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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鄧小平最後一次「政治碰撞」是因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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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鄧小平最後一次「政治碰撞」是因何事?

2019年05月11日 17:52

毛澤東與鄧小平(資料圖)    

本文摘自《毛澤東與鄧小平》,余伯流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鄧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以後,根據毛澤東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明確地提出了以「三項指示」為綱的口號。

1975年7月4日,鄧小平在中央讀書班第四期學員的講話中說:

前一個時期,毛澤東同志有三條重要指示:第一,要學習理論,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團結;第三,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三條指示互相聯繫,是個整體,不能丟掉任何一條。這是我們這一時期工作的綱。毛澤東同志去年就講過,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了,以安定為好。現在加一年,九年了,要團結起來,安定起來。我們有好多事要辦。國際方面的鬥爭,事情很多。國內也有許多事情要做,特別是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這就是鄧小平「以三項指示為綱」的由來!

未料,這個提法遭到毛澤東的反對。毛澤東後來批評說:「小平提出‘三項指示為綱’,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國務院也不商量,也不報告我,就那麼講,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

其實,「三項指示為綱」,何罪之有?“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又錯在哪裏呢?

有人說,毛澤東在1975年實際上是實行了一種「雙軌制」:一方面讓江青等人“抓革命”,保衛「文化大革命」中“七個指頭”的成果;另一方面讓鄧小平等人“促生產”,解決「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三個指頭”的問題,這就叫做“左派抓革命,右派促生產”。

此話不無道理。

這時,毛澤東已82歲高齡,雖然頭腦還清醒,但身體狀況已很不好。他晚年的思想、心態,最根本、最核心的東西就是要肯定「文化大革命」。因為「文化大革命」是他老人家親自領導和發動的,他又堅持認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然而,「文化大革命」進行八九年來的結果,卻是生產下降,經濟蕭條,政局混亂,人民不滿,這又是他不願看到又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正因為如此,他才發出了“安定團結”、“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呼籲。而當鄧小平狠抓落實黨的幹部政策、促進安定團結、大刀闊斧地進行治理整頓,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時候,他又擔心鄧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晚年毛澤東就是這樣一種矛盾心態。

 所以,當毛遠新在他耳邊「吹風」說鄧小平“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提批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說“三項批示為綱,其實只剩下一項指標,即生產上去了”時,他就信了,很敏感地信了!

  於是,11月20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討論「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對鄧小平作了錯誤的批評。

  儘管如此,毛澤東還是企望鄧小平能回心轉意,在「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上能和他保持一致,統一認識。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總的評價是“三七開”,即“七分成績”“三分錯誤”。他提出讓鄧小平按照這個基調,主持政治局會議作一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議。這樣既可以維護毛澤東的初衷,又可以堵住江青等人的嘴。在毛澤東看來,這正是他和鄧小平繼續保持合作的政治基礎。

  可是,在這個原則問題上,鄧小平不肯讓步。他婉言拒絕了毛澤東的意向,說:

  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合適。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

  好一個“不知有漢,何論魏晉”!鄧小平真是一個“鋼鐵公司”,即使在偉大領袖毛澤東面前,也梗直如故,剛正不阿!



  據新版《毛澤東傳》記述,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紀登奎在後來回憶此事時說:

  毛主席本想「文革」兩年就結束了,沒想到駕馭不了啦,已經九年了。要安定團結,但要給「文革」做個結論,沒有結論收不住。林彪事件後,已經證明「文革」在理論上、實踐上失敗,毛主席的頭腦中是打問號的。小平執政,一系列措施觸及「文化大革命」。劉冰寫信的事發生以後,毛主席的意思,你要寫個決議,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議。他還定了口徑:三七開。小平婉言謝絕了,說我是桃花源中人,不了解。

  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說得更精彩、更貼切。她寫道:

  分析毛澤東的內心,他既真心地賞識鄧小平的才幹和品格,又惱恨鄧小平對「文革」的態度。他對鄧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鄧小平能夠就此妥協,順從了他這一個最後的心愿。毛澤東實在是太老了,太疲倦了,這一番“安定團結”的政治格局,是他經過很長時間的考慮所進行的選擇,不到萬不得已,他是不想再變動了。但是,令毛澤東悲哀的恰恰卻是,鄧小平具有和毛澤東一樣的性格,也是一個在原則問題上絕對不會讓步的人。在毛澤東這樣殷切的期望下,鄧小平沒有接受毛澤東的這個建議。鄧小平明確地說,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鄧小平的意思說得明明白白,九年「文化大革命」,他被打倒了六年,作為一個脫離運動的“世外”之人,對於「文革」,他既沒有參與也“不了解”,因此“不適宜”由他來寫。其實,最根本的,他不願意違心地主持寫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

  鄧小平這種完全不讓步的態度,使得毛澤東下決心進行“批鄧”。在毛澤東政治生命的最後關頭,他要堅定不移地扞衛「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許任何人對此存有非議,更不容許任何人翻「文革」的案。

  肯定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成為毛、鄧之間生前的最後一次政治碰撞!

