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組“四秀才”，左起：戚本禹、王力、關鋒、穆欣
王力、關鋒和戚本禹三人曾是「文化大革命」中響噹噹的知名人物。然而，當真理最終戰勝了虛妄，理智最終戰勝了狂熱，伴隨那場“紅色風暴”過後，他們的人生結局如何，卻鮮為人知。
王力：“中央文革”第一號“大筆杆子”
王力在進「中央文革」之前，就寫了一系列重要文章，「中央文革」成立時，在「中央文革」內部，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的地位要比王力低，因此，那時，說王力是「中央文革」第一號“大筆杆子”，一點也不過分。
王力，原名王光賓，1921年8月出生於江蘇省淮安縣，14歲時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1939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王力是他寫小說時用的筆名。抗戰勝利後，王力曾擔任華東局駐渤海區土改工作總團團長兼黨委書記，後任中聯部副部長。
中央文革小組成員
調到中聯部，特別是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之後，王力受命參加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共產黨的談判。他曾十次去莫斯科，受到中央高層領導人的重視。
1966年，毛澤東下決心發動「文化大革命」，並重新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王力成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之一。
進入「中央文革」的王力，實際上成了江青、康生手下的幹將。「文革」中發生的著名的「七二○事件」，就是王力捅的“大婁子”。那時，毛澤東已經對他十分不滿了。但王力卻不知進退，又把手伸向中央更多的部門，在全國各條戰線都製造出一種“亂”的局面。
8月7日，王力在約見外交部造反派講話時，鼓吹要奪外交部的權，並將矛頭直指外交部長陳毅。8月22日，外交部造反派在王力的鼓動下，火燒了英國駐華代辦處。
由此，周恩來認為王力不是好人。8月25日，周恩來單獨找楊成武(註：楊成武時任代總參謀長，是毛澤東與周恩來之間的聯絡員)談話，還把王力8月7日講話記錄稿交給楊成武，要他送給毛澤東看。
在上海的毛澤東看到周恩來的意見後，讓楊成武準備好筆和紙，記錄下了這樣一段話：「王(力)、關(鋒)、戚(本禹)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當楊成武走出客廳後，毛澤東又把他叫回去，說：“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戚暫時不動，要他作檢討，爭取一個。”
8月26日中午，楊成武乘飛機飛往北京，單獨向周恩來彙報了毛澤東的決定。8月26日晚上，中央小型碰頭會在釣魚台召開，周恩來主持會議。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等都來參加會議了。會前，周恩來安排十幾名中央警衛局的警衛守候在會場外，會議開始時，周恩來宣佈：把王力、關鋒隔離起來，讓他們「請假檢討」，戚本禹停職寫檢查。
王力被「請假檢討」後，先是被關在釣魚台2號樓軟禁。1967年10月，被轉交給北京衛戍區。1968年1月26日，被關押進秦城監獄。在秦城，王力沒有被提審過，只是開除了他的黨籍。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央決定對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案重新審理，對王力的問題也進行了審理。1982年1月28日，王力被釋放，先被安排在北京萬壽路的部長樓里居住，後遷居一個清靜的居民小區。王力和老伴一起生活。每月組織上還發給他足夠的生活費用。平時，王力喜歡讀書，還動筆寫一點小文章。
從1982年以來，王力一直過著普通市民的生活。在北京的一些書店裏，常常能看見他的身影。一些研究歷史、尤其是研究「文化大革命」歷史的學者去訪問他，他總是比較客觀地介紹那時的情況。他的口才仍然很好，頭腦也清楚，記憶力很強，2003年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傳（1949—1976年）》中，引用了不少王力口述的史料。
1996年10月21日，王力因患胰腺癌在北京腫瘤醫院病逝，享年75歲。
關鋒：紅衛兵口中的「中央首長」
關鋒原名周玉峰，1919年7月生於山東省與河北省交界的慶雲縣。他14歲時加入中國共產黨，19歲擔任中共山東樂陵縣委書記。20歲時，因為做地下工作的需要改名為關鋒。
1955年，中央黨校在山東成立中央黨校第四中級黨校，關鋒擔任副校長。那時的關鋒，以筆杆子見長，經常寫作和發表文章。這些文章，引起了北京一些理論家的注意。1956年，關鋒被借調到北京，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在1957年反右鬥爭中，關鋒成為「左派新秀」，很快受到中央的重視和重用。
1958年6月1日，中央創辦《紅旗》雜誌。關鋒被調到《紅旗》雜誌，編輯專供毛澤東參閱的《思想理論動態》，後來又調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並逐漸引起毛澤東的注意。毛澤東醞釀發動「文革」時，關鋒被作為《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留在毛澤東身邊工作。
