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校從戎——抗戰中的成成中學師生游擊隊

舉校從戎——抗戰中的成成中學師生游擊隊

1938年1月，賀龍來到離石視察四支隊並接見了全體指戰員。

劉墉如

閻氏三兄弟的戰友給閻家寫信告知三人犧牲的消息。

成成中學內曾作為八路軍駐晉辦事處的房間。

位於內蒙古武川縣的大青山，巍峨險峻，蒼翠滿山。

抗戰期間，這裏曾是中國共產黨革命根據地之一，八路軍戰士曾浴血奮戰在這片土地上，其中有一支特殊的隊伍——由太原成成中學師生組成的「師生抗日游擊隊」。

抗日戰爭爆發後，成成中學舉校從軍，共赴國難，組成了一支四百多人的「師生抗日游擊隊」，多數隊員的年齡都在14到18歲之間。此後，這支隊伍開赴大青山，艱苦卓絕地與敵人抗爭長達7年，他們用鮮血和生命譜寫了中國抗戰史上的光輝篇章，被譽為中國“青年運動的一面旗幟”。

這是一段激昂歲月，留守大青山的日子裡，這支「師生抗日游擊隊」用自己的身軀捍衛著祖國的山河；這是一段悲壯記憶，直至抗戰結束,兩百多個鮮活的生命血灑大青山。

七十多年過去了，曾經的少年如今多數都已不在世，仍在世者也已年逾九旬。然而，那些熱血和烽火征程，一如大青山的蒼松翠柏，永遠長青。

尋找閻氏兄弟

1949年5月20日出版的《人民日報》上，刊登著一則尋人啟事。

尋人啟事上寫著：「閻煥春、閻煥景、閻煥曜，陝西汾陽縣人，咱家現住太原南園子西巷九號，希速來信。」

這則尋人啟事是由閻氏三兄弟的家人刊登的。三人的侄子閻衛發後來接受採訪時說，自己的爺爺從抗戰時期就一直在找這三個兒子，卻多年杳無音訊，這才在太原解放僅僅一個月後就登報尋人。

尋人啟事登出4天後，閻家人便收到了一封來信。

閻氏三兄弟在和家人失去聯繫之前，曾是山西太原成成中學的學生。閻煥景讀高二，18歲。閻煥曜和閻煥春讀高一，16歲。一位自稱是閻氏兄弟校友的人寫信給閻家，告知了三兄弟的消息——

「閻煥景同志在1938年，任四支隊連長，在綏西地區與偽蒙古軍戰鬥中光榮犧牲，閻煥曜同志，1939年夏天，在四支隊任排長，在綏南蠻汗山地區與日寇作戰時犧牲，閻煥春同志1942年秋天，因病在綏中地區群眾家中養病，被日寇掃蕩時俘去，也光榮犧牲了。」

閻衛發稱，根據他父親的回憶，閻氏三兄弟與家裏失聯是在1937年前後，當時正值抗戰爆發，太原淪陷之時。兵荒馬亂中，閻煥曜曾回過一次家。他在家幫著父母做家務活，輔導弟弟妹妹功課，一切看似平常，並無任何異樣。幾天後，閻煥曜突然要離家遠行，卻沒有跟家人說要去哪裏。當時閻衛發的父親只有9歲，他清楚地記得，他送二哥閻煥曜走的時候，二哥跟他說再見後，突然扭過頭抹了幾下眼淚，而後大步離開，再也沒有回頭。

閻衛發說，他父親很多年之後終於想明白了，為什麼當時二哥走時哭成那樣。

三個只有十八九歲的中學生，如何成為了英勇犧牲於戰場的抗日英烈？這則尋人啟事背後的故事與一個地方緊密相關——位於山西太原的成成中學。

根據成成中學校友、師生抗日游擊隊隊員閻百真所著《成成烽火》一書的介紹，太原成成中學（下稱成中）創辦於1924年。大革命轟轟烈烈之時，北京高等師範（現北京師範大學）的一些山西籍校友，懷揣著「教育救國」的理想，共同發起創辦私立中學的倡議。其中，起到決定性作用的一個人便是成中的創辦人之一，首任董事長張聘珍。

