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日軍迅速佔領了中國北方的京津地區，南京、上海、漢口、廣州等華東/華中和華南地區。中國主要的大城市，95%的工業，50%的人口，沿海幾乎所有的港口，先後落入日本人的手中。中國本就十分可憐的國防工業面臨覆頂之險，海上援助通道也被堵死了。
蘇聯給予了中國很大援助，提供了400架飛機給中國空軍，另外500名蘇聯軍事顧問和6個空軍戰鬥機中隊也在中國戰鬥。一條長達2700公里的從蘇聯邊境到蘭州的公路開通，從1938年到1940年，足夠裝備15個師的蘇聯軍火通過這條公路進入中國。然而，希特拉閃電戰進攻蘇聯後，斯大林無暇東顧了。1941年4月，蘇聯和日本簽署《蘇日中立條約》 ，從此蘇聯對中國的援助停止了。
抗戰生命線：滇緬公路
當時，中國僅存的一條國際運輸通道滇越鐵路由於日軍的破壞，運輸量逐日減少，危若累卵，計劃修建的滇緬公路立馬成了全國關注的焦點。蔣介石嚴令：滇緬公路必須如期完工。
時局空前緊張，雲南省主席龍雲命令公路沿線的地方當局必須在1937年年底前開工，3個月之內先建成一條可以通車的簡易公路。這種路只需把路基平整出來，在上面鋪上碎石，用壓路機壓平即可。
沿線約20萬各族勞工被徵集到了工地，他們大多是老人、婦女和兒童。這是因為，青壯年基本都已開赴中原參加抗戰。由於缺乏施工機械，這些勞工只能胼手砥足，在崇山峻岭之間，用血肉之軀開闢出一條長達上千里的公路。
然而，最可怕的不是苦累，是瘧疾。原滇緬公路工程師婁性回憶了那段觸目驚心的日子：怒江、芒市這些低洼的地區都有惡性瘧疾，人被牛蚊叮咬之後，發抖、發燒，不到三天就會死掉。一批人倒下，一批人換上，代價慘重。
了這一振奮人心的消息。然而，這場奇蹟的誕生，是用3000條生命換來的。
在今天看來，盤旋于山谷之間的滇緬公路也許有些寂寞。如果不是特殊情況，司機絕不會放著高速公路不走，來選擇這條顛簸危險的道路。然而70年前，這條公路是中國和外部世界的唯一通道。自通車起的三年里，滇緬公路一共搶運了50萬噸軍需品，15000多輛汽車，以及不計其數的各類物資，是一條支撐抗戰不折不扣的生命線。
戴安瀾
日軍進攻緬甸，中英各懷心思
1941年，英美盟軍在太平洋戰場上節節失利。12月，日軍先頭部隊入侵緬甸南部，直接威脅仰光和滇緬公路。鑒於緬甸局勢岌岌可危，12月下旬，蔣介石在重慶主持召開中英美軍事聯席會議。會後，有記者問蔣介石，萬一緬甸不守，中國政府有能力應付四面受敵的困難局面嗎？蔣介石回答說：鑒於亞洲局勢日趨嚴重，我國作出決定，不日將出兵緬甸，與日寇決戰。
第二天，蔣介石的談話被刊登在《中央日報》的頭版頭條，國內媒體歡欣鼓舞，世界輿論反響不一。《泰晤士報》的評論員五味雜陳地寫道：「中國人決心重返緬甸的行為是否表明，昔日白種人在亞洲的統治權威已經破碎了？」
在大英帝國的版圖上，緬甸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印緬省，它的戰略意義僅僅在於為印度構成一道外圍屏障。然而對中國人來說，緬甸卻勢在必奪，隨著泰國、香港在1941年相繼淪陷，它已成為中國通往外部世界的唯一通道，它的存在直接關係到抗戰大後方的安危。
英國人雖已無暇東顧，卻不願中國盟友插手緬甸事務。當蔣介石在黃山別墅盛宴款待英國來客時，英方代表韋維爾卻當場宣讀了一份強硬的備忘錄，要求中國軍隊的入緬人數「不能超過一個團」。
告重慶，軍令部回答：炮彈尚在仰光待運。同月，從漢陽遷至重慶的兵工廠因缺少鋼材被迫停工。國民政府僅有的十餘架運輸機亦因油料缺乏而停飛。
中英分歧引起了白宮的不安。羅斯福對英國人的短視和自私極為不滿。中國人參戰不僅對亞洲戰局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對焦頭爛額的歐洲盟國也至關重要。只有讓中國人牽制住日本，英美才可能集中力量對付德國。
1942年1月14日，阿卡迪亞會議在華盛頓結束。會議簽署並發表了《聯合國家宣言》，確立了以歐洲為中心的戰略方針。同時，將緬甸、泰國和越南從盟軍東南亞戰區中划出來，與中國戰區合併，稱「中緬印戰區」，由蔣介石出任最高總司令。
中國遠征軍入緬
2月的一天，美國邁阿密空軍基地，一個身高不到六英尺的瘦削將軍登上了一架銀白色的水上飛機。幾天前，他還是一名美國的集團軍總司令，而現在卻要到中國擔任戰區參謀長的職務。他，就是約瑟夫·史迪威。
史迪威1883年出生於佛羅里達州，1904年西點軍校畢業，一戰期間參加美國赴歐洲遠征軍，後任西點軍校教官，是一個頗有傳統美國牛仔風格的將軍。史迪威對自己佩服的人直率真誠，對看不上眼的將領卻尖酸刻薄，由此得到了一個「酸性子喬」的綽號。他學過中文，1935年到1939年期間曾在北平當過美國駐華武官，能說一口不太流利的中國話。
與此同時，滇緬公路上塵土飛揚，浩浩蕩蕩的中國軍隊像一條望不到頭的灰色長龍，向緬甸境內大規模挺進。這是由蔣介石嫡系，第5軍（軍長杜聿明）、第6軍（軍長甘麗初）和66軍（軍長張軫）組成的中國遠征軍。
3月初，蔣介石首次以盟軍中緬印戰區總司令的身份飛臨臘戌視察。臘戌是緬甸北部重要的交通樞紐，滇緬公路蜿蜒而至。當時所有中國的外援物資都是從仰光經鐵路到達臘戌火車站後，用汽車轉運到中國。
3月3日，蔣介石同他的美國參謀長在這裏相遇了。早在史迪威任駐華武官時，就對蔣沒有好感，而跟馮玉祥、李宗仁親近。蔣介石也非常討厭這個尖酸刻薄的美國人。蔣拉攏史迪威，看重的是他手中掌握的美援，而史迪威卻對國民黨將領的貪腐無能切齒痛恨，在美援等一系列問題上與蔣格格不入。他是中印緬戰區參謀長，蔣是總司令，是上級，而史迪威卻是美國在此地區的利益代表，這幾乎是不可調和的矛盾。
對於剛剛入緬的中國軍隊來說，他們面臨的戰場形勢十分不利，3月8日，仰光陷落，緬甸國門洞開，日軍長驅直入。而英緬軍只有兩個師的兵力。蔣介石覺得仗當然要打，而且應當打得轟轟烈烈，但是損失必須有個限度，他不想為英國人做無謂的犧牲。