1966年「中央文革小組」成立時，關鋒成為其中一員，由此，他搖身一變，成為「中央首長」。在「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都這樣稱呼他。
關鋒在「文革」中乾的比較大的事情，是較早提出“揪軍內一小撮”口號，並主持起草了“揪軍內一小撮”內容的“八一社論”。這一口號造成了極大混亂，此後，紅衛兵組織和各地造反派組織趁勢衝擊軍事機關，搶奪槍支彈藥，製造事端。
然而，毛澤東對動搖人民軍隊是不能容忍的。因而，當周恩來找楊成武談話後，毛澤東就「王、關、戚」的問題做出批示，由周恩來執行，將關鋒和王力抓了起來。
關鋒「請假檢討」後，先是被關押在釣魚台2號樓。1967年10月，關鋒和王力一起被押送到北京西山，由北京衛戍區看管。1968年1月，關鋒被關押進秦城監獄。不久，關鋒的黨籍被開除。
1982年1月，關鋒被釋放。後來一直住在《紅旗》雜誌(註：現在的《求是》雜誌)的宿舍里，與妻子、孩子共同生活。晚年的關鋒又拿起筆來，開始了他一生所愛好的寫作。不過，對於「文化大革命」的往事，他不願意再回首。即使和熟悉的人，凡有談到「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他都迴避不談。2005年春，關鋒逝世。
戚本禹
戚本禹：「文革」中「戚大帥」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被並稱為「王、關、戚」。戚本禹雖然在他們三個人中職務最低、資歷最淺，但是，卻是最活躍的一個。一度受到毛澤東的信任，掌握了中央辦公廳的重要權力，在「文革」中被稱為「戚大帥」。
戚本禹祖籍山東威海，在上海長大。讀中學時，戚本禹加入了共產黨的地下組織。1949年，戚本禹加入中國共產黨。
由於戚本禹年輕(當時只有18歲)，有文化(高中生)，入黨不久就被選入中南海做機要工作。上世紀50年代初，中央又把他送到中央團校去學習。他平時愛寫文章，而且文筆很好。因此，他在中南海工作時，很受中央一些「秀才」們的注意。
1963年8月，戚本禹寫了一篇題為《評李秀成自述》的文章，發表在《歷史研究》上。戚本禹在這篇文章中，把太平天國著名將領李秀成說成是太平天國的「叛徒」，並給李秀成扣上了不少政治帽子。這篇文章立即在文壇上激起了千層浪，引起很大反響。毛澤東看到此文後，表示贊成戚本禹的觀點。這下子，戚本禹出了名，不久，戚本禹出任《紅旗》雜誌歷史組組長。
晚年戚本禹在天安門城樓上
1966年5月4日至26日，為了全面發動「文化大革命」，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出席這次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有關負責人76人。戚本禹作為《中共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與江青、張春橋、關鋒一起出席了這次會議。
開這次會議時，田家英已經被解除了職務。按毛澤東的指示，戚本禹成為實際掌管中央機要的重要人物，又是毛澤東和江青兩個人的秘書，因此，戚本禹成了這次會議上被大家注目的焦點人物，並被選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之一。
此後，戚本禹表現積極，曾鼓動紅衛兵圍攻中南海，鼓動中南海的造反派揪斗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夫婦，並衝擊朱德住宅。
但是，武漢「七二○事件」後，毛澤東認定「中央文革小組」裏面的王、關、戚是壞人，於是，毛澤東下決心解決「王、關、戚」問題。
毛澤東在下決心解決「王、關、戚」問題時，並沒有將戚抓起來，還想爭取他一下。因而，周恩來在執行毛澤東的指示時，沒有動戚本禹。但此後，《紅旗》雜誌的造反派、「中央文革」的人員群起攻擊戚本禹，不久，戚本禹也被宣佈「請假檢討」，被直接送到秦城監獄。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王、關、戚」三人被重新審理，王力和關鋒被開除了黨籍，但中央決定對他們二人免予起訴；而中央對戚本禹，不但開除了黨籍，還決定起訴至法院。
晚年戚本禹
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和聚眾打砸搶罪，依法判處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1986年初，戚本禹刑滿釋放。釋放後，戚本禹被安排做一點工作。後來，戚本禹在上海某公司任高級職務。據見過他的人說，其精神很好，還是像從前一樣，為人處事仍然有一種「戚大帥」的味道。2016年4月20日7時58分，戚本禹在上海病逝。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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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1月6日，實現「全退」不久的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說：“從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開始產生了第二代領導集體，包括我在內，還有陳雲同志、李先念同志，還有葉帥。這也是一個有力量的領導集體。在第二代領導集體的領導下，我們黨和國家做了很多事情。”在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中，鄧小平是核心，陳雲是重要成員，他們相互配合、親密合作，和李先念、葉劍英一道，推動了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
