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北伐戰爭的順利推進，吳佩孚、孫傳芳集團先後被消滅，北洋軍閥中只有張作霖為首的奉系依然控制著北方地區。為了振作殘局，1926年12月，張作霖在天津就任安國軍總司令。1927年春，北京政府形式上以顧維鈞任國務總理兼攝大總統職務，實權則為安國軍總司令張作霖所掌握。與此同時，奉系軍閥高舉「反赤」旗號，不斷製造白色恐怖。
奉系軍閥在其控制區域製造的白色恐怖，迫使國民黨、共產黨的革命工作轉入地下。1926年夏，李大釗和國共兩黨的北方領導機關一起，遷入北京東交民巷蘇聯使館所屬的一個廢棄的兵營里。這一秘密行動被法國、日本使館相繼發現，他們把情況通報給了張作霖的安國軍總司令部，並一起鼓動奉系軍警採取行動。奉系軍警立即進行偵查，獲得確證，於是，軍警便與列強公使商議，打算搜查蘇聯使館。
各國公使們對於搜查蘇聯使館一事並無異議，但認為中國軍警進入東交民巷使館區違反了《辛丑條約》的規定，應該由外交部出面商請。於是，安國軍總司令部將此意思通報給負責外交事務的顧維鈞，顧維鈞不願負此責任，便推諉延宕。奉系見此，派安國軍總司令部外交處處長吳晉直接與列強公使接洽商談。1927年4月4日，領袖公使歐登科（時任荷蘭公使）與各國公使秘密會議，歐登科稱：「張作霖元帥的隨員一再向我提出，俄國人正在濫用使館區的庇護，組織叛亂。據說，有4000支手槍被偷運入舊俄衛隊的兵營，從那裏分散給北京的不法分子。」會議一致同意准許中國軍警進入使館區搜查。
兩天以後，即4月6日上午10時許，京師警察廳總監陳興亞率領警察、憲兵、便衣偵探300餘人，來到東交民巷。陳興亞向歐登科遞交的公文稱：「大批共產黨人躲避在使館區內遠東銀行、中東鐵路辦事處、庚子賠款委員會」，「煽動學生、工人，預謀在首都暴動」，必須「採取果斷措施」。歐登科立即代表公使團在該公文上簽字。很快，大批軍警進入蘇聯使館西側進行搜查。
其實，這次搜查的重點並不是警察廳公文中所指出的三處，而是搜查蘇聯使館的舊兵營。當日，共逮捕50多人，計蘇聯使館工作人員甘布克等15人，中國共產黨北方區執行委員會書記李大釗等20多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路友於等10餘人。
下午2時許，奉系軍警在搜查時，設於舊兵營第一門內的蘇聯使館武官室起火。據警察方面的報告稱：「發現俄人數名盤踞屋內，在彼肆行焚毀文件」，所以即行逮捕，並查獲證據多件。搜查一直持續到當晚7時。在遠東銀行、中東路駐京辦事處，軍警一無所獲，在使館所屬的舊兵營里，查獲槍支彈藥、旗幟、印章以及大批的文件材料。
當日傍晚，領袖公使歐登科向中國外交部遞交照會，抗議軍警「逾越所准許之權力範圍」，搜查蘇聯使館所屬的舊兵營。同時，因為軍警搜查到的「叛亂」武器，不足其向公使團指控的百分之一、二，公使團又同意將原先搜查日期延展兩天。
4月7日，天津警察廳會同法國巡捕搜查了法租界內蘇聯駐華商業貿易機構；同日，上海公共租界發生外國巡捕包圍蘇聯領事館事件。這一系列事件，引起中蘇關係的急劇惡化。
李大釗等人被捕的消息，引起全國震動。各界人士紛紛奔走營救。北京25所高校校長，楊度、梁士詒、司法總長羅文乾等要求將該案件移交法庭辦理。京津各地報紙相繼呼籲，「黨獄」萬不可興。
報，說李大釗是「赤黨禍根」，認為「巨魁不除，北京終久危險」。
李大釗在獄中受盡折磨，倍受嚴刑拷打，但他始終堅貞不屈，自稱為馬克思學說的崇信者，其他一切，概不知曉。他在《獄中自述》中寫道：「釗自束受書，即矢志於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4月27日，京師警察廳公佈，由安國軍總司令部、京畿衛戍總司令部、京師高等審判廳、京師警察廳組織軍事特別法庭審理此案。次日，即28日，就組織特別法庭，於上午在警察廳正式開審，審判仍取秘密方式，不准旁聽，亦無辯護人。法庭除軍警外，閑散人等一概禁止入內。下午1時許，審理完畢，經法庭合議結果，判定李大釗、路友於、莫同榮、范鴻劼、譚祖堯、鄧文輝等20人處以絞刑。
