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的三封家書
左智勇
人民立場是黨的根本政治立場，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的根本宗旨。朱德始終不忘初心，心繫人民，艱苦樸素。
1937年，朱德率部前往抗日前線。9月5日，在總部出發前一天，朱德給在四川的親屬寫了一封信。這是他10年來第一次寫家信。在信中，他說：「如理書等可到前線上來看我，也可以送他們讀書。我從沒有過一文錢，來時需帶一些錢來。」9月27日，他又寫了一封家書，詢問川北家中情況，並問及後代：「設法培養他們上革命戰線，決不要誤此光陰。至於那些望升官發財之人決不宜來我處，如欲愛國犧牲一切能吃勞苦之人無妨多來。我們的軍隊是一律平等待遇，我與戰士同甘苦已十幾年，快愉非常。」「我為了保持革命良規，從來也沒有要過一文錢，任何閑散人來，公家及我均難招待。革命辦法非此不可。」11月6日，他在第三封家書中寫道：「我擔負革命工作晝夜奔忙，十年來艱苦生活，無一文薪水，與士卒同甘共苦，決非虛語。現時雖編為國民革命軍，仍是無薪水，一切工作照舊，也只有這樣才能將革命做得成功。」「我雖老已五十二歲，身體尚健，為國為民族求生存，決心拋棄一切，一心殺敵。」
當得知遠在四川老家的母親生活非常困苦後，朱德不得已向自己的老同學戴與齡寫信求援。11月29日，他在給戴與齡的信中說：「家中有兩位母親，生我養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歲乏食，恐不能度過此年，又不能告貸。我數十年無一錢，即將來亦如是。我以好友關係，向你募二百元中幣。」戰功赫赫的八路軍總司令清貧如此、清廉如此，讓人肅然起敬!
1946年11月，在朱德60歲生日之際，董必武從南京給他寄來兩首祝壽詩。朱德依原韻，和了兩首。其中兩句讚揚我們黨領導的解放區：「實行民主真行憲，只見公僕不見官。」其實，朱德自己就是人民公僕的典範。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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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是不幸和災難的一年，也是轉變中國歷史的一年。這一年，深深印在鄔吉成腦海里的事可以說是太多太多了。
1月8日早晨，中央警衛局副局長鄔吉成和中央辦公廳警衛處值班室副主任東方，民航總局副局長張瑞靄，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江明，還有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邱巍高，聚集在首都機場，正在開會研究那裏的現場警衛事宜。
會議剛開不久，鄔吉成就接到中辦警衛處警衛值班室的電話，說周總理逝世了，要他們立即回城。聽到這個消息，當時鄔吉成的心頭像被重器捶擊，沉重萬分，沒想到他老人家就這麼突然離去。
在那一時刻，聽聞如此噩耗，全國絕大多數人的心情，都「沉痛萬分」。但鄔吉成則更痛一分，因為這其中包含著一重永遠不能彌平的遺憾！
原國務院副秘書長、國家安全部部長羅青長，曾經寫文章記敘了周總理臨終前的召見。那是1975年12月20日，周總理在和他交談中間突然昏厥，他不忍心讓病中的周總理再增勞累，悄悄地離開了病房。所以，人們多把羅青長稱作周總理最後召見的一個人。