在臘戌，蔣介石三次單獨召見第200師師長戴安瀾，指示作戰機宜。200師是蔣介石的嫡系，也是當時中國唯一一支摩托化炮兵師。全師裝備有坦克、裝甲車、摩托車和大口徑火炮，步炮比三比一。戴安瀾則是被蔣介石譽為「當代之標準青年將領」的陸軍少將，安徽無為人，黃埔三期畢業，早年參加北伐。因剿共得力，多次受到擢升。蘆溝橋事變後，先後參加長城保衛戰、台兒庄大戰和武漢大會戰，屢有建樹。
蔣介石問戴安瀾，200師能否在同古堅守一兩周，打個勝仗？同古是下緬甸平原上的小城，也是緬甸中部公路、鐵路和水路的要衝，戰略位置十分重要。戴立正，誓言鏗鏘：此次遠征，系唐明以來揚威國外之盛舉，戴某即使戰至一兵一卒，也必定挫敵凶焰，固守同古。
然而，當200師孤軍深入1000多公里來到同古時，他們將要面對的是從緬甸南部長驅直入，兵力是200師兩倍的日軍第55師團（日軍一個師團相當於中國一個「軍」）。當時，仰光已經失守，同古的存亡直接關係到能否制止日軍繼續北上。英軍被日軍打得嚇破了膽，在倉惶北逃時，竟然發現一支中國的軍隊迎著他們的方向沖向後面的日軍，他們認為這些中國人簡直就是送死。
戴安瀾在到達同古那一天的日記里這樣寫道：今赴同古，與英軍第一師長斯科特會晤，詢以敵情，則不明了，詢以敵戰法，則亦不知，苦惱之至，今後非由我軍負起全責不可！
孫立人
同古保衛戰，打出國威
同古南距仰光250公里，北距曼德勒320公里，是仰曼鐵路的重要城市和戰略要地，西北還有克永岡機場，是日軍「必須迅速佔領」之地。
駐守同古的英緬第1師士氣極為低落，既不了解敵情，又未作迎戰準備，只準備安全後撤，保存實力。
3月9日，蔣介石離開臘戌回國，指揮大權交給了杜聿明。3月12日，中國遠征軍第一路司令長官司令部成立，羅卓英為司令長官，杜聿明為副司令長官。羅未到任，由杜代理。
3月18日，日軍向同古推進，英軍同時撤往普羅美。3月20日，200師與日軍第55師團在同古城外發生激戰，雙方均有較大傷亡。同一日，日本空軍200架飛機轟炸緬甸南部盟軍最大的馬圭機場，英緬空軍的飛機除少數倖免逃到印度外，其餘大部分在地面被摧毀。此後，盟軍的飛機在緬甸上空消失了整整兩年。
日軍第55師團是一支從中國戰場撤下來的二流師團，曾在長沙會戰中遭受重創，從此再也沒有恢復元氣。新上任的師團長竹內寬中將是個雄心勃勃的年輕將領。仰光作戰後，為了擴大戰果，他置後方空虛於不顧，率領師團窮追猛打，企圖一舉攻下曼德勒。
20日的戰鬥出乎竹內寬的意料，他的部隊遭到了緬戰以來最為猛烈的抵抗。一連三天，第143、144聯隊傷亡慘重，攻擊已呈疲軟勢頭，竹內寬不得不調整戰術。
日軍的空軍開始每天從仰光機場起飛。百餘架次的飛機對同古進行狂轟濫炸，投擲燃燒彈甚至毒氣彈。但是同古防線沒有被突破，城內守軍始終沒有動搖或敗退的跡象。22日夜，日軍敢死隊在陣地上捕捉到一名軍官，經審訊得知同古守軍是第200師，並且，在曼德勒一線還有中國的兩個軍嚴陣以待，總兵力達10萬人。
竹內寬後背發涼。但很快，從空中和地面傳回的偵察情報讓他大大鬆了一口氣：曼德勒的中國軍主力並無南下跡象。竹內寬重新堅定了信念，決心吃掉200師，蕩平同古城。
此時，昂山將軍領導的緬甸獨立義勇軍也趕來幫助日本人，加入了對中國遠征軍的進攻。昂山將軍就是今天緬甸的民主鬥士昂山素姬的父親。
24日下午，日軍在緬奸的帶領下經小路迂迴到城北，與正在破壞鐵路的工兵團猝然遭遇。日軍一個衝鋒就打垮了工兵團，而後進襲機場。機場守軍進行了英勇的抵抗，終因寡不敵眾，退回城裏。日軍佔領機場，切斷了200師的退路，把同古團團包圍起來。永克岡機場失守事件被當作中國人不會打仗的證據一直報告到盟軍總司令部，杜聿明為此受到蔣介石的訓斥。工兵團團長李樹正被軍法處判處槍決。
24日夜，日軍敢死隊百餘人摸入最杯陣地，排長馬立成身中六彈，死戰不退，被敵人劈殺，屍體數日不倒。26日，屋墩陣地兩度失守。597團三營與日軍反覆肉搏，全部壯烈殉國。28日清晨，日軍及緬奸百餘人化裝成當地土著，在牛車中暗藏槍械炸彈，企圖經錫塘河橋頭混入城內。經第598團查出，全部殲滅。敵人惱羞成怒，向城內發射毒氣彈百發。所幸適逢旱季，毒氣多被季風吹散，無人傷亡。
29日，英國人終於拋棄了中國盟友，在尚未通知友軍的情況下倉惶撤退，把同古側翼暴露給了敵人。
報，於是他命令軍隊一登陸就出發，結果先頭部隊僅用三天就完成了300里急行軍，於29日晚投入到對同古的進攻。中日兩軍原本像兩個精疲力盡的摔跤手，誰也無法將誰摔倒，本來日軍55師團面臨被10萬遠征軍吃掉的危險，但是第56師團的加入立刻使中國軍隊的防線好像一隻脆弱的盤子那樣四分五裂了。
30日，一股日軍在坦克裝甲車的掩護下突入城內，從南北兩面將200師分割開來。另一股日軍佔領錫塘河以東陣地，掐斷了200師往東突圍的最後一線希望。下午，又一股日軍再次逼近師指揮部。戴安瀾指揮特務連與敵激戰，傍晚始將敵擊退。
30日晚，中國遠征軍新22師奉命趕到，救援200師。他們殺開一條血路，掩護200師撤退。槍炮聲徹夜不息，雙方在黑暗中混戰。到次日凌晨，中國守軍大部分渡過錫塘河，跳出了日軍包圍圈。
至此，歷時12天的同古大戰終於以中國軍隊主動撤退宣告結束。日本人佔領了一座空城，中國軍隊則退守100英里外的彬文那。戰鬥尚未結束，中日雙方都迫不急待在各自首都發佈戰報，都稱自己取得重大勝利。雙方輿論為此沸沸揚揚，國民情緒跟著振奮鼓舞。
仁安羌大捷，孫立人一戰成名
同古失守後，曼德勒的存亡直接關係到整個緬甸戰局的勝負。在盟軍指揮官部署曼德勒會戰的同時，蔣介石決定讓新38師師長孫立人擔負守衛曼德勒的重任。
孫立人（1900－1990年），安徽巢湖人，畢業於清華大學，同年赴美，後入弗吉尼亞軍校學習。在淞滬會戰和武漢保衛戰中，孫立人都立下了赫赫戰功，但由於一直不是蔣介石的嫡系，並未引人注目，新38師也是由宋子文的稅警總團改編而來。
據士兵回憶，孫立人不苟言笑，非常嚴肅，和另一個弔兒郎當的遠征軍將領廖耀湘形成鮮明的對比。
新38師進駐曼德勒後，日軍分兵三路北犯，盟軍亦分三路迎敵。中國遠征軍第5及第6軍分別在正面及左翼作戰，英軍則以右翼伊洛瓦底江沿線為主要守備區。4月14日，右翼英緬軍1師放棄馬格威北撤改守仁安羌，日軍以兩聯隊並配備特種兵約7000人，迅速迂迴佔領仁安羌油山區附近，斷絕英軍後路，將英緬軍1師包圍，同時被圍的還有美國傳教士和新聞工作者。
