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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龍入黨尋找新的革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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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龍入黨尋找新的革命之路

2019年06月03日 18:54

賀龍入黨尋找新的革命之路

衛惠笈

1921年,賀龍率部駐防桃源,常和桃源縣的一些知識界人士接觸。當時的桃源,受五四運動影響,新文化運動頗為活躍。桃源有兩所著名的學校:桃源女子師範和省立第二師範。這兩所學校中的一些知識分子,在毛澤東等發起的新民學會影響下,開始探索馬克思主義,傳播救國救民的真理。這兩所學校的校長彭施滌、田佐漢、陳伯陶都是賀龍的座上客。賀龍對彭施滌的革新精神和女師的愛國行動十分欽佩,不僅經常予以物質上的援助,而且把自己的妻子向元姑、女兒賀金蓮送進了這所學校讀書。

9月,賀龍的司令部里來了兩位客人。一位是介紹他加入中華革命黨的老師陳圖南,另一位是陳圖南在日本的同學花漢儒。好客的賀龍留他們在桃源住了兩個星期。白天陪他們同游桃源,指點江山;晚上,與他們燈下同坐,縱論天下大事。這兩位客人各有自己的哲學觀念和政治主張。陳圖南大談俄國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他認為孫中山的平均地權雖然不錯,但權力、政府是產生一切罪惡的根源,將來的中國必須建立一個沒有政府的「自由」社會。花漢儒則向賀龍宣傳蘇俄的社會主義。他告訴賀龍,蘇俄在列寧領導下已經打倒了沙皇,建立了工農兵蘇維埃。五四運動說到底是在蘇俄十月革命影響下產生的。蘇俄的路是工農當家作主的路,也是中國要走的路。這兩個人觀點截然不同,他們時常爭論不休,甚至弄得面紅耳赤。

這兩個人宣傳的東西,都是賀龍從來沒有聽到過的,因而引起了濃厚的興趣。對於他們的爭論,他聽得格外仔細,還不時插嘴問些弄不清的問題、名詞術語什麼的。他覺得,陳圖南講的,僅是一種想法,似乎根據不足,頗似空想。理論上說得好聽,事實上很難做到。花漢儒說的,卻是一個國家已經做過的,是實實在在的現實,儘管這個國家實際情況到底怎樣,他不清楚。他多次請花漢儒具體介紹蘇俄革命情況。花漢儒告訴他,俄國革命是一個叫布爾什維克的共產黨領導的。

賀龍問花漢儒:「世界其他地方有沒有這樣的政黨?」

花漢儒說:「有,全世界有一個總的國際黨(即共產國際——筆者注)。」

「中國有沒有?」

「中國有許多共產主義小組,剛剛成立了共產黨。」花漢儒回答,並對賀龍說,“雲卿兄,帶隊伍光有人和槍還不行,還必須有一個黨來作靠山,那才穩當,有方向,有力量。”

這是賀龍平生第一次聽到共產黨,聽到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在他的思想上引起了很大震動。他後來回憶說:「談社會主義的,我聽得條條有道理。我就問花漢儒,有沒有談社會主義的書,他找了一些書念給我聽。過了幾天,我又問他,有沒有這樣的黨,他說有個國際黨。我對於這個印象是很深的。對於我的思想是一個很大的啟發。他們講的黨,對我很有幫助。這時候,共產黨在我腦子裡印象就相當深了。自從我知道了共產黨,我就注意找共產黨了。」

1926年8月下旬,賀龍率師攻克慈利,月末進入津市、澧州。這時,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派共產黨員周逸群為隊長,以共產黨員為骨幹組成的「國民革命軍左翼軍宣傳隊」來到第九軍第一師。

兩人一見如故。賀龍笑著說:「很對不起你喲,在銅仁的時候,我們的部隊吃了你家穀倉里好多穀子呀!」

「不要緊嘛。」周逸群大笑,“我家的穀子,只怕革命軍吃得太少了。越吃得多,越好打仗啊!”

