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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文革」:毛澤東一人究竟犯了多大的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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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文革」:毛澤東一人究竟犯了多大的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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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文革」:毛澤東一人究竟犯了多大的錯?

2019年06月03日 17:33

對於毛澤東的個人評價,也是這次爭論的焦點,大家對他在民主革命中的功績分歧不大,但對他在建國以後的歷史實踐則頗多非議,而這些問題又和毛澤東的為人、行事作風相關。有人就指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不是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開始,整人告終。

1981年,鄧小平、華國鋒、胡耀邦、陳雲、李先念等在五屆人大四次會議上

節選自《告別「文革」:“歷史決議”是如何煉成的?》,全文原載於《文史參考》2012年第7期。

……

除了歷史問題,起草小組能遇到一個棘手的難題,和現實密切相關,就是要把粉碎「四人幫」以後的四年這一段寫到《歷史決議》中去,這個問題又繞不開對華國鋒的評價,此時的華國鋒,還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因此,這一段最初只寫了6行100多字意思了一下。

到了9月10日,一個完整的決議稿寫出來了,當日發給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座談會討論。這一稿中關於「文革」的論述佔全稿將近三分之一,對毛澤東的錯誤,尤其是發動和領導「文革」的錯誤進行了否定評價,可以說是整個《決議》中最受人關注的部分。在座談會上,胡喬木講了歷史決議中一個份量很重的新論斷,那就是「文革」的性質——不是革命,而是內亂。參與起草工作的龔育之回憶了 “革命”變為“內亂”的思路扭轉:“它叫‘文化大革命’,後來又說是政治大革命,可是,它不但在文化上、在政治上不是什麼‘革命’,在任何意義上也不能叫‘革命’。那麼,能不能說是反革命? 林彪、‘四人幫’是反革命, 但整個‘文化大革命’不好說是反革命。也不能說是一場階級鬥爭,哪個階級同哪個階級斗呢? 只好叫內亂,是一個特殊的局面。”

說明了毛澤東的錯誤, 這就為完整、準確地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解決了一個帶有關鍵性的難題。本來,關於「文革」的危害和毛澤東的錯誤,在小組徵求意見時,存在著各種各樣的說法。《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若水認為,在《決議》里不要寫“毛澤東思想”,只寫“毛澤東的思想”,這樣可以既包括他正確的思想,也包括他錯誤的思想。後來胡喬木提了一個辦法——把“毛澤東晚期的思想”同“毛澤東思想”區別開來,社科院副院長周揚認為“晚期思想”就不容易區分其和毛澤東思想的不同,而且還會發生“晚期”、“早期”、“中期”等類的問題,不如乾脆提“晚年的錯誤”為好。《決議》後來就採用了把毛澤東的晚年錯誤和毛澤東思想區別開來的方法。毛澤東思想是正確的,而他晚年犯了錯誤,這個錯誤不但違反了馬列主義,而且也違反了他自己的一貫思想——毛澤東思想。

座談會後,根據中央常委同志的意見,胡喬木親自執筆加寫了關於粉碎四人幫以後四年的一段,兩千多字,於10月6日送常委各同志審閱批改。

當天,葉劍英、鄧小平、陳雲、胡耀邦、趙紫陽等中央政治局常委看完新增的這一段後都表示同意,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李先念出國, 沒有來得及看,原先已經表示過贊成寫。華國鋒親自給胡喬木打電話, 說這段話沒有經過常委正式討論, 不贊成加印到決議的討論稿里去。胡喬木即將華國鋒的意見報告鄧小平、胡耀邦。10月10日,鄧小平約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談話,表示既然華國鋒不贊成,先不加。

四千人討論:有人提議不提毛澤東的錯誤

10月中旬,《決議》發到全黨四千名高級幹部中談論,接受更多人的評判。實際參加的人數比原定的要多,大約有五千六百多人。這次討論,從10月中旬開始,持續了一個多月,到11月下旬結束。這是自「文革」結束以來,在體制內最大規模的針對毛澤東和「文革」等議題的公開討論,史稱“四千人討論”。