馬格威棄守，影響到第5軍防線，司令長官羅卓英（為調解杜聿明和史迪威矛盾被蔣介石派至緬甸）為掩護第5軍側背，並應緬甸戰區總司令亞歷山大的請求，於14日下午，命孫立人以一團兵力支援英軍。孫立人派出了113團。
救兵如救火，113團在團長劉放吾帶領下連夜奔趕，在17日的黃昏時分，到達拼牆河北岸，在距河5英里的地方，進入準備攻擊的位置，當晚就展開了猛烈的戰鬥。18日拂曉起，戰鬥更烈，孫立人親自從曼德勒趕往前線指揮，正午12時，拼牆河北岸敵軍肅清，英方催請中國軍隊立刻渡河攻擊，但當時113團兵力太少，而且南岸地形暴露，敵軍又是居高臨下，我軍站在仰攻的地位，如果攻勢稍一頓挫，敵人可能立即窺破我軍實力，這樣一來，不但不能達成解救英軍的任務，還可能把113團陷入危險境地。
因此，孫立人決定暫停進擊，命113團在黃昏以前用盡各種方法把當前的敵情和地形偵察清楚，再利用夜間去周密部署，準備在第二天拂曉進行攻擊。
約瑟夫·史迪威
英第1軍團長斯利姆將軍對於孫立人的籌劃雖然表示欽佩，但怎樣才能使他的被圍部隊立刻解救出來，卻是讓他更焦急的一個問題。因為他接到被圍的第1師師長斯科特將軍的告急無線電話，報告被圍官兵已經斷絕了兩天的水糧，無法繼續維持下去，若是今天再不能解圍，便有瓦解的可能。因此，斯利姆要求孫立人無論如何要立即渡河攻擊援救，不能等到明天。孫立人一再解釋利害，並再請斯利姆轉告斯高特說:「貴師既以忍耐了兩天，無論如何還要堅持最後一日，中國軍隊一定負責在明天下午6點以前，將貴師完全解救出圍。」
由於擔心具體指揮部署的團長劉放吾抗英國人的命，斯利姆心有猶豫。劉放吾則立即帶其前往營部涉水視察，炮火隆隆中，劉團長鎮定自若，露齒而笑。斯利姆在回憶錄中說:「只有優秀及精明幹練的軍人，才能在槍林彈雨中面無懼色。」遂放心其部署安排。
19日一早，攻擊開始。據老兵張富麟回憶，原來預定凌晨5時發起攻擊，可是三營有個冒失鬼，不知為何，在4點光景就發了一枚紅色信號彈，各營營官都以為是總攻信號，頓時槍炮大作，正式攻擊就在黑夜中提前打響。破曉時，左翼部隊將敵軍第一線陣地完全攻佔，戰鬥轉進到山地里，敵軍不顧一切猛烈反撲，113團已得的陣地，三失三得。在敵軍優勢兵力的壓迫下，我軍必須要處處防備敵人偵知己方實力，所以用種種方法，設置疑兵，虛張聲勢，又用小部隊進行擾亂突擊，更叫敵人無從判斷我軍的虛實，主攻部隊利用山炮，輕重迫擊炮及輕重機關槍的掩護，反覆肉搏衝殺，第3營營長張琦流盡了最後一滴血，還喊出「弟兄們，殺呀！」的呼聲。士兵們眼看著長官壯烈地倒了下去，含著眼淚，前仆後繼地拚死衝殺上去。陣地上積起了一堆一堆的屍丘，這一場火網中夾著白刃肉搏的大戰，從午前4時持續到午後3時，敵軍第33師團被完全擊潰，丟下了1200多具死屍，退出陣地。113團800多名戰鬥士兵也傷亡過半。
下午五時，113團克複了仁安羌油田全部區域，槍炮聲漸漸地稀遠，敵人顯然是在加速往後撤退。中國軍隊首先將被俘的英軍、美傳教士和新聞記者500餘人解救出來，再將奪回被敵人搶去的英方輜重汽車100多輛交還英方。接著，英軍第1師的步兵、騎兵、炮兵、戰車部隊等7000餘人和1000多匹馬都在中國軍隊的安全掩護下，從左翼向拼牆河北岸退出，三天的苦熬已使他們狼狽不堪，一路對著中國的官兵，個個豎起大拇指高呼「中國萬歲」，更有許多軍官壓制不住感激的熱情，抱著中國的軍官跳了起來。
仁安羌之役，在軍事上來講是一個奇蹟，中國軍隊以少勝多，以客勝主，以寡救眾。
孫立人一戰成名。有一則流傳很廣的故事，說孫立人在滇緬戰場上看到部下押上來的日軍俘虜後，皺著眉頭說：「這些狗雜種，你們審一下，凡是到過中國的，全部就地活埋。以後照此命令處理！」
仁安羌勝利後，英軍逐步向印度轉移，新38師由仁安羌轉移到喬克柏當附近，掩護英軍撤退。仁安羌的捷報，驚動英倫三島，迅速傳遍世界各地，受到各同盟國的讚譽，孫立人成為中國遠征軍的英雄。他後來得到羅斯福授予的「國會勳章」。英皇喬治六世也授予孫立人“豐功勳章”。中國政府則獎給他“四等雲麾勳章”。副師長齊學啟、113團團長劉放吾和各營營長，分別獲得中、英政府的嘉獎。
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在1992年4月訪問美國時，還特別向當年率團具體指揮部署解救英軍、定居在美國的93歲的劉放吾團長致以親切慰問，感謝他50年前在仁安羌戰役中，拯救英軍的功績。
孫立人英勇的表現讓史迪威大為滿意，他將新38師留在了伊洛瓦底江沿岸的西線。羅卓英為了填補新38師西移而產生的空位，下令66軍調遣新28師從臘戌到曼德勒接防，這就造成中國軍隊作戰主力西調與東部戰線空虛的危機。
這時，英軍指揮官斯利姆得隴望蜀地要求史迪威再調一支中國部隊給他，以教訓不斷尾隨攻擊英軍的日本33師團，史迪威竟然慷慨地答應了。在沒有知會第5軍軍長杜聿明的前提下，他直接下令調動200師西進，準備再露一手給英軍看。
史迪威的輕敵導致了東線守軍的薄弱。日軍精悍的第56師團擊破遠征軍第6軍防線，迅速直插盟軍後方，致使盟軍全線動搖。
4月20日，曼德勒正面防線的英緬軍在沒有通知中國友軍的情況下撤退，並在曼德勒大橋上裝了炸藥。
蔣介石當晚從重慶發來急電，命令遠征軍將原本在曼德勒會戰日軍的計劃改為「縱深防禦」，禦敵於國門之外，同時指出“防衛重點是臘戌”。
然而，日軍已看出決定緬甸戰局勝負的關鍵所在：趁中國軍隊主力西調，東線空虛，長途奔襲，直插雲南。
4月底，日軍攻佔臘戌，切斷滇緬公路，5月1日進佔曼德勒。中國軍隊面臨被包圍殲滅的危險，不得不開始了慘烈的緬北大撤退。
連結：著名的歷史誤會
此圖是著名的「24道拐」，這是一張被訛傳了幾十年的照片，大家過去一直以為它是位於滇緬公路或史迪威公路上。其實，這張美國人拍的「24道拐」，實際在貴州的晴隆縣境內，根本不在雲南，更不在緬甸。當時美國攝影師為其標註的地名是“安南”，大家都以為是滇緬公路上的“安南”，但云南歷史學者戈叔亞經過艱苦的調查發現，它在貴州的晴隆，那裏以前叫“安南”。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這一年，從4月12日至15日的3天內，上海被屠殺者300餘人，被拘捕的共產黨人1000多人，流亡失蹤者5000多人。工人領袖趙世炎、陳延年等先後被殺害。圖為共產黨人被砍頭（資料圖）
