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毛澤東問鄧小平：這些年是怎麼過來的？

毛澤東和鄧小平握手（資料圖）

鄧小平留給世人的印象很平實。解讀他說話行事的一些細節，會發現其平實之中蘊含的個性，很富感染力；傳達的思想方法和決策風格，更值得細細體會。

一

談到鄧小平，人們總會對他「三落三起」的政治人生感興趣，進而發問：他是怎樣面對挫折和逆境的？回答這個問題，自然會想到他作為革命家的堅忍不拔的理想和信念。此外，他的人生態度也很重要。比如，在逆境中，他始終保持樂觀的心態。鄧小平說過，樂觀是他的法寶，天天發愁日子怎麼過啊？在孩子們小時候，相互之間有時鬧點小彆扭，鄧小平只說一句話： 「要吵，你們出去吵！」妻子問他怎麼不管一管，他說，管什麼?早晚都會過去！「早晚都會過去」，孩子們鬧彆扭是這樣，政治生活中遭遇的矛盾、壓力和挫折，多少也會如此。鄧小平樂觀地相信未來，背後是對待矛盾、對待生活和對待歷史的辯證法，即不認為事物和環境會一成不變。當然，單純的樂觀也不行，說沒有憂慮也不現實，這就引出鄧小平在逆境中的第二種人生態度：忍耐和等待。別人問他怎麼度過最艱難的日子，他總是兩個字———「忍耐」。1973年從江西回來見到毛澤東，毛澤東問他這些年是怎麼過來的，他也說了兩個字： 「等待」。忍耐和等待，並不一定是消極無為地面對困難，有痛苦，也有智慧和期望。這就引出鄧小平在逆境中的第三種人生態度：觀察、思考和判斷。人們把鄧小平在江西勞動時踩出的那條小道視為後來搞整頓、搞改革的伏筆，雖然是一種文學化的比喻和引申，但他第二次復出後那樣勇敢地搞整頓，第三次復出後又推動一系列改革，與他在逆境中冷靜地總結當代中國的經驗教訓、思考現實中存在的問題，不能說沒有關係。也就是說，他在思想認識上是作了準備的。鄧小平在逆境中的上面這三種態度，給人的啟示是，幹事情，在困難、挫折和危局面前，如果驚惶失措，自己就先倒下了，這種情況下要謀事成事，需要的是戰勝自己，要有信念，也要有智慧，更要有措施。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國際社會主義事業遭受嚴重挫折。鄧小平的態度是：中國的社會主義是變不了的，誰也壓不垮我們。他提出的應對之策是：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靜、冷靜、再冷靜，埋頭實幹，做好一件事，我們自己的事。這些，既是鄧小平處變不驚的經驗之談，也是他把經驗提升為國家大政方針的智慧所在。

二

眾所周知，鄧小平愛看足球比賽，遇世界盃賽事，因為時間太晚不能看直播，就讓人錄下來，還叮囑工作人員，第二天早晨千萬別告訴他比賽結果。這是很真實的球迷心理。在他和家人在一起的影視素材中，常有其樂融融的場景，諸如小孫子撓他的腳心，他抓孫女的小辮子等等。他退下來後給孫輩寫信說：對國家，我是交了卷子的。你們要學點本事，大本事沒有，小本事、中本事總要靠自己去鍛煉。這樣的期望平凡實在。退休以後，他說，自己的願望是像普通人那樣到街上走一走，看一看。於是，他在上海的商場裏為孫輩們買了鉛筆和橡皮，還說：好多年沒有花錢了，這是我親手花人民幣。如此嚮往老百姓過日子的生活常態，反映在理政決策上面，是能夠真切地從老百姓的角度去思考問題，發表意見，制定政策。鄧小平到基層視察，總習慣用老百姓的眼光來看事情，用老百姓的思維提問題，用老百姓的語言來說話。他1980年到四川看沼氣改造運用項目，在農戶家裏提的問題是：用沼氣燒開一壺水，要用多少時間？他還彎下腰去看火苗，問：這個火苗能不能炒腰花?會炒菜的人都知道，腰花要旺火爆炒才好吃，鄧小平是想弄清楚沼氣的火力到底有多大，是否適用於群眾的生活。問得這麼淺顯直白，看出他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熟悉到何等程度！還有一次，他到北京前三門一帶去看剛剛蓋好的居民樓，發現用的都是老式掛鎖，便認真地說：不行啊，都80年代了，還鐵將軍把門，這不是告訴小偷，家裏沒人嗎?進到屋裏，他直接去看衛生間，又說：老百姓日子的好壞，看衛生間。職工下班回家後，想洗個澡，衛生間起碼要有洗澡的設備。鄧小平平時說話行事如此貼近老百姓，在國家大事的決策中提出解決溫飽、實現小康這樣一些老百姓聽得懂、摸得著、看得見的發展戰略，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三