在這次碰撞中,毛澤東未能如願,失望了;鄧小平沒有屈服,高大了。

  其實,鄧小平所說自己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是接過毛澤東的話來回敬毛澤東的。



  1975年11月13日,毛澤東在關於打招呼的批語中寫道:

  過去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縣委書記打了招呼,所以沒有受衝擊。在多數人身上複雜一點。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要估計這種情況。一些老同志打個招呼,如周榮鑫、李昌、胡耀邦、胡喬木、劉冰、李井泉等幾十人也要打招呼。

  鄧小平巧妙地借用毛的話,維護了真理與正義!

  由於鄧小平婉拒了毛澤東要他為「文革」作一個“三七開”的決議的建議,衝決了毛澤東生前政治上的最後底線,根據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的決定,鄧小平的大部分工作實際上被停止了,只“專管外事”。

  11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轉發〈打招呼的講話要點〉的通知》。這個通知是在中央政治局在京召開了有130多名黨政軍機關負責的老同志(還有幾位青年負責同志)參加的“打招呼會議”,宣讀了經毛澤東批准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後,才正式發出的。



  毛澤東在《打招呼的講話要點》都說些什麼呢?主要內容是:

  毛主席指示:「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認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絕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儘管黨的九大、十大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作了總結,有些人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賬,總是要翻案。根據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通過辯論,弄清思想,團結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清華大學的這場大辯論必然影響全國。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個招呼,以免這些同志犯新的錯誤。中央希望大家認真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正確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同廣大幹部、廣大群眾團結在一起,以階級鬥爭為綱,把各項工作做好。

  這個《打招呼的講話要點》,雖然沒有公開點鄧小平的名,但已明確提出“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明確提出“有些人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賬,總是要翻案”。這裏所說的“有些人”,顯然是指鄧小平和以鄧小平為首的一批老同志。毛澤東“打招呼”的主要對象也是這些人,“打招呼”的目的是要這些人“正確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中共中央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下發後,一場由毛澤東和中央發起的全國範圍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迅即席捲全國!

  12月份,“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惡浪洶湧澎湃,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兩校批判組和“四人幫”控制下的新聞媒體,連篇累牘地拋出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文章,大有鋪天蓋地之勢。

  鄧小平失勢了,接近“下野”了。

  中國改革的“試驗”也因此中斷了。

來源:人民網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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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俊 李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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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婚姻自己做主」

徐琛,1904年出生,廣東汕頭市郊達濠鎮人。他從小在母親的教導下刻苦學習,頗具文才。1924年,國共合作和廣東工農革命運動的蓬勃發展,鼓舞時任汕頭市立第二小學教師的徐琛走上了革命道路。作為汕頭市教師聯合會的骨幹分子,他經常在公開場合發表進步言論。

余哲貞,1907年生於廣東澄海縣永平村一個手工業家庭。自幼活潑好動,性格倔強的她,喜歡跟男孩子一起玩打仗遊戲,愛聽「梁紅玉」“楊門女將”等歷史故事,崇拜花木蘭、穆桂英等女將。在“女子無才便是德,不如多學針線活”的那個年代,九歲的余哲貞問父親:“為什麼弟弟上學而我不能上學?我也要去上學!”在父親決定送她去念書之後,對余哲貞疼愛有加的叔父余昌純給予了熱心資助,希望她將來能學成立於女才之林。

1923年秋,成績優秀的余哲貞考入當時的進步學校——汕頭女子師範學校。在那裏,她聆聽了「關於女子教育和婦女解放」的思想,接觸到了許多進步青年,萌生了探求真理的強烈願望。她一邊學習,一邊積极參加出牆報、上街宣傳,張貼革命標語,擁護國共合作,還組織同學們一起學習進步書刊。每逢假日回到家鄉,她就向家鄉姐妹宣傳“國家興亡,女子有責”的道理,動員大家衝破家庭束縛爭取讀書和獨立自主的機會,還帶頭剪辮子、穿裙子,誓同舊思想決裂。

一次偶然的機會,余哲貞在參加革命活動時結識了徐琛。共同的信仰和追求使他們走到了一起,不久便建立了戀愛關係。然而這場戀愛卻使余哲貞受到了非議,有人說她臉皮厚、不知羞,自己找丈夫。面對非議,余哲貞毫不介意:「我自己的婚姻當然要自己做主,決不要什麼父母之命,更不要媒妁之言。」她決心打破幾千年陳舊思想和封建禮教的禁錮,並從自己做起。1925年6月,余哲貞師範學校畢業後,便與徐琛正式結婚。這對革命伴侶,婚後依然天天早出晚歸,忙於革命事業,一直沒有時間舉行婚禮。