張聘珍出生在山西榆次東陽鎮，從北京高等師範畢業後，一直在山西從事中學英語教學工作。經過他多方努力和一段時間的籌備，1924年春天，成成中學召開了建校的第一屆董事會。

校董事會決定，取《中庸·自學章》中「成己成人」之義為辦學宗旨，校名定為“成成中學”。

1924年9月，成成中學正式開學，第一年只招收新生兩個班。

作為一所近代創辦的私立學校，成成中學的學費一直不低。根據史料記載，20世紀30年代，成成中學一年的學費是30塊大洋，而當時太原一個普通職員一年的薪金也只有8到10塊大洋。可以想見，這是一座不折不扣的「貴族學校」，進入其中者都是非富即貴的官宦、富商子弟。

建校初期，校方推崇節儉，戒奢華之風，不准穿皮鞋。這些校規校紀在當時的山西上層人士中備受推崇，成中的名氣也越來越大。另一方面，校方的政治理念卻並沒有跟上當時社會的形勢。

根據內蒙古自治區委黨史研究室撰寫的《投筆從戎血沃青山》一書介紹，成中建校的首任校長叫蕭澄，此人是一個熱衷官場的人，他只想以成中為跳板陞官，並不真關注學校的事情，學校所有的校務實際上都由校務主任高步瀛主持。

當時，民族危難日深，革命潮流在太原風起雲湧，學生們的進步意識慢慢覺醒，由高步瀛主持的校方卻以「苦讀救國」的說辭來壓制學生的進步思想，嚴格禁止學生參加校外的進步活動，為此，校方甚至採用高壓手段，用“打戒尺”懲罰學生，甚至以行為“越軌”為借口，動輒開除進步學生。

成中學生和校方的關係日益緊張，此時，廣大師生都在期盼能有一個更加開明、跟得上時代步伐的人來執掌成中。

紅色暗流

現年96歲的秦傑（原名秦贊貴）是成成中學「師生抗日游擊隊」最後一位健在的老八路。

在秦傑北京的家中，他告訴本報記者，1937年太原淪陷前，成成中學是太原地區思想最進步的學校之一。當時他在成中讀初二的哥哥秦贊忠，早已秘密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成中的紅色背景，與兩個人密切相關——成中的第二任校長武新宇和第四任校長劉墉如。

劉墉如是來成中任教的教師中第一個中共黨員。他畢業於北京高等師範，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他應邀來到成中任教，當時，成中沒有任何人知道他的地下黨身份。

對於成中來說，劉墉如的到來，意義重大。他先後介紹焦國鼐和武新宇二人來校任教。焦國鼐參加了中共外圍組織，武新宇則和劉墉如一樣，都是中共地下黨員，他甚至比劉墉如入黨更早，1925年便參加了黨組織。在到成中以前，他以教師身份領導過好幾個學校的抗日救亡工作。

到成中後，在劉墉如的暗中支持下，武新宇很快在學校嶄露頭角，蕭澄從成中校長之位調任他職後，校董事會便推選武新宇擔任了成中的第二任校長。

武新宇執掌成中後，這裏的政治氣氛煥然一新。

武新宇和劉墉如等人先後買進了一批進步讀物充實校圖書館，如《馬克思傳》、《婦女與社會》、《社會發展史綱》等，還有高爾基、魯迅、郭沫若、茅盾等進步作家的小說，此外還專門購入了當時的進步雜誌，如《生活周刊》、《自修大學》、《中學生》等。圖書館裏還藏有不少其他的具有進步思想內容的書籍，專門外借給太原其他一些學校的進步學生。

在課堂上，語文老師向學生們教授《文天祥傳》，政治老師上課前必先朗誦一首岳飛、辛棄疾或者陸遊的愛國詩詞，地理老師則帶著一份中國地圖掛在牆上，告訴同學們台灣、東北自古就是中國領土……

此外，武新宇又先後聘請了中共黨員劉丹頓等人來到成中任教，劉丹頓擔任教務主任，劉墉如擔任訓育主任。這一時期，中共地下黨員構成的教師群體第一次掌握了成中的領導權，直接受到中共太原市委的領導，成中從此開始了一段「紅色歷史」。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祖國各地的抗日救亡運動風起雲湧，太原也不例外。1932年，山西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的校長黃麗泉迫害進步學生，全校師生自發組織起一場“驅黃鬥爭”。當時，在武新宇帶領下的成成中學師生積極聲援了第一師範學校的學生們。