判決確定後，立即通知警察廳執行。執行地點，亦經商定在司法部后街之地方審判廳看守所執行，由警察雇汽車四輛，將李大釗等押送至行刑地點，自一時五十分起，至四時十分止，執行完畢。面對酷刑，李大釗始終神色不變，視死如歸，他第一個走上絞刑台。中國馬克思主義先驅李大釗同志就這樣壯烈捐軀，年僅38歲。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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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1927年南昌起義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誕生。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黨的領導下，以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為己任，為黨、國家和人民立下了豐功偉績。人民軍隊從誕生之日起，就堅定地站在黨的旗幟下，由此形成了一整套優良傳統和作風。回顧五任中央軍委主席的治軍舉措，無論是司令員對調還是百萬裁軍等，都凸顯了一個「嚴」字。嚴明的紀律是軍隊的生命，是軍隊戰鬥力的組成部分。軍委主席們的一系列治軍“大動作”，招招有效地保持了軍隊肌體的健康。
毛澤東對調八大司令員決不允許槍指揮黨
毛澤東為什麼一定要對十一大軍區中的八大軍區司令員進行對調呢？從我黨與軍隊的具體關係變化來看，我黨總體模式與思路是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但實際過程卻有些複雜。毛澤東曾說：「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允許槍指揮黨。但是有了槍確實又可以造黨，八路軍在華北就造了一個大黨。還可以造幹部，造學校，造文化，造民眾運動。延安的一切就是槍杆子造出來的。」
基於歷史經驗，建國以後，毛澤東始終對軍隊抓得很緊，特別關注直接領導者的動向。他一直兼著中央軍委主席，要求軍隊重大問題都要向他報告，甚至營、連的調動也要經過他批准。
1973年12月，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一開始，毛澤東就批評政治局和軍委。他說：「政治局要議政。軍委要議軍，不僅要議軍，還要議政。」又說，“政治局不議政，軍委不議軍，以後改了吧。你們不改，我就開會，到這裏來。我毫無辦法，無非是開政治局會，跟你們吹一吹，當面講。”
會場裏鴉雀無聲，氣氛有些緊張。毛澤東緩和了一下語氣，轉換了話題。他說：「我考慮了很久，大軍區司令員還是調一調好。」他面朝葉劍英：“你是贊成的，我贊成你的意見。我代表你說話。我先找了總理、王洪文兩位同志，他們也贊成。”
毛澤東建議在座的政治局委員們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唱完歌，他接著談：「一個人在一個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這是講各大軍區司令員。他說他已經考慮了好久，認為一個人在一個地方坐鎮，一呆就是20年，會出現消極因素。
鄧小平決策「百萬大裁軍」 兵貴精而不在多
新中國成立後，由於帝國主義對我國採取敵視政策，國際形勢變幻莫測，我國一直保持著比較龐大的常備軍，軍隊「人頭費」佔去了有限軍費的大部分。進入八十年代，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鄧小平審時度勢，對國際戰略格局、戰爭與和平的發展態勢作了精闢的分析，提出了軍隊建設指導思想要實行戰略性轉變的問題。
1985年5月23號到6月6號，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他說，我們要充分利用大仗一時打不起來這段和平時間，放膽地一心一意地來搞我們的四個現代化建設。就在這次會議上，制定了軍隊改革體制、精簡方案。鄧小平宣佈，中國政府決定，中國人民解放軍減少員額100萬，軍隊減到300萬。
鄧小平對在座的將軍們說：我們下這樣大的決心，把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員額減少一百萬，這是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現。它表明，擁有十億人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願意並且用自己實際行動對維護世界和平作出貢獻。