鄧小平的務實作風，典型地體現在他的語言風格上面。他講話基本上沒有形容詞，簡潔明了，但個中道理卻耐人尋味。孩子們問他長征是怎麼過來的，他只講了三個字： 「跟著走」。問他在太行山堅持抗戰做了些什麼，回答只兩個字： 「吃苦」。談到劉鄧大軍在解放戰爭中的戰績，也是兩個字： 「合格」。語言簡單、實在、乾脆，仔細琢磨，卻非常到位，很有內涵。看三卷《鄧小平文選》，除個別正式會議的重要報告外，大多是實實在在的談話。人們常說，語言是思維的物質外殼。平實的語言風格，傳達出鄧小平的性格，也反映出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歷史唯物主義的鮮明立場。真理從來就是具體、簡明和平實的。1962年為解決農業生產的困難，改善人民生活，他引用「不管黑貓白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句俗語，來表達想方設法把生產和生活搞上去的真切願望，反映的也是坦誠面對現實，實事求是追求真理的務實本色。在許多情況下，靠近真理需要勇氣。就說上面講的「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樣的話，在當時黨內正在強調「反右傾」、「以階段鬥爭為綱」的政治氣氛下，從他這樣一位高級領導人口中說出來，直面現實，直指時弊，實事求是，只問真理，也是需要相當的勇氣的。

四

實事求是，道理並不難懂，但要做到從理論到實踐一以貫之地遵行，卻不那麼簡單。除了識見水平，還需要有果斷和擔當的氣魄。特別是在艱難開拓新路的時候，這種品格尤為難得，也越顯光彩。鄧小平1975年大刀闊斧搞整頓，體現了這種品格。面對各種阻力，他多次講：搞四個現代化，是我們發了誓的雄心壯志，耽誤不得。現在有很多60歲的老虎屁股，40歲的老虎屁股，20歲的老虎屁股，該摸的都得摸，一萬張大字報都不怕。這種品格，在鄧小平推動和領導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更展露無遺。為這麼大一個國家領航，把改革作為一場新的偉大革命來推進，自然要冒很大風險，不能保證百分之百地正確。鄧小平的辦法是，看準了的事，就果斷去做。他經常講：沒有一股勁兒，沒有一股氣，就走不出一條新路。於是，在決策創辦經濟特區的時候，他不惜使用了一句戰爭術語： 「殺出一條血路來。」很悲壯，體現出軍人的本色，飽含了很重的歷史分量。在他的批示中，比較頻繁地出現「不可拖延」、 「不能拖延」、 「不宜拖延」、 「拖不是辦法」這類詞句，也反映出乾脆利索、果斷開拓的氣魄。他的認識很明確：搞改革開放這項新的事業，不冒風險不行，不去試，就不知道能不能行。如果不行，改正就是了。用他的話來說，就是這樣四句：對的要堅持，不足的加把勁，不對的趕快改，新問題出來抓緊解決。

這種性格魄力，大概與鄧小平在幾十年革命生涯中，常常擔任一個部門、一個區域、一支部隊的一把手有關。在戰爭年代，他率領一路人馬，遠離中央，開闢新局面，需要直面現實，大膽決策，勇於擔當責任。由此在性格意志和行事作風上，也就思進取而拒退縮，行果斷而少徘徊，敢擔當而棄推諉。思慮在前、權衡左右、成熟於胸之後再決策言事，就不會多端寡要、猶猶豫豫。說出來就去做，一旦做就橫下心把事做成。鄧小平當二野政委時的老部下曾回憶說，鄧政委說出的話就像打出的一顆子彈。所謂魄力云云，不外乎此。