  「我們的革命是正義的,我們終將取得最後的勝利」

1925年9月,徐琛任社會主義青年團汕頭團地委委員,余哲貞任團地委婦女運動委員會書記,成為汕頭地區婦女解放運動最早的領導人之一。1925年12月,徐琛、余哲貞夫婦一同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6年12月初,夫婦二人隨北伐軍東路軍抵達福州。徐琛以東路軍政治部黨務科長身份,擔任福建省民眾運動委員會主席,直接參加中共福州地委的工作。余哲貞則以隨軍記者的公開身份為掩護,承擔福州地委的部分工作。他們租住在福州城安民巷立本弄的一處民房,那裏也成為了中共福州地委的秘密聯絡點。

1927年初,中共福州地委改組後,徐琛被任命為福州地委書記,余哲貞任婦女部部長。其間,徐琛工作繁忙,余哲貞除了承擔徐琛的部分文書工作,還經常深入工廠、學校,向女工、女學生、女教師宣傳廣東婦女運動的成果,提高她們的思想覺悟,幫助她們組織婦女解放協會,深得福州婦女界的擁護和愛戴。

福州革命形勢的蓬勃發展,引起了國民黨右派的恐慌,徐琛在群眾中的威望也使右派分子既恨又怕。於是,他們不斷鎮壓群眾運動,蓄意製造事端。1927年3月8日,以林壽昌為首的右派分子更是公開把矛頭對準共產黨,通過收買、唆使大批流氓與暴徒公然毆打共產黨員和左派人士,污衊徐琛、余哲貞等人為「四害」,並要將其驅逐出福建。

面對國民黨右派勢力的公開挑釁,徐琛配合中共中央特派員王荷波同志,以福建省黨部籌備處和福建省民眾運動委員會的名義,發動了一場有四十餘個團體、三萬餘人參加的群眾集會。會上,徐琛拍案而起,毫不畏懼地發表演講,痛斥國民黨的卑劣行徑:「你們的反動統治不得人心,我們的革命是正義的,我們終將取得最後的勝利。」會後,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有力地打擊了國民黨右派勢力的囂張氣焰。

  「就讓國民黨的槍聲作為我們結婚的禮炮吧」

1927年3月底,南昌、九江、安慶、杭州等地相繼發生了國民黨反動派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的反革命事件,國共關係面臨破裂。福州的反革命分子也蠢蠢欲動,企圖伺機發動政變,福州地區左右派的鬥爭達到了白熱化。

4月3日,國民黨右派在福州發動了震驚全國的「四·三」反革命政變,大肆搜捕共產黨人、工會工作者和進步人士,白色恐怖籠罩著整個福州城。為了保存黨的骨幹力量,及時應付突發事件,福州地委決定留下陳應中、方爾灝開展地下工作,其他同志撤離福州。在地下黨人的護送下,徐琛、余哲貞用化名乘坐輪船由馬尾前往廈門,準備找同鄉、廈門市委組織部長羅揚才商議好黨組織工作安排後再返回汕頭,但他們剛剛上岸,就被特務認出,隨即被捕。在獄中,徐琛夫婦受盡酷刑,但堅貞不屈。5月24日,敵人將夫婦二人押解往福州。

6月2日,徐琛、余哲貞、羅揚才等人被押往福州西洪路雞角弄刑場。當劊子手們想先行槍殺徐琛時,余哲貞怒喝:「慢!我同徐琛一同入黨,一起革命。就是死,也要死在一起!」說罷,抱緊徐琛,凜然正色道:“我和徐琛雖然結婚但未舉行過婚禮。開槍吧!今天就讓國民黨的槍聲作為我們結婚的禮炮吧!”

槍聲響起,子彈穿透了這對革命伴侶的胸膛……徐琛犧牲時23歲,余哲貞年僅20歲。

遠在汕頭老家的徐琛母親得知兒子被捕的消息後,連忙變賣家中值錢物件籌集盤纏,靠著一雙小腳,跋山涉水趕到福州,用盡各種辦法營救未果,甚至想見兒子最後一面也未能如願。得知徐琛夫婦犧牲後,心懷喪子之痛的老人聲淚俱下地控訴國民黨反動派:「徐琛活著的時候你們不讓我見,現在他死了總該還給我了吧!」可是,當徐琛的老母親輾轉找到徐琛夫婦就義處時,遺體早已被國民黨反動派轉移藏匿,不見蹤影。如今,在徐琛夫婦的殉難地,只剩下一棵當年的老荔枝樹生生不息,彷彿是默默守護著烈士的忠魂。

多年後,徐家的後人委託一位老先生為徐琛題寫祭文。當老先生得知這對革命伉儷和徐母尋子的故事後,一邊拭淚記載一邊扼腕嘆息:刑場上的婚禮,何其悲壯!白髮人送黑髮人,何其悲痛!

(黃俊 李瓊 作者單位:福建省福州市馬尾區紀委監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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