第二年1月，日軍鐵蹄踏入山海關，華北危急。成中學生王慶生和十幾個其他中學的進步學生一起組織了一個抗日團體，名為「抗日反帝同盟會」。同盟會成立後，學生們在太原市裡廣泛開展了一系列抗日救亡宣傳活動，同時積極地發展會員。王慶生每天向武校長彙報同盟會的工作情況，武新宇實際上是「抗日反帝同盟會」的領導者。也正是因為此事，成中在當時成為了閻錫山反動當局的眼中釘。

1932年寒假裡，閻錫山利用破獲「抗日反帝同盟會」事件，通緝武新宇、劉丹頓，他倆被迫離開了太原。緊接著，當時的省教育廳把與閻錫山當局關係密切的一位老師段麗卿派到成中，擔任第三任校長，成中的紅色事業面臨中斷的危險。

段麗卿到成中時正值暑假，老師們都放假在家。他給正在老家休假的劉墉如寫信，試探他的政治背景，信中稱，武新宇和劉丹頓都是共產黨員，已經通緝在案，如果劉墉如和他們沒有關係，仍可以到學校教書。此時的劉墉如正在返校途中，他並沒有看到段麗卿的信，對學校的新情況完全不了解。但是回到學校後，他憑著老地下黨的機警，面對學校的變化沒有露出一絲馬腳，段麗卿想當然地認為，既然劉墉如敢返校，他必定不是共產黨。

在這次風波中，劉墉如得以在成中留下來繼續鬥爭。緊接著他就領導了「驅逐段麗卿」的運動。

段麗卿一上台就倒行逆施，以「讀書救國」之名，制定各種嚴苛規定，不准學生參加進步運動。但是此時的成中學生，血液中早已注入了紅色的基因，段麗卿的種種行為引起學生和老師的極大不滿。

在中共太原市委的指示下，劉墉如找到張聘珍，他態度鮮明地表示，段麗卿任校長對成中的發展十分不利。經過長時間的交談，劉墉如得到了張聘珍的支持。

那一年5月的一天，成中各年級學生同時宣佈罷課，聲討段麗卿執掌成中後的各種劣行，同時還打出了「打倒段麗卿」的標語。段麗卿聽說後，躲在家裏不敢出門。董事長張聘珍當即召開全校師生大會，宣佈段麗卿當校長並沒有經過董事會選聘，是非法的。隨即指派劉墉如、焦國鼐二人負責學校的日常工作，規勸學生複課。

省教育廳也知道段麗卿無法回到成中了，忌憚於社會輿論的壓力，只得同意委任劉墉如擔任成成中學的代理校長。經過中共山西特委的周密安排和四處遊說，1933年的12月，成中校董事會正式推選劉墉如擔任成成中學的第四任校長。

劉墉如上任校長後，1933年暑假，他又從北京高等師範同學中聘請了中共黨員杜心源、張衡宇和張柏園來校任教，學校的紅色力量得到了進一步壯大。

到1937年太原淪陷之前，成成中學已經從一個普通私立學校脫胎成為了中國共產黨在山西活動的重要陣地。

風暴中心

1937年8月，14歲的秦傑第一次到成中報到，準備升入成中的初一。

在他報到前一個月，北京發生了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為了八路軍儘快奔赴抗日前線，黨中央決定首先開闢山西抗日根據地。

太原，自然成為八路軍重要的落腳點，當時的山西屬於閻錫山勢力範圍，與其儘快組成抗日聯合統一戰線是當務之急。

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周恩來，在赴南京與國民黨當局談判的路上收到中央決定。他即刻改變行程，組成代表團與閻錫山進行談判，商討紅軍入晉的事宜。最後，雙方協商組成「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共同抗日。

周恩來等人在太原的下榻之處，正是成成中學，那時的成中，已經成為了八路軍駐晉辦事處所在地。

按《投筆從戎血沃青山》一書所述，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平津陷落，日軍加緊向晉北進犯。此時，中共中央北方局已經由平津遷到太原，彭雪楓奉命著手在太原籌建八路軍駐晉辦事處，並擔任主任。此時，成成中學進入了他的視野。