改革開放初期的陳雲與鄧小平
陳雲和鄧小平都是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黨員和重要領導人，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分別被選為黨中央副主席和總書記，成為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之前，在醞釀中共八大人事問題的中共七屆七中全會開始時，毛澤東特意向眾人介紹陳雲和鄧小平。在介紹陳雲時，毛澤東說：「我看他這個人是個好人，他比較公道、能幹，比較穩當，他看問題有眼光。我過去還有些不了解他，進北京以後這幾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問題尖銳，能抓住要點。所以，我看陳雲同志行。」在介紹鄧小平時，毛澤東說：“我看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跟我一樣，不是沒有缺點，但是比較公道。他比較有才幹，比較能辦事。他比較周到，比較公道，是個厚道人，使人不那麼怕。”仔細比較，毛澤東對兩人的評價有異曲同工之妙。毛澤東還說：“陳雲同志跟鄧小平同志，他們是少壯派”，今後要由他們“登台演主角”了。或許是歷史的巧合，二十多年後，正是鄧小平和陳雲兩位“少壯派”帶領黨和人民開創了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
十一屆三中全會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卻仍推行“兩個凡是”的方針，阻撓、拖延鄧小平復出工作。1977年3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陳雲頂著政治壓力挺身而出，提交了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和讓鄧小平重新參加黨中央領導工作的書面發言。陳雲的發言得到了與會者的積極響應和贊同，會議最後對於全面恢復鄧小平的政治地位提出了“水到渠成”、逐步解決的方案。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鄧小平恢復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解放軍總參謀長等職務，回到了中央領導崗位。
1978年11月10日，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做準備的中央工作會議開幕。根據鄧小平的提議，與會者先用兩三天的時間討論，從1979年起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問題。此時，陳雲敏銳地看到，要實現工作重點轉移，要有一個前提，就是要「向後看」，平反冤假錯案，擺脫歷史負擔，輕裝上陣，這樣才能為工作重點轉移掃清障礙。
11月12日，在中央工作會議東北組討論會上，陳雲十分尖銳地提出了六個問題：一、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出反省院是黨組織和中央決定的，不是叛徒；二、對於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錯誤定為叛徒的同志應給以複查，應該恢復他們的黨籍；三、陶鑄、王鶴壽等在南京陸軍監獄中的鬥爭是堅決的，出獄是經過中央同意的，中央專案組審查幹部的不正常狀態應該結束；四、彭德懷對黨貢獻很大，他的骨灰應該放到八寶山革命公墓；五、天安門事件是一次偉大的群眾運動，中央應該肯定；六、康生錯誤嚴重，中央應該給以應有的批評。陳雲的發言引起了與會者的強烈反響。
14日，經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佈：1976年清明節，人民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25日，中央政治局正式為黨內一些已經查明的重大錯案平反。然而，許多與會人員對中央的一些領導同志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要求一些犯了錯誤的領導同志辭職下台，甚至提出要求改組中央領導機構。這種混亂引起了鄧小平的注意，他在充分肯定和支持陳雲意見的同時，提出要團結一致向前看。對鄧小平的意見，陳雲也很贊同。他說：不要搞運動，只要中央開個口，做出明確的結論就可以了。要維護安定團結，爭取實現四個現代化是全黨全國人民的迫切願望，也是我黨、我國目前的大局，我們必須維護這個大局。
在閉幕會上，鄧小平因勢利導，根據中央工作會議突破性的新發展和當前需要解決的新問題，作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在隨後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陳雲眾望所歸，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和中央紀委第一書記，成為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兩位老一輩革命家珠聯璧合，共同導演了偉大的歷史轉折。中國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征程。