1927年4月12日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黑色的日子。這一天，蔣介石指揮的國民革命軍在上海開始捕殺共產黨人，實行「清黨」。
這個時期，正是大革命和北伐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時候，並肩戰鬥的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為何突然變成仇敵?「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其中有政治的原因、黨派的原因，還有共產國際的影響在內。如果詳細敘述，既煩瑣又不得要領。其實，兩黨的國民革命觀念從開始就是不一樣的，這導致了工農運動中一系列的衝突。當革命和北伐即將取得最後勝利，要建立全國政權的時候，國民黨對共產黨就不客氣了。
國共「分家」是早晚的事
國民黨本來是個組織鬆散的政治團體，孫中山一直想用暗殺、暴動等手段推翻清王朝。由於沒有堅強的組織和自己的軍隊，清朝瓦解之後，軍閥勢力取而代之。沒有軍事實力的孫中山只好把大總統拱手讓給袁世凱，民國又進入了軍閥混戰的時代。孫中山想依靠廣東軍閥戰勝北洋軍閥，結果又以失望和逃亡告終。這時，蘇聯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並指示中國共產黨與其合作。孫中山制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並在蘇聯幫助下，組建國民革命軍。
在孫中山最危難的時候，蔣介石來到他的身邊，成為他最信任的幹部。1923年8月，在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安排下，孫中山派蔣介石和共產黨員張太雷等4人赴蘇聯考察軍事政治和黨務。
蔣介石從蘇聯取經回國，創建了黃埔軍校，在此基礎上組建國民革命軍，並仿照蘇聯紅軍的政治體系，建立了國民黨黨代表制度。國民黨開始有了自己的武裝，走上了發展壯大的道路。但是蘇聯之行，使蔣介石得到一個切身感受：「蘇維埃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與我們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關於此點，如我不親自訪俄，決不是在國內時想像所能及的。」這是他日後決意剷除共產黨的思想基礎。
中國共產黨是在共產國際的直接幫助下建立的。與國民黨不同的是，共產黨從成立的那天起，就不是一個獨立的政黨，而是隸屬於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共接受共產國際的指示，服從國際的路線，接受國際提供的經費，在領導人的安排上，更是完全聽命於國際。這個起點對中共後來的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國際指導下形成的幾次左傾路線，給中國革命造成重大損失。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是在上海法租界裏秘密舉行的。在相當一段時期內，中共只能秘密發展。1923年7月，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來中國，幫助孫中山改造國民黨，確立新三民主義的政治綱領，並與中共領導人磋商，使孫中山接受共產黨人跨黨加入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
有了合法地位，中國共產黨的力量迅速發展起來。大批革命青年投入黃埔軍校，一些著名的共產黨員擔任黃埔軍校的教官和國民革命軍的各級黨代表。更多的共產黨員深入城市鄉村，開展轟轟烈烈的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
大革命時期廣東、湖南的農民運動，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千百年來，統治鄉村的都是地主和鄉紳。美國學者費正清寫道：「在地方上，當地的小紳士，以及有時也可能出現的大紳士，他們左右著眾多的事情。他們共同主管各種公共事務，如修橋樑，設津渡，建圍牆和寺廟，籌措學校和書院的費用，發起和印刷地方志……」然而，並非所有的地主鄉紳都這麼樂善好施，也有一些地主豪紳稱霸鄉里，無惡不作。他們侵奪窮人田產，放高利貸，壓榨佃戶，把持宗祠，勾結官府。
當共產黨開始在廣東、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發起農民運動，群眾抑鬱多年的仇恨像火山一樣爆發了。各地紛紛成立農會，取代地主宗族把握鄉村的權力。對土豪劣紳，農民採取吃大戶、戴高帽子遊街、清算罰款的手段，直至公審槍斃。一時間搞得天翻地覆。
其實，大多數農民天性憨厚老實，只要有幾畝田能維持生計，一般不會去造反。特別是打人殺人這樣的暴烈行動，輕易不會去做。共產黨要發動和組織農民起來反抗地主和官府，是很不容易的。
農民運動究竟怎麼搞?開始誰也不知道。只要是造反，把過去的制度全部推翻就是了。這一來搞得鄉里大亂，地主鄉紳頭等的跑上海，二等的跑漢口，三等的跑長沙，四等的跑縣城。他們到處製造輿論，咒罵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
鄉紳的輿論引起了中共領導層的關注。主持湖南農民運動的李維漢(羅邁)晚年在回憶錄中承認：「在這場農村革命的大風暴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一些‘左’的偏差，諸如擅自捕人游鄉，隨意罰款打人，以至就地處決，驅逐出境，強迫剪髮，砸佛像和祖宗牌位，等等……此外，還衝擊了少數北伐軍官家屬 , 引起同湖南農村有聯繫的湘籍軍官的不滿。」(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卷，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