成中以校長劉墉如為首的領導層都是中共黨員，校內政治生態較好。此外，劉墉如等人對太原十分熟悉，又有豐富的地下工作經驗。於是，成中成為了八路軍北方局、八路軍駐晉辦事處、中共山西工委三家機構的駐地。

《成成烽火》中提到，當時，多位中央領導人都曾在成中工作和居住過，比如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楊尚昆、彭真、賀龍等。當時，在太原雲集了一大批來自全國各地的進步青年，太原一時被稱為「二延安」、“大革命時期的廣州”，成成中學則是紅色風暴的中心。

秦贊忠就是在此時加入了共產黨。「哥哥算是成中比較早的學生黨員。」秦傑說。

秦氏兄弟出生在山西省榆次縣東陽鎮，秦家是晉商家庭，生意遍佈甘肅、陝西一帶，是當地的大戶。

長秦傑一歲的哥哥秦贊忠從小品學兼優，1935年他考入了成成中學，1936年先後參加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和“犧牲救國同盟會”，這兩個都是共產黨的外圍組織。1937年4月，秦贊忠秘密加入了共產黨，至七七事變時，秦贊忠是成中學生中僅有的兩名共產黨員之一。

受到哥哥的影響，14歲的秦傑小學畢業後也來到了哥哥就讀的學校，據秦傑說，這是他第一次離開家，離開親人。

「我報到的時候，成中已經不在太原市裡，而是遷到了太原市郊的清源縣。」他回憶說。

1937年，幾乎在淞滬會戰爆發的同時，侵華日軍向山西大舉進攻。從8月到11月，以晉綏軍、中央軍、八路軍組成的抗日武裝，進行了以保衛太原為核心的「太原會戰」。

成為戰爭中心的太原已不再安全，劉墉如決定在暑假期間帶領留校教職工和部分學生，將成中遷至距太原市70華里的清源縣城，校部設在當地的一座公園內。

9月24日，成中在清源縣如期開學，秦傑離開家到清源縣報到入學，成了成中初一的新生。

一開學，他便感覺到這所學校的氣氛與別處大不相同。

此時，晉北地區戰事激烈，八路軍120師358旅正向神池地區挺進。

秦傑記得，多數時候他們每天只上半日文化課。

根據閻百真的回憶，當時除了初中一、二年級還上過幾次文理基本課之外，其他年級基本只有歷史和政治兩門課。歷史課主要講日本侵華史，政治課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另外的半日，學校黨組織按照中共太原市委的指導精神，在學校里進行抗日救亡的實踐活動。

秦傑因為年齡尚小，參與這一類實踐活動不多，他的哥哥作為學生中的黨員骨幹，組織並參加了一系列抗日活動：印製傳單，編排話劇……

隨著戰事迅速發展，清源縣很快也不太平了。

「我只上了一個多月的學，日本的飛機就炸了清源縣城。」秦傑說。

14歲的他那時還不知道，成中的領導層此時正在醞釀一個重要的決定，他和哥哥以及成中的幾百名學生的命運，都將因此發生改變。

成成中學師生抗日游擊隊紀念碑。

四支隊的成中學生合影，他們入伍時都是不滿20歲的青年。

解放後成成中學師生抗日游擊隊倖存同學的合影，第三排左二為秦傑。

秦贊忠的烈士證。

秦傑老人近照。

義勇隊

1937年10月上旬的一天，成中迎來了一位客人。

秦傑清楚地記得，同學們都往學校的院子裏擠，說是一位抗日將領要來學校講演，此人便是時任八路軍駐晉辦事處主任的彭雪楓。

那天彭雪楓穿了一件褪了色有補丁的灰色軍裝，左袖上縫著白底藍字的「八路」徽章，他用開玩笑的口吻開始了演講：“同學們早就聽說紅軍都是青面獠牙、殺人如割草的共匪，我就當過紅軍，今天和大家見面，先請諸位學生看看我們紅軍的真面貌。”