四千人討論不是集中在北京, 而是由中央把討論稿分發給中央黨政軍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黨委, 分頭組織討論。討論中有許多不同意見,有時還展開激烈爭論,有些問題也提得相當尖銳。

對於毛澤東的個人評價,也是這次爭論的焦點,大家對他在民主革命中的功績分歧不大,但對他在建國以後的歷史實踐則頗多非議,而這些問題又和毛澤東的為人、行事作風相關。有人就指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不是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開始,整人告終。

鄧小平1981年8月21日會見了義大利女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鄧小平在這位外媒記者面前「解剖」了自己: “我是犯了不少錯誤的, 包括毛澤東同志所犯的錯誤, 我也有份。”

比方說:如何評價「文革」前17年?

胡喬木的原稿提出:在17年中,多數情況我們黨的路線是正確的,取得了偉大的成績。大家對這個結論不完全同意。有人疑問:「文革」前17年有沒有路線錯誤?有,那麼主要是“毛澤東的錯誤”,還是草稿所籠統說的是“黨的錯誤”?許多人強調存在一條“左”傾路線,毛澤東就是“左”傾路線的總代表,不能迴避,對此要有一個正確的評價。

對於毛澤東的個人評價,也是這次爭論的焦點,大家對他在民主革命中的功績分歧不大,但對他在建國以後的歷史實踐則頗多非議,而這些問題又和毛澤東的為人、行事作風相關。有人就指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不是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開始,整人告終。

針對這種情況,黨內有一些人也非常擔憂,開國大將黃克誠就不同意錯由毛澤東一人負責,他說:「比如反右派擴大化,錯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個人負責。我那時是書記處成員之一,把有些人劃為右派,討論時未加仔細考慮就倉促通過了。自己做錯的事情怎麼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全國為什麼錯划了那樣多右派?我看各級黨委都要負一定的責任。‘大躍進’中,許多做具體工作的人盲目地浮誇,將事實歪曲到驚人的程度,使錯誤發展到嚴重的地步,也是有責任的。同志們可以想一想,反右派、大躍進、五九年廬山會議、提出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理論、決定搞‘文化大革命’、以至錯誤地開除劉少奇同志的黨籍等等,哪一次不是開中央全會舉手通過決議的?如果中央委員多數都不贊成,各級領導幹部都不贊成,毛主席一個人怎麼能犯那樣大的錯誤呢?」

對於許多人由於受過打擊、坐過牢的幹部對毛澤東有憤慨情緒,黃克誠說可以理解,他自己也吃了一些苦頭,但是:「不能從我們個人的利害得失、個人的憤慨不平出發 。」

四千人討論的一些意見也隨時送到鄧小平那裏,對於毛澤東思想的評價,他認為不僅是理論問題,還是政治問題,寫過頭,會給我們黨和國家抹黑:「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面旗幟,實際上就是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鄧小平還提出, 對毛澤東的錯誤“一定要毫不含糊地進行批評, 但是一定要實事求是”。

陳雲就決議中如何具體寫毛澤東的錯誤問題向起草小組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一、毛主席的錯誤問題,主要講他的破壞民主集中制,凌駕於黨之上,一意孤行,打擊同他意見不同的人。二、整個黨中央是否可以說, 毛主席的責任是主要的。黨中央作為一個集體來說,有責任, 沒有堅決鬥爭。三、毛主席的錯誤, 地方有些人有相當大的責任。陳雲對毛澤東晚年錯誤的這種分析, 與早前鄧小平的對此問題的認識「如出一轍」, 而陳雲的意見對起草小組如何評價毛澤東, 以致總結“文化大革命”影響很大。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葉劍英與鄧小平(資料圖)