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本人就是大教授，他對農民的造反是很不贊成的，也不願意因 此引起國共合作的破裂。1926年底 ，他與中共湘區委員會書記李維漢多次談話 , 要李採取措施限制農民運動的發展。在1927年1月的中央會議上，陳指責農民運動「過火」、“幼稚”、“動搖北伐軍心”。遵照陳的指示，湖南黨組織在1927年初進行了“洗會”，把一些行為不端的流氓無產者清出農會，以平息國民黨內的不滿。
農民鬥爭地主，毛澤東是完全支持的：「凡是反抗最力、亂子鬧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為惡最甚的地方。農民的眼睛，全然沒有錯的。誰個劣，誰個不劣，誰個最甚，誰個稍次，誰個懲辦要嚴，誰個處罰從輕，農民都有極明白的計算，罰不當罪的極 少。」毛澤東還提出了一個驚人的口號：“有土必豪，無紳不劣。”
毛澤東的文章，在黨內引起爭議。陳獨秀肯定是不能接受的。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瞿秋白支持毛澤東，他要求把毛的文章印成小冊子，並寫了一段熱情洋溢的序：「中國革命家都要代表三萬萬九千萬農民說話做事，到戰線去奮鬥 , 毛澤東不過開始罷了。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當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
農民在鄉村裡造反，工人運動更是熱火朝天。共產黨在各城市成立工會，領導工人與資本家進行鬥爭。長期以來，工人的勞動強度極大，工作環境和各種保障極差，工資非常微薄，多數不能維持最低限度生活。工資的增加趕不上物價的增長，實際生活水平未見提高，反而下降。各工廠工作時間每天都在10小時以上，有的更是「自雞鳴以至夜半，自歲首以至年終，無向晨昏，無向寒暑」。加以民國初期軍閥混戰，造成交通阻塞，工廠倒閉，失業嚴重，工人真是痛苦不堪。
工人運動使國內民族資產階級感到不安和反感。1926年11月，上海民族資本家榮宗敬聯合同業致函漢口勞資仲裁委員會，對於漢口工潮表示不滿，認為「增加薪資，減少工作，而服務未見勤奮，出品未見優良」，擔心這樣下去，“馴至層波疊浪，愈演愈烈，商店歇業，工廠停機，市面蕭條 ，為何如景象!”
在這方面，國民黨人與民族資本家的立場是一致的。在漢口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朱霽青分析工運問題說：「工人生活的痛苦，大部分由於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本國的大資本家並不很多。在武漢許多大企業都是外國人經營，我國資本家經營的大企業很少。今日要增進我國工人利益，必須勞資協作來抵抗外國的經濟壓迫，要在勞資兩利中去求取工人的利益……現在共產黨動輒以罷工手段來對付本國資本家，無異摧殘我國幼稚之工業發展。工廠關閉，工人有何利益可言?反而有害。縱然以罷工手段對付外國企業家，罷工又多半是政治性的，一旦外資撤退，我國工人必然要遭受失業的痛苦。」
這樣，國民黨在政治上與資產階級站在了一起，與共產黨產生了矛盾和衝突。國民黨的主旨，是推翻帝國主義和軍閥，建立一個三民主義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而共產黨則是按照馬列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的觀念，要以暴力革命推翻一切剝削階級，建立一個工農掌權的無產階級專政政權。這種大方向的不合，預示著國共合作早晚要分家。而工人運動則成為國共分裂和政治鬥爭的導火線——1927年3月，國民革命軍第一師在江西贛州槍殺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成為一個重要的信號。
共產黨的迅速崛起令國民黨右派深感不安
陳贊賢在1926年下半年到贛州從事工人運動，把一萬多工人組織起來成立了總工會，又組織起56個基層工會和工會支部，為工人增加工資，改善待遇，實行8小時工作制而鬥爭。1927年1月，國民革命軍新編第1師進駐贛州，贛州商人和資本家紛紛向黨代表倪弼訴苦告狀。當時又出了贛州二女師事件，工人與學生發生衝突。倪弼的政治態度是反共的，下令搜捕陳贊賢和鍾友千等人。後來陳贊賢被國民黨右派軍官槍殺在縣政府。
陳贊賢當然是烈士，現在還被敬仰。但是人們在紀念他的時候，除了痛恨國民黨反動派的罪行，很少有人反思一下：倪弼等人與陳素不相識，為什麼會下此毒手?從陳本人那裏有什麼問題值得反思?新中國成立後，在江西黨史座談會上，當年在贛南從事建黨和農民運動的陳奇涵上將回憶：「陳贊賢同志……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他與贛城資產階級奮勇搏鬥，最後犧牲了自己，這是十分光榮的。但是，對於一個共產黨員來說，他是有嚴重缺點和錯誤的。在洋貨、綢緞、布匹店員進行加資減時鬥爭時，他不分別情況，區別對待，而是一視同仁，以至造成工作中不應有的損失。那時洋貨、綢緞店員的工資仿照錢業店員驟然增加到原薪的14倍，錢業、洋貨、綢緞店主資本雄厚，店員不多，還可負擔。但是布匹店員的工資也照樣增加到14倍，那就非布店主的力量所能勝任了。布店資本少，店員多，與農民群眾聯繫廣，隨之而來的布匹漲價，引起了農民群眾的不滿。布匹店主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乘機興風作浪，到處做反革命的宣傳，以至糾纏兩個多月不能解決。要他到省委親自解決，雖然到了，但省委也沒有說服他。結果反革命分子蓄謀槍殺了他。令人十分惋惜的是，他不聽黨的話，私自回到贛州，不但招致了他自己的犧牲，接踵而來的是黨的聯繫遭到破壞，黨的工作全部坍台，這些則是最為慘痛的教訓。」