緊接著，他講了抗戰的形式，尤其著重強調了武裝鬥爭的重要意義和迫切性。

事實上，彭雪楓此次到來的動因，是為成中建立抗日武裝進行前期的宣傳工作。

北方局、中共山西工委和八路軍駐晉辦事處進駐成中後，劉墉如和中央高層領導的接觸多了起來，對抗戰時期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了解得更為透徹，加上日軍的轟炸讓成中在清源縣也很難維持日常教學工作，劉墉如和成中的部分黨員教師經過討論一致認為，成中應該遷校異地辦學，同時動員組織全校師生武裝起來抗擊日本侵略者。

劉墉如將這個意見報告給北方局後，受到北方局極大的重視。北方局經過慎重考慮，同意成中提出的武裝全校師生員工抗日的要求，並指出，以成中師生抗日武裝的政治影響吸引山西各地有志青年參加抗日，意義是很大的。

這個意見很快被打成報告，送到了正在太原組織抗日活動的周恩來手裏。周恩來充分肯定了這份報告，代表黨中央批准了成中擬組建抗日武裝的計劃。

當時的成中，大部分學生對武裝抗日都有極高的熱情，但也有些學生對「當兵」有偏見，彭雪楓在成中適時而做的演講，及時打消學生們對共產黨的一些誤解和懼怕，也給成中師生增加了建立抗日武裝的信心。

在成中就讀的學生多數家庭條件都不錯，戰火燒到清源縣以後，不少學生收到家裏的來信，被催促著回家去，也有學生的家人直接來成中接人。

那段時間裡，秦傑和秦贊忠的一位堂哥哥，就曾三次到成中來，想把他們兄弟二人接回老家去。

「我父親有五個兒子，哥哥和我是家裏的老大老二，我們兩個人從小就被分別過繼給兩個伯父了。」秦傑說。

秦傑和哥哥作為那兩個伯父的獨子，都是家裏的「寶貝疙瘩」。秦傑記得，幼時的他非常嬌生慣養，“小時候從東陽到南縣去看戲，只有五里路，家裏也不讓我走著，都是坐著很漂亮的馬車去。”

一聽說成中遷到清源，在清源又遭到日軍轟炸，秦家便趕緊趕到成中接人，沒想到兩兄弟態度十分堅決，表示絕不回家去。

「那時候我哥哥在學校，我受他很大的影響。學校老師也都比較進步，每天都在宣傳抗日，我年齡雖小，也深受鼓舞，當時一心都是抗日救國，根本不會想到回家。」秦傑說。

閻煥曜也是在那個時候，特意回到家鄉看望了父母和年幼的弟妹。他臨別時流下的淚水中，既有對家人的不舍，也有為抗日拋頭顱灑熱血的堅決。

1937年10月10日，成成中學抗日義勇隊宣告成立。

成中義勇隊宣佈，所有入伍者一律自願。當時，絕大多數師生都踴躍報名參加，學校批准了大部分初三以上學生的入伍要求，初一初二的學生中體格比較好的也被批准參加了義勇隊。

15歲的秦贊忠已經加入共產黨，他自然是義勇隊的成員，在他的帶動下，14歲的秦傑也報名參加，他們倆成了義勇隊裏的「打虎親兄弟」。

秦傑記得，當時參加義勇隊的學生里，大的十八九歲，小的十三四歲，他的同班同學中也有沒參加的，原因多種多樣。

有的同學是在義勇隊成立之後，就請假回家了，也有人在成中遷到清源途中就已經離開學校，更多的人是因為年齡太小，體格不夠健壯，沒有被學校黨組織批准吸收。

此時，閻氏三兄弟也在義勇隊的隊伍中。義勇隊成立時，劉墉如任隊長兼政委，下編三個中隊，閻煥景是二中隊的隊長，閻煥曜擔任班長。閻煥春當時剛從成中轉到外校讀書，得知義勇隊建立的消息，他便趕來和兩個哥哥匯合。