    林彪對賀龍「削其羽翼」,廖漢生一夜之間成囚徒

1954年廖漢生中將被任命為最年輕的國防部副部長。1955年他和一批將軍進入軍事學院戰役系深造,畢業時從學員直接升任院長。儘管他再三申明:「我一個中將怎麼能接替著名戰略家、軍事教育家劉伯承元帥的位子呢?再說我本身的能力也不行。」但是一紙命令還是讓他走馬上任了。

1960年1月,他奉調赴任北京軍區政治委員,擔負起護衛京畿重地的要職。儘管置身於政治中心,常常與中央領導有許多直接的接觸,但從不善於走動關係的廖漢生仍憑著耿直的作風,在這個崗位上一口氣幹了7年。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登上天安門城樓首次接見紅衛兵。那天,毛澤東把北京軍區司令楊勇、政委廖漢生叫到面前,指示說:「你們兩個一是要團結好,二是要向林彪多請示彙報。」然而,此刻的林彪卻是要對賀龍「削其羽翼」,廖漢生早年就與賀龍一道幹革命,自然在劫難逃。

話說「文工團的人到了政委家,要找他。」沒想到,廖漢生一到家就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帶到軍區大院關押起來,並被告知:當天早上有人貼出大字報,提出了他的“四大罪狀”。若干年後他得知,大字報是林彪叫人到其住處炮製的,他被關押也是林彪授意的。幾天後,楊勇司令員也被關起來。

此後,大會小會的批鬥,白天黑夜的審問,成了他每日的「功課」。一大堆莫須有的罪名扣在他身上,什麼“賀龍的親信”、“二月兵變的幹將”、“假黨員”、“三反分子”等等。起初,他還真是想不通,憤懣、痛苦、困惑……

轉眼間5年過去。

1972年7月間,廖漢生被專案組人員從石家莊關押地帶回北京,當時的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向他宣佈了3條:「第一條,毛主席說的,你沒有罪,有錯誤;第二條,解除監護。」“什麼監護?”廖漢生對這個詞很生疏,心想:我不是被關起來嗎,噢,這叫監護。“第三條,林彪叛黨叛國,摔死了。”

「監護」的人撤走了,大套間裏只剩下孤零零的廖漢生,他才意識到:從此他又獲得了自由!7月31日,廖漢生接到去人民大會堂出席“八一”建軍節招待會的通知。他懷疑地對通知人講:“我還能出席‘八一’招待會呀?”一會兒,碰見了久違的王“鬍子”———王震,王“鬍子”問:“通知你了沒有?”他答道:“通知了,我能出席嗎?”王“鬍子”語調重重地說:“當然能出席,一定要出席!”

8月1日,報紙、廣播公佈了1972年建軍節招待會出席人員名單。在一份名單就是一張政治晴雨表的特定年代,人們重新看到包括了廖漢生在內的一批被打倒的將軍的名字,也從中看到了一線希望之光。而這正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為糾正林彪極左路線,重新「解放」並啟用老幹部的一個重要步驟。

 復出後的鄧小平將廖漢生派往華東

1975年1月,正當「四人幫」恣意橫行、企圖“組閣”之際,毛澤東親自提名鄧小平擔任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總參謀長等要職,同時調整了各大軍區主要領導。廖漢生受命擔任南京軍區政治委員。當時的南京軍區所轄防區包括江蘇、浙江、安徽和上海,軍區機關駐地南京與「四人幫」發跡的老巢———上海相毗鄰,在北京握有重權的張春橋仍然直接掛名南京軍區第一政委和黨委第一書記。到這樣一個地區任職,其是非之多、麻煩之大、擔子之重,自不待言。

臨行前,主持軍隊工作的鄧小平找廖漢生談話,態度鮮明而又寓意深長地說:「你過去是有角的,有硬角,你到了那裏要保持這個角!」葉劍英元帥也先後幾次叮囑:毛主席已經多次批評了「四人幫」,你們沒事不要往上海跑。按照小平同志和葉帥的囑託,他以清醒的頭腦立於是非之地,積極貫徹中央軍委關於“軍隊要整頓”的方針,下部隊,跑海防,一心撲在部隊建設上。

