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真有上百萬的遺產嗎？這些錢最後給誰了？

毛澤東去世時確實留下了上百萬的遺產，這些遺產主要是毛澤東的稿費收入。毛澤東的稿費有專人負責，那個人名字叫鄭長秋。他從1952年9月直到1986年離休，一直在中央辦公廳的「中辦特會室」專職負責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特別財務。負責出納的為老紅軍戰士鍾子山，專職保存財務票據。他們非常準確地回憶：到毛主席1976年9月9日逝世為止，即老人家臨終前全部稿費共計為124萬元人民幣。到1983年底，鄭長秋退休前轉交下任時，毛主席的全部稿費共計為157萬多元。原因是存款利息上調了，稿費比原來多出了33萬。

毛著

百萬稿費的來源

毛澤東的稿費來自「毛著」的出版發行。據汪東興回憶，1949年，毛澤東出訪蘇聯。在莫斯科，他發現當地出版的《毛澤東著作》謬誤百出，字裏行間多有與史實不符之處。從那時起，毛澤東便萌生了要好好地集中精力修訂自己著作的想法。1951年初，經汪東興安排，毛澤東從北京來到相對安靜的石家莊小住，名義上是休息，實際上是修改「毛著」。毛澤東在石家莊住了兩個多月，修改好了《毛澤東選集》第一卷。這說明毛澤東著作不僅絕大多數系本人親自撰稿，而且在出版前親自花費心血和精力進行了認真修改。按國家有關稿酬規定拿稿費，完全合情合理、理所當然。

另外，國際上有些國家也給毛澤東寄稿費。那時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廣大的第三世界，翻譯出版了很多毛主席著作，經常給毛主席匯稿費過來，因為國際上都是有稿費制度的。對於朝鮮、阿爾巴尼亞等國匯來的稿費，毛主席曾讓中央辦公廳一一退了回去，多數是汪東興主任經辦的。

在文革中，出版了毛著數億冊，但毛主席同全國人民一樣，沒有拿過國內一分錢稿費，因為他最痛恨搞特權。文化大革命期間出版的《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毛主席詩詞》等數量相當大，可以說數以億冊計。但是在這個特殊的時期，毛主席沒有拿過國內的一分錢稿費。吳連登曾專門就這個事問過鄭長秋，他非常確切地說，文革期間他所在的中辦特會室，沒有收到過毛主席的任何稿費。也就是說，在文革中，毛主席再版的所有著作，沒有接受過任何的稿費。

所以有人說，在文革中全國都沒有稿費了，就毛主席一人還有稿費，好像他在搞特權，以權謀私，拿了億元稿費，這完全是彌天大謊、胡說八道。毛主席一生最痛恨腐敗、反對特權，從來不稿特殊。對此，汪東興曾對我說過：「不要說什麼毛主席有‘億元稿費’，就是100多萬，他老人家也覺得太多太多了，為此還曾責怪過我。記得有一次，毛主席就責問我：‘這個稿費，你怎麼越搞越多呀？’我說：‘不是我搞多了，是你沒有怎麼開支，每年又有利息，當然就越來越多了。’大家想想，毛主席連百萬稿費都要責怪，還能容許自己有‘超億元’這一天文數字的稿費嗎？」

吳連登（左三）最後一次與毛主席合影。

毛澤東稿費如何管理？

毛澤東視稿費為黨的錢，人民的錢。將稿費放到中辦特會室只有他一人。毛澤東在稿費的使用上也是很嚴格的，每次都要由工作人員向他老人家寫出報告，經他親自批示同意後，才能從由中辦特會室掌管的毛澤東稿費中提出少量費用。

專門負責毛澤東日常工資和全家開銷的「管家」吳連登回憶：每次遇到毛主席家裏的錢不夠用時，都要寫條子請毛主席特批，才能拿到。這條子怎麼寫呢？都是這樣：“主席，需要從你的稿費中領取多少多少錢，作為家庭生活補貼，請予批示。”寫好以後，毛主席看一看，拿起筆來，在上面就批：“同意。毛澤東！”批完後，我才能拿著這個條，到中央特別會計室把錢領回來，作為家庭的補貼之用。