成中抗日義勇隊成立後，從太原周邊慕名來了一批學生，他們和閻煥春一樣得到了消息，前來參加義勇隊。

「義勇隊不光是學生參加，從老師到清潔工，學校很多人都參加了。」秦傑說。

人員到位了，緊接著就是武器配給和隊伍訓練。

秦傑介紹，除了八路軍駐晉辦事處撥給的一部分武器外，犧牲救國同盟會又給補充了150支槍和一些彈藥，當時基本上可以做到一個隊員有一支槍。

隊員們都是稚氣未脫的學生，他們突然告別課堂，拿起武器，成為了一名即將面對血雨腥風的戰士。在走上戰場之前，給這些孩子們進行一些基本的軍事訓練是必須的。

「訓練內容有扔手榴彈，也有實彈射擊。我們低年級的個子小，背著步槍時槍托子經常打到腳踝骨。」秦傑笑著比劃。

由於當時一部分高中學生受過舊制的軍訓，具備一定的軍事知識，從一開始，訓練就沒有「紙上談兵」，直接進入了實操階段。

比如，把隊員們設在哨位上，講哨兵的職責、任務，警戒要點；把班、排帶到野外，邊講邊練如何利用地形地物；操練裝退子彈；每周幾次以分隊為建制進行野外進攻、防禦演練等等。

當時義勇隊在清源縣城北關的一個騾馬大店內設立了隊部，秦傑記得，那時候義勇隊的生活水平還可以，雖然比不上在家裏的日子，溫飽基本可以達到，多數時候吃小米飯充饑，有時候能吃上肉。

「當時學校有一部分秋季入學學生交的學費，我們就是用這筆錢支撐日常生活和訓練。」秦傑說。

此時，清源縣70華里以外的太原，戰爭形勢已經十分緊張了。

1937年11月2日，太原的最後一道門戶——忻口失守，日軍迫近太原。

3天後，義勇隊正在野外搞軍事演習，5架敵機突然出現在天空，向義勇隊的隊員們瘋狂掃射。由於各分隊在演練中已經疏散，當時沒有什麼人員傷亡，但是總部騾馬店已經被炸得不成樣了。

經此一擊，義勇隊的一些隊員們產生了恐慌情緒，劉墉如決定，帶著大隊人馬連夜出發，撤離清源縣。

當時，因為不斷有各處學生陸續加入，成中的抗日義勇隊從最初的一二百人發展到三四百人的規模，這支隊伍最終以「成成中學師生抗日游擊隊」的名義，在1937年11月5日深夜整裝出發了。

學生戰士

1937年12月，成成中學師生游擊隊轉移至離石縣城郊。

上級黨組織認為，「師生抗日游擊隊」的名稱已經和當時的鬥爭形勢不相適宜了，決定讓成中師生抗日游擊隊集體參加「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下稱戰總會），編列為游擊第四支隊，簡稱戰總會四支隊。

閻百真在《成成烽火》里寫道，四支隊的編製序列和名稱是具有統一戰線意義的，但實際上，這支部隊政治上受到戰總會中共黨組織的領導，軍事上由八路軍120師賀龍、關嚮應統一指揮。

1938年2月，蔣介石宣佈要反攻太原，八路軍120師根據作戰部署，擔負切斷同蒲路北段的任務。四支隊奉命轉移到120師前線指揮所駐地——嵐縣。

2月7日出發前夜，成中的全體師生髮表了《為號召全國青年參戰宣言》，寫道：「我們反抗奴役，反抗壓迫，反抗侵略。我們的意志是堅定的，心胸是熱烈的，我們的力量是偉大的。捍衛祖國的責任是我們的，我們應當為了祖國的生存流盡最後一滴血！」

在嵐縣，作家周立波曾撰文描寫了他所見到的「學生戰士」。

「這些學生和先生的確值得人尊重，他們不但沒有逃難，而且背起了武器，他們的胸前佩著的兩個黃色手榴彈，表現了他們的英勇，他們的臉色完全黑了，不像書生，真像戰士。」

的確，經過數月的打磨，這些「學生戰士」已經完全脫胎換骨了。

「隊伍剛從清源出發時，學生們連夜路都沒走過，夜行軍一出發，走不了幾百米，很多背著槍和背包的小同學就走不動了，一會兒就嚷嚷著要休息，一晚上總共才走了15里路。但是到了第二年，我們的隊伍一天可以走80多里路，大家冒著秋天冰冷的雨水，一身泥，卻沒有人抱怨什麼。」秦傑說。