1976年,隨著周恩來的逝世,「四人幫」的氣焰越來越囂張,觸發了一場席捲神州的政治鬥爭。南京市成千上萬的群眾紛紛來到梅園新村原中共代表團駐地悼念周恩來,從上海到北京的那趟列車途經南京時,車廂被人們用油漆刷上了長長的標語,鋒芒直指「四人幫」。不久,北京就爆發了影響巨大的“天安門事件”。

清明後第10天,廖漢生等南京軍區有關人員、江蘇省委負責人被召至北京人民大會堂,向中央政治局彙報南京事件的追查情況。

「四人幫」在會上宣稱: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是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的,同去年刮的“右傾翻案風”有聯繫,鄧小平是總後台。發生在南京的事件同北京天安門反革命事件的性質一樣,時間比北京還早,影響面廣,火車上的大標語帶到全國去了,軍區、省委態度不夠明朗,沒有制止,追查不力。

這個會名義上是政治局全體成員聽取彙報,實際上是批廖漢生和彭沖,江青主批。廖漢生彙報時有人插話,抱怨軍區報紙把他講的「北京事件處理得很好!很好!很好!」刪掉兩個“很好”,江青聽後指責說:“廖漢生,你是政府要員,你為什麼不制止?”江青又說:“啊!你不要欺負他了!”

廖漢生已經不止一次聽江青說這個話了。他當即火氣十足地回答:「今天在政治局召開的會議上,我就要把話說清楚,我工作上有錯誤,但是我欺負沒欺負他,政治局可以派人檢查。」當場把江青頂得瞠目結舌。會場沉悶了一陣,汪東興出來打岔說:“江青同志開個玩笑嘛!”

又惱又羞的江青趕緊接過話說:「是啊,開個玩笑嘛。我們都是老熟人嘛!你們縱隊在沙家店打得很好嘛。」江青一下子把話題扯到30年前保衛延安時期的陳年往事去了。

聽到江青提起什麼「老熟人」,廖漢生想起兩個月前江青召集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打招呼會”上,她神氣活現地轉了一圈,挨個點名教訓一番,點到江蘇省委書記彭沖時,江青陰陽怪氣地說:“彭沖啊,我看你衝到哪裏去?”廖漢生挨著彭沖坐,江青彷彿不認識地說:“你是誰,叫什麼名字呀?”“我是廖漢生。”江青“啊”了一聲,說:“你不要欺負××。”廖漢生莫名其妙,說:“我欺負不欺負他,他就在這裏,你可以問他嘛。”這次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又提出這樣的指責,實在令廖漢生忍無可忍。

汪東興打的一個岔,稍稍緩和了緊張的氣氛。

粉碎「四人幫」上海叛亂

轉眼間到了金秋十月,粉碎「四人幫」的第二天,黨中央派了一架飛機將上海、江蘇和南京軍區的負責人接到北京,當晚開會通報:「四人幫」被扣起來了。聽到這個消息,同機來的人有的欣喜若狂,有的沮喪萬分。北京的秋夜已經很涼了,廖漢生的心裏卻感到一股股振奮不已的熱流。

當北京的事情解決之後,黨中央立即把關注的目光放到上海,要廖漢生防止上海出亂子。

此時「四人幫」在上海的親信如熱鍋上的螞蟻,一個堵塞上海與外界水陸交通、佔領廣播電台的計劃已經制定出來,有人叫囂:“豁出去幹了!”有人猶豫:“等等再說。”

次日,廖漢生受命匆匆飛回南京,連夜召開會議,迅速部署防護方案,確保上海和整個華東地區的穩定。由於黨中央及時採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沒有放一槍一炮,沒有出一點亂子,「四人幫」的陰謀就被徹底粉碎了。

(據《縱橫》200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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