當時，擔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汪東興，對毛主席稿費的管理也抓得非常緊，在管理上非常嚴格。毛主席稿費的每一筆收入和支出，都要直接報汪東興同志閱示，他也從來沒有亂批過一分錢。

鄭長秋曾講過他親身經歷的一件事。1972年的一天，身著軍裝的張玉鳳坐著華沙轎車，來到中辦特會室，說明主席處需要八千元錢，實際上是江青要的，而且都還要新票。鄭長秋就對張玉鳳說：「我們一道去銀行取吧。」

在西單一家工商銀行，鄭長秋自報家門：「我是中辦特會室的財務，名叫鄭長秋。」

「鄭長秋？噢，知道知道，通過不少電話，中辦特會室有這麼個人。但從來沒有見過面，今天怎麼還帶著一位年輕的女軍人？」工商銀行的工作人員一面回答，一面心中生疑。

當時是一種什麼政治氛圍？階級鬥爭要天天講。銀行領導覺得情況異常，決定先穩住他倆，便解釋道：「我們行現在沒有這麼多的新票，要到庫里去提。請二位稍等。」說著，把他倆請到了客廳里。

接著，一個電話打到了中辦政治部查詢有關情況，得到「不知道」的回答後，又撥通了汪東興的秘書孫守明的電話，這才真相大白。而此時，鄭長秋和張玉鳳已在這家銀行被客客氣氣地“軟禁”了兩個來小時。可見，當時要取出毛澤東的稿費並非易事。

吳連登（左三）最後一次與毛主席合影

毛澤東稿費如何使用

毛主席說：「我的東西，包括這個稿費，都是從老百姓那裏來的，是黨的稿費、人民的稿費，是做事情來的，要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汪東興曾給講起他跟毛澤東有次討論稿費的事。那天，汪東興到毛主席那裏辦事，談起了稿費問題。

主席，您的稿費不能總存在中辦特會室名下……”汪東興說。

「這個稿費是黨的稿費，老百姓的稿費。」毛澤東毫不猶豫地答道。

「那您的孩子怎麼辦？」汪東興問。

「孩子們都長大了，他們為人民服務，人民給了他們的一定的待遇和報酬，可以自己養活自己。」毛主席語氣堅定地說。

汪東興說到這裏，不無感慨地說：「毛主席就是這樣一心一意為人民。他老人家的子女也很爭氣，也很自覺，從來沒有打過毛主席稿費的主意，更沒有主動提出索要毛主席的稿費。毛岸青沒有，李敏沒有，李訥沒有，毛遠新也沒有。」

毛主席稿費多數還是用在了公家的事情上。如其中最主要的一種用途，就是用於「還情」當年資助過中國革命的黨外民主人士。毛主席每年都給章士釗、王季范各2千元，分上、下半年兩次。

還有，遠在湖南的毛家親屬而來北京看望毛主席，也是從毛主席的稿費中開支有關的食、住、行和看病等費用，如毛澤連等。按毛主席的要求，我們還不定期地給他老家的親戚寄點錢，數額非常有限，僅僅是作為解決臨時困難之需。再就是主席家裏因工資不夠的部分，也會從稿費中解決，以貼補家用。毛主席在中南海修游泳池，也花了一些稿費。

我從李銀橋的回憶錄上看到，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毛主席為了幫助八三四一部隊警衛戰士們學習科學文化，指示在中南海內開辦學校，讓從他的稿費中拿出錢來，給每個戰士買了一套課本和筆墨、字典、地圖冊、作業本等，並以他的名義請來了專職老師，給這些戰士教授語文、數學、政治、自然、地理等課程。

其實，毛主席為這些警衛戰士買的東西還不止這些。如為了讓他們更好地鍛煉身體，毛主席曾特意讓用他的稿費，在豐澤園裏添置了單杠、雙杠、啞鈴、拉力器、乒乓球枱等體育器材，給他們使用。

毛主席每月的工資是404元8毛，江青的工資是243元。他們倆個很開放，早早就實行了AA制，各花各的錢。毛主席說，人民給我的待遇，就是給我的工資，以保證我和家庭的生活。