到前線以後，四支隊在120師主力部隊的帶領下學習打仗。秦傑記得，四支隊第一次打仗，是在嵐縣附近的黃土坡打伏擊戰，「我們年齡小，老師沒有讓我們去，我哥哥他們參加了那次戰役，四支隊取得了勝利，把日本人打得四散而逃。」

那個春天，在主力部隊的帶領下，四支隊在晉北前線打了好幾個伏擊戰，緊接著他們又領到了新的任務——黨中央提出要在內蒙古境內的大青山建立抗日游擊根據地。

陰山山脈橫貫於內蒙古全境，大青山位於其中段。這裏是通往大西北的咽喉，也是陝甘寧邊區的門戶，戰略位置非常重要。

1938年春夏，當時在大青山進行武裝抗日的中共黨員楊植霖和劉洪雄先後來到晉西北，向八路軍120師師長賀龍和政委關嚮應彙報了大青山抗戰的情況，同時請求八路軍挺進大青山。

鑒於大青山的重要地理位置，120師黨委根據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7月29日作出部署，決定派358旅715團、師部直屬騎兵營一個連以及四支隊共2000餘人，組成八路軍大青山支隊，挺進大青山。根據大青山的地形，大青山支隊改建成騎兵支隊。

8月2日，在支隊司令李井泉的統一號令下，四支隊共642人向大青山進軍。對於四支隊的師生們來說，大青山的游擊將是長期而艱苦的鬥爭。

到大青山的第三年，四支隊終於真正進入了八路軍序列，成為了八路軍正規部隊建制。

閻百真在《成成烽火》中回憶：「1941年12月5日，對於我們這些來自於成成中學師生抗日游擊隊的同志來說，是永遠值得紀念的日子。」那天，四支隊被正式編為八路軍大青山騎兵支隊所屬獨立騎兵營。

這些年輕的學生們經過4年多的歷練，成為了真正的八路軍戰士。此時，劉墉如已離開了四支隊，被黨組織調回晉西北工作。閻百真寫道：「此時，我們不禁想起了我們的老校長，他要是知道這一天，一定也會高興萬分的。」

大青山的游擊生活是艱苦而危險的，令秦傑最記憶深刻的是兩件事：隊伍不斷的轉移和食物的匱乏。

大青山交通不便，槍支彈藥經常補充不上，「部隊要想補充彈藥，就必須打敵人的據點，我們上了大青山以後，打了一些勝仗，比如攻入陶林城、解放烏鎮等，同時也引起了日軍的注意。從1940年以後，日軍對大青山的圍剿就非常頻繁了。」秦傑說。

日軍的頻繁掃蕩，讓這裏的村莊都千瘡百孔。老百姓家裏也沒有什麼糧食，戰士們在山上能吃到一點小米都是好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吃山裏的野菜果腹。

同時，部隊必須每天轉移，以防被日軍發現。

「我們在一個地方都不能待兩天，一般頭一天下午太陽快落山的時候出發，走到半夜找一個山洞或者山岩休息，晚上我們就下山到村子裡進行抗日宣傳活動，然後後半夜就要返回山上，第二天再轉移到別處。」在秦傑的記憶里，他在大青山的5年中，幾乎每一天都在不停地換地方。

成中的學生們經歷了入伍後的第一次分離。由於工作的需要，四支隊的一部分師生分散編製，有了新的崗位。

秦傑就是在此時和同學們分開，被安排給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綏察獨立二支隊司令員的於占彪當機要秘書。

「四支隊的人都有文化，都是中學生，那時候部隊裏有文化的人都是寶貝，我們就被抽出來編到地方工作，好多同學都分散開了。還有一些人去當了根據地的文化教員。」秦傑說。

作為機要秘書，秦傑能夠看到往來於大青山根據地和中央的電報。「我經常在電報中看到某些熟悉的名字，我的一個又一個同學犧牲在大青山上，其中也包括我的哥哥。」秦傑傷感地說。