國民經濟調整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百廢待興、百業待舉。一方面，國家的經濟建設迅猛發展，黨和人民的積極性空前高漲；另一方面，國民經濟比例長期嚴重失調的問題也日益暴露出來併產生了嚴重的後果。如果不能及時糾正國民經濟發展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克服盲目引進、經濟過熱的現象，方興未艾的現代化建設將面臨危險境地。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陳雲在審閱國務院關於下達1979年、1980年經濟計劃安排草案上批示，「寧可降低指標」、“減建某些項目”也不要留物資缺口，並把新華社一份反映計劃委員會安排計劃還在留物資缺口的材料，批給華國鋒、鄧小平等人看。鄧小平很快明確表示：“對今明兩年的計劃，陳雲同志提了意見，他說有物資缺口的計劃不是真正可靠的計劃，計劃不要留缺口，寧可降低指標，寧可減建一些項目。這個意見很重要，請計委再作考慮。”“我們對經濟建設的方針、規劃要進行一些調整，先搞那些容易搞、見效快、能賺錢、創外匯多的，寧肯減少一些鋼鐵廠和一些大項目，到一九八五年鋼產量不一定非要搞到六千萬噸不可。”
1979年3月14日，為統一對經濟調整的認識，加強對經濟工作的領導，陳雲、李先念兩人在多次商討後，聯名致信黨中央，建議調整過熱的國民經濟。他們的建議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視和鄧小平的進一步思考。在中國這樣一個貧窮落後的東方大國，怎樣才能走上現代化建設的通衢大道呢？鄧小平也清醒地看到了中國與世界現代化進程的差距，開始重新考慮經濟發展戰略。
3月21日至24日，中央政治局連續開了三天會議，重新研究1979年的經濟計劃和國民經濟調整工作。在會上，陳雲作了系統的發言，他首先講明，我們搞四個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強國，是在什麼情況下進行的。「講實事求是，先要把‘實事’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什麼事情也搞不好。」他強調堅持按比例發展的原則進行調整。
為了統籌推進經濟調整工作，3月14日的聯名信還建議在國務院下設財政經濟委員會，作為研究制訂財經工作的方針政策和決定財經工作中的大事的決策機關，並提出了財政經濟委員會組成人員名單，以陳云為主任，李先念為副主任。
鄧小平完全贊同陳雲、李先念提出的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的建議，指出今後三年的中心任務是調整，「陳雲同志提出，二○○○年搞八千萬噸鋼，有道理。過去提以糧為綱、以鋼為綱，是到該總結的時候了」，並支持陳雲和李先念領頭抓經濟工作，“由陳雲、李先念兩同志挂帥，統一管理全國的財政經濟工作和目前的調整工作”。
鄧小平、陳雲、李先念通力合作，共同下決心確定了「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經濟工作方針。然而，當時領導層中認識不完全一致，調整方針在貫徹中遇到很大阻力。面對這種局面，鄧小平給了陳雲更大的支持。1980年中央工作會議著重討論經濟形勢和調整問題。陳雲作了題為《經濟形勢與經驗教訓》的講話，提出一系列關於經濟工作的重大原則。鄧小平作了總結髮言。他一開始就說：“我完全同意陳雲同志的講話。這個講話在一系列問題上正確地總結了我國三十一年來經濟工作的經驗教訓，是我們今後長期的指導方針。”正是在鄧小平的大力支持下，陳雲倡導的國民經濟調整得以繼續向前推進。到1981年底，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係得到改善，財政收支基本平衡，為上世紀80年代的經濟體制改革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經濟體制改革
改革開放後，黨和人民共同面臨著「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命題。陳雲積極支持和推動鄧小平倡導的改革開放，以自己長期領導經濟工作的豐富經驗，深刻分析時代特徵和世界大勢，推動經濟體制改革。
計劃與市場的關係，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隨著經濟調整的深入，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模日益擴大，指令性計划過大過死、對市場機制利用不足的缺點日益突出。
對於擴大市場作用的問題，陳雲20世紀50年代就很重視，并力圖在領導經濟工作中加以實行。中共八大期間，他曾提出過一個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後的經濟體制構想。1979年3月，陳雲經過深入思考，總結、回顧自己幾十年領導經濟工作的心得，親筆寫了一份題為《計劃與市場問題》的提綱，探索如何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利用市場機制的問題。在提綱中，陳雲提出整個社會主義時期經濟必須有計劃經濟部分和市場調節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從屬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