1972年，經毛主席批示，分別給賀子珍、江青、李敏、李訥各八千元，作為生活補貼之用。當時，賀子珍在301醫院住院，鄭長秋同志把八千元送給她時，她好感動，感謝毛主席對她的關心，說：「這錢就放在你那裏，我需要開支的時候再取。」後來，我幾乎每周都去一次301醫院，總不見她要買點什麼，我就主動給她買了半導體收音機、錄音機和錄音帶。賀子珍在住院期間，共總花了四千元左右，我就將剩下的三千餘元送給她。她再三推辭，堅決不要。最後，我只得將這些錢，又放回到毛主席的稿費中。

給李訥的八千元，我當時只給了她三千元，還有五千元我給她存入了工商銀行，一是有計劃地使用，二是可以增加點利息。毛主席這樣給家人和子女們從稿費中提錢，是一生中僅有的一次。後來，毛主席又給過江青三萬元。此外，毛主席再也沒有給過她們錢。

另外，聽說毛主席還曾用自己的稿費資助過身邊的工作人員。當時，在毛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每個月都發工資，但有時也會遇到生活困難的時候。每到這時，只要毛主席知道了，他總是主動給資助。就拿毛澤東身邊的「管家」吳連登來說吧，就資助過兩次。

1964年，吳連登剛到毛主席身邊工作不久，他家的房子被火燒掉了。後來，毛澤東知道了這件事，就讓人裝了三百元錢放在一個信封里，送給了吳連登。

後來，吳連登去感謝毛主席，說：「謝謝主席的關心！」

毛主席說：「你有困難，我應該幫助你，我們都是同志嘛！」接著，毛主席又講：“再說，這個錢也不是我的，是人民的，所以你不要謝我，要謝就謝人民呢！你們年輕人，要集中精力好好學習，向社會學、向書本學。努力學好本領，將來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啊！”

後來，吳連登結婚的時候，毛主席又資助了二百元錢。

毛澤東女兒李敏（右）

毛澤東逝世後百萬稿費的下落

毛澤東逝世以後，留下歸中辦特會室管理的稿酬124萬。大概在八十年代，就全部上交國庫了。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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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革命」的瞿秋白

閆書華

我黨早期領導人瞿秋白20多歲作為記者、翻譯赴莫斯科工作，從事黨的早期理論探索，大革命失敗後擔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並主持中央工作，成長為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1935年被國民黨拘捕，拒絕勸降出賣信仰和靈魂，英勇就義時年僅36歲。

情深義重的革命伴侶

深入「認識」瞿秋白，是從“秋之白華”開始的。瞿秋白曾刻下一枚“秋之白華”的印章，寓意與楊之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是一段感人至深又來之不易的感情。在當時人們思想相對保守的情況下，優雅執著的瞿秋白在報紙上公開發表三則啟事，昭告與楊之華的結合。

楊之華是瞿秋白的第二任妻子，生於浙江省蕭山縣坎山鎮，聰慧活潑，性格溫柔。先前遵從父母之命嫁給楊家世交沈玄廬的兒子沈劍龍為妻。沈楊雖然青梅竹馬，但成長過程中，思想差距逐漸拉大。楊之華追求進步，嚮往蘇俄，具有革命的氣質。參加過蕭山農民運動，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還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發表過宣傳婦女解放的文章。1924年1月，在沈玄廬的幫助下，考上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成為瞿秋白的學生。在上海大學的學習生活過程中，一方面，楊之華跟丈夫之間從生活方式到思想境界裂痕越來越大，另一方面，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工作上的接觸，瞿秋白以他學貫中西的博學多識，經歷過赤俄熏陶的革命氣度，加上雄辯的口才和充滿邏輯力量的思想，逐漸走進了楊之華的心中。

而此刻的瞿秋白，渾然不知。

1924年秋，瞿秋白愛妻王劍虹因嚴重肺病在上海去世，作為王劍虹同學兼好友的楊之華在王劍虹病重期間，多次看望並照顧過王劍虹，她目睹了王劍虹病逝帶給瞿秋白的沉重打擊。很長時間，瞿秋白都沒有從這種悲傷中走出來，此時楊之華的陪伴則給予他極大的精神支持，緩解了他失去親人的痛苦，幫助他重新面對新的生活，投入到國共合作的緊張工作中。在極端的鬥爭環境裏，瞿秋白與楊之華這對各自心懷傷痛又志趣相投的革命師生由異性友誼發展到相互愛慕。於是，楊之華萌發了先離婚再與瞿秋白結婚的想法。在邵力子的支持和建議下，瞿秋白隨楊之華回到浙江蕭山，與沈劍龍經過幾乎一整夜的談話，最終達成和解。