五

視上播出的文獻紀錄片《鄧小平》，工作人員附在他耳邊講述片子內容時，93歲的老人流露出像小孩受到表揚而不好意思的神情。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他關於名譽太高是個負擔的看法，真誠地發自內心。

關於個人的定位，鄧小平也不是毫無期許。1993年9月16日，他對弟弟鄧墾講：「國家發展了，我當一個富裕國家的公民就行了。」這句話平平淡淡，卻把國家和個人、事業和個人的關係說得很透，傳達出對國家未來厚重深切的期待，又透露出真誠樸實的個人情感和願望。他對國家的發展作出那樣大的貢獻，個人的願望就是當一個「公民」。這種定位，非大胸懷、大境界不能道出。其歷史和情感含量，完全可以和人們已經熟悉的他的另外一句名言等量齊觀，即： 「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兩句話脈象相連，相得益彰。把自己視為人民的「兒子」，所以對祖國和人民有大愛，為之奮鬥付出一切都是應該的，能夠成為富裕國家的公民，其願足矣。這種胸懷，和毛澤東的一句詩詞屬同一境界： 「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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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鄧小平（資料圖）    

本文摘自《毛澤東與鄧小平》，余伯流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鄧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以後，根據毛澤東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明確地提出了以「三項指示」為綱的口號。

1975年7月4日，鄧小平在中央讀書班第四期學員的講話中說：

前一個時期，毛澤東同志有三條重要指示：第一，要學習理論，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團結；第三，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三條指示互相聯繫，是個整體，不能丟掉任何一條。這是我們這一時期工作的綱。毛澤東同志去年就講過，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了，以安定為好。現在加一年，九年了，要團結起來，安定起來。我們有好多事要辦。國際方面的鬥爭，事情很多。國內也有許多事情要做，特別是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這就是鄧小平「以三項指示為綱」的由來！

未料，這個提法遭到毛澤東的反對。毛澤東後來批評說：「小平提出‘三項指示為綱’，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國務院也不商量，也不報告我，就那麼講，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

其實，「三項指示為綱」，何罪之有？“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又錯在哪裏呢？

有人說，毛澤東在1975年實際上是實行了一種「雙軌制」：一方面讓江青等人“抓革命”，保衛「文化大革命」中“七個指頭”的成果；另一方面讓鄧小平等人“促生產”，解決「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三個指頭”的問題，這就叫做“左派抓革命，右派促生產”。

此話不無道理。

這時，毛澤東已82歲高齡，雖然頭腦還清醒，但身體狀況已很不好。他晚年的思想、心態，最根本、最核心的東西就是要肯定「文化大革命」。因為「文化大革命」是他老人家親自領導和發動的，他又堅持認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然而，「文化大革命」進行八九年來的結果，卻是生產下降，經濟蕭條，政局混亂，人民不滿，這又是他不願看到又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正因為如此，他才發出了“安定團結”、“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呼籲。而當鄧小平狠抓落實黨的幹部政策、促進安定團結、大刀闊斧地進行治理整頓，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時候，他又擔心鄧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晚年毛澤東就是這樣一種矛盾心態。

 所以，當毛遠新在他耳邊「吹風」說鄧小平“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提批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說“三項批示為綱，其實只剩下一項指標，即生產上去了”時，他就信了，很敏感地信了！

　　於是，11月20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討論「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對鄧小平作了錯誤的批評。

　　儘管如此，毛澤東還是企望鄧小平能回心轉意，在「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上能和他保持一致，統一認識。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總的評價是“三七開”，即“七分成績”“三分錯誤”。他提出讓鄧小平按照這個基調，主持政治局會議作一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議。這樣既可以維護毛澤東的初衷，又可以堵住江青等人的嘴。在毛澤東看來，這正是他和鄧小平繼續保持合作的政治基礎。

　　可是，在這個原則問題上，鄧小平不肯讓步。他婉言拒絕了毛澤東的意向，說：

　　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合適。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