1979年11月，鄧小平在接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編委會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林達光時說：「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1982年4月，他在一次談話中又說：“最重要的，還是陳雲同志說的，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市場調節為輔，全國一盤棋，主要經濟活動都要納入國家計劃軌道。”“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被寫進了中共十二大報告中，成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初期的目標模式。
兩位老一輩革命家不謀而合，共同把目光投在改革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上來。在中央的倡導下，以擴大企業自主權為目標的國有企業改革試點初見成效，人民群眾也廣泛地發揮聰明才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悄然興起。據時任中共安徽省委書記的萬里回憶，在一次全國人大會議期間，他到主席團休息的地方對陳雲說：安徽一些農村已經搞起了包產到戶，看怎麼辦？陳雲回答：「我雙手贊成。」
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進一步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突破了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對此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起草歷史決議
上世紀八十年代，隨著思想上、政治上的撥亂反正不斷深化，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不斷取得新的突破、開闢出一條新路的同時，社會上也出現了一些思想混亂的現象，精神文明建設逐漸成為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此時，對建國以來的歷史如何全面評價，特別是如何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文化大革命」，成為國內外關注的焦點。
1979年初，針對黨內和社會上出現的「非毛化」思潮，葉劍英建議中央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統一認識，把思想理論上的重大原則問題討論清楚。
3月30日，鄧小平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了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嚴肅批評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闡明了四項基本原則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思想政治保證作用，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明了正確的方向。
陳雲也在多次講話中強調，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必須糾正忽視精神文明建設的現象，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必須一起抓。
1979年11月，在鄧小平主持下，中央開始著手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據秘書許永躍回憶，陳雲和鄧小平有一次很重要的談話，兩個領導人都一致地提出來，要肯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肯定毛澤東思想在我們黨的指導思想地位。在徵求了陳雲的意見後，鄧小平提出決議核心的一條就是要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
但當歷史決議起草組把寫出的初稿報給鄧小平時，他對這個稿子並不滿意，起草組遇到了繞不過去的難題。陳雲多次找起草組成員談話，對起草小組的人說：「小平同志提出《決議》宜粗不宜細，我是同意的。要在這個原則下面，是成績就寫成績，是錯誤就寫錯誤。」在如何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這一關鍵問題上，陳雲提出：建議增加回顧建國以前二十八年歷史的段落。有了黨的整個歷史，解放前解放後的歷史，把毛澤東同志在六十年中間重要關頭的作用寫清楚，那末，毛澤東同志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面，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據；說毛澤東同志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說毛澤東思想指引我們取得了勝利，就更能說服人了。對於這個建議，鄧小平十分讚賞，說陳雲的“這個意見很好”，“是一個很重要的意見”。
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撥亂反正划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從此中國共產黨完成了對自身歷史的正確認識，甩掉了包袱，開始一心一意地開拓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
經濟特區的創立和建設
在鄧小平和陳雲的關係中，經濟特區常常是被關注的熱點。許多人將陳雲說成是「保守派」就是根據所謂陳雲反對特區建設而來。那麼，陳雲對特區的態度究竟是怎樣的？