於是便有了11月27日上海《民國日報》轟動一時的三則啟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沈劍龍與楊之華正式脫離婚姻關係、瞿秋白與楊之華正式結合戀愛關係、沈劍龍與瞿秋白正式結合朋友關係。這三則啟事持續刊登了三天，瞿秋白與楊之華於11月18日結婚。

瞿秋白溫文爾雅，博學多識，楊之華朝氣蓬勃，熱情開放，她與瞿秋白在相互鼓勵、扶持中攜手走過了10年的歲月，他們的愛情，是夫妻與戰友的雙重結合。兩個人以堅定的理想、信念建立的愛情，造就了中國革命歷史的一段佳話。

堅持真理的革命鬥士

說瞿秋白是革命鬥士，源於他敢于堅持真理的擔當精神。192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特別會議，討論北伐戰爭的形勢和國共統一戰線等問題。會議的中心議題實質為根據北伐戰爭的形勢，制定黨的主要鬥爭策略。主持會議的陳獨秀認為當時政治形勢發展的特點是聯合戰線有分裂的危險傾向，並提出了七項挽救破裂的策略，其重點就是要中共從各個方面幫助國民黨左派，使之形成一個強大的政治力量，同右派勢力作鬥爭。這實際就是把與右派鬥爭的希望寄託於國民黨身上，甚至主張把一向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群眾運動也交給汪精衛來領導。

其間，瞿秋白因肺病複發，只能抱病一邊工作，一邊休息。養病期間，針對漢口特別會議為了維持統一戰線的「特別政策」，瞿秋白開始對黨內正在形成的右傾錯誤產生了警覺，開始整理自己從1923年1月至1926年12月在報刊上發表的重要政治論文及部分文藝著作，擬自編一本《瞿秋白論文集》，力求從根本上、理論上闡述中國革命的一些基本問題。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中共領導上海工人舉行了三次武裝起義，第一、二次武裝起義，因陳獨秀等人把武裝起義的領導責任讓給資產階級和準備不充分均告失敗。之後，瞿秋白趕到拉斐德路暴動指揮所參與領導起義。當晚，出席中央和區黨委聯席會議，連夜起草《上海二月二十二日暴動後之政策及工作計劃意見書》，提交中央特別委員會。2月25日至3月2日，出席中央特別委員會會議，討論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問題，提出了重要指導意見。經過30個小時的英勇戰鬥，上海工人階級以鮮血和生命的代價佔領了上海，第三次武裝起義取得成功。

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半個月、大革命面臨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1927年4月27日召開了黨的五大。讓陳獨秀想不到的是，體弱多病、書生意氣的瞿秋白早就做好了挺身而出的準備，與陳獨秀的右傾錯誤進行抗爭。第二天開會的時候，在每個代表的座位上放著一本小冊子，封面上印著：《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瞿秋白著。該書列舉了1923年至1927年黨內領導層右傾錯誤17例，矛頭直指陳獨秀以及共產國際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義薄雲天的革命英烈

令駐福建長汀的第36師師長宋希濂勸降，瞿對宋說:「我不是顧順章，我是瞿秋白。你認為他這樣做是識時務，我情願做一個不識時務笨拙的人，不願做個出賣靈魂的識時務者！」

報給在武漢的蔣介石，說瞿秋白不可挽救，宜速對其處極刑。6月17日中午，蔣介石又直接給宋希濂發出將「瞿秋白就地處決」的電令。

說，記者曾趕到瞿秋白被扣押的卧室，見到了他書寫的「眼底雲煙過盡時，正我逍遙處」的辭世絕筆。行刑前，瞿秋白先到實施處決縣城的中山公園中山亭留影，泰然自若漫步走向刑場，一路上高唱《國際歌》《紅軍之歌》，喊著“共產主義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革命勝利萬歲”等口號，從容不迫，面無懼色。到達刑場後，盤膝而坐，慷慨就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