賀龍伸出三個手指頭說:「30多大擔啊!我們剛到銅仁,正碰上缺糧,幸好你丈人老子大方,聽說我賀龍缺糧,要多少挑多少,還不要過秤。」

「這完全應該嘛!」周逸群說,“我家的穀子都是農民種的。看來銅仁的農民運動不興旺,否則,這些穀子應該沒收,全部交給你們吃。”

聽周逸群這麼說,賀龍心想,聽說黃埔軍校,特別是青年軍人聯合會裏有不少共產黨,周逸群可能就是個共產黨。但他不便直接問人家,那樣太不禮貌了。他眨眨眼,問道:「逸群先生,我在銅仁看見過你寄回去的材料,知道黃埔有個青年軍人聯合會,不知這個組織是國民黨的,還是共產黨的?」

周逸群沒有正面回答,只是說:「青年軍人聯合會反對孫文主義學會,反對軍閥,反對獨裁呀!」

「他肯定是個共產黨。」賀龍這樣想,於是,坦誠地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諸如,革命政府怎樣領導軍隊?國民革命軍為何要設立黨代表、政治部和政工人員?宣傳隊的宗旨是什麼?周逸群十分認真地作了詳細回答。從他的回答中,賀龍聽到了許多帶兵以來從未聽過的新鮮事,感到十分興奮。

第二天,賀龍召開歡迎大會,把周逸群和宣傳隊介紹給全體官兵。周逸群在一師同賀龍朝夕相處,對賀龍思想影響很大。賀龍感到,周逸群確實是個人才,如果按照他講的一套來治軍,不僅部隊能改造好,而且革命也有了辦法。他覺得一條新路就在腳下了。

賀龍想寫一段新的歷史。1914年,他參加中華革命黨。1919年10月,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他沒有參加,而是想參加已經找到的共產黨。他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周逸群。當時,中共中央有規定,在友軍內部不准吸收高級軍官入黨。周逸群當然不敢貿然表態。他對賀龍說:「共產黨是不關門的。只要夠條件,時機一到,一定會有人來找你的。」但是,賀龍這個人,只要他認定是正確的東西,是必須追求的,不達目的誓不罷休。要求加入共產黨也一樣。他並不因為周逸群的婉言而停止、等待,而是不斷地要求。

1927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軍委書記周恩來專程登門拜會了賀龍。賀龍、周逸群熱情地把他迎進屋裏。周恩來握著賀龍的手說:「我來拜訪你,不是禮節性的,開門見山吧。我是找你商量起義計劃的。我們立刻談行嗎?」

賀龍請周恩來就座。他讓送茶的副官離去,自己接過一杯茶,恭敬地送到周恩來面前,說:「好極了。周先生,請坐下談,我洗耳恭聽!」

周恩來笑了起來,指著賀龍說:「洗耳恭聽是不夠的。你是大將軍,光動耳朵怎麼成?還要動手動腳動槍動炮呢!」

賀龍聽到了大笑起來。

周恩來對賀龍說,昨天,根據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了中共前敵委員會,決定7月30日晚舉行武裝起義。周恩來詳細講述了經過前敵委員會討論過的起義計劃及有關問題。最後說:「賀龍同志,我想聽聽你的意見。」

賀龍說:「我完全聽共產黨的命令,黨要我怎麼干就怎麼干。」

周恩來點頭說:「共產黨對你下達的第一個命令,就是前委任命你為起義軍總指揮。」

賀龍一驚。什麼?起義軍總指揮?他知道到南昌來參加起義的部隊,除了二十軍以外,還有葉挺領導的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朱德領導的第三軍軍官教導團,等等,他們都是共產黨員,我怎麼能擔得起這個總指揮呢?他坐不住了,站起來說:「我還沒有入黨……」

周恩來打斷了他的話,說:「黨是相信你的,你剛剛講過完全聽共產黨的命令,怎麼第一個命令就……」

「好,我服從。」賀龍馬上表態。

「這就對頭了。」周恩來高興地說:“南昌守軍有3000多人。朱培德的第五路軍總指揮部警衛團還是很有戰鬥力的。我們決定由葉挺同志任前敵總指揮、劉伯承同志任參謀團團長,想請你和伯承同志一起定一個具體作戰計劃。我想,起義軍總指揮部和參謀團就設在你們二十軍軍部。你看,可以嗎?”