在長期領導經濟工作的實踐中，陳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並善於從挫折中吸取教訓。1958年「大躍進」和改革開放初期的新的冒進，使陳雲對於經濟建設的速度有了更加慎重的思考，更加重視尊重經濟規律，強調處理好積極改革與穩步改革、搞活經濟與宏觀控制的關係。改革開放初期，陳雲就指出：“我們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穩……要從試點著手，隨時總結經驗，也就是要‘摸著石頭過河’。開始時步子要小，緩緩而行。”“這絕對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於調整，也有利於改革本身的成功。”
在特區創建之初，陳雲就對特區的創辦表達了審慎的態度。陳雲在1981年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上說：「廣東、福建兩省的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市在部分地區試辦經濟特區（廣東不是全省特區，福建也不是全省特區），現在只能有這幾個，不能增多。當然，來料加工，合資經營，現在許多地方也在做，但不能再增加特區。」1982年春節，陳雲同國家計委的幾位負責人座談時再次強調：“現在搞特區，各省都想搞，都想開口子。如果那樣，外國資本家和國內投機家統統出籠，大搞投機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麼搞。特區第一位的問題是總結經驗。”
但謹慎不代表不支持，更不是反對。在周密考慮的基礎上，陳雲旗幟鮮明地表達了對特區的支持。1982年10月30日，陳雲在中共廣東省委、廣東省人民政府關於試辦經濟特區的初步總結給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報告上批示：特區要辦，必須不斷總結經驗，力求使特區辦好。
1984年3月至4月，根據鄧小平談話的精神，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在北京召開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建議開放天津、上海等14個沿海港口城市，並形成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紀要》。在聽取會議彙報時，陳雲明確表示，同意開放14個沿海城市，同時也對特區創辦中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見：現在特區還沒有「拳頭」產品，要它那裏搞「拳頭」產品有困難；外資企業產品要有一定比例內銷，但對有發展前途的國內工業應當保護；特區不要搞自己的貨幣，如果一定要搞，發行權一定要集中到中央。顯然，陳雲在關注搞特區的積極作用同時，特別重視搞特區帶來的負面影響，強調搞特區要注意總結經驗，穩步推進，力求使特區辦好，反對不顧條件的一轟而上。
在支持鄧小平一系列經濟改革和經濟建設重大決策的同時，陳雲最突出的方面是對如何更好地貫徹落實這些決策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建議，從而使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良好設想能夠更好地落實到具體實踐中，從而更加豐富、更加全面。
1992年6月，李先念逝世，鄧小平提議陳雲寫一篇悼念文章。他在題為《悼念李先念同志》一文中寫道：「先念同志和我雖然都沒有到過特區，但我們一直很注意特區建設，認為特區要辦，必須不斷總結經驗，力求使特區辦好。這幾年，深圳特區經濟已經初步從進口型轉變成出口型，高層建築拔地而起，發展確實很快。」在文章中，陳雲肯定了特區建設的巨大成就，明確表達了對特區建立和發展的支持。
幹部隊伍年輕化
由於歷史的原因，黨內長期存在著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的問題。改革開放後，經歷了十年動亂，許多恢復領導職務的老幹部年齡偏大的問題愈加顯現。如何推動幹部隊伍年輕化？鄧小平和陳雲對此都給予了極大的關注。
幹部隊伍年輕化，一方面要提拔年輕幹部，另一方面要動員老幹部退出一線領導崗位。
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就表示應由年富力強的同志組成中央書記處，以便使中央常委擺脫日常小事。以後，他又在1979年10月中央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上，正式建議成立中央書記處。對此，鄧小平表示贊成。在他們的推動下，中央於1980年初成立了由一些相對年輕的領導同志組成的書記處，並作出了關於在縣級以上單位設置顧問的決定。1980年8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鄧小平在講話中又特彆強調了他對陳雲關於大膽提拔和放手使用年輕幹部意見的支持。他說：「陳雲同志提出，我們選幹部，要注意德才兼備。所謂德，最主要的，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在這個前提下，幹部隊伍要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並且要把對於這種幹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這些意見講得好。」