　　好一個“不知有漢，何論魏晉”！鄧小平真是一個“鋼鐵公司”，即使在偉大領袖毛澤東面前，也梗直如故，剛正不阿！

　　據新版《毛澤東傳》記述，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紀登奎在後來回憶此事時說：

　　毛主席本想「文革」兩年就結束了，沒想到駕馭不了啦，已經九年了。要安定團結，但要給「文革」做個結論，沒有結論收不住。林彪事件後，已經證明「文革」在理論上、實踐上失敗，毛主席的頭腦中是打問號的。小平執政，一系列措施觸及「文化大革命」。劉冰寫信的事發生以後，毛主席的意思，你要寫個決議，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議。他還定了口徑：三七開。小平婉言謝絕了，說我是桃花源中人，不了解。

　　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說得更精彩、更貼切。她寫道：

　　分析毛澤東的內心，他既真心地賞識鄧小平的才幹和品格，又惱恨鄧小平對「文革」的態度。他對鄧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鄧小平能夠就此妥協，順從了他這一個最後的心愿。毛澤東實在是太老了，太疲倦了，這一番“安定團結”的政治格局，是他經過很長時間的考慮所進行的選擇，不到萬不得已，他是不想再變動了。但是，令毛澤東悲哀的恰恰卻是，鄧小平具有和毛澤東一樣的性格，也是一個在原則問題上絕對不會讓步的人。在毛澤東這樣殷切的期望下，鄧小平沒有接受毛澤東的這個建議。鄧小平明確地說，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鄧小平的意思說得明明白白，九年「文化大革命」，他被打倒了六年，作為一個脫離運動的“世外”之人，對於「文革」，他既沒有參與也“不了解”，因此“不適宜”由他來寫。其實，最根本的，他不願意違心地主持寫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

　　鄧小平這種完全不讓步的態度，使得毛澤東下決心進行“批鄧”。在毛澤東政治生命的最後關頭，他要堅定不移地扞衛「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許任何人對此存有非議，更不容許任何人翻「文革」的案。

　　肯定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成為毛、鄧之間生前的最後一次政治碰撞！

在這次碰撞中，毛澤東未能如願，失望了；鄧小平沒有屈服，高大了。

　　其實，鄧小平所說自己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是接過毛澤東的話來回敬毛澤東的。

　　1975年11月13日，毛澤東在關於打招呼的批語中寫道：

　　過去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縣委書記打了招呼，所以沒有受衝擊。在多數人身上複雜一點。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要估計這種情況。一些老同志打個招呼，如周榮鑫、李昌、胡耀邦、胡喬木、劉冰、李井泉等幾十人也要打招呼。

　　鄧小平巧妙地借用毛的話，維護了真理與正義！

　　由於鄧小平婉拒了毛澤東要他為「文革」作一個“三七開”的決議的建議，衝決了毛澤東生前政治上的最後底線，根據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的決定，鄧小平的大部分工作實際上被停止了，只“專管外事”。

　　11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轉發〈打招呼的講話要點〉的通知》。這個通知是在中央政治局在京召開了有130多名黨政軍機關負責的老同志（還有幾位青年負責同志）參加的“打招呼會議”，宣讀了經毛澤東批准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後，才正式發出的。

　　毛澤東在《打招呼的講話要點》都說些什麼呢？主要內容是：

　　毛主席指示：「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認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絕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儘管黨的九大、十大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作了總結，有些人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賬，總是要翻案。根據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通過辯論，弄清思想，團結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清華大學的這場大辯論必然影響全國。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個招呼，以免這些同志犯新的錯誤。中央希望大家認真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正確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同廣大幹部、廣大群眾團結在一起，以階級鬥爭為綱，把各項工作做好。

　　這個《打招呼的講話要點》，雖然沒有公開點鄧小平的名，但已明確提出“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明確提出“有些人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賬，總是要翻案”。這裏所說的“有些人”，顯然是指鄧小平和以鄧小平為首的一批老同志。毛澤東“打招呼”的主要對象也是這些人，“打招呼”的目的是要這些人“正確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中共中央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下發後，一場由毛澤東和中央發起的全國範圍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迅即席捲全國！

　　12月份，“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惡浪洶湧澎湃，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兩校批判組和“四人幫”控制下的新聞媒體，連篇累牘地拋出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文章，大有鋪天蓋地之勢。

　　鄧小平失勢了，接近“下野”了。

　　中國改革的“試驗”也因此中斷了。

來源：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