賀龍說:「好,一切服從命令。只是要快,我們這場戲是楊排風上陣,連燒帶打呢!」說得大家哈哈大笑。

賀龍後來對他的部下談及這次會面時說:「我遇到了真正的共產黨員,他說,人要有階級覺悟,又有階級觀點、階級立場。要學會善於運用階級分析來認識事物的本事。他的話,對促使我的思想覺悟起了決定作用。」

就這樣,賀龍和周恩來、葉挺、朱德、劉伯承領導了推遲到8月1日凌晨舉行的南昌起義。

南昌起義的考驗進一步證明了賀龍對黨的忠誠。不久,賀龍終於如願以償加入中國共產黨。在風雲變幻的時刻,一個不是共產黨員的高級將領,能有這樣的革命堅定性,的確是難能可貴的。賀龍用自己的行動,書寫了可敬的歷史,使處於危難之中的中國共產黨人看到了他對共產黨領導的真誠接受,看到了他那種革命的堅定性,看到了他那顆火熱的心。

(摘自1999年第8期《支部建設》,原標題為《十年征戰十年探索——賀龍要尋找新的革命之路》)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對於毛澤東的個人評價,也是這次爭論的焦點,大家對他在民主革命中的功績分歧不大,但對他在建國以後的歷史實踐則頗多非議,而這些問題又和毛澤東的為人、行事作風相關。有人就指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不是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開始,整人告終。

1981年,鄧小平、華國鋒、胡耀邦、陳雲、李先念等在五屆人大四次會議上

節選自《告別「文革」:“歷史決議”是如何煉成的?》,全文原載於《文史參考》2012年第7期。

……

除了歷史問題,起草小組能遇到一個棘手的難題,和現實密切相關,就是要把粉碎「四人幫」以後的四年這一段寫到《歷史決議》中去,這個問題又繞不開對華國鋒的評價,此時的華國鋒,還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因此,這一段最初只寫了6行100多字意思了一下。

到了9月10日,一個完整的決議稿寫出來了,當日發給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座談會討論。這一稿中關於「文革」的論述佔全稿將近三分之一,對毛澤東的錯誤,尤其是發動和領導「文革」的錯誤進行了否定評價,可以說是整個《決議》中最受人關注的部分。在座談會上,胡喬木講了歷史決議中一個份量很重的新論斷,那就是「文革」的性質——不是革命,而是內亂。參與起草工作的龔育之回憶了 “革命”變為“內亂”的思路扭轉:“它叫‘文化大革命’,後來又說是政治大革命,可是,它不但在文化上、在政治上不是什麼‘革命’,在任何意義上也不能叫‘革命’。那麼,能不能說是反革命? 林彪、‘四人幫’是反革命, 但整個‘文化大革命’不好說是反革命。也不能說是一場階級鬥爭,哪個階級同哪個階級斗呢? 只好叫內亂,是一個特殊的局面。”

說明了毛澤東的錯誤, 這就為完整、準確地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解決了一個帶有關鍵性的難題。本來,關於「文革」的危害和毛澤東的錯誤,在小組徵求意見時,存在著各種各樣的說法。《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若水認為,在《決議》里不要寫“毛澤東思想”,只寫“毛澤東的思想”,這樣可以既包括他正確的思想,也包括他錯誤的思想。後來胡喬木提了一個辦法——把“毛澤東晚期的思想”同“毛澤東思想”區別開來,社科院副院長周揚認為“晚期思想”就不容易區分其和毛澤東思想的不同,而且還會發生“晚期”、“早期”、“中期”等類的問題,不如乾脆提“晚年的錯誤”為好。《決議》後來就採用了把毛澤東的晚年錯誤和毛澤東思想區別開來的方法。毛澤東思想是正確的,而他晚年犯了錯誤,這個錯誤不但違反了馬列主義,而且也違反了他自己的一貫思想——毛澤東思想。

座談會後,根據中央常委同志的意見,胡喬木親自執筆加寫了關於粉碎四人幫以後四年的一段,兩千多字,於10月6日送常委各同志審閱批改。

當天,葉劍英、鄧小平、陳雲、胡耀邦、趙紫陽等中央政治局常委看完新增的這一段後都表示同意,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李先念出國, 沒有來得及看,原先已經表示過贊成寫。華國鋒親自給胡喬木打電話, 說這段話沒有經過常委正式討論, 不贊成加印到決議的討論稿里去。胡喬木即將華國鋒的意見報告鄧小平、胡耀邦。10月10日,鄧小平約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談話,表示既然華國鋒不贊成,先不加。