1986年開始的大裁減、大合併，也觸及到了人民解放軍的主力部隊。一批在戰爭年代組建、功勛卓著的軍、師、團建制部隊，在這次裁軍中被撤銷建制，從人民解放軍的戰鬥序列中消失。統帥機關忍痛割愛，所屬官兵公而忘私，做出了自我犧牲。人民解放軍在精簡員額的同時，精簡了機構，減少了層次，大軍區由八個減少為七個；新組建了陸軍航空兵，並把陸軍和其他特種兵部隊統一整編為陸軍集團軍，提高了諸兵種合成的整體作戰能力。到1987年，全軍的體制改革，百萬大裁軍基本完成。
江澤民禁止軍隊經商避免軍隊的注意力偏離國防
江澤民自在1989年的十三屆五中全會上被任命為中央軍委主席以來，一直把「是否能打得贏、不變質」作為軍隊建設的核心。在任期內推動了裁軍70萬、禁止軍隊經商、成立總裝備部等一系列重大措施。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軍隊參與了一些商業活動。起初目的比較單純，主要是補充預算撥款的缺額，但後來軍方的商業利益快速膨脹，發展成一個巨大的網路。
軍隊經商屬不良現象，會使軍隊的注意力偏離國防。說輕一些，軍隊辦企業至少代表一種可能滋生腐敗的利益衝突；說重一點，這很可能腐蝕軍隊保衛國家的意志。
1998年7月，在人民解放軍和武裝警察部隊高級幹部的聯席會議上，江澤民以中央軍委主席的身份作出了決定。他正式宣佈：「軍隊和武警部隊對所屬單位辦的各種經營性公司，必須認真進行清理，今後一律不得繼續從事經商活動。」江澤民還進一步要求軍隊為社會樹立榜樣。
江澤民講話之後，時任總參謀長傅全有號召「每個單位和每個幹部無條件地執行江主席的新命令」。江澤民對時任副總參謀長和軍事情報領導人熊光楷將軍說：“受腐敗威脅的軍隊不可能最有效地保衛國家。”
胡錦濤審計軍隊領導幹部 推動制度化的軍隊反腐倡廉建設
胡錦濤自2005年接任中央軍委主席後，提出了一系列富有鮮明時代特徵的治軍方略，與毛澤東軍事思想、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江澤民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科學回答了在世界戰略格局發生深刻變化、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條件下推動國防和軍隊建設科學發展、全面履行新世紀新階段我軍歷史使命的重大課題。胡錦濤主張「依法治軍從嚴治軍」，推動制度化的軍隊反腐倡廉建設，以保持軍隊黨組織和幹部隊伍的純潔性。
經胡錦濤主席批准，中央軍委批轉了《關於進一步加強軍隊領導幹部經濟責任審計工作的意見》，這對於落實從嚴治軍要求、推動依法管家理財、提高經費物資保障效益、強化幹部監督管理、促進黨風廉政建設具有重要意義。《意見》首次提出把審計評價結果作為幹部考核評價、調整使用的重要依據。對履行經濟責任好、業績突出的領導幹部，同等條件下可優先提升使用；對履行經濟責任較好的領導幹部，幹部考核評價等次不能為優秀；對履行經濟責任一般、財經管控不力的領導幹部，要進行誡勉談話，並視情調整工作崗位；對履行經濟責任差、有經濟問題的領導幹部，應免除其現任職務，並追究相關責任。對履行經濟責任一般以下的領導幹部，不得確定為後備幹部。
習近平論軍隊建設：依法治軍從嚴治軍
2013年2月4日，習近平在視察蘭州軍區時指出「要著力加強作風紀律建設，抓好依法治軍、從嚴治軍方針落實。要堅持和發揚艱苦奮鬥精神，使厲行節約、反對浪費在部隊蔚然成風。要嚴肅各項紀律，確保政令軍令暢通。」2013年11月28日，習近平在視察濟南軍區部隊時又強調“要注重從制度機制上解決問題，樹立制度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實現抓作風建設制度化、常態化。要著力糾治發生在士兵身邊的不正之風，切實把基層風氣搞端正，推動基層建設全面進步、全面過硬。”
習主席強調要牢記依法治軍、從嚴治軍是強軍之基，必須保持嚴明的作風和鐵的紀律，確保部隊高度集中統一和安全穩定。這一重要指示把依法治軍、從嚴治軍擺到了更加突出的戰略位置，反映了軍隊建設的內在規律。基層是部隊建設的主體，必須進一步加大依法治軍、從嚴治軍力度，為實現強軍目標提供堅實可靠的基礎和保證。依法治軍、從嚴治軍對於建設強大軍隊有著極端重要性。依法治軍、從嚴治軍被擺到了更加突出的戰略位置。這一重要指示必將有力推動全軍深入貫徹落實依法治軍、從嚴治軍方針，保證軍隊建設沿著法治化軌道持續穩步向前發展。
本文摘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