陳贊賢被害的消息傳來，江西和各省共產黨和工會極為憤慨，紛紛開會通電，要求嚴懲凶手。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倪弼逃離部隊，躲藏起來。蔣介石也被迫宣佈將倪撤職，以平息民憤。郭沫若寫了《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揭露蔣假革命、真反共的實質。通過贛州事件和相繼發生的一系列衝突鬥爭，蔣意識到共產黨力量的強大，他的反共決心已下，只是等待適當的時機了。
其實，蔣介石先於共產黨懂得「槍杆子里出政權」的道理。他在國民黨內不是元老級人物，憑藉北伐軍總司令的職務，一躍成為國民黨內最強大的實力派。他的革命理念與共產黨完全不同，所以他對共產黨在國民黨內力量的日益強大深感不安。在北伐開始之前，他就在廣州借“中山艦事件”驅逐共產黨。
蔣在北伐軍中進行大清洗，將共產黨員幹部統統驅逐。周恩來等人此時被迫離開了黃埔軍校。在蔣的壓力下，蘇聯顧問鮑羅廷軟了，同意國民黨中央通過《整理黨務案》，規定：「共產黨應將國民黨內之共產黨員全部名冊，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保管。」“中央黨部各部長須不跨黨者方得充任。”
共產黨吃了大虧，但仍委曲求全。因為蔣畢竟還不是國民黨最高領袖，而國民黨主席汪精衛號稱左派，與共產黨關係尚好。1927年3月，北伐軍到達上海前夕，共產黨配合北伐，發動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不料此舉成為蔣介石等決心清黨的借口。
國民黨右派認為，共產黨在上海組織的暴動和選舉，是要奪取上海的領導權。上海是經濟中心，國民黨建立政權的基礎，也是西方列強的利益所在，豈容共產黨掌控!國民黨中一些重要人物開始密謀，起關鍵作用的是國民黨元老吳稚暉和蔡元培。
吳稚暉從思想上反對共產主義，對共產黨力量的迅速崛起非常擔心。3月6日，他在鈕永健陪同下會見陳獨秀。據其自述稱：「本委員於本年三月六日晚間八時，偕同鈕委員晤見中國共產黨首領陳獨秀、中國共產黨上海首領羅亦農;於上海環龍路二十六號鈕委員辦公處，談話甚多。本委員告陳首領 ，‘研究共產學說，自為共產黨之責，若實行共產，五六年前蘇俄代表越飛，在廣州語孫總理，當在二百年之後。以我理想，二百年尚嫌不足。’陳首領笑我太迂，我言：‘急切輕掛招牌止是鼎。’陳說：‘你更瘋癲，請問中國現在的共和，不是偽的么?但你以為康有為之復辟，與偽共和孰優?’本委員遂知中國共產黨欲實行偽共產，意在言外，因突然根問陳首領：‘你定中國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是若干年?’彼不遲疑而答曰：‘二十年。’余作駭極之情狀。時羅首領似怪陳首領直率，合座默然。本委員即亂以閑話曰：‘如此國民黨生命止剩十九年了。前年總理答越飛，國民黨國民革命完成應需三十年。若你們共產黨急迫至此，未免取得國民黨的生命太快了一點，應當通融商量才好 !’因其強笑而罷。」
3月26日，蔣介石到達上海。28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蔡元培、吳稚暉、李煜瀛(李石曾)等5人聚會，由蔡元培主持。吳稚暉報告了陳獨秀與他的談話經過，提議對共產黨「應行糾察」。蔡元培表示同意，主張“取消共產黨人在國民黨黨籍”。達成共識後，4月2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舉行正式會議，將有關文件送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但不讓其中有共產黨員身份的委員知曉。
吳稚暉、蔡元培都是文人，他們的反共使蔣介石有了理論上的支持。但如何實施清黨，則要做好各方面的準備。蔣在上海頻繁活動，與租界當局達成協議，維護西方國家在華利益，並與日本領事會談，使外國人了解蔣的立場，並給予支持。他與上海青幫頭目杜月笙等密談，讓他們組織「中華共進會」，配合清黨，還與廣東的李濟深、廣西的李宗仁在上海商定：同步在各地開展清黨。
「四一二」：蔣介石開了殺戒
其實，陳獨秀與中共中央負責人對蔣介石的陰謀活動已有警惕。陳獨秀在3月25日晚特委會上明確指出：「我們現在要準備一個抵抗，如果右派軍隊來繳械，我們就與之決鬥。此決鬥或許勝利，即使失敗則蔣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斷絕。」中共中央決定加強工人糾察隊的力量，調百餘幹部，作為糾察隊的骨幹，加緊訓練。
但請示莫斯科後，這個武力反蔣的計劃不僅未獲准，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反而於3月27日、28日、31日連續指示中共中央：「請你們務必嚴格遵守我們關於不准現在舉行要求歸還租界的總罷工或起義的指示。請你們務必千方百計避免與上海國民軍及其長官發生衝突」;“暫不進行公開作戰，不要交武器，萬不得已將武器收藏起來。”“開展一次反右運動。鑒於力量對比上處於非常不利地位，我們不要倉促地進行公開鬥爭。武器不要交，必要時隱藏起來”，“勿以武裝力量擾亂租界。”
共產國際的指示，捆住了中共的手腳。而蔣要清黨，也必須求得國民黨主席汪精衛的同意。汪剛被蔣排擠下台，去蘇聯考察，4月1日回到上海。蔣介石、蔡元培、吳稚暉、李石曾等立即上門拜訪，吳稚暉告訴汪：「陳仲甫(陳獨秀)他說二十年就把中國變成共產黨國了。」汪說：“哪裏要二十年呢?兩年吧。”這表明汪對中共也是懷有戒心的。於是蔣明確提出兩件事：一是趕走蘇聯顧問鮑羅廷，二是分共，要汪同意。但汪心裏另有想法，他手裏沒有軍隊，要維持他的領袖地位，對抗蔣介石，還離不開共產黨的支持。汪表示這兩件事情關係全局，要回武漢召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議討論。為了平息蔣對他的不滿，汪在上海直接找陳獨秀談話，陳否認他對吳稚暉說過的話，並表示要繼續與國民黨合作。於是，陳起草了《汪陳聯合宣言》。