然而，這種說法並不確切，因為此後周總理還提出要見一個人，那就是鄔吉成。當然這是讓鄔吉成自己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的，時間在周恩來辭世前六天，即1976年1月2日。
當時周總理已經處在彌留之際，昏迷狀態大大多於醒來時分。而就在這天中午他醒過來時，用含混而微弱的聲音說：「找wu……wu……wu……」但究竟是「wu」什麼，身邊看護的人都聽不清。
人們順著「wu」的發音推測，以為周總理是要見一位姓“吳”的，而且在周總理身邊工作過的人中，確實就有姓“吳”的，例如1965年以後，擔任周總理值班室主任的吳慶彤。
畢竟，在中國，姓鄔的也太少了，再說誰會想到周總理在生命垂危之際，要見一個既不曾在他身邊工作過，又和他主管的業務距離較遠的、僅僅是從事保衛工作的幹部呢？
周總理用神情一次次否定人們的假想後，突然聚集起更多的力量，嘴裏又多迸出了幾個字：「釣魚台的wu。」人們才明白他要見的不是“吳某某”，而是負責釣魚台警衛工作的鄔吉成。
▲鄔吉成
但人們還不敢確定，就又詢問了一聲：「您要見的是不是釣魚台鄔吉成？」周總理點了一下頭。於是周總理的衛士長張樹迎，在向汪東興彙報後馬上給鄔吉成打了個電話：“你馬上到305醫院來，總理要見你。”
鄔吉成立即叫上司機小王，乘車趕到了305醫院。進了醫院的樓里，他徑直進了周恩來病房斜對面總理的護士和隨身警衛的值班室，他記得當時的時間是在兩點左右。「趕緊去見總理吧。」他急於聆聽周總理的指示。
可是，值班室的人告訴鄔吉成：「總理又昏迷了，請你在值班室里等候。」鄔吉成一面等著，一面猜想著周總理召他前來，究竟是要做些什麼囑託和吩咐。等啊等，一直等到大約是黃昏的時候，有人來通知他說：“總理醒過來了。要先服點葯，醫生做一些簡單的處置，你就可以進去了。”可他等到的不是進入的消息，而是“總理又昏迷了，你再等一等吧”。
又是漫長的等待，在沉沉的寒夜中。因為在這個值班室里，老有護士走動，鄔吉成怕影響人家工作，就去了樓門口處的警衛值班室。他記得當時在那裏值班的有劉蘭蓀和康海群。
由於惦記著周總理的召喚，鄔吉成怕因自己睡著了而錯過，所以在值班室里靠一會兒，就到走廊里轉一轉。到了約莫次日凌晨五六點鐘，他在走廊里碰到了鄧穎超大姐，還有作為醫療組組長的衛生部長、謝富治夫人劉湘萍。
鄧穎超見鄔吉成還在苦等，就對他說：「總理還沒醒過來，你已經等了太長時間了，就別在這裏等下去了。你先回去吧，總理再蘇醒過來的時候，我們再通知你來。」
「好的，」鄔吉成剛答應完，就又口隨心思地向鄧大姐提出一個突然冒出的請求：“請讓我在門外看一眼總理吧。”鄧穎超立即點頭答應了，鄔吉成走到周總理的搶救室門邊，當時的門是半敞開的，可以看見病榻上處於昏迷狀態的周總理，他的面龐已經非常的消瘦——
這難道就是我熟悉的那個精力過人、睿智超群的周總理嗎？鄔吉成的內心思緒萬端，但他還是盡全力抑制住悲哀，默默地敬了一個軍禮，悄悄地離開了。
從那以後，根據醫生的回憶，周總理的「心臟在微弱地跳動，呼吸淺而短促，真是脈如遊絲」，他再沒有氣力發出要見什麼人的聲音了，直到他在五天後與世長辭。
每當回顧起這段往事，鄔吉成就抑制不住長長的嘆息：周總理為什麼會在彌留之際提出要見我？他見我究竟要囑咐些什麼？只能是個永久的、無解的謎了。我是多麼希望能完成周總理的最後囑託啊！要是周總理在那個黃昏最後一次蘇醒的時間再延長一點……歷史的機緣就是那麼無法由人來把握，讓我眼睜睜地看著它稍縱即逝。
鄔吉成覺得，周總理在臨終前召自己到他榻前，是對一個警衛工作者的最大信任。因此，在追思周總理的日子裡，他內心的感慨，可以說比起其他人要多很多。
——摘選自《紅牆真相——共和國重大歷史事件始末》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