四千人討論:有人提議不提毛澤東的錯誤

10月中旬,《決議》發到全黨四千名高級幹部中談論,接受更多人的評判。實際參加的人數比原定的要多,大約有五千六百多人。這次討論,從10月中旬開始,持續了一個多月,到11月下旬結束。這是自「文革」結束以來,在體制內最大規模的針對毛澤東和「文革」等議題的公開討論,史稱“四千人討論”。

四千人討論不是集中在北京, 而是由中央把討論稿分發給中央黨政軍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黨委, 分頭組織討論。討論中有許多不同意見,有時還展開激烈爭論,有些問題也提得相當尖銳。

對於毛澤東的個人評價,也是這次爭論的焦點,大家對他在民主革命中的功績分歧不大,但對他在建國以後的歷史實踐則頗多非議,而這些問題又和毛澤東的為人、行事作風相關。有人就指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不是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開始,整人告終。

鄧小平1981年8月21日會見了義大利女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鄧小平在這位外媒記者面前「解剖」了自己: “我是犯了不少錯誤的, 包括毛澤東同志所犯的錯誤, 我也有份。”

比方說:如何評價「文革」前17年?

胡喬木的原稿提出:在17年中,多數情況我們黨的路線是正確的,取得了偉大的成績。大家對這個結論不完全同意。有人疑問:「文革」前17年有沒有路線錯誤?有,那麼主要是“毛澤東的錯誤”,還是草稿所籠統說的是“黨的錯誤”?許多人強調存在一條“左”傾路線,毛澤東就是“左”傾路線的總代表,不能迴避,對此要有一個正確的評價。

對於毛澤東的個人評價,也是這次爭論的焦點,大家對他在民主革命中的功績分歧不大,但對他在建國以後的歷史實踐則頗多非議,而這些問題又和毛澤東的為人、行事作風相關。有人就指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不是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開始,整人告終。

針對這種情況,黨內有一些人也非常擔憂,開國大將黃克誠就不同意錯由毛澤東一人負責,他說:「比如反右派擴大化,錯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個人負責。我那時是書記處成員之一,把有些人劃為右派,討論時未加仔細考慮就倉促通過了。自己做錯的事情怎麼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全國為什麼錯划了那樣多右派?我看各級黨委都要負一定的責任。‘大躍進’中,許多做具體工作的人盲目地浮誇,將事實歪曲到驚人的程度,使錯誤發展到嚴重的地步,也是有責任的。同志們可以想一想,反右派、大躍進、五九年廬山會議、提出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理論、決定搞‘文化大革命’、以至錯誤地開除劉少奇同志的黨籍等等,哪一次不是開中央全會舉手通過決議的?如果中央委員多數都不贊成,各級領導幹部都不贊成,毛主席一個人怎麼能犯那樣大的錯誤呢?」

對於許多人由於受過打擊、坐過牢的幹部對毛澤東有憤慨情緒,黃克誠說可以理解,他自己也吃了一些苦頭,但是:「不能從我們個人的利害得失、個人的憤慨不平出發 。」

四千人討論的一些意見也隨時送到鄧小平那裏,對於毛澤東思想的評價,他認為不僅是理論問題,還是政治問題,寫過頭,會給我們黨和國家抹黑:「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面旗幟,實際上就是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鄧小平還提出, 對毛澤東的錯誤“一定要毫不含糊地進行批評, 但是一定要實事求是”。

陳雲就決議中如何具體寫毛澤東的錯誤問題向起草小組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一、毛主席的錯誤問題,主要講他的破壞民主集中制,凌駕於黨之上,一意孤行,打擊同他意見不同的人。二、整個黨中央是否可以說, 毛主席的責任是主要的。黨中央作為一個集體來說,有責任, 沒有堅決鬥爭。三、毛主席的錯誤, 地方有些人有相當大的責任。陳雲對毛澤東晚年錯誤的這種分析, 與早前鄧小平的對此問題的認識「如出一轍」, 而陳雲的意見對起草小組如何評價毛澤東, 以致總結“文化大革命”影響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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