這個宣言的發表，使陳獨秀背上了「右傾投降主義」的黑鍋，導致了他日後的下台。陳後來在給中共中央的信中，對當年的行為表示深為悔恨。
其實汪精衛也不是堅定地要和共產黨合作。蔣介石聽說此事後，立即找汪陳述利害。汪遂有反悔之意。但報館已經開印，撤不回來了。《汪陳聯合宣言》刊出後，吳稚暉激烈反對，斥責汪的「聯共政策」和“兩黨合作”立場，激憤之餘，對汪開口辱罵“一個兔子白面書生和橫眉豎眼的陳獨秀弔膀子”。汪大受刺激，甩手不管，次日就離開上海去了武漢。
蔣介石一面秘密準備清黨，一面麻痹中共。要清除共產黨，蔣僅靠自己手裏的武裝是不夠的，如果用軍隊出面，政治上也很不策略，於是他藉助上海青幫的勢力。
當時的上海社會，成分非常複雜。代表黑社會勢力的各種幫會滲入上海社會各界，組織龐雜，人數眾多。青幫是上海勢力最大、影響最廣的幫會，青幫首領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形成了一個獨立於政府的地下社會秩序網。他們操縱著上海工人、商販、無業游民等社會底層的生計，控制著上海大多數的工廠。工廠里的工頭和監工大多數都是青幫中人，他們掌握著對工人的招聘和解僱、監督和管理等權力，不加入青幫幾乎不可能在工廠找到工作，還會在工廠受到排擠和欺負。因此，工人不得不投靠幫會，把幫會作為求職謀生的靠山。
在國民革命的背景下，青幫也在政治上逐漸靠近國民黨。特別是蔣本人年輕時也有青幫背景，所以黃、杜、張等轉為支持蔣介石。黃金榮剛開始怕國民黨鬥不過共產黨，一時拿不定主意，想觀望一下再說。但杜月笙認識到共產黨當家，不會有他們的好處，因此力勸黃、張與蔣合作。在這個關鍵時刻，杜月笙的立場對蔣在上海發動清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進攻總工會之前，杜月笙要先將總工會的負責人打掉。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與杜月笙保持著良好的私交，黃、杜在上海工人武裝起義期間，曾經為掩護共產黨人、通融租界關係方面提供過協助，共產黨也注意與青幫搞好關係。杜月笙下請貼，請汪在4月11日晚到杜公館赴宴。汪沒有疑心，乘小轎車按時到達。剛一進門，杜的打手一擁而上，將汪綁架。杜月笙連聲關照：「不要做在家裏。」打手們將汪壽華塞進另一輛車，開到滬西僻靜處殺害。隨即，杜月笙等指派青幫弟子以「中華共進會」名義，帶上“工”字袖章，分幾路撲向上海工人糾察隊駐地……一天之內，上海工人糾察隊武裝被26軍全部繳械。
周恩來獲悉事變情況，立即趕到商務印書館，與26軍交涉，隨即也被帶到2師師部，與顧順章一起被扣押。羅亦農得到消息後非常焦急，派周的聯絡員黃逸峰(黃澄鏡)找關係營救。在2師黨代表的幫助下，2師師長斯烈同意將周和顧放出。這樣，在國民黨大屠殺之前，周恩來和顧順章奇蹟般地逃過一劫。
4月13日下午1時，工人遊行隊伍由青雲路、東橫濱路轉至寶山路，隊伍浩浩蕩蕩延續2里長。當遊行者高呼口號，到達寶山路三德里附近，軍隊突然向遊行隊伍射擊。前面群眾頓時紛紛倒地，非死即傷，現場秩序大亂。半小時後，槍聲始停息，軍隊捕去許多工人。這就是寶山路血案的經過。
並發出秘字一號命令，通緝共產黨的首要分子197人：首要為鮑羅廷、陳獨秀，其次為林祖涵(即林伯渠)、瞿秋白、毛澤東、惲代英、周恩來、劉少奇、張國燾、彭湃、鄧穎超、蔡和森、方誌敏等人。一些非共產黨的左派人士，如沈雁冰、柳亞子、鄧演達、章伯鈞等，也在通緝之列。國共合作的大革命時代結束了，血雨腥風向共產黨人撲來。
陰雲翻滾，共產黨人何去何從
上海共產黨人的唯一出路，是逃往武漢。
在南京組織國民政府。22日，武漢國民政府由汪精衛領銜，孫科、鄧演達、宋慶齡、張發奎、吳玉章、毛澤東、惲代英等聯名發佈通電，斥責蔣的分裂行為。這就形成了「寧漢對立」的局面。
4月下旬，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嚴重，大批共產黨人紛紛離開上海前往武漢。據武漢報紙稱，上海工人糾察隊總指揮顧順章於22日抵達武漢，對記者控訴蔣在上海屠殺共產黨人的罪行。顧是來參加中共五大的上海代表，動身應該早些。據陳獨秀的秘書鄭超麟回憶，陳在4月初就離開上海去武漢，而他是在22日前後秘密離開上海的。與他同行的是團中央的陸定一。他們登上了一艘英國輪船，前後有兩艘英國軍艦護航，因此國民黨特務不能上船捉人。雖然票價昂貴，船上還是擠滿了人。鄭在船上發現了中央委員羅亦農和李立三，還聽說郭沫若也在船上。船在南京沒有停留，過了安慶後，船上的人員開始活躍起來，高談闊論，原來多數都是逃離險境的共產黨人。(《鄭超麟回憶錄》上冊，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
這時，周恩來在哪裏?官方的《周恩來傳》與《年譜》都語焉不詳。還是周恩來晚年自己講了出來。1973年9月，周恩來、鄧穎超陪同法國總統蓬皮杜訪問上海。那天上午，周恩來來到上海大廈18樓等候外賓，在貴賓室，他走上外邊的陽台，俯視著黃浦江和外白渡橋，旁邊有一座英國式的老建築，是浦江飯店。周恩來告訴上海陪同人員：「過去這裏叫禮查飯店，是公共租界裏一座比較豪華的飯店，我在這裏住過，那還是在1927年‘四一二’事變以後……」周恩來講起了一段塵封40多年的往事：“1927年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勝利以後，蔣介石叛變革命，當時的形勢很緊急，根據黨組織的決定，我和鄧穎超住進了禮查飯店。”第二天，鄧穎超向陪同人員證實了此事。她說：“對!對!那可是一個高級的飯店吶，當時住的都是外國人和‘高等華人’。我們住進去以後也要充闊佬：恩來穿的是西裝革履，我呢，身上穿的是旗袍，腳上著的是高跟鞋，冒充闊太太。我們在禮查飯店足足住了兩個多月，不能出門，靠地下黨組織派人來聯繫。真把我們給憋死了!”
