周恩來同華國鋒談話，說：主席提名，調你到國務院業務組工作，任副組長，接替紀登奎負責財貿、農業、值班室等工作。紀登奎調去管專案。李先念年紀大了，你要協助他多做些工作。隨後，周恩來在全國計劃工作會議宣佈了這項任命，正式下文是8個月後，「九·一三」事件爆發後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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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文，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1968年底畢業於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 1978年到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工作，1979年到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歷任周恩來年譜生平小組副組長、組長，周恩來研究組副組長，研究員；1998年到中央黨史研究室，任《中共黨史研究》副主編，《中共黨史資料》主編；長年研究周恩來、毛澤東、華國鋒、彭真及黨史，出版專著若干，其中整理師哲回憶錄《歷史巨人身邊》及《周恩來的故事》影響最大，撰寫論文5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