由於一些老幹部剛剛恢復工作，要他們很快退下來，思想不通，致使提拔年輕幹部的工作進展緩慢，收效不大。陳雲感到問題緊迫，所以在1981年4月又寫了一篇題為《提拔培養中青年幹部是當務之急》的文稿，分送鄧小平和胡耀邦等人，並提議在即將召開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討論青年幹部問題。鄧小平完全贊同陳雲的意見，同時指出，「老幹部方面的問題還沒有處理得好」。於是，陳雲又召集黨和軍隊幹部工作部門的負責人開會，研究老幹部離休退休問題，並主持起草了座談會紀要。
十一屆六中全會印發了陳雲的上述文稿和座談會紀要，會後，中央又留下各省、市、自治區的黨委書記，開了三天會，專門討論提拔培養中青年幹部和做好老幹部離職休養與退休工作的問題。鄧小平在陳雲講話後發表了即席講話，指出：「我們歷來講，這是個戰略問題，是決定我們命運的問題。現在，解決這個問題已經是十分迫切了。」“去年十二月中央工作會議以後，陳雲同志更尖銳地提出這個問題。他提得非常好，我贊成。原來我們還是手腳小了一點，陳雲同志提出，選拔中青年幹部不是幾十、幾百，是成千上萬。”“現在六十五歲的人，過五年就七十歲了。時間過得很快。所以，陳雲同志這個建議我是雙手擁護。”在那次講話中，鄧小平還講：“我和陳雲同志交過心的，老實說，就我們自己來說，現在叫我們退，我們實在是心裏非常愉快的。當然，現在還不行。我們最大的事情是什麼？國家的政策，黨的方針，我們當然要過問一下，但是最大的事情是選拔中青年幹部。我們兩個人的主要任務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1982年十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正式宣佈成立中央顧問委員會，中顧委成為與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並列的中央三大委員會之一。十二大選舉出了中顧委委員172人，鄧小平擔任中顧委主任。隨著中顧委的建立，一大批原來在國家黨、政、軍系統擔任高級領導職務、在黨內外具有崇高聲望的老幹部以身作則，帶頭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進入中顧委，從而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實現了中央領導機構的新老交替。同時，「顧問委員會只設到省一級，省以下各級組織一律不設」。在中顧委設立之初，鄧小平就中顧委的性質、任務、工作方法、注意事項作了全面闡述，並指出“可以設想再經過10年，最多不要超過15年，取消這個顧問委員會”。1987年十三大，陳雲當選為第二屆中顧委主任。十三大尤其是十三屆五中全會後，新的中央領導集體日漸成熟，中顧委主動逐漸減少活動。
1989年9月，鄧小平在同中央幾位負責同志作政治交待時講了一番話。他說：「我過去多次講，可能我最後的作用是帶頭建立退休制度。我已經慢慢練習如何過退休生活，工作了幾十年，完全脫離總有個過程。下次黨代表大會不搞顧問委員會了，還是搞退休制度。」陳雲對取消中顧委、設立退休制度也有著共同的思考。宋任窮回憶道：“1991年上半年，陳丕顯同志在上海看望了陳雲同志。陳雲同志要陳丕顯同志回北京後向薄一波同志和我轉達他的意見。陳雲同志說：‘我十四大以後不再幹了，我考慮了，決定了。至於一波、任窮同志干不幹，中顧委以後設立不設立，請他們研究。’聽了陳雲同志的意見後，薄一波同志和我一起進行了商量。我們一致意見是：我們兩人都要退，十四大以後不再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並向陳雲同志作了報告。陳雲同志聽後表示很高興。不久，薄一波同志和我的意見也得到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會的一致贊同。後來，在準備起草中顧委向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的工作報告中，也寫進了上述意見。”在鄧小平、陳雲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共同努力下，中顧委正式取消。
1983年6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討論集中財力物力、保證重點建設問題。陳雲在會上講了四點意見後，又特別講了一下幹部年輕化問題，提出目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第二梯隊的幹部，年齡也是60歲以上了，與中央常委中第一梯隊的年齡相差不大，因此，要抓緊選拔50歲上下、特別是40歲上下的優秀幹部，把第三梯隊也建立起來。只要有了第二梯隊，並且有了第三梯隊，跟隨「四人幫」的“三種人”就翻不了天。他指出：“這是黨和國家的大計。老同志要自覺地、認真地、正確地選拔接班人，真心誠意地幫助他們，培養他們，主動地給他們讓位，‘把他們扶上馬，再送上一程’。”對這個意見，鄧小平再次給予了呼應。他說：“陳雲同志的講話，不但談了經濟問題，還談了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即幹部隊伍三個梯隊的配備問題。這個問題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的命運，講得非常好。”
在鄧小平和陳雲的合力推動下，中國共產黨比較好地解決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一直沒有解決好的新老交替制度化的問題，使黨保持了生機與活力，使國家的各項事業得以持續健康地發展。
（作者系電視片《陳雲的故事》撰稿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