禮查飯店是美國人在1910年建的一幢6層樓高、具有英國新古典主義風格的維多利亞巴洛克式建築。在華懋飯店(今和平飯店)、國際飯店尚未建成之前，這是上海最豪華的賓館。西方名人政要來上海，多下榻於此。由於地處租界，又是名流薈萃之地，國民黨當局是不敢上門捉人的。禮查飯店價格昂貴，周居住的311房間是套間，當年的房價是每天12元，相當於上海普通人家一個月的生活費。據記載，4月25日，釋放周的國民黨軍師長斯烈通報：國民黨懸賞2.5萬元緝拿周恩來，周此時應該正在酒店隱蔽。5月中共在漢口召開五大，周被缺席選舉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兼秘書長。5月下旬，周才秘密乘坐英國輪船到達漢口。
稱：「(施英)乃該黨中之著名人物……北四川路志安坊190號之機關，由史(施)主持。故挾巨款以便發給其手下黨徒之需……將史拿獲。搜出鈔票38832元，當時猶不知系屬史英也。」由此可見，在中共早期沒有固定的財務制度和機構的情況下，黨的經費均由負責人分頭掌管。領導人親自把握錢財的情況，在中共黨內長期存在。(1941年3月，新四軍政委項英在皖南事變後藏匿於山洞中，因隨身攜帶黃金，被副官劉厚總謀財害命，是一個典型案例——作者注)
在這個陰雲翻滾的緊要關頭，中國共產黨人何去何從?遺憾的是，在共產國際的遙控下，中共中央不但沒有做出有力的決策，反而自己亂了陣腳。
當時中共中央的太上皇是共產國際顧問鮑羅廷。他1923年秋來中國，任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並被孫中山聘為國民黨高等顧問。他提出改組國民黨的具體計劃，使第一次國共合作形成。北伐時期，他支持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讓共產黨人在政府中發揮骨幹作用。當蔣開始清黨後，老鮑更加依靠武漢政權，所以對汪盡量拉攏。斯大林對鮑逐漸不滿，於1927年2月派印度人羅易到中國，以共產國際特使的身份「指導中國革命」。4月羅易到漢口後，與中共總書記陳獨秀和鮑羅廷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發生矛盾衝突，中共中央內部產生了分裂。
首先，在軍事行動方面，陳獨秀、彭述之、張太雷和鮑羅廷主張北伐，攻打張作霖 ; 羅易和蔡和森主張立即實行土地革命，鞏固湖南、湖北根據地，北伐應該在實行土地革命的條件下進行;張國燾、譚平山主張南征，首先討伐廣東軍閥;瞿秋白、周恩來、羅亦農則主張東征討蔣。爭來爭去，還是按照鮑羅廷和汪精衛的意見，繼續北伐。
寧漢分裂，蔣佔據長江下游，正常的經濟往來大受影響。5月中旬以後，武漢地區的財政經濟形勢急劇惡化。漢口的銀行錢莊關門，商人們停止兌換銅元，拒絕中央票幣。百姓蜂擁至中央銀行，銀行閉門，兵士將群眾驅散。工廠也相繼停工停產，許多人攜家帶口逃入租界或乘船東下，僅遷入租界避難的市民即達3800戶，40000多人。油、鹽、柴、米和日常用品奇缺，價格陡漲。湖北省總工會為鎮壓反革命、穩定社會秩序，向各基層工會發佈命令：1.調查各錢莊所有銅元之數量，保證兌換，不得拒絕中央紙幣。2.調查收集糧食，供給武漢百姓，不得抬高物價。買米一石內自由交易 , 一石至五石須得黨部、總工會證明。3.禁止碼頭工人，汽車、馬車、人力車、手車工人替人搬家。這些措施帶有明顯的強制性，執行過程中弊端也不少，不僅未能平息社會動亂，反而搞得人心惶惶。
武漢社會經濟形勢的惡化一方面是蔣的南京政府對上游的封鎖造成的，另一方面也與當時武漢的工人運動和湖南湖北的農民運動造成的動蕩有關。
劉少奇對當年左傾錯誤的反思
10年後，劉少奇對當年工人運動的左傾錯誤進行了反思。他在給張聞天的一封信中說：「當時在長沙、武漢、廣州等城市，工人運動中的左傾錯誤是很嚴重的……提出使企業倒閉的要求，工資加到駭人的程度，自動縮短工時到四小時以下。隨便逮捕人，組織法庭監獄，檢查火車輪船，隨便斷絕交通，沒收分配工廠店鋪，這些事在當時是較平常而且是極普遍的。」“這些事幹起來而且越干越厲害，在社會上、政治上、經濟上、人心上要發生嚴重的影響，這是無疑的。企業的倒閉，資本家的關門、停業與逃跑，物價的飛漲，物資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與農民的反感(當時有許多小城市的工會被農民搗毀，而且是農民協會領導的)，軍官與國民黨人的非難，就隨著這種左傾的嚴重程度而日加嚴重起來。而工人運動當時是共產黨員負責的，這一切非難，就都加在共產黨身上。人們並不責備工人，而責備這是出於共產黨的指示，這就影響共產黨與各方面的關係。”(劉少奇《關於大革命歷史教訓的一個問題》，《黨史研究資料》第2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農民運動也出現了失控的局面。據國民黨方面調查5月間湖南情況說：「先是共產黨大捕彼輩所認為土豪劣紳者，各地監獄為之充滿……各縣鄉村，同時宣佈戒嚴，凡無農會工會之徽章，不能通行，否則視為姦細，或土豪劣紳逃亡者。於此時也，商不安於市，農不安於野，人人自危，家家恐怖。」汪精衛6月1日在武漢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上氣憤地說：“照他們這樣胡鬧，打到湖南，湖南完了;打到江西，江西完了;打到河南，河南又完了。中央只好關門，還革什麼命!本席可以大膽說一句：農民協會是一個空前的錯誤，國共兩黨同志都應該明明白白承認的。我們看，農產品被摧殘完了，工商業家都打得跑光了。上不要中央，下不要人民，還革什麼命!”
這不是汪精衛個人的看法，而是武漢政府中多數國民黨人的看法。這就形成了一個局面：鮑羅廷和中共中央怕得罪汪精衛，汪又怕得罪手下的將領唐生智、張發奎和朱培德。然而拿槍杆子的軍官們認為共產黨危害了他們的利益，率先造起反來。5月間先後發生了夏斗寅和許克祥的叛亂。
這在武漢國民政府和中共中央引起很大震動。陳獨秀的秘書黃介然回憶：「陳獨秀認為都是農民‘過火’引起的，流露出一種理虧、內疚的心情。事變發生後，蔡和森、任弼時等同志和陳獨秀、譚平山等人爭論得很厲害。我記得陳曾說過：‘中央開會就像起鬨，吵吵嚷嚷的，意見難以統一 。而在兩黨聯席會議上黨又要表示意見!’很覺為難。回想那時，陳獨秀真是六神無主，束手無策，情緒焦躁、慌亂，心情壞透了。」
陳獨秀在危急時刻的這種表現，其實已透露出他並不適合政黨領袖的職位。共產黨的重新崛起，還有待更有能力的領導者擔起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