青山英魂

1939年的一天，秦傑在一份戰報上看到了哥哥秦贊忠的名字。

那一年年初，四支隊一連配合主力部隊南下蠻汗山地區，在那裏開闢新的根據地。秦贊忠當時是一連的政治指導員，到蠻汗山後，秦贊忠和秦傑便失去了聯繫。

幾個月後，在戰報上，秦傑看到了哥哥犧牲的噩耗。

1939年部隊進入蠻汗山地區以後，在土默川以東和涼城縣的岱海灘邊緣地帶曾打過幾次殲滅戰，消滅了日偽軍一部。那一年的5月，秦贊忠所屬的四支隊一連被從各地突然集結的數千日偽軍圍攻。

在緊要關頭，秦贊忠讓一連連長帶著全連突圍，自己和一些重傷員堅守山頭，掩護連隊，結果，年僅17歲的秦贊忠犧牲在炮火中。那次戰役共有50位戰士壯烈犧牲，其中很多都是成中的學生。

同在一連任排長的閻煥曜，也在蠻汗山和平寨附近對敵人的伏擊戰中英勇犧牲。

當一連在蠻汗山一帶浴血奮戰的時候，四支隊二連挺近了綏西。身為連長的閻煥景帶領全連將士在武川十區烏蘭烏素村與敵人激戰。激戰中，閻煥景為了掩護戰士們突圍英雄犧牲，三兄弟中最小的閻煥春，在1942年武川三區的一次戰役中為國捐軀。

閻氏三兄弟犧牲時，都未滿20歲。

從1937年到1945年，成中的師生在大青山上堅持游擊長達7年，有些學生在敵後游擊戰爭中英勇犧牲，還有部分成中學生在執行部隊交給的任務時，或是在地方黨、政工作崗位上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武生意、杜松山和劉俊三位同學，在武川二區烏蘭花鎮開展工作時被潰退的敵軍包圍，落入敵手，慘遭活埋。

董理安，1945年夏季受黨的指派去蒙古執行任務。董理安等7人回國後在尋找八路軍大青山騎兵支隊的路上，被一股未投降的日軍包圍，壯烈犧牲。一個月前，他剛剛得知了抗戰勝利的消息。

……這樣年輕的生命，這樣悲壯的故事還有太多太多。

1943年，秦傑離開了大青山，回到太原做情報工作。

從參軍入伍到抗戰結束，8年間，因為通訊條件所限，秦傑沒有和家裏通過一封信。直到1945年抗戰結束，秦傑才第一次回家，但是由於自己的工作性質，他還不能告知家裏哥哥秦贊忠已犧牲的消息。直到解放後，秦傑才告訴家人哥哥犧牲的真實情況。那時，他的父親已經去世了。秦傑的母親聽後，哽咽著說：「至少還回來了一個……」

解放後，成成中學曾與雲山中學合併更名為「太原第三中學」。1992年，為了紀念成中師生抗日游擊隊的偉大壯舉，在原成中老校友的倡議下，學校恢復了“成成中學”的校名，並在位於太原市內的成成中學校址樹立了一座“太原成成中學師生抗日游擊隊紀念碑”。

1986年10月3日，大青山英雄紀念碑在武川縣人民公園的中心落成，以紀念在大青山犧牲的，包括成中師生抗日游擊隊在內的2000多名烈士。

根據太原黨史研究室提供的資料，成成中學建校至盧溝橋事變的13年中，共招生2200餘人，在中國共產黨的引導下，先後有近600人參加了革命，被反動當局逮捕43人、殺害4人，被迫轉學25人。在抗日戰爭中，成中師生有近200餘人犧牲在大青山這塊土地上。

「當年的師生抗日游擊隊，大部分同學犧牲時只有十八九歲而已。受當時條件所限，大多數犧牲的戰士都是就地掩埋。在那種複雜的環境裏，也不可能及時把他們犧牲的真實情況告知家人。」秦傑不無傷感地說。

直到很多年後，那些烈士的父母才得以知曉，離家多年的兒子早已在大青山為國捐軀，甚至連屍骨也回不了家鄉。

閻百真在《成成烽火》一書中深情地寫道：「許多成中師生，以他們風華正茂的最佳年齡，光榮殉國，鮮血灑染了塞外草原，忠骨埋在大青山上。我們這些屈指可數的倖存者，對他們懷有崇高的敬意。」

一如成中師生在《為號召全國青年參戰宣言》中的誓言，為了祖國的生存，他們流盡了最後一滴血。(記者 米艾尼 部分圖片